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歷史上的作用 ——答維·卡拉拉辛格哈姆_風聞

托洛茨基在歷史上的作用——答維·卡拉拉辛格哈姆

納·桑穆加塔桑

1967年6月6日，毛澤東與來訪的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桑穆加塔桑交談。

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在八月二十二日《每日新聞》上發表的文章對托洛茨基在歷史上的作用作了拙劣的曲解，我不能不予以批駁。

雖然，在文章的開頭，他承認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次於偉大的列寧，但有些地方，他甚至試圖暗示列寧曾在托洛茨基門下學習理論。這是對事實的完全歪曲，甚至那些只要知道一點點十月革命歷史的人，也都能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就算是冒牌的知識分子也要遵守這樣的一句格言：事實是神聖的，評論可以自由。所以，我要舉出一些同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的分析是完全相反的事實。

十月革命是由列寧所締造和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發動的。列寧在黨內的主要副手是斯大林，不是托洛茨基。事實上，托洛茨基僅僅在十月革命前兩個月才參加布爾什維克黨。

我先列舉一些事實來證明我的看法。然後再談理論方面的問題。

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二年一月舉行的布拉格代表會議上同孟什維克派決裂，並自己組成一個獨立的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包括列寧、斯大林、奧爾忠尼啓則、斯維爾德洛夫、斯泮達梁等人。為了領導俄國國內的革命工作，成立了一個以斯大林為首的叫做中央委員會俄國局的實際中心。

這個事實表明了黨對斯大林的卓越的組織才能是認識和了解的。當列寧主要是從國外來領導運動時，是斯大林在俄國國內把地下黨建立起來的。為什麼西方的新聞記者對斯大林沒有像對列寧、托洛茨基及其他流放在歐洲的俄國人那麼熟悉，這是原因之一。

不用説，那時候托洛茨基並沒有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一起。事實上，在同年八月托洛茨基將一切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集團和派別糾合在一塊，組成了所謂的“八月聯盟”。就是在這個時候，列寧將他叫“猶大什克·托洛茨基”。

緊接着推翻沙皇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斯大林是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回來的第一人。列寧於四月回來，並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四月綱領”，斯大林馬上就對這一提綱表示支持。

後來，托洛茨基才從美洲回來。最初，他企圖自己成立一個組織，但失敗了。只是在他認識到全國都團結在布爾什維克周圍的時候，他才決定跟布爾什維克走。他承認了過去的錯誤和布爾什維克政策的正確，並要求參加黨。列寧也要團結一切力量來勝利地進行革命。

這樣，曾經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反對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托洛茨基，在放棄他先前的觀點之後，就進到布爾什維克黨內來了。

這是發生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在彼得格勒召開的布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事情。列寧當時正隱蔽在芬蘭，所以沒有能夠出席這次代表大會。他從那裏給大會以指導。正是斯大林在大會上作了主要報吿，並同斯維爾德洛夫、莫洛托夫、奧爾忠尼啓則等人一起領導了大會。

在這裏必須注意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再次被選進黨的中央委員會，這次會議還通過了列寧的“四月提綱”。他還被選進了當時第一次成立的政治局，被選為中央委員會的三個書記之一，並被委任為黨報《真理報》的編輯之一。

就是在這一次的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大會上接納了托洛茨基為黨員，這次大會還決定了要奪取政權。關於這次代表大會，有兩點必須注意。

第一，正是斯大林在這次大會上建議（顯然是得到了列寧的同意）接納托洛茨基和“區聯派”入黨的。這個集團曾經動搖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現在它宣佈無保留地接受布爾什維克的綱領和政策，並要求入黨。

第二，也是斯大林在會上提出了奪取政權的決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此人後來變成了一個狂熱的托洛茨基分子）則提出了一個修正案，説只有當西歐有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時，才能把俄國引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當時托洛茨基不在，因而沒有支持這個修正案。

這是後來發生的關於能否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爭論的先聲。但是在這次大會上，並沒有就這一問題展開徹底的辯論。斯大林用下列的話答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很有可能，正是俄國會成為開闢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必須拋棄認為只有歐洲才能給我們指示道路的陳腐觀念。有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也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是主張後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的決議以絕大多數通過。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決定進行武裝起義。列寧已經在十月七日秘密回到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對列寧的決議提出修正案，但被否決了。

十月十六日召開了一次黨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選出一個以斯大林為首的領導起義的黨總部。黨總部是彼得格勒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它是進行合法活動的起義總部）的領導核心，它實際上領導了整個起義。

這些事實並不是人人皆知的，因而使得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能夠全部否定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在十月革命中起了僅次於列寧作用的人，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

這就是為什麼在一九二二年，當列寧中彈受傷卧病的時候，斯大林被選為布爾什維克黨總書記——那時列寧還在世——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列寧逝世後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雖然有了列寧對斯大林所作的事後批評，斯大林仍再度當選，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對票的原因。甚至在托洛茨基分子大吹大擂的所謂列寧的遺囑裏，列寧只是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稱為“目前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卓越的領導人”。列寧從來沒有將托洛茨基放在高於斯大林的地位。

事實既然如此，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説托洛茨基是“黨的主要發言人”的這種厚顏無恥的説法只能是出於愚眛無知。就算撒謊也應該有個限度嘛。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文章裏在理論方面的歪曲。他要我們相信當時的主要爭論是，能夠走向社會主義的是先進國家還是落後國家，還要我們相信甚至列寧也對托洛茨基的觀點感到驚異，後來就接受了它。

這是明顯的無稽之談，還要花時間來駁斥它，可真是倒黴。

那時候在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真正的爭論是關於革命的階段問題。列寧以前的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在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無產階級領導的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存在着一個相當長的間隔時期。他們設想有一個資本主義“合法”發展的時期，在這時期中無產階級將發展為人口中的大多數。

正是列寧最先指出，因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俄國那樣的國家中的爆發已經推遲，在那裏，高度集中的工人階級已經在封建的胚胎中成長起來了，所以就無需在兩個革命中間樹立一道萬里長城；只要不讓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落到不堅定的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果敢地領導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有可能在儘可能短的期間內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換句話説，在沒有否認兩個革命不同性質的情況下，列寧首次提出這樣的理論，即在當時俄國的環境下，兩個革命實際上是同一個革命的兩個階段。

這就是他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在他的著名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所説的話：“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並麻痹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分子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九卷中譯本第八五頁。一譯註）

所以，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就得出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勝利的看法。他用不着請教托洛茨基。正是列寧寫出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本不朽的著作，列寧在這一著作中分析了作為全球性力量而出現的帝國主義。從這裏他得出帝國主義的鎖鏈是可以從它最薄弱的環節擊破的論斷。

列寧也曾經提出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理論。這是他在一九一五年一篇題為《論歐洲聯邦口號》的文章裏所説的話：“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畫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中譯本第三二一頁。一譯註）

列寧於一九一六年，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説:“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中譯本第七五頁。一譯註）

事實並不像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要我們相信的那樣，列寧並不是在十月革命前夕突然間從托洛茨基那裏學到這些論點的。

最好笑的是，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的文章和本地參加無線電廣播小組討論會的托洛茨基分子們，竭盡全力迴避討論與托洛茨基有關的主要爭論問題，即能否在單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因為，如卡拉拉辛格哈姆先 生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將落後俄國的無產階級國家的存亡問題同先進國家工人革命鬥爭的勝利聯繫在一起。或者，像托洛茨基所大言不慚地宣稱那樣，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拯救俄國的革命。

這裏，托洛茨基已被證明是大錯特錯了。斯大林證明了能夠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並且當法西斯侵略蘇聯的時候，在史無前例的最野蠻進攻面前捍衞了社會主義。難怪托洛茨基分子今天在這個問題即當時的主要爭論問題上放低了調子。

我們已經指出，這個爭論的由來，要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裏。緊接十月革命之後，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就存在着三個固定的派別。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是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他們都是列寧的擁護者。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李可夫成立了一個集團，該集團的政策同孟什維克的政策沒有區別。而布哈林、拉狄克和施里亞普尼可夫領導着一個“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托洛茨基則搖擺於各集團之間。

在以斯大林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一方同托洛茨基及其黨羽之間為一方的大辯論，大約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即列寧逝世前一個月開始，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時結束的。爭論的中心環繞着能否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

讓我們援引一些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關於這個重大問題的看法。托洛茨基在寫《一九〇五年》這本書的時候，對這一問題是這樣説的：“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變到十月罷工這一期間，本書作者對於俄國革命發展的性質形成了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那些觀點。這個奇妙的名稱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直接擺在俄國革命面前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當前的資產階級任務。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又不能以革命的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為了保證自己的勝利，還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形下，它不僅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眾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以上這一段話見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為《一九〇五年》一書所寫的《序言》，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賂》一文中援引這一段話並加以駁斥，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譯本第三一七—三一八頁——譯註）

斯大林站在列寧主義立場上，作如下的答覆：

“列寧説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茨基卻説‘無產階級先鋒隊’會和‘廣大農民羣眾’發生‘敵對的衝突’。”

“列寧説無產階級領導被剝削的勞動羣眾。而托洛茨基卻説‘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有矛盾’”。

“列寧認為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中間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則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國際革命竟來遲了，那又怎麼辦呢？我國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認為沒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為‘……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按照這個計劃看來，我國革命只有一個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連根腐爛。”

“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依靠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眾的聯盟來‘徹底推翻資本’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

“在托洛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廣大農民羣眾，發生‘敵對的衝突’而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設法解決‘矛盾’的政權。”

“這個‘不斷革命’論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維克主義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實質上是毫無區別的。”

（以上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譯本第三一八一三一九頁。——譯註）

上文已經援引了列寧關於有可能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論點。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就是立足於這些論點上，採取果敢的決定，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只有果敢的人才能採取這樣果敢的決定，而歷史已經證明了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今天，關於在一國內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純然是一個學究式的問題了一一隻有那些沒有其他消遣的知識分子才會去辯論這個問題。斯大林在很久以前就向全世界證明了能夠這樣做。但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人們甚至俄國國內的人民對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淸楚的。許多人懷疑：能夠這樣做嗎？這就是當時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社會基礎。但是今天托洛茨基關於一國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已經死寂無聲。托洛茨基主義本身也已經從工人階級運動內部的一種錯誤的思潮轉變為一種公開的反革命哲學。

有些資產階級和托洛茨基派的作者捏造這樣的謊言，説斯大林是一個十足的官僚和暴君，不讓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一個進行公平辯論的機會。這純粹是捏造。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一個手上握有這麼大權力的領導人對他的反對者表現出這麼大的容忍，像斯大林對托洛茨基那樣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

這些討論在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內部曾無休止地繼續了多年。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擊敗了。但他不認輸。對他的最後的毀滅性打擊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布爾什維克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前夕，當時在全黨進行了一次民主投票，以確定每個黨員的個人立場。七十二萬四千名黨員投票支持以斯大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政策。四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的黨員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

如果托洛茨基要的是民主的辯論和決定，他已經完完全全得到了這些東西。但是，值到那時他還不承認失敗或放棄他的派系鬥爭。就在那一年的國慶節，即十月革命的十週年，托洛茨基和他的黨羽還企圖搞一次對立的示威遊行，但又遭到了悲慘的失敗。

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於是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稍後，托洛茨基被放逐到蘇聯的一個邊疆共和國去，但仍讓他享有完全的自由，只是下令他停止反黨和反對國家的活動。但由於他再次食言。一年後，就將他驅逐出蘇聯。

他在流放中的活動，他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怎樣被當作一個來訪問的國王來接待，他怎樣成為國際反蘇活動的中心，誰支付大筆金錢供給他的許多鋪張的活動，最後他怎樣定居在墨西哥的一所防衞森嚴的城堡裏，並被他的女秘書的情人由於爭風吃醋而把他殺死——這些都是另一樁故事了。

還要談一兩句關於所謂恐怖統治。列寧寫道：“如果革命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的話，那時我們將用雅各賓的方法，或者，如果你們喜歡的話，用古羅馬庶民的方法來同沙皇主義算帳。”列寧還援引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在著名的《新萊茵報》上所説的話:“法國的恐怖不過是同資產階級的敵人：專制主義、封建主義和市儈主義算帳的一種（古羅馬）庶民的方法而已。”

近一點來説，毛澤東同志曾經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温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許多人也忘記了，在十月革命後，用以對付反革命的最初的秘密警察力量——非常委員會，即契卡——是由列寧在沒有通過正常的法律手續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隨後發生的事情就被資產階級分子描寫為赤色恐怖。

那時候沒有人反對，甚至托洛茨基也沒有。事實上，直至一九二四年，當時托洛茨基和他的黨羽都是“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從來沒有擔心過他們的前途，他們從來沒有埋怨過這“官僚機構”。

關於所謂清洗事件本身，我只能引用一下W·杜蘭第的話：“我不能忘記一位處於高位然而憂心忡忡的法國人最近在華盛頓和我討論清洗問題時所説的話。他説：‘是的，那一定是很可怕的，如你所説的，像發狂那樣。但是，不要忘記，在俄國他們把第五縱隊分子槍斃了，而在法國，我們卻讓他們當上了內閣的部長。今天以及在赤色戰線上，兩種結果你都可以看見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          

（原載錫共《紅旗》雜誌一九六九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