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的日本起源及對中國文化的災難性影響_風聞

在現代漢語中，“文明”、“文化”是兩個非常混亂的概念。較之於傳統的文言文時期，現代最大的問題是“文明”、“文化”標準和內涵的降級和貶值，即庸俗化、低俗化。也正是這種庸俗化、低俗化，造成了“文明”、“文化”的概念混亂，進而導致對當今世界格局產生錯誤的認知和判斷。

“文化是個框，什麼都可往裏裝”，這是學者對當下文化概念混亂的慨嘆。在現代“文化”已經失去了標準，失去了底線，什麼行為、什麼行當、什麼手藝，什麼習俗，都可以冠之以文化。唱戲的、説相聲的、雜耍的，在文言文時代被歸之於“下九流”，與文化無關，但是在現代卻一躍成為“文化”，而且是文化之明星。

文明的低俗化、庸俗化表現在國際上就是，任何國家和地區的風土人情，不問是非善惡，都統統稱之為“文明”。在文言文時期，中國是不會將“文明”二字輕許給中國之外的地區的，因為那裏往往是蠻夷之地，是缺乏文明的。

文明、文化的貶值和低俗化，有點類似於“同志”這個詞。“同志”與“同道”近義，“志”就是“志於道”，本來是個很高雅、小眾的詞。在宋朝那些知名的理學家、大儒，相互之間常用“同志”相稱。辛亥革命之後，革命家之間也互稱“同志”。解放後，“同志”一詞，開始從革命團體向整個社會普及，任何人都可以稱之為“同志”，不管他有沒有“志”，也不管他的“志”是否真的與自己相同。

正如“同志”的本意是共同立志求道、行道的人，是有這個很高的標準，很高尚的內涵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被稱作“同志”，“文明”、“文化”也是有很高的標準，不是什麼國家、什麼社會都有資格被稱為“文明”，不是什麼職業、什麼習俗被可被稱之為文化。

在文言文時代，判斷一個地區的風俗是否可稱之為“文明”的標準，判斷一種職業、行當是否可稱之為文化的標準，是非常明確的，兩者也是一致的。這個標準就是“義”，義利之辨的“義”。一地之風俗、一種行業，如果是講“義”的、重義輕利的，那麼就可以稱之為“文明”、“文化”；相反，如果不講“義”，重利而輕義，就不能稱之為“文明”、“文化”，而只能稱之為“蠻夷”、“小人”。

從內涵上來説，中文的白話文和文言文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字，較之於文言文，白話文更象是一種內涵不同的外文。中文和外文之間的轉換叫“翻譯”，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轉換也叫“翻譯”，這是非常正確的。正如中文與外文之間的差異，不僅僅在語法技術上，更主要的是在詞彙的實質內涵上，中文的白話文和文言文之間的差異，也並非僅在語法技術上，而更在詞彙的內涵上。

以“文明”、“文化”為例，在文言文語境中與在白話文語境中，其內涵是不同的。

在文言文語境中，“文明”、“文化”的重心都在“文”。“文”就是“文以載道”之“文”，是承載“道”的工具，因此“文明”、“文化”實質就是“道明”、“道化”。“道”與“義”、“理（禮）”、“義理”、“道義”是同義的。而“道”又是本於人心的，是人心的基本屬性，也是人心的思考結果，最終也是以這些思考結果為指導的外在行為的特徵。

宋明理學將“理”與“心”的關係歸結為：“心即理”、“性即理”，將“心”與“理”直接等同。因此，進一步可以説，“文明”、“文化”和核心在“心”，就是“心明”、“心化”。

《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正心”處於承上啓下的中樞地位：既是前四條內在心性修煉過程的終結，又是外在事功過程的開始。“正心”就是認識和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在做事時要遵循自己本然心性，這樣你的判斷和選擇就是符合“義”的、符合“道”的，就是合“理”的。“正心”就是“文明”、“文化”。

因此，在文言文時代，“文明”、“文化”的內涵和標準是非常明確的，也是唯一的，概括起來就是“道義”和“心性”。

但是，在白話文語境中，“文明”、“文化”的內涵與文言文絕然不同。白話文的“文明”、“文化”拋棄了文言文語境中的內涵和標準，拋棄了道義和心性的標準。一旦不再講“義”，不再講“心”，“文明”、“文化”的標準便大大降低，甚至變得沒有標準，沒有門檻了。任何沒有道義的逐利、逐物的風俗和行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給自己扣上“文明”、“文化”的高帽。中國之內，不再有“君子”、“小人”之分，所有的人都成為實質上的小人；世界之內，不再有“文明”和“蠻夷”之別，所有的國家都成為實質上的蠻夷。

文明的凋零，君子的隱退，是與白話文的出現同步發生的。而白話文則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部分，是從日本引入的。明治之後，日本奉行“脱亞入歐”，實質是“脱中入歐”，進行全盤西化。甲午慘敗之後，中國開始以日本為模板，也開始搞西化。只是日本的西化是“一手”的，中國的西化是以日本為中介的“二手”的。

甭管一手、二手，反正中國開始拋棄了此前“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初心，而開始仰慕原本被視作蠻夷的西方風俗了。

儘管此前日本已經受到中國文化1000多年的影響，但是對中國文化，日本並沒有學好、學透，因此，依然屬於蠻夷之列。中國之所以無法做到“一手”地西化，因為作為文明之邦，中國實在無法直接向蠻夷屈身。自古就有“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日本之所以可以進行直接的“一手”的西化，因為他們自身本來就是沒有“文化”的蠻夷，以蠻夷學蠻夷，自然沒有太多顧慮。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日本的感染下進行“二手”的西化，原因在於，日本的確因受到中國文化1000多年的影響，而擁有了“文化”的外表。或許，向有“文化”外衣的日本學習，比直接向純粹蠻夷的西方學習，更能讓中國心理上好受一些。

更重要的是，日語就是在中文的影響產生的，擁有中文的基礎和影子。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正是擁有着中文基礎的日語對大量的西方文獻進行了翻譯，這為中國人學習這些文獻提供了語言上的捷徑。

新文化運動中，之所以要急迫地從日本引入白話文，很現實的一個動力就是，為引入日本人所翻譯的西方經典提供方便。因為，這就導致白話文中，尤其是在學術文獻中，來自自語的中文詞彙佔比高達60%以上。“文明”、“文化”這兩個詞就包括其中。

由於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流於皮毛，當時的基本態度又是“脱中入歐”，因此當時日本人的翻譯，對待西文和中文就是不平等的，而是以西文為主導，讓中文（日語中的）屈從於西文。因此，更準確地説，這個過程不能叫“翻譯”，而只能叫“強姦”，用西文強姦中文。把西文的內涵，強行注入中文。經過這麼以翻譯，中文的內涵被改變了，徒有中文之表，其內涵成為西文的了。

隨着白話文的興起，這些大量的被強姦的中文詞彙便從日本流入中國，成為白話文的核心詞彙。因為，白話文從根本上來説，是一種被強姦的語言，被強行注入西方內涵的語言。只是這個強姦過程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日本。

中國的文字，其根本目的是“文以載道”，是傳達和承載道義的工具，是一種道義文字。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之所以對西方以蠻夷視之，根源就在西方風俗不講道義和心性，重利而輕義，輕心而重物。當白話文被強行西化後，使得其根本屬性發生變化，變得蠻夷化了，也向西方一樣，不講道義和心性了，而只講利了。

Civilization的詞根是 civil，意思是市民的、城市的，Civilization的原始意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Culture的詞根是Cult，意思是耕種、農業，Culture的原始意是農業化的生產方式。無論Civilization所指的城市化，還是Culture所指的農業化，都是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都是風俗的改變，而是這種新的習俗以利而主導的，而非義。用“文明”、“文化”本身標準而言，兩者都是屬於蠻夷之列、小人之列。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將Civilization、Culture與中文“文明”、“文化”對譯，顯然是錯誤的，是“義利”不分、“心物”不分的。這樣就導致了兩個後果，一個是對西方風俗的拔高，把本來屬於蠻夷的西方風俗拔高成“文明”、“文化”。另一個後果是對中國文化的貶低，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並列，甚至是還落後與西方的劣等品。

更準確的翻譯是，Civilization、Culture對應於中文的“風俗”、“習俗”，西方文明、文化並非文明、文化，而只是西方風俗、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