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胸懷（上）_風聞

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與富強奮鬥一生，為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了不朽功勳。

他的偉大胸懷，基於一切為公、一切從革命事業大局出發的格局，基於為人民服務的情懷。他堅持原則，同錯誤思想、錯誤路線做堅決鬥爭，毫不妥協。他一生經歷無數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早期也屢遭黨內錯誤路線打擊和排擠，幾度浮沉，但他從不挾私報復，不搞個人打擊。他主張通過黨內嚴肅的思想鬥爭，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統一思想，教育羣眾，團結同志。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總是按照治病救人原則，只要改正錯誤，仍然可以放下包袱，重新工作。

博  古

在中央蘇區時期，王明左傾路線佔據中央領導地位。1931年，蘇聯留學回來的28歲的博古（秦邦憲，博古為俄語“上帝”的音譯）擔任了中央負責人，博古與王明、張聞天等同期蘇聯留學期間的同學，合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博古對中國革命和戰爭缺乏實際的認識，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把毛澤東同志排擠出中央領導崗位，特別是軍事領導崗位。他放手把軍事指揮交給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博古一手促成，實際是共產國際送款員的李德，被博古捧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位置），脱離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照搬蘇聯軍事學院中的教科書作戰理論，在反圍剿中大搞陣地戰，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遭受重大損失。

紅軍長征中舉行了歷史上有重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和軍事指揮地位。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初步檢討，承認五次反“圍剿”失敗。遵義會議後，中央決定由洛甫取代博古擔任中央總負責。他接受了中央決定，博古為了革命利益，不計較個人得失，主動交出領導崗位，表現出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蕩胸懷。

毛主席成為中央實際領導人後，沒有對博古進行打擊報復。在長征及延安時期，博古繼續在黨內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和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等重要崗位。此後，他虛心檢討自己的錯誤，自覺改正錯誤，堅決執行中央的正確方針，為黨的理論、宣傳以及統戰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46年2月作為中共代表去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憲章審議小組的工作，4月8日，博古、王若飛等回延安向中央彙報請示，因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等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王  明

王明是黨內教條主義的典型，號稱黨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25年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能説一口流利俄語，深得米夫賞識，進入這個直屬斯大林的小團體。在蘇聯的四年學習和工作，使王明的理論水平提高很快；“唯聖”、“唯書”的思想和學究與背誦式的學習方式，使王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了教條，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的王明教條宗派從這裏孕育。

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

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發出了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批評。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義發來電報，批評毛澤東“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羣眾工作”。“遊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11月，臨時中央在贛南舉行蘇區黨的代表會，會議根據王明所控制的臨時中央的指示，決定撤銷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毛澤東失去了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的職位。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以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背景為資本，回到國內儼然以“欽差大臣”自居，手握尚方寶劍，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放在眼裏。在主持長江局工作期間，屢屢擅自發號施令，公然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毛主席及黨內同志與王明進行了長期鬥爭，但直到1938年7、8月間，赴共產國際彙報工作回來的王稼祥帶回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工作指示，明確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王明才開始失勢，但拒不認識錯誤。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終結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

對這樣一個對黨造成重大危害，毛澤東個人也長期遭受其政治打擊，延安時期一度對毛澤東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的人，在王明失勢後，毛主席並沒有懷私憤報私仇，置於死地而後快。王明在公開場合表示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且再也沒有興風作浪，因此也就得到了中央的理解和信任。在193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説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還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並親自做代表工作，王明才得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許多代表説：是經毛主席一再指示，才“忍痛投他一票”。

“七大”以後，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八大上，儘管王明長期在蘇聯養病，毛主席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議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

自60年代起，長期居留蘇聯的王明，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寫了不少文章，繼續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對於這樣一個堅持錯誤，一條道走到黑的人，毛主席對他的挽救可謂仁至義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