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所認識的斯蒂格利茨與“美國真相”_風聞

來源：北大國發院  2020-7-5

題記：2020年7月3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分別演講並精彩對話，本文根據林毅夫教授的演講整理。

很榮幸能在2001年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美國真相：民眾、政府和市場勢力的失衡與再平衡》新書發佈會上和他同台分享和對話。

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曾是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算是我的前任，他是1997年開始擔任此職，我是2008年。他對我的影響不僅是世界銀行工作中的前任，從某種角度來講，我還是他的私淑弟子。他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對信息不對稱理論的研究，這個理論對我大學寫博士論文及後來的工作都有很多影響。

1992年，我根據博士論文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文章，研究農村的生產隊用工分製為什麼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就是受他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啓發。還有1990年我在美國《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論文，討論在人民公社、農村合作化過程中，如果剝奪了農民的退社權就會抑制農民的積極性，也是受他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啓發。

1993年我在北京大學創辦國發院的前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雖然斯蒂格利茨教授是諾貝爾獎級的經濟學家，地位非常高，但是我每次請他到北大來演講，或是請他對我的新書寫評論，他都有求必應，而且從不計酬。

利用今天這個機會，我首先想感謝斯蒂格利茨教授對我學習和工作上的幫助。

今天的分享，我主要談三個方面，一是我所認識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二是為什麼他對美國社會的分析鞭辟入裏，但開出的藥方未必被接受？三是《美國真相》這本書對中國有什麼啓發。

我所認識的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書中的前言裏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談得非常精彩，對他的學習、人生追求已經有非常多的描述。我想基於我過去30多年跟他個人的交往談談我所觀察到的斯蒂格利茨教授。

我覺得他特別像中國所推崇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而且他相信學習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1979年，他在三十六歲拿到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這個獎是給在40歲之前對經濟學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的最高獎項，得此獎者一般都最有資格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的理論貢獻非常傑出，大家知道他一定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不滿足於書齋裏的成就。

1995-1997年，他先是出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然後擔任該委員會主席，親身參與克林頓總統時期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1997-2000年他又進入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承擔這些工作都是為了把他在經濟學理論方面的認識應用到政策實踐中去。2000年離開世行後，他又風塵僕僕地在非洲、中國甚至世界各地向政府、社會提供政策建議，以不懈的努力，推動社會和整個世界的進步。

與此同時，斯蒂格利茨教授筆耕不輟。他的履歷有135頁，出版數十本著作，撰寫文章幾百篇。僅僅2010-2020年這11年間，他出版了11本專著，談的都是當前美國和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比如2010年出版《斯蒂格利茨報告：後危機時代的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同年還出版了《自由市場的墜落：美國、自由市場，以及全球經濟的沉沒》。2019年出版《超越GDP》，同年還出版了《人民、權力與利潤》，近日被翻譯為中文引進到國內，也就是今天討論的這本《美國真相》。這些著述談論的也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向世界提供他的真知灼見，以知識的力量改變世界。

斯蒂格利茨教授還是特別有道德、有勇氣的經濟學家。《孟子•公孫丑上》裏講“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就是這樣的人。

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暴發，當時新自由主義盛行，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都遵循新自由主義政策，推行“華盛頓共識”方向的改革。但斯蒂格利茨教授當時就站出來公開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政策主張，讚揚馬來西亞馬哈蒂爾總理對資本管控以穩定金融和經濟的辦法。這一舉動違背了當時的新自由主義觀點，他也因此被迫提前從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職位上退下來。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美國和歐盟政府反而都遵循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觀點去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也正式採用他的政策建議，認為發展中國家有必要進行資本賬户管理，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資本賬户自由化。

另外，中國經濟這幾十年發展得非常好，但批評中國、認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觀點在美國屬於政治正確，不批評中國反倒不合時宜。然而在《美國真相》這本書以及他以前的著作和演講中，都高度讚揚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取得的成績。

美國會不會接受他的藥方？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書中對美國現在的經濟、社會、政策問題分析得鞭辟入裏，深入剖析了美國現在很多問題的根源。我個人希望美國政府採納他的建議，進行必要的改革，因為他提出的這些改革藥方對美國、中國甚至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比如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全球大流行傳染病，美國身為第一號強國應該協調全國、全世界的力量共同抗疫。除了傳染病之外，全球還有氣候變暖、金融危機等問題，都需要協調全世界各國的努力來克服。

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一號強國，天然應該是這一方面的領袖。問題是，如果美國內部的經濟問題不能解決，必然導致它不顧全球領導職責，只關心自己國內的問題，進而導致全球性危機無法得到有效協商應對。而且，如果美國內部的經濟、社會、政治矛盾重重，美國勢必沒有信心以真正公平競爭的方式面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就必然會像這幾年的中美關係一樣，不斷為自己內部的問題尋找替罪羔羊，並利用自身的科技、軍事霸權來抑制中國的發展，置公平競爭於不顧。

斯蒂格利茨教授開出的診斷和藥方非常到位，很遺憾的是，在美國真正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為美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被極少數的權貴階層綁架，表面上美國是一人一票，實際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書中所言是一美元一票，政治體制被權貴階層的利益綁架，貧富差距擴大、產業空心化、中產階級不斷縮小等問題會越來越嚴重，進而由內部矛盾衝突激化導致民粹主義抬頭。

特朗普就是利用藍領階級、中產階級因衰落而產生的民粹主義上台，上台後又為了自己的連任以及黨派利益向權貴階層政策傾斜，比如他推行的減税，受益最大的還是有錢人。

如書中所言，美國除非有一場革命，不然這些深層次的、結構性的問題難以解決。但即使有一場革命，美國至今還有1/3的人支持特朗普，加上美國的知識精英還有左右之分，像特朗普這樣的領導人上台的機會依然很大，政策上很可能只是新瓶裝舊藥，老問題繼續存在。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診斷和藥方，其實過去十幾年他反覆在談，但得不到落實。結果美國的問題越積累越大，對美國第一的焦慮感越來越重，面對全球性問題的爆發，美國選擇了放棄領導角色，甚至成為全球性協調的重要阻力，為國內的問題在外面尋找替罪羔羊，不斷甩鍋給中國。

《美國真相》對中國的啓發

我非常贊成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主張：我們應該追溯經濟發展的本質，以及發展的目的。

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是不斷創造新知識並運用到生產中，使生產率不斷提高。我非常同意他的判斷和主張。這個過程當中，通過市場競爭來激勵創新，並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同時還需要政府主動克服市場失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或提供各種合宜的制度安排，包括給走在技術前沿的產業提供基礎科研支持。

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讓所有人在發展過程中受益。政府和社會就不僅要對“鰥寡孤獨廢疾者”等弱勢羣體有所幫助，還要防止金融寡頭、科技寡頭對財富的壟斷。這就不僅需要有效的市場，還需要有為的政府，這也是這些年我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所主張的：“兩隻手”都要用。

美國自1776年建國後一直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重點是怎麼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對此，美國有兩派觀點，一派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倡政府要積極有為，另一派是托馬斯·傑斐遜為代表的“傑斐遜主義”，強調有限的政府，政府最好少管。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學者埃裏克·萊特納2007年的一段論述説，美國對政府的這兩種作用模式一直有爭論，但是美國重視實用主義，後來的解決辦法是“傑斐遜主義”主導話語權，鼓吹政府少管為好；“漢密爾頓主義”主導政策權，即遇到政策制定，美國政府又在絕大多數時候表現得非常積極有為。

這讓我想起1991年在匈牙利參加世行舉辦的東歐國家經濟轉型研討會，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同期參會，並在會上建議東歐、前蘇聯國家要按照美國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國説的去做。非常遺憾的是，東歐國家沒有按照他的建議，參照美國做的去做，而是隻聽信了美國説的去做。結果大家都知道，這些轉型經濟體經濟崩潰、危機不斷、發展停滯、貧富分化。

中國有一句話，叫“謊話講一千次，自己都會相信”。美國建國以後，“傑斐遜主義”主導話語權，“漢密爾頓主義”主導政策權，但是，由於美國不斷宣稱“傑斐遜主義”，後來自己也相信了，“里根主義”和現在的特朗普也都相信了自己的謊話。於是，美國在里根總統之後也推行了新自由主義，導致了《美國真相》這本書中所指出的收入分配的惡化、寡頭壟斷、政府被權貴利益集團綁架等問題。

中國比較幸運，在轉型的時候雖然也借鑑西方的理論，但在改革中一直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從而避免了新自由主義的弊端，得以在轉型過程中維持宏觀穩定，經濟快速發展。

當然，我們也還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發揮好的作用，也就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這兩隻手都要用。並且，我們確定發展的目的是要讓所有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美好，整體經濟、社會的發展都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

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能夠避免美國金融、科技寡頭壟斷綁架政治體制的問題，從而避免像美國這樣，作為頭號強國，被自身的內部問題困擾，放棄了應有的全球領導權和領導風範，無法為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甚至成為全球問題的製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