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毛澤東與百年中國思想淺論（三）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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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毛澤東與百年中國思想淺論（一）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毛澤東與百年中國思想淺論（二）

結論一：三大基因

在此，我們終於可以回答上面關於“標準正交基”的問題：“毛澤東之思想”的一組“標準正交基”到底是什麼呢？總結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一, “動”的世界觀與附屬在“動”上的“抵抗”的人生觀；二，對內：對精神力量的重視，包括思想、道德、意志等多方面；三，對外：對羣眾的信仰。有人也許要問：我分明看到了大量的毛重視實際、強調實踐、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的特點，為什麼不在這所謂的“三大基因”之中呢？回答是，這一點的確非常突出，足以構成“三大基因”之外的第四個元素，即“四，內外連接：重視實際，從客觀出發”。但考慮到“重視實際”本質上仍是在處理“主觀”與“客觀”這組世上最關鍵的矛盾關係，因此我們把它暫附屬在“精神力量”這部分之下，此舉無害其重要地位。

（百團大戰中的彭德懷）

以上的思維模式，在他的實踐中落實地全面而徹底，是他分析實際問題、處理實際事務的基本模式。這非常集中地貫徹在他戎馬倥傯的軍旅生涯中，學生時代他曾説“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無兵而非道也”（《講堂錄》），其後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的大量戰術操作和戰略部署，以及他凝結出的一系列軍事方面的理論思考，是值得後人認真體會的。不妨看看著名的《論持久戰》，此文是1938年夏季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演講稿。在分析中日兩國實力對比時，他注重從發展的趨勢上看問題：

“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瞭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鍊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

另外，《論持久戰》也運用“普遍聯繫”的觀點，充分考慮抗日戰爭中國際各方力量的因素：“正是世界各國或者已經遭遇戰爭或者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着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

回答“為什麼是持久戰”的問題時，毛的動態發展觀體現地相當突出，敵我雙方的“優點”“缺點”都是一個過程而非靜態狀態：

“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

我在此提請讀者注意，這段表述與毛澤東二十四歲時關於體育的想法是何其相似——

“蓋生而強者，濫用其強，不戒於種種嗜慾，……故至強者或終轉為至弱。至於弱者，則恆自閔其身之不全，……勤自鍛鍊，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變而為強矣。故生而強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誘我以致於強，未可知也。”

毛澤東也在《論持久戰》中也集中闡述了他對“唯武器論”的反駁，其思維仍然是遵循着羣眾中心（“天下之心”）的邏輯：

“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

戰爭要靠什麼取得勝利呢？毛認為“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

“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這是不是説明了毛相信“主觀精神”（在這裏是“士兵”和“老百姓”的主觀精神）具有極大力量呢？我想是的。這的確是典型的毛的“思考方式”——從眾人的“心”出發。

更進一步，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論斷：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而要實現這打退日本侵略者的“火陣”，關鍵在於“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鬥”，具體方法是“深入地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換句話説，決定抗戰勝利的根本，在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於政治方面而非軍事方面。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始終把軍民政治作為抗戰的生命線，把統一戰線作為抗戰的最高準則，這一點來自於井岡山時期的優良傳統，在不久後也將對全中國留下不可磨滅的光輝記憶。

總結來看，中日的力量對比，是我弱敵強，我大敵小，我進步敵退步；中國革命與抗日戰爭的客觀需要，是以游擊戰、運動戰為主要形式。毛澤東早期便已確立的動態觀，幾乎天然地適合這個這場戰爭的戰略需要。這一點，我們只需要回憶“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這一轉戰陝北時期毛澤東提出的著名口號，就能有生動切實的體會。很多學術性分析往往從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念、當時中國共產黨對人力資源與羣眾工作的高度重視，保存有生力量等角度來分析毛澤東的這句指導口號，但我們知道，這種“以空間換時間”的思想，和《論持久戰》類似，是用動態觀點考察一切的體現。《論持久戰》告訴我們，除了動態觀之外，對主觀精神的張揚以及對羣眾力量的信仰一直交織在戰爭實踐和理論總結之中——我們所提出的“三大基因”，的確主宰着毛“指點江山”的頭腦。

（轉戰陝北）

結論二：動態觀與矛盾觀

關於“動態觀”（以及“抵抗觀”）這一點，我們已做了很多説明。這裏應該補充的是，毛澤東之思想的中後期，“動態觀”已經基本進化為具有高度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性的“矛盾觀”，並且由於長期的革命戰爭和政治實踐經歷，毛澤東的理解已經非常深刻，超越了青年時期那樣雜糅了中國傳統樸素辯證法、康德主義與其他一系列思想的“抵抗觀”（那時“矛盾”還沒有成為他頻繁使用的一個概念）。在毛思想的中後期，他進一步將“矛盾”作為哲學世界的至高原則：

“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範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繫、發展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説明。”​

斯諾對此曾評價説，“我覺得他（指毛澤東）想把他的哲學，即’長期觀點’的辯證法，作為任何大規模行動中的權衡標準”。在晚年，毛更是從矛盾的對立統一出發，表達了自己對唯物辯證法傳統的“三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的創新看法，給予“矛盾”這一概念以不可超越的地位：

“辯證法三大規律……我的意見是，辯證法只有一個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

“離開矛盾的對立統一來談什麼運動、發展和聯繫，就不是真正唯物辯證法的觀點。”

另外，正如上文提到，毛澤東對認識論抱有濃厚興趣，而矛盾的觀點正是毛澤東思想中認識論的基石。其實，《實踐論》《矛盾論》兩篇重要哲學論述，一開始就是毛澤東放在一起創作的，分成兩篇單獨的文章則是之後出版時所修改。這個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我”與“非我”這組矛盾，以及其所代表的認識論範疇，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地位，是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的。

結論三：自信而無畏

以上是一些具體而正式的例子，但除了這些革命、戰爭與理論思考方面的典型案例，“動”、“我”、“民”三個要素實際上滲透在毛澤東的話語體系與處事作風的每一個層級，其中有些直接塑造了新中國的“國家性格”和國民形象。堅持用動態視角看待世界的習慣（在當代中國官方的話語體系中則被表述為“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與對“我們”的主觀力量的高度重視相結合，便催生了新中國與此前時代大有不同的一種時代風貌——自信，近乎無條件的自信。不僅是民眾個體層面的自信，也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一種自信態度。這種自信與很多客觀因素直接相關，既包括取得一次次勝利的鼓舞（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三座大山”的偉大成就），也包括革命隊伍天然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但毛個人話語體系中建構出的近乎無條件的自信態度，無疑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沒有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有力的佐證。在1930年土地革命戰爭的低潮期，在隊伍中不少人對事業前途抱悲觀態度時，毛對“革命高潮”的判斷卻充滿信心，至今讀來都有着滾燙的温度：

“我所説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而這種“衝訣網羅”、“沛然莫之能御”的自信，正來源於“動”與“我”的結合：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

“……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

對於我方主觀力量能夠迅速恢復並增強這一點，毛抱有情感上的希冀，但同時也伴隨着客觀上的分析：

“羣眾是一定歸向我們的。…..羣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羣眾的。”

“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不難看出，這裏又有着“動”、“我”、“民”三個基本元素的結合，在這個具體事例中，“動”是“我”的方法論，“民”是“我”力量發展的保證。

新中國建立後，這種無條件的自信，這種“亂雲飛渡仍從容”的精神，繼續在各個方面主宰着北京的空氣：

“……要打多久，我看我們不要作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後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將來的什麼總統來決定的。這就是説，他們要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們完全勝利！”

對己方的無條件自信、對敵方的無畏與舉重若輕、對羣眾力量的充分信賴這三者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 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毛澤東與錢學森）

伴隨着自信而來的，是毛個人所推崇的大無畏的勇氣，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與“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等等。毛澤東的這種自信、大無畏、不拘小節、舉重若輕與豪放精神是一體的，在中國的鄉野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錘鍊，毛來自農民，又回到農民，在延安時期為世界所知時，這種個人特質通過一種極其樸素的，但又具備超凡生命力的“農民的個人習慣”體現出來，用現在的話可以稱為“土氣”。這是他在個人形象和作風上有區別於那個時代的典型中國社會中上層知識分子的重要方面。斯諾對這種個人性格進行過進一步的描繪，基本和我們之前概括的“簡樸低調”但又“沛然不可御”一致：

“……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説，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説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

有句話講“文如其人”，毛澤東的文風也是他這種個人的特色的最好體現，我們只舉《關於重慶談判》的例子便足以説明問題。這篇系重慶談判後給延安幹部的報告，寫的相當明白曉暢、平易近人，同時又有“我自巋然不動”的雄壯氣勢：

“如果他們（筆者注：指國民黨）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事情就是這樣，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中國的問題是複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複雜一點。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

自信而無畏的昂揚精神和新中國的精神面貌是高度一致的，這一點我們無需贅言，讀者只要回味建國初期的一系列文藝作品即可發現。

結論四：體育教育

接下來我們繼續考察“動態觀”：由於於毛的“動”的概念雖然以事物的普遍聯繫和矛盾的普遍性等哲學觀點為基礎，但正如上文提到，這種“動”首先要強調的就是身體的運動這種具體的特殊形式的“動”，而毛早年也正是通過身體鍛鍊這一方法來加深自己對“動”的理解的。這種對身體運動的熱衷，也潤物無聲地澆灌了很多新中國特有的記憶。在教育事業上，毛澤東就曾明確為新中國的少年兒童教育方針定義了總目標：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這正是中國大陸“三好學生”這一中小學學生最高榮譽的來源，雖然在世界各國的具體實踐中，教育（尤其是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內容有時候往往被簡化為傳授知識、技能和方法（即智育），但德智體全面發展無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育人標準。我們這裏希望用這“德智體”所説明的是，毛澤東在青、少年事業上對“德”和“體”的重視。要進一步説明這一點，可以考察1953年共和國草創時的一次講話：

“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他們的學習和工作的負擔都不能過重。尤其是十四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勞動強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樣。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跳跳蹦蹦，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後還要戀愛、結婚。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現在是八小時，實際上只有六七小時，普遍感到睡不夠。因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着，醒不來。……總之，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

這裏我們能夠清楚看到毛早年對身體運動的愛好所留下的痕跡，他的那句“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更是已經成為現代中文的俗語之一。可以説，將“德育”提到“智育”、“體育”之前，也正體現了他對“正確思想（觀念、道德）”的重視。

青年毛澤東對於中國廣大學子的體育鍛煉不足的批評，今日看來，不仍舊有啓發意義嗎？他在《體育之研究》中所描述的“吾國學制，課程密如牛毛”以及“僂身俯首，纖纖素手”現象，在今日不仍廣泛存在於社會之中嗎？“每天一斤奶，強壯中國人”的口號喊了多少年，中國青年、少年無論在體型、體魄、體能上仍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不仍舊是觸目驚心的事實嗎？毛澤東一百年前説“中國下力人身體並不弱，身體弱就只有讀書人”，新時代的青年人、少年人，乃至兒童，不正應該以此為戒，朝着更高層次的“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進發嗎？

毛澤東對身體運動的垂青，也和他對體力勞動的熱愛聯繫在一起，表現出傳統中國農民的樸實風格。另外，毛澤東來自“小生產者”家庭，並且在就讀師範前有一段與社會三教九流同在行伍的經歷，這更使得他無論在語言、生活作風和情感上都擁有屬於社會下層普通勞動者的元素。基於以上這些説明，我們就能清楚看到“動”和“民”兩個基因交纏不分的雙螺旋結構。

結論五：思想掛帥

主觀精神力量在毛澤東頭腦中的崇高地位，為他後來的很多政治主張和工作方法埋下了伏筆。其中有一些成為了“偉大、光榮、正確”的那個定義域中的一部分，另外一些則為他的事業（以及他本人）招致了不少非議乃至謾罵。我們這裏只展開談兩點，一：如上文所説，毛習慣於“政治掛帥”，而在他的“政治掛帥”之中，往往本質是“觀念掛帥”；二，毛澤東對思想輿論陣地非常重視，很多時候思想輿論陣地是他進行政治實踐的第一齣發點。

毛的“觀念掛帥”，是特定時代的特定產物，不僅僅來自於他青年時代的學習，我們更應看到1911-1937年中國的社會背景，更具體地説，“觀念主義”是與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緊密聯繫的。如Meisner所説，“《新青年》灌輸給毛和他同時代人其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是文化觀和道德觀的徹底改變是任何有意義的社會變革和政治運動的根本前提。……強調思想意識對歷史發展方向的決定性作用，更是這種趨勢的總體特徵。”這種“觀念掛帥”從瑞金時代就基本在黨內站穩了腳跟，Meisner對這個特徵的描述非常精準，我覺得很有必要引述於此：

“在毛主義的理論中含蓄、實踐中明確表達的觀點是，社會主義的載體是那些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人，他們獨立於任何社會階級而存在……“無產階級意識”是作為整體的“人民”的固有意識，因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通過獲得無產階級的精神和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實現精神和思想上的轉變。……（毛澤東）傾向於按照道德和思想的標準，而非按照客觀的社會階級標準來判斷人的地位。……在毛看來，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人的存在，就足以證明一個革命階級的存在。”

Meisner沒有詳細説明這個結論的邏輯推理（我們姑且接受其中大部分內容），但我們都很明白，這一方面來自於毛的“主觀精神力量”主義，另一方面來自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尷尬現實——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產業工人）在中國是一個非常薄弱的政治實體，要想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農業國搞布爾什維克，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必須與農民（中國人口的絕對多數）建立聯繫。這種“按照道德和思想的標準”來判斷“人的地位”（也可理解為人的階級屬性）的習慣，對中國（1949前與1949後）的政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它為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也是統一戰線背後的力量源泉，最終影響了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

毛澤東對於“思想陣地”的重視，與“輿論陣地”的工作方法，對於今日中國對內、對外的各項工作，尤其是文化、輿論、宣傳領域的工作，不也是有啓發性意義的嗎？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一些重要觀點，如“雅”與“俗”要統一起來，“提高”與“普及”要有節奏有配合，都是説要重視輿論、文化工作中的具體工作方法。而在此之前，更有一個重視文化宣傳工作本身的大前提。毛澤東曾將“文武兩個戰線”並舉，指出“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些“毛澤東之思想”中的寶貴遺產，在我們大力倡導“一帶一路”戰略、秉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今天，更彰顯其經久不衰的戰略性意義。

尾聲

對於毛澤東之思想的討論，是“思維如何得以在歷史中誕生？”和“思維如何對社會產生作用？”這兩個問題的生動詮釋。從思想在中國歷史中的傳承和流變的角度，我們尤其應該重視程朱、陸王、王船山、顏習齋、曾、譚、梁、嚴、孫、楊直到毛這條綿延近八百年的長河。從哲學角度，我們應該把握人的思想與社會現實之間豐富而複雜的相互關係。從理解毛澤東之思想（包括“毛澤東思想”）的角度，我們則要注意“動態觀”、“主觀精神力量”和“羣眾中心”三個核心。毛澤東之所以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他頭腦中的各種有機融合：宋明理學的經世濟用理想與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化學反應，陸王一脈的東方“觀念主義”與馬列的唯物辯證法的化學反應，“水滸”“三國”的英雄豪傑氣概與康、孫之“大同”“天下為公”的化學反應……。作為一個符號的毛澤東，是一條寬廣的紐帶，連接着中國近現代的“中體”和“西用”、“古”與“今”、“讀書人”與“江湖”、“中國具體實際”和“馬列主義基本原理”……

毛澤東和他背後的碰撞、匯合、交融、進化是如此複雜，我們耗費了大量筆墨，仍舊只能描繪出其大體的輪廓。毛澤東之思想留給中國的遺產是如此豐富，以至於幾乎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進行討論，但相信本文已經足夠對我們的嘗試做一個總結。斯人已逝，其志永存。“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未來的種子深埋在過去之中，未來的世界如何，則要看今日之中國。千百年之後，仍會有年輕的眼睛，用稚嫩的嗓音發出感慨：“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後記

與本文相關的閲讀、思考和寫作都是學業工作之餘的產物，在專業度、嚴謹性上都有很大欠缺。加之動筆時大部分時間身處異國，能夠接觸到的文獻資料有限，進一步限制了題材的發揮。另一方面，我極力試圖避免冗文，不要寫成“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此也犧牲了很多本想和讀者共同討論的話題，畢竟仍覺自身思考之不足。我並非專業背景出身，本文寫作的出發點也不是搞史學研究，無意做過於學術化的討論，因此希望這些缺點能夠得到讀者的理解。我相信，通過研究歷史人物的方法，邁開步子做一些“思想科學”上的思考，對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今日之中國，把握未來之世界，是有所裨益的。此文在作為我兩年來研究之總結的同時，惟願其可達拋磚引玉之效，引起讀者的一些思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