知青赤腳醫生孫立哲和他的團隊與陝北人民一起創造了人類醫療史上的奇蹟!_風聞
忠魂-你的姓名无人知晓,你的功绩与世长存2020-07-04 12:45
靳之林 2020-07-04 來源:摘自《赤腳醫生往事》
摘自《赤腳醫生往事》 靳之林編撰
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
上篇
五、其實他挑戰的是一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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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赤腳醫生孫立哲和他的團隊與陝北人民一起創造了人類醫療史上的奇蹟!
立哲對那個時候價值的產生總結了三條:
第一,為人民服務;
第二,在為人民服務過程中創造專業價值,按照人民的要求構建自己的能力;
第三,自己製藥,自力更生,少花錢、不花錢也能有病治病,無病防病。
直至今日,孫立哲都認為當時那個自己參與其中的醫療體系是很出色的。
最驚心動魄的是那一天,七八個小夥子抬進來一個血淋淋的女娃,鐵鍬把兒從肛門杵到肚子裏,又穿透腹壁出來。原來,她們修水利挖溝渠,鐵鍬豎在溝下面,收工時天已經黑了,女娃往下一跳,把人穿成了“穿糖葫蘆”。拉到我們那兒打開一看,腸子都爛了,肚子裏一汪血,好多組織都壞死了。當時救還是不救,取決於一個價值判斷就是還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媽就不讓救了。立哲説,救!他把患者的腹部切開,注意到患者的子宮和一側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側壞的卵巢切了,保留了這一側。然後他指揮那幾個小夥子,前面三個人,後面三個人,“一二三,拔!”硬給拔出來,同時雙手一摁,止血消毒縫針。許多年後立哲回延川,一個婦女攔住他,讓她身後的三個孩子叫“大”。她就是當年被救的那個姑娘,出事那年只有17歲。
我前面提到的、親眼看到的立哲做的第一例手術,是他為患病16年的大娘謝桂花切除甲狀腺瘤。這位患者是被大醫院認為沒有治療意義而推出來的,當時病人步行40多里路來到醫療站,一見立哲就哭,説她跑遍了各大醫院,要麼不給治,要麼説治不好,要麼要天價。她把立哲當成了最後的希望。立哲的理念是:只要有生存的可能,就不要放棄。甲狀腺腫瘤摘除手術是立哲和他的助手們在關家莊合作醫療站手術室裏完成的,當時我觀看了這例手術的全過程。
這時立哲和他們的醫療站已經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傳染病治好了,各種怪病治好了,這麼大的瘤也給治好了,又不要錢。這個時候就存在一個北京幹部的表態。陝北和其他地區知青下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1970年初周恩來總理召開了延安北京知識青年的座談會,接着首批北京幹部600餘人於1970年5月24日到達延安,共1248名北京幹部一直在延安地區工作到1973年6月以後,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為作為農村一線的赤腳醫生既沒有執照也沒有設備,更沒有隊伍,正好給那些説立哲拿人做實驗或者非法行醫的人授以口實。他後來的壓力其實來自於正規的醫療機構,開始是公社醫院後來是地方醫院,從縣醫院一直到省醫院。
立哲的行醫得到北京幹部的認可,是在1971年秋天村支書高鳳劉的婆姨高鳳清胃穿孔那次。高風劉的弟弟在幾個月以前剛剛得了腸梗阻,因為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死在送醫的路上。當時病人的情況非常危險,胃穿孔併發急腹症,疼痛性休克,30多里山路,要翻山要過河,病人怎麼扛得住這樣的長途顛簸?全村都在議論,母親死活都要叫孫立哲治,“治好治歹都行,不能往公社送,不能再死路上了。”支部書記蹲着抽煙一言不發,最後他説小孫你給治吧,死了不怨你。立哲雖然沒做過胃穿孔,但在醫院見過胃穿孔修補術,之前也獨自動過闌尾手術,還無數次練過手術操作流程,當時心一橫,收下了病人。
這是立哲做的第一例大手術。這個手術對他來説相對有難度,因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當時只會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會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窯洞外面圍滿了鄉親們,緊張地等待着、議論着:“小災小病好治,這麼大動刀剪的能行嗎?”腹腔打開了,胃切開後,和事先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活體組織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樣,病人的腸子先鼓出來,就得趕緊往裏面壓,同時一點點捋着找胃在什麼地方,最後終於在胃小彎處找到了穿孔,趕緊縫上,又做了清創術,病人血壓、脈搏、呼吸都正常,僅用了兩個小時,手術成功了。
這是一次巨大的挑戰,一次不能退縮、不能選擇的挑戰。無論退縮或者失敗,都將是職業生涯的終止。這也是立哲當赤腳醫生的一次重大轉折,他被當作“知青典型”就是從這個手術開始的。
從此,孫立哲“能行”的美名傳出關家莊,外村病患也來找他,無論走路、吃飯、勞動,身邊總是圍着人,半夜也有病人家屬敲門。遠道來尋醫的病人就住在村裏,幾乎每個社員家裏都有借住的病人。
還有一個手術,至今很多跟立哲在一起的赤腳醫生和關家莊的老鄉還經常提起,儘管那個當年被他救治的病人早已不在人世,但是他的身體裏曾經流過立哲的血。那個病人當時對立哲説,隊長總説我不受苦(陝北方言,不好好勞動的意思),你看看我這肚子,給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幹活。立智用手一摸硬梆梆的,應該是長了東西,但心裏面也沒有底。結果打開以後確診是腎上腺癌,當時失血過多,生命垂危。怎麼辦?立哲想也沒想就到旁邊窯洞拿了一個輸液器,抽自己的血準備給病人輸,李貴芝看到一下子就哭出來,説:抽我的。後來蒲冶青也抽了。那個手術也是很難做的,結果病人回去以後又勞動了半年最後還是死了,因為病太嚴重了。可是他把氣爭回來了,“我確實有病,確實開刀了,我不是偷懶”。
“神醫”的傳説把醫療站前變成了大集市,每日裏人山人海。最火的時候,五台手術同時進行,流水作業。五張牀上五個老鄉依次擺好體位,依次消毒、麻醉、切開,然後由立哲依次實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後由助手依次縫合。忙,讓他練出了少睡覺的本事,每晚也就兩三個小時的睡眠。白天出診,晚上上山背石頭蓋窯洞醫院,夜深點着油燈看書。那時候他想出一個休息的辦法,出診時,一根繩子拴在他和同行者的手腕上,人家走在前面,他可以閉着眼後面跟着走。
到了1973年冬,因為工作量太大了,立哲不得不辦起赤腳醫生大學,招收本地青年,學習期限三個月,共辦了三期,其效果兑現了老鄉的訴求:“一個“觀音’不夠使哩”,100多名土生土長的赤腳醫生滿足了老鄉對“千手觀音”的期盼。立哲認為赤腳醫生的生源必須來自本地,其益處很明顯:一、土生土長的他不存在留得住留不住的問題,即紮根問題;二、他就是熟人社會中的一分子,不存在熟悉人脈、建立人脈的難題;三、解決了就業。立哲給赤腳醫生上課,照仿《農村醫療手冊》體例,從問題入手講如何診治,讓每個病例達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效果。笠年,他們的衞生站被命名為“合作醫療總站”。
立哲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參與政治,可是政治卻找上他了。立哲從不推走病人,從公社衞生院到縣醫院推出來的被認為患了不治之症或被認為已經沒有治療意義的病人他都接治,這惹惱了從公社衞生院到縣醫院和地區級醫院。可立哲從來不管這些,他就是一門心思地給老百姓看病。赤腳醫生們像社員一樣只掙工分,那時更沒有什麼“紅包”、“外快”,他們不拿羣眾一針一線的作風,令要吃要喝要錢的“緊病慢醫生”們深感壓力,特別是關家莊合作醫療總站的建立,不但有效地抑制了騙錢的巫醫、遊醫的市場,也衝擊了公社衞生院的醫療體系,挑戰了它的至尊地位。其實他挑戰的是一種制度。
政府終於直接干預了。領導把村書記樊富貴叫到公社,通知他禁止孫立哲再治病。老樊家婆姨生了十來個娃娃,生病死了好幾個,自己的牙又是立哲拔的。一聽就不幹了,這是什麼王法?那麼多巫醫神漢治不了病光坑錢你們不管,能治好病的你們不讓治?!組織上定的“硬槓槓”政策沒靈,反倒惹了眾怒。的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貧困農民哪管有照無照,他們用腳投票、選擇治療有效的醫生。
在沒經過核實的情況下,公社衞生院用關、卡、壓的辦法禁止立哲行醫,禁止老鄉去關家莊醫療站看病,説他行醫沒執照,是黑醫、巫醫、坑人的假醫生。他們不給關家莊藥品,醫療總站開的方子不給藥,甚至責成大隊扣立哲的工分。沒辦法,立哲對前來看病的人説,你們以後不要來了,上頭不叫看了。不料老鄉聞聽此話,竟一傳十、十傳百,求醫者更多。他們恐怕以後真有病無處醫了,所以拼命也要趕最後一班車。
縣衞生局長聽説了老鄉蜂擁而至關家莊合作醫療總站的信息。一天,他沒打招呼,突然來到醫療站,當時立哲正在用針麻做甲狀腺瘤摘除術。老鄉們見衞生局長來了,便自動站崗,立哲也在窯洞裏把門頂上,怕手術被幹擾。局長進不來,便和外面的老鄉聊天。老鄉向局長告狀,説公社衞生院如何欺負貧下中農,立哲對待社員怎麼好,有老鄉竟當場聲淚俱下。局長聽後自言自語:“這和傳説的完全不一樣啊!”40分鐘後,手術做完了,局長走進窯洞,看着手術盤中的甲狀腺瘤和病人逐漸有了血色的臉,説:“看來不是謠傳的那樣,不應該對你們關、卡、壓。”
一根銀針,一把草藥,甚至民間土法土方,幾乎沒有什麼成本,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係更像是鄉間淳樸的親戚宗族關係。
那時候,立哲他們經常提起的感人場面多極了。有一次做子宮瘤切除手術,赤腳醫生們在坑上搭一個手術牀,手術牀上懸一個布單子,防灰塵用的。他們把手泡完之後,病人家屬説你們這水還用不用了?以為他要幫忙把水倒出去呢,就説“不用了”,結果他學着赤腳醫生們把手泡進去了,説:“有用的時候我幫下忙嘛。”那台手術做了差不多七八個小時,出汗了有人在旁邊給擦擦,有時打開口罩往嘴裏塞點飯。縫到最後一針立哲快虛脱了,怎麼都鈎不上,嘴裏忍不住叨嘮着“這一針太難縫了”。病人半醒着,接了話:“我口袋裏有個頂針呢。”
一位視神經母細胞瘤的病人的家屬曾直接跟立哲説,為什麼我們在半夜三更來找你,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孩子凶多吉少,沒有哪個大夫願意讓病人死在自己手裏,那是砸脾子的事。這個手術要是下不來,我們馬上就走,不會給你留下不好的名譽。
立哲對那個時候價值的產生總結了三條:第一,為人民服務;第二,在為人民服務過程中創造專業價值,按照人民的要求構建自己的能力;第三,自己製藥,自力更生,少花錢、不花錢也能有病治病,無病防病。直至今日,孫立哲都認為當時那個自己參與其中的醫療體系是很出色的。
“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麼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蹟啊!”20世紀70年代末,世界衞生組織高級官員到中國農村實地考察,把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衞生經費的惟一典範”。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至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衞生水平提供了樣板。直至今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個被充分肯定的名詞。
今天,“赤腳醫生”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是,立哲他們在田間地頭揹着的那個深棕色的藥箱,他們拉着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卻成了人們對於那個年代的一段温暖記憶。
摘自
《赤腳醫生往事》靳之林編撰
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