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模式的特殊源自對傳統的春秋大義的堅守_風聞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7-05 08:58
華為一躍成為民族大義的承擔着，成為中美交鋒的最前線，凝聚了舉國的憤慨、激情和聲援；而在屢次“失言”和闢謠中，聯想則被網友實錘為“美帝良心想”，遭全民聲討，一浪高過一浪。
作為曾經的中國科技企業姊妹花，華為為何能夠突然昇華至此，聯想又為何能夠急劇凋零至此，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網上也出現了很多分析，但是都侷限於技術、商業層面，其實，其根源在更傳統更深層的心性層面、道義層面，在“義利之辯”層面，總之，在傳統文化層面。
當然，作為科技公司，華為與聯想現代的差異的確首先表現在技術開發上。華為擁有自主的核心技術，包括芯片和操作系統。這使得在面對美國的禁售和淫威，而能夠絲毫不畏懼，不妥協，而積極從容迎戰，贏得喝彩和欽佩，堪稱新時代的民族英雄、民族脊樑。
而聯想則至今未能開發出核心技術，而更多地是一個貿易公司，進口美國的芯片組裝成電腦，進行銷售。面對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極限高壓”，總部早已搬往紐約的聯想，其總裁高管們只能用英文向美國表“忠誠”。一再強調自己是個嚴守美國法律和要求的良民，非常明白自己的“角色”，只是賺個辛苦錢，從無獨立開發芯片和操作系統這些非分之想，請特朗普放心，請美國放心。
進一步看，華為對資本刻意保持着距離，甚至有意拒斥。任正非説：“（華為）永遠沒有資本進來，這是我們公司高層所有人一致達成的意見。我們為理想而奮鬥，不為金錢而奮鬥。”“我們對資本不感興趣，……，反正我們不會讓外面資本進入公司。”
於是華為就成為唯一一家沒有上市的“世界500強”。華為在資本上的獨特性，不僅在於不上市，不接受外部資本，更在於其股權結構和分配結構。華為的股權結構高度分散，實行的是普遍化、人人有份的員工持股。任正非本人的持股比例僅在1%左右。華為在努力做到股權和收入的分配與個人實際業績掛鈎，與個人的努力程度掛鈎，而非與資本掛鈎。華為的股權不受資本控制。
同時，對於內部所積累的資本，華為並沒從單純地從資本保值增值的角度去使用，進行多元化投資，形成“華為系”，而是大規模地投入本領域深度的技術研發，擺脱技術依賴，努力獲取技術上的獨立和主動。
總之，華為對技術的重視，超越了對資本的重視，對員工個人能力的重視，超越了對資本的重視，表現出強烈的反資本主義特徵。儘管在業務上與歐美市場賺錢，與歐美打成一片，但是，在文化上，又刻意與歐美的資本主義保持距離，甚至戒備甚嚴。
聯想恰恰相反。出身於國企的聯想，反而表現出更強烈的“親資本主義”傾向，對資本的興趣壓倒對技術的興趣，也壓倒其他任何興趣。聯想很早就完成股份制改造，並在香港上市。
對於積累起來的資本，聯想也並沒有投入到深度的技術研發，而是開始追求更快速的增值，進行多元化投資，甚至很早就進入了房地產，成為一個龐大的“聯想系”。
在自身疏於研發的同時，寄望於通過資本手段，快速獲取新技術，於是斥巨資收購了IBM、摩托羅拉等相關資產。
同時，聯想對歐美文化充滿渴望，非常急於擠入西方的世界、西方的圈子。聯想很早就將總部遷往美國，其總裁楊元慶也花了大量時間去補習英語。現在在“國際”場合，已經能夠熟練用英語發言，也喜歡用英語發言。
有分析人士認為，華為獨特商業路徑的開闢，與任正非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戰爭思維有關，而這些戰爭思維的核心則是毛澤東思想。無論從充斥於其講話中的戰爭、戰略概念，還是其辦公桌上的搪瓷缸，都的確證明任正非受毛時代的影響很深，依然保留着那個時代所獨有的激情和理想主義。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則是 “心”和“義”，也可説是 “心性”和“道義”，講的是“道義獨立”、“道義自由”，“心性獨立”，“心性自由”。較之於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任何文明，中國文明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存在獨立的“心”、“心性”概念，和獨立的“義”、“道義”概念。中國文明可以稱之為“心性文明”和“道義文明”。
“心”是邏輯上、功能上的思考主體，掌管人的思考功能，是一切思考活動的發出者。思考包括判斷和選擇。中國傳統認為，“心”是人的主宰。同時，人的思考，即人的判斷和選擇，又是遵循一些穩定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就是“義”、“理”。因此，“義”、“理”也可以説是“心”的基本屬性，叫做“性”。
同時，人是基於心得判斷和選擇而行動，因此，人的行為結果，也是包含着“義”的。包含“義”的行為也就“禮”。如果所有人的行為都是有禮的，天下就自然處於“有道”的狀態，自然形成良好的秩序。過去的行為是歷史，歷史中也是包含着“義”的，而且“義”也是歷史的核心。
作為思考的基本原則，作為判斷和選擇的基本原則，“義”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實踐的、具體的，一定體現在行為之中，一定體現在歷史之中。思考，判斷和選擇，都是針對具體實踐情況的，針對具體的條件和環境的，針對具體的時代背景的，其結果也與因應這些不同而不同。
這裏就涉及到“心物之辯”、“義利之辨”、“體用之辯”的問題，這三個辯題本質是相同的，都是中國文化的軸心。“心”是就思考主體而言，也是就人主宰、人本質而言。“心”的基本屬性就是“義”，當然心也是“體”，本體之體。
“物”則是指思考之結果，判斷和選擇之結果。思考的結果，判斷和選擇的結果，儘管是由心所發出，但是，此時已經脱離了心，而成為“物”了。世界上的一切物，都是經由人心的思考認知能力而呈現，都是人心思考和判斷的結果，包含着人心的賦予。同時，一旦成為“物”，也就立馬成為“心”的思考對象。
“物”包含着人心所賦予的價值判斷，包含着有利還是不利。因此，“義”是“心”的屬性，“利”則是“物”的屬性。
人的本質，在“心”，人的獨立和自由就體現在“心”本身的獨立和自由上，及思考本身、判斷和選擇本身的獨立和自由上。“心”的獨立和自由就是“義”的獨立和自由，也是體的獨立和自由。
但是，儘管“物”是“心”的產物，但是，“物”也會反過來對“心”構成影響，讓“心”執着、沉溺於“物”，執着、沉溺於“利”、“用”，這樣便失了“心”本身的獨立和自由。
中國古人之所以提出，“心物之辯”、“義利之辨”、“體用之辯”這些辯題，正是為了捍衞“心”的獨立和自由、“義”的獨立和自由。
唯有“心”的獨立和自由、“義”的獨立和自由才是真正的獨立和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説，在人類歷史中，獨立和自由的概念起源於中國。中國文明也一直是追求和捍衞獨立和自由的文明。
現代西方文明所提出的獨立和自由，不是基於“心”的，而是基於“物”的，是依賴、依附於物的。具體來説，依附於財產、權力、制度等等。依賴於物，便受制於物。以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看，這種情況恰恰是“心物之辯”所反對的“役於物”、“人化物”的狀態。這與其説是自由，還不如説是奴役。
同時，這些新文化一般都是從外部傳入中國的，而且主要是通過中亞遊牧為中介，通過中亞遊牧對中國的入侵而傳入。文化入侵的初始階段一般都有武力入侵。這樣捍衞心性自由，就包括着兩種抗擊，一種是抗擊外族入侵，另一種則是抗擊文化入侵。
對外族入侵的抗擊，是通過戰爭的方式來進行，而對外來文化的抗擊，則是通過學術革新來進行。
春秋時期，法家思想傳入中國之時，中國飽受北方遊牧的入侵，包括北戎、狄人、獫狁等。法家最後能夠在秦國生根落地，秦國也憑藉法家思想的實施而迅速壯大，併吞並東方六國，根源在於，由於地處西部邊陲，本身在文化上距離中原的較遠，具備很強烈的蠻夷特徵。因此，就很容易接受由遊牧所帶來的重利輕義的法家文化。
春秋五霸，尤其是作為五霸之首的齊桓公，其首要功績，便是對入侵的北方遊牧的抗擊，即所謂的“尊王攘夷”。因此孔子評價管子説：“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伴隨着法家思想的出現，而出現的學術上的“儒法之爭”，其實就是對外來的法家文化的抗擊。只是由於法家太過於強大，儒家非但沒有徹底戰勝法家，反而在這個過程中自身也法家化了。儘管如此，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之後，儒家迴歸了學術和政治上的主體地位，形成了長達2000多年的“儒體法用”格局。
東漢末期和兩晉時期，另一種新文化開始傳入中國：佛教。儘管佛家本身的起源地在印度，但是，其傳入中國也是以北方的遊牧為中介的。當時中國管北方遊牧叫“胡人”，因此佛教一開始被稱作“胡教”。佛教傳入中國的時期，也是北方遊牧大舉入侵中國的時期。及至後來發生“五胡亂華”。
因此，抗擊胡人入侵就成為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的首要主題，其間也湧現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最著者當屬“聞雞起舞”的祖逖，和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花木蘭。
在北宋開始成形的“宋明理學”，則是對佛教文化抗擊的結果。
1840年以來，隨着西方列強在自海路入侵中國，中國的歷史再次重複，伴隨着蠻夷的入侵，出現了妨害中國固有文化的新文化。中國再一次進行兩種抗擊，先是通過戰爭直接抗擊侵略者，然後再抗擊入侵中國的新文化，這次是西方文化。
從1840-1949是第一階段。西方列強，包括後來的日本鬼子，直接進入中國，中西戰爭的戰場在中國。
1949-1990是第二階段。此時，中西對抗的主要對手已經是當時的美蘇兩大霸主。直接或間接與美蘇之間發生了幾場戰爭，但是戰場都不在中國，而在中國的周邊國家，包括朝鮮、越南、印度等。
1990-現在（2019）是第三階段。中國的主要西方對手只剩下美國了，中西對抗已經演化為中美對抗。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中美之間的經濟合作愈發密切，讓對抗變得潛伏起來，中美之間只有摩擦，而沒有發生戰爭。這些摩擦包括，美國轟炸中國南聯盟大使館、支持台灣、南海挑釁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經濟的迅速崛起，支撐軍事技術和軍事力量的迅速提升，這是對美國的武力抗擊能力的提升。
總之，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從抗美援朝，到越南自衞反擊戰，從經濟崛起到軍事的崛起，這些都屬於對西方列強的武力抗擊。
對西方列強在文化上的抗擊，目前剛剛起步，國學熱在民間的流行、國家提出民族復興、文化自信，都屬於這個範疇。
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最大的“義”，即民族大義，就是針對西方列強的武力反抗。毛澤東思想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其核心也是“義”。或者説，“義”在1840年以來，就化身為對西方列強的反抗，這個中反抗就是最大的“義”。
任正非的通過學習毛澤東思想，而將這個“義”，繼承下來，任何應用到華為的業務發展中去，支撐着華為的迅速崛起。華為的崛起和成功，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和成功的一個縮影。
而聯想的發展是缺乏毛澤東思想的，缺乏“義”的，所秉持的思想更是西式的純商業思想，最求的是利潤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