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觀察 | 傅瑩：新冠疫情後的中美關係【走出去智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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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美國疫情形勢嚴峻，使7月4日的美國獨立日“陰影籠罩”。根據雅虎新聞和輿觀調查聯合進行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62%的美國公民認為美國已不是“山巔之城”，只有17%的受訪者認為現在的美國仍是“山巔之城”。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2020年新冠疫情成為加劇世界變革的重要事件，不僅給美國造成嚴重打擊，還給日益緊張的中美關係雪上加霜。自從特朗普上台以來,疫情下的中美關係已經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最低點。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美關係牽動着世界的走向。

中美關係將何去何從？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外交部前副部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瑩的文章，供關注中美關係的讀者參考。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中國與美國的“一進一退”，反映出兩國在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

2、美國已不具備冷戰剛結束時的那種影響國際事務和國際關係的絕對強勢地位，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夠的號召力掀起一場對華全面戰略圍堵和意識形態圍獵的世界浪潮。

3、中美關係未來比較好的前景是，經過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權衡，形成“競合”關係，即相互進行有限、可控的競爭，同時能保持協調，維繫雙邊關係在具體問題上相對穩定的發展，在多領域和全球事務中開展合作。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傅瑩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外交部前副部長

觀察美國政策的改變，不能不看到冷戰後中美兩國的國家基本路線呈現出兩種不同方向的演進態勢。

**中國把握住了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堅持改革開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開始更多地參與和影響國際事務。

而另一邊，美國卻沉醉於“歷史的終結”和單極秩序，力圖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模式改造其他國家，發動了多場戰爭，陷入霸權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對資本的擴張缺乏有效管理，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出現。同時，美國國內矛盾解決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階層生活質量下降，身份認同的矛盾讓社會分歧擴大，政治日益極化。特朗普政府索性放棄自由主義國際政策，大搞保守主義和本國優先，美國的霸權呈現收縮的姿態，“燈塔效應”也變得黯淡。

中國與美國的“一進一退”，反映出兩國在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

美國一方面需要解決這些年內外政策失誤累積起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對中國日益警惕，並且試圖打壓。美方擔心中國與其爭奪世界主導權，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一場輸不起的國家根本利益保衞戰。美鷹派勢力意圖推動對華關係走向全面對抗，認為唯此方能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這股力量的動員力和影響力都在擴大。

外界普遍擔憂：中美是否會閉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謂守成大國的恐懼與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導致衝突？多邊全球合作的架構是否會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對華戰略關鍵詞：“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5月20日，白宮網站發佈《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報告。該報告是根據《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的要求向國會提交的，並非出台新的對華戰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據形勢變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確地否定美國過去歷屆政府推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國崛起對美國帶來的“威脅”和“挑戰”，更加具體地描繪對華競爭的路線，意識形態對立的含義也更濃。可以認為，**美國對華競爭性新戰略朝着成型又邁進了一步。他們試圖強化競爭。“戰略方針”中提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為闡述對華戰略的關鍵詞。**不排除白宮試圖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套新的對華競爭理論，對未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發揮“塑模”作用。

美方加大與中國的競爭

中美矛盾如今成為國際格局轉變中的一對主要矛盾，兩國之間的緊張態勢主要是由美方主動推動的，試圖挑起在以下四個博弈場上的競爭：

**一是制度和價值觀之爭。**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經開始擔心，中國作為非西式民主制度國家的成功，會帶來稀釋西方價值觀號召力的效應，進一步印證“美西方”在冷戰後試圖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上統領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戰略界看來，中國的崛起不僅是對美國現實利益和國際地位的挑戰，更是對美國的制度穩定和價值輸出的威脅，這是更具深層意義的挑戰。**從中方的角度看，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企圖，近來美政府當局的涉華話語更是試圖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割裂和對立起來，挑釁中國共產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須堅決與之鬥爭。

《戰略方針》報告將矛頭指向中國治理和執政黨，將“價值觀挑戰”列為中國對美三大挑戰之一，突出中國內外政策的意識形態根源，似乎在刻意將中國包裝成當年的蘇聯，其意圖無非是將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關係的優先位置，為脅迫企業和經濟界接受“脱鈎”提供依據。沿着這個路徑走下去，兩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對抗模式的意識形態之爭。

**二是輿論戰。**今年以來，美國對華較量的重點出現從貿易戰轉向輿論戰的趨勢。

在輿論戰方面，美方經驗豐富，有話語優勢，在國際輿論場上有傳統影響力。而中國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信息庫和輿論場處於相對隔離狀態，關於中國的一手信息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通達度一直不夠充分。從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強硬勢力人物的表現和表態，基本可以看出對華輿論戰的軌跡，關鍵詞就是“中國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顛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確立的成功者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給中國貼上“不誠實”“不守信”的標籤，進而破壞中國的外部輿論環境。

**三是經濟、金融安全之爭。**疫情給美國經濟帶來重大沖擊，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20年4月份美國失業率達到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達13.3％。經濟下行導致美國財政狀況迅速惡化，在2020財年的前8個月，美國財政開支預計將超過3925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120億美元，增速超過30％。預計2020、2021財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將分別高達3.7萬億美元和2.1萬億美元。財政惡化導致美國聯邦債務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總額已經接近26萬億美元，也就是説在本財年的前8個月內，聯邦債務增加了超過3萬億美元。美聯儲預計2020年美國經濟將萎縮6.5％，因此，預計到本財年結束，美國財政赤字和聯邦債務佔GDP的比重將分別達到18％、140％，這對美國政府來説是極為沉重的負擔。

**在此情況下，美方的焦慮感進一步上升，力圖借疫情中多國反思供應鏈安全之機，渲染中國將優勢產業“武器化”的風險，加快產業鏈、供應鏈結構調整中的“去中國化”。**美國戰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標是，通過重修規則、重定標準、重立區域貿易集團、改造國際機制、關鍵技術和產業“脱鈎”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實現“去中國化”。

**四是戰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較量。**在軍事安全領域，美方在戰略、戰術和具體操作層面對中國的疑慮都在上升，試圖加大施壓和制衡。在涉及中國主權和安全的問題上，中方對美方的壓力和刺激須予以回擊，並採取適當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動。從趨勢上看，未來一段時期中美軍事關係中的不確定性會增加，戰略信任的缺失難以彌補。兩國軍事艦機在海上和空中近距離相遇已非偶然現象，發生摩擦的幾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間，美海外部署的軍事力量面臨病毒威脅，不得不減少在全球的行動，但是為了防範中國“藉機填補戰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東海針對中國的巡航、偵察頻率和挑釁力度。兩軍態勢最大的不確定性還在於，雙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機管控機制，彼此底線不夠明確，互動的規則和“紅線”不夠清晰。這導致雙方需要不斷相互試探，增添發生突發事件和不可控結果的風險。兩國和兩軍高層在軍事上曾經達成“不衝突、不對抗”的戰略共識，如何切實維護是雙方都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美國調整核戰略、更新核武庫、降低核門檻，以及發展導彈防禦體系和高超聲速飛行器、醖釀在中國周邊部署中程導彈，可能拉大中美之間本就懸殊的核力量對比。這是否會迫使中方考慮適度調整還有待觀察。此外，中美雙方都是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軍事技術的主要探索者，兩國網絡、太空、極地軍事化的動力明顯，在這些領域如何管控兩國競爭，亟待提上日程。

但是，中美兩國相互之間和各自與世界多國之間已經存在深度依存的關係，中國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發展。這些特點和條件在以往的大國惡性競爭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決定了中美競爭將更加複雜，利弊關係更加難以拆解。雖然競爭面比較廣泛，有時甚至十分激烈，但是兩國在競爭關係和敵對關係之間，仍有相當大的空間。中美兩國需要面對的最重要挑戰抑或最重要選擇是，未來是繼續在同一個全球體系內解決彼此分歧，還是分道揚鑣剝離成為兩個相對獨立且又彼此連接的體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現後一種情況，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和現存體系的裂解。

中美能否實現良性競爭的新型大國關係？

一場世紀博弈的序幕已經拉開，中國人無論是否情願，都已被裹挾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國已不具備冷戰剛結束時的那種影響國際事務和國際關係的絕對強勢地位，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夠的號召力掀起一場對華全面戰略圍堵和意識形態圍獵的世界浪潮。**中美關係揭開了新的篇章，雙方需要在新的環境中重新評估彼此。兩國既存在觀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時也有着維繫現存體系與總體和平合作大勢的共同責任，在世界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等重大問題上，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兩國對相互競爭的認識和基本判斷存在比較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説雙方競爭的目標不在同一維度上：美方堅信中國的意圖是從自己手中奪取世界領導地位，兩國之爭的性質是“老二”與“老大”的地位之爭，因此其競爭戰略以從各方面有效制約中國為目標；而中國的意圖是實現“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標和民族復興，如果説爭，爭的是自己的發展空間。由此可見，未來中美是否會陷入零和對抗、抑或實現“競合”關係，關鍵要看兩國能否客觀判斷對方的實力與意圖，進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標相容的空間。

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中美關係的未來方向都是下一階段雙方決策層需要認真思考和理性探討的。**美國在如何實施新戰略上可以觀察到兩個方向上的推動力：一股力量以華盛頓右翼為主導，主張對抗和“全面打壓”中國，不斷挑動爭論，包括用“國家安全關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領議題，極力減少雙方各領域交往和持續推動“脱鈎”；另一股相對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張放棄“有限接觸”，希望保持務實關係，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變“違規”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過激的對華政策措施對美自身的傷害日益顯現，因此，雖然後一種觀點常常被更加高調和尖鋭的對抗聲音所遮蔽，但是並非沒有廣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將來隨着美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其影響可能會有所上升。

對中方而言，如何應對美國的競爭挑釁，如何準確判斷世界潮流，對內確保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進程不被打斷，對外贏得和保障國家發展所需要的和平與合作的環境，這些都是擺在21世紀曆程途中必須面對的大問題。而中方對兩國關係發展方向的選擇，將很大程度決定對上述問題的回答。

中美關係未來比較好的前景是，經過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權衡，形成“競合”關係，即相互進行有限、可控的競爭，同時能保持協調，維繫雙邊關係在具體問題上相對穩定的發展，在多領域和全球事務中開展合作。最終實現這種大國良性競爭新型關係的前景，需要雙方認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國在官方層面不僅這種意願比較小，反而在加緊向相反的方向使勁。因此對中方來説，朝這個方向努力的難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前的幾個月，美方對華態度很難有積極的改變，接下來中國的選擇和作為將對中美關係能否走向正確方向更具塑造力。

來源：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