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連載】一個情報讓中共死裏逃生——驚心動魄的中共情報戰（四）_風聞

6   一個情報讓中共死裏逃生

由於顧順章叛變，造成中共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不得不從城市轉向農村，毛澤東在井岡山創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一下子凸顯出來。

中共在城市遭受慘重失敗的同時，農村的革命鬥爭搞得風生水起。在第三次反圍剿之後，贛南和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被稱為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之後，中央蘇區達到鼎盛，橫跨江西、福建、浙江、廣東4省60縣，全盛時總面積8.4萬多平方公里，人口435萬。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天，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大會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舉毛澤東為主席。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地盤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頒佈了第一部憲法，正式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中國的情報工作，也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共情報機構也擁有了一個全新的名稱：國家政治保衞局。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規定：“國家政治保衞局是中華蘇維埃組織的一部分，是蘇維埃特別組織之特別機關。這個機關是在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公開的、秘密的與一切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反革命作鬥爭，和保衞蘇維埃政權的一個機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衞局組織綱要》規定：國家政治保衞局“在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管轄之下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一切反革命組織活動、偵探及盜匪等任務”。

保衞局的偵察部門有專職偵察員，檢查出入蘇區的人員和物品，還派遣情報人員深入敵區。“工作網”，即由保衞局在黨政軍羣各組織中設立的耳目。保衞局的執行部門負責逮捕、關押、預審工作。保衞局還有一支直轄的武裝力量“政治保衞隊”，負責保衞黨政軍機關與首長的安全,黨中央、政府、軍隊首長的警衞人員都由保衞局安排“特務員”擔任，各級領導幹部身邊配備的人、馬匹、短槍、馬刀，統由保衞局規定。國家政治保衞局的組織原則，是“完全集權的代表”。“國家政治保衞局的上下級關係，除特別障礙外，是一貫的垂直系統，下級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國家政治保衞局在地方政府、紅軍部隊，都有派出機構或特派員，地方政府和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和停止國家政治保衞局的命令。

中央蘇區表面繁榮的光景之下，也藴藏着深深的危機。被李克農好不容易救出來的王明，去莫斯科轉了一圈後，來到中央蘇區，藉着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最高指示”，連同博古等人展開奪權行動，先是架空了項英，然後針對威望最高的毛澤東展開政治攻擊，毛澤東也被架空並邊緣化，王明徹底掌握了最高權力。

王明

王明就相當於是紙上談兵的趙括，他在莫斯科學了一整套蘇俄的理論。掌握權力之後，毛澤東實事求是的工作路線被扔到一邊，王明將蘇俄那一套原封不動地照抄到國內。軍事上主張進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在和敵人對壘時，主張硬碰硬，“先發制人”。王明還將斯大林“肅反”的那一套照搬到國內，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從1933年9月25日開始，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紅軍中佔據了統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經過一年苦戰，終未取得反“圍剿”的勝利。

1934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秘密召開軍事會議，在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的策劃下，制定了一個徹底“剿滅”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準備集結150萬大軍、270架飛機和200門大炮，以瑞金為目標，各部隊實行向心攻擊，在距瑞金150公里處形成一個大包圍圈。國民黨軍隊每天進攻5公里就修築碉堡工事，在瑞金四周構建起30道鐵絲網和火力封鎖線，斷絕交通，封鎖紅軍，最後將紅軍主力壓迫到狹小範圍進行決戰。為防止紅軍突圍，該計劃配備1000輛軍用卡車快速運送部隊實施機動截擊，以求在一個月內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徹底殲滅。

蔣介石對這份“鐵桶計劃”抱有極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發表講話説：“剿共大業，畢其功於此役!”該計劃內容繁多，文件加起來有幾斤重。

內有中央軍的“剿匪”總動員令、各部隊戰鬥序列、兵力部署、進攻路線、作戰時限安排以及作戰圖表和蔣介石的“剿匪守則”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絕密”字樣，並編排了序號，所有官員必須按收件人編號簽字領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嚴格。

然而，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會議結束當晚，“鐵桶計劃”就被地下黨全部掌握。送出這一“天”字號機密的人，是蔣介石任命不久的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

莫雄是國民黨的資深元老。16歲那年，他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接受指示，設法加入新軍，積極進行策反工作。從中發展同盟會組織。在數十年戎馬生涯中，轉戰寧、瀘、贛、閩、滇、黔、粵各地，驍勇善戰，屢建戰功，參加過著名的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討伐陳炯明和北伐戰爭，從士兵到將軍，歷任連、營、團、旅、保安司令、師長等職。在中國國民黨中有“莫大哥”之稱。

北伐結束後，莫雄被蔣介石以少將參議的虛銜剝奪軍權，部隊遭到繳械遣散。廖仲愷被刺後，莫雄產生強烈的反蔣情緒。1927年莫雄投奔張發奎，任少將團長，駐守廣州，10月任張部第四師“別動軍”指揮官，配合張發奎反對蔣介石。1930年7月，張發奎反蔣失敗後宣佈下野。莫雄閒居上海，這年年底，莫雄到上海找到宋子文，被宋委任為財政部視察。

莫雄從1930年閒居上海時，巧遇原十一師政治部主任劉啞佛，經劉的介紹，莫雄認識了中共上海地下黨員嚴希純、項與年、華克之等人，並與周恩來、李克農建立了聯繫。他曾幾次提出入黨要求，但經黨組織的説服繼續留在黨外工作。莫雄曾向李克農提出加入中共，但李克農沒有接受。李克農説：“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輩，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請求加入共產黨，我們是歡迎的。組織上認為莫先生在國民黨中資歷老、社交廣，為方便工作起見，以暫不參加共產黨為宜。今後凡對我黨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幫助。”莫雄深表理解，曾暗中多次為中共地下黨組織提供幫助。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莫雄任税警總團團長，指揮所屬部隊與十九路軍抗擊日軍。上海停戰後，莫雄率部進駐海州，此處是有名的淮鹽產地，但鹽梟為患多年，破壞鹽税，作惡多端，勢力較大，莫雄出兵清除鹽梟，鹽梟匪首及有關官員一大批被問斬。從此税收大增，莫雄受到嘉獎，百姓歡喜，立碑稱頌。不久宋子文將税警總團交給心腹，莫雄再次賦閒。

1933年在上海閒居的莫雄碰到蔣介石侍從秘書長楊永泰，他們是舊交好友，楊永泰約莫雄去他家住下，向蔣介石推薦莫雄為剿共司令，任江西德安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和保安司令。1934年1月，蔣介石任命莫雄出任贛北第四行政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對嚴希純説：“蔣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剿蔣，要用他的拳頭打他的嘴巴”，並説“請你們派些共產黨員來與我一齊幹吧！”因此，上海中共特科派盧志英、項與年、劉啞佛等多名共產黨員安排在莫雄身邊，擔任要職。

盧志英等人到來後，起先頗引起了特務頭子康澤、“剿總”副司令陳誠等人的注意和猜疑。當時，贛北山裏有股悍匪，首領叫於作龍，他原為國民黨軍連副，紅軍勢盛時投到了陳毅麾下，一俟國民黨軍隊主力入贛，他又率領一干人馬叛逃。陳誠又拒絕“招安”於作龍，於作龍乃率嘍囉打家劫舍，塗炭百姓，也襲擊“剿共”國民黨軍的後勤兵站。因此，康澤和陳誠都急於擒拿於作龍以消除後顧之憂，只因於作龍詭計多端，不好緝拿。

一日，國民黨贛北專署貼出佈告：為戡亂保安，本署以建特別偵察隊，特招持槍械之鄉勇，凡武裝頭領，均委重職，既往不咎。佈告發出的第四天，於作龍的副官便來專署試探虛實，盧志英不僅設宴接待了他，還冒險隨那副官進山和於作龍晤談。狡詐的於作龍與盧志英談了一晝夜，沒有發現任何破綻，便率眾隨盧志英下了山。

接風宴上，盧志英一聲喝令，伏兵衝入一陣亂槍，打碎了於作龍和他的“八大金剛”的腦殼。從此，盧志英成了康澤、陳誠的座上客。盧志英趁機將6名同志分別安插進敵人的特務機關和機要部門。1948年秋，將傅作義的五十四軍偷襲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的密電透露出去的那位國民黨國防部機要參謀，就是盧志英當時安排的6名同志之一。

據莫雄在《我將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計劃轉交中央》的回憶錄中寫道：1934年9月底，他奉蔣介石命令上廬山參加秘密軍事會議，獲得了一兩公斤關於第五次“圍剿”紅軍的“鐵桶計劃”文件。

莫雄帶着一大包文件從廬山開了六天會回來，心情忐忑不安。盧志英看出跡象，馬上和項與年、劉啞佛等商量，決定晚上找莫雄長談，弄清會議內容。

月到中秋分外明。正是中秋時節，司令部裏燈火交輝。盧志英等邀請莫雄賞月，分析形勢，暢敍友情。他們從廬山開會談到五次圍剿，談到國民黨的用心，談到共產黨的宗旨、方針政策及目前處境；又從抗日愛國民族大義談到朋友道義，還給他分析個人得失前途……真是曉之以真理，動之以真情。

最後，莫雄坐不住了，他下定決心冒着殺身毀家之險幫助共產黨。他站起身來，指着那包絕密文件説：“‘鐵桶計劃’全在這裏了，你們處理吧！”

盧志英等三人啓用秘密電台向中央蘇區緊急通報國民黨“鐵桶計劃”的要點。然而，對於蘇區反“圍剿”，光有要點遠遠不夠。三人連夜用密寫藥水把計劃中的敵兵力部署、火力配備、進攻計劃、指揮機構設置等要點逐一密寫在4本學生字典上，將作戰圖用透明紙描摹下來，決定由項與年負責送出情報，因為項會講客家話，容易通過封鎖關卡。

項與年

扮成教書先生送情報的項與年進入泰和山區後，發現每個村子進出蘇區的道路都被進剿的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項與年見狀，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為了減少與白軍關卡接觸，項與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護，避開大路穿山越嶺。經過三四天風餐露宿、忍飢挨餓，項與年憔悴消瘦，走路已十分吃力。

項與年到達興國後，發現敵人的哨卡封鎖得更加嚴密，不得已只能暫避山林中。心急如焚的項與年心一橫，從地上抓起一塊石頭一連敲下四顆門牙。第二天，他的雙腮嚴重腫脹，面部非常嚇人，頭髮像蒿草一樣蓬亂，衣服也被荊棘剮得破爛不堪，完全成了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叫花子”。他忍痛將四本密寫字典藏在滿是污穢的袋子裏，上面放着發餿的食物，赤腳下山。沿途敵軍哨兵見了，捂住鼻子將他趕走。憑藉着超人的膽識與智慧，項與年終於混過了敵人嚴密的層層哨卡。

項與年鍥而不捨，穿過層層封鎖，跋涉6天時間，於10月7日到達了蘇區。

項與年勞累過度，看到持槍的紅軍戰士，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揚着手，用力説：“我要見周恩來……”

一個紅軍幹部接到報告，説有個老乞丐要見周副主席，出來詢問：“你是幹什麼的？你怎麼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虛弱地説：“我是地下黨員，有重要事情要見周恩來……”紅軍幹部聽他這樣説，立即把他帶回陣地，轉送到團部、師部。師部在一棟民房裏，忙碌的師首長很快給駐于都的中央軍委作戰值班室打電話請示。值班室的參謀問，他叫什麼名字？

師首長轉頭問：“你叫什麼名字？”

老乞丐説：“我叫項與年。”

不大功夫，作戰值班室來了電話：“立即將項與年送來，周副主席要儘快見到他。”師首長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命令牽來兩匹馬，派出一名幹部，將項與年送往于都中央軍委駐地，來到周恩來面前。

周恩來看到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臉孔腫脹的項與年，與印象中的那個白面書生大相徑庭，不由得大吃一驚：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項與年無力地坐在門前的台階上，哆嗦着，將絕密情報從貼身的衣袋中掏出，遞給周恩來。周恩來含淚立即讓人翻譯。黨中央幾天前已收到了簡要密電，如今又見到了項與年冒死送來的全套資料，決策依據更為充分。

中央三人團據此做出了突圍轉移的決定，並在敵人鐵桶合圍之前跳出了包圍圈。很多回憶錄中曾提到長征的決定很倉促、很匆忙，很多高級領導人如毛澤東等事先一點不知道，原因就在於此。

盧志英搞到“鐵桶計劃”後，黨組織擔心他再生意外，便派出4位偵察員接盧志英和夫人、孩子返回中央蘇區。

可就在盧志英一家於臨川南郊與接應的同志會合不久，莫雄的“除奸隊”隊長張大炮率一支馬隊追來了。這張大炮跟盧志英素來有怨，今日發覺盧志英朝“紅區”奔去，便擅自帶人追趕。盧志英一看追來的是張大炮，本想不予置理，但看了看4位同志和一箱機要文件，於是，他一揮手，讓大家隱蔽在路邊的樹叢裏。

未料，追兵過去不遠，盧志英的夫人張育民懷中的嬰兒“哇哇”啼哭起來，狡猾的張大炮急令部下停止前進，然後調過馬頭，氣勢洶洶搜尋而來。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口，盧志英二話沒説，一把奪過哭聲不斷的嬰兒，沿着山溝朝遠處跑去，在一道山樑上，他狠了狠心，將親生的兒子掛在了一棵酸棗樹上。嬰兒的哭聲，吸引了敵人掩護了戰友。

當張大炮循聲過去，發現只有一個小孩時，殘忍地扣響了扳機……盧志英悄悄折回原處後，大家似乎明白了什麼，尤其是作為母親的張育民，當場暈倒了。而盧志英卻強忍着悲痛勸大夥：“同志們別太傷心了，犧牲個孩子挽救了大夥，值得！”事後，到中央軍委情報部查詢敵情的彭德懷將軍聽説這件事後，也流下了眼淚。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從瑞金、于都出發，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漫長征路。這在中共黨和軍隊歷史上是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這一天，離蔣介石廬山牯嶺軍事會議結束僅僅數天，“鐵桶計劃”尚未佈置完畢，中央紅軍即突然實行戰略大轉移，果斷突圍，撤離中央蘇區，開始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

莫雄、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冒着生命危險送出這一情報，對中共命運的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錢壯飛破譯顧順章叛降密電。毛澤東也正是參照得到的“鐵桶計劃”的情報，率中央紅軍浴血奮戰，突出敵人重圍，巧妙擺脱了30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到達陝北後，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説過：“紅軍得以生存，搞情報的同志功不可沒啊！”

在這煉獄一般血與火的磨鍊與考驗中，中共脱去了誕生初期的幼稚與冒進，經歷瞭如同鳳凰涅槃一般的脱胎換骨，逐步走向成熟。中共軍隊也徹底拋棄了舊式軍隊的一切腐朽作風，徹底轉變為一隻人民的軍隊。

為什麼中共常常強調“重走長征路”？中共的所有優良傳統，可以説都是在長征過程中凝練成形的，雖然此後也仍有反覆，也有動搖，但只要找回長征的優良傳統，就永遠是一隻打不垮的鋼鐵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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