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印西段邊界史略_風聞

作者 房建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中印西段邊界同中印東段和中段邊界一樣從未劃定，我方認定的傳統習慣線分為兩部分，以空喀山口為交接點。空喀山口以北是新疆皮山、和田兩縣和印屬克什米爾轄下拉達克的邊界;空喀山口以南是西藏日土、噶爾、札達三縣和拉達克的邊界[1]。前者可稱為近代中印西段邊界新疆段，後者可稱為近代中印西段邊界西藏段。這裏主要討論1840—1949年間的近代中印西段邊界問題，對此前或此後的史事亦略作敍述。

有關近代中印西段邊界問題的藏文史料主要有《拉達克王統記》、《第五世達賴喇嘛傳》及續傳等，十分重要。漢文史料主要為道光年間駐藏大臣孟保的《西藏奏疏》。 近人的研究成果有一些。自中印兩國刊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員和印度政府官員關於邊界問題的報告》之後，黃盛璋先生的《中國地圖有關中印邊界的畫法的 分析研究》及《清代西藏阿里地區中印邊界的歷史研究》兩文涉及到這一問題[2]，主要使用了近代的英印史料，作了在當時國內已屬較詳細的論述。但黃文未能 使用藏文、特別是藏語地名原音;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一些重要的漢藏文及外文史料亦未使用。另外周偉洲教授的《19世紀前後西藏與拉達克的關係及劃界問 題》一文[3]，有關西藏段使用了新的史料，比黃文更進了一步。此文實際上敍述至1853年。但黃、週二人可能由於見不到上述《報告》，所以均未使用。筆 者在該《報告》及黃文和周文的基礎上，力圖參考更多的有關漢藏及外文史料，擬作一補充性的概述。至於英文史料，在國外，最多的還是英文史檔及各種專題研 究，數量遠遠超過藏漢文史料，其中多有為英印侵略勢力張目的，論述時不可不辨。

1820年的中印邊境西段(資料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有關這一地區的地圖，真正經過測繪的始於1840年以後，全出於西人之手，光緒末至1949年間繪製的地圖最多，主要出於英人之手。為了説明文中所涉及的地名，我們比勘了新中國成立後國內西藏方面的地圖及地名資料，並參考了近幾十年來國外有關這段地區的研究論著所附地圖。

一、新疆同拉達克之間的邊界的傳統習慣根據

該傳統習慣線以東的地區若干世紀以來就屬於新疆和闐。對於這一地區的疆界，不同時期的漢文官書均有記載。這一地區不但是我國維吾爾和柯爾克孜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息活動的場所，而且一向由我國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凡此種種。甚至許多英國方面的材料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承認。

(一)喀喇崑崙山脈作為和闐的南部邊界具有悠久的歷史。我 國權威的官書記載着和闐南部的轄境一直延伸到喀拉喀什河河源一帶的山嶺，即喀喇崑崙山(又稱為葱嶺)，河源一帶的山嶺是和闐的南部邊界。在清朝，這一帶的 山脈曾以滿語命名為“尼蟒依山”，即雪山的意思。1782年的一部由乾隆審定的集前此有關新疆地區史地文獻之大成的權威性著作在談到和闐的疆域時説：“按 和闐為于闐轉音，乃西域回部。……于闐隸我版圖，如前史所載，地有河源。”[4]這就是説和闐河發源於和闐境內。1820年一官書在談到和闐境內山川的時 候進一步説明，作為和闐河支流的喀拉喀什河河源一帶山嶺屬於和闐。“尼蟒依山在和闐南，東西有二山，和闐河分出其麓”[5]。20世紀我國的官書對於和闐 南部的邊界也保持一貫的説法。例如，1911年由新疆巡撫袁大化總裁和編纂的一書就是這樣描述的：新疆南部的邊界“過喀楚特(即坎巨提)又轉為東西線至尼 蟒依山哈拉哈什河(即喀拉喀什河)源接西藏界而止”[6]。

同我國的官書一樣，中國的地圖，特別是一些權威的地圖，也是二百年來一貫地表明喀 拉喀什河源在和闐境內，河源一帶的山脈(即喀喇崑崙山或稱葱嶺或尼蟒依山)是和闐南部的邊界。在早期以古代繪圖法繪製的地圖中，可以舉出1760年的“乾 隆內府輿圖”和1818年的“大清會典圖”作證明。20世紀以來，由於測繪技術的進步和對邊境地區有了進一步的勘察，中國的地圖就更精確地表明和闐的南界 的位置。現舉出兩張權威性的、大比例尺的地圖來證明中國的地圖早已正確地標明瞭這條傳統習慣線。這些地圖是中國參謀本部製圖局1918年制印的二百萬分之 一中國輿圖和中國國防部測量局1943年編繪、1948年制印的百萬分之一中國輿圖，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傳統習慣線的具體位置。新中國成立以前公開出 版的一般地圖對這一部分傳統習慣線的畫法基本上是同上述各圖一致的。

根據以上我國官書的記載和中國地圖的畫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疆同拉達克的傳統習慣邊界歷來是沿喀喇崑崙山脈，並同現行中國地圖的畫法一致，它有着可靠的無可置疑的歷史和傳統的根據。

(二)新疆同拉達克之間的傳統習慣線以東的地區。歷來是新疆維吾爾族和柯爾克孜族生息活動的場所。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維吾爾族就從北方遷移到現在的南疆地區。同維吾爾族在語言、宗教和生活習慣等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柯爾克孜族遷移到崑崙山脈以南，最晚也在 18世紀初葉。這兩個中國境內的兄弟民族多年來就在這整個地區採鹽、放牧、打獵，他們的足跡遍及哈吉欄杆、奇台達板、薩格茲庫裏、阿克賽湖、林濟塘、衝塔 什、克孜勒吉勒尕等地。這些地區迄今還留有他們在不同時期所修建的許多石壘房子、石羊圈和其他建築物及各種遺物。

由於他們世世代代在那裏生息和活動，很自然地，他們就用自己的突厥語給當地的山川要地命名。例如：“喀喇崑崙 ”是黑石羣的意思，“喀拉喀什達裏雅”是墨玉河的意思，“阿克賽欽”是白石灘的意思，“薩勒吉里幹南庫裏”是黃山谷湖的意思，等等。

(三)傳統習慣線還可以從印度地圖中找到證明。在19世紀中葉英國統治克什米爾以後相當長時期內，印度地圖一直把邊界畫在喀喇昆倫山，甚至畫到喀喇崑崙山以南。

東 印度公司的製圖師約翰·瓦克於1846年繪製的“倫奇特·辛格大君逝世時和英國政府同杜李伯·辛格大君之間以及古拉伯·辛格大君之間的條約區分領土時的錫 克疆域範圍圖”，就表明當時克什米爾(包括拉達克)的疆域北面只到喀喇崑崙山以南的什約克河，甚至沒有包括什約克河的東面源流和努布拉河;在東面只到東經 78度左右，沒有到達喀喇崑崙山。又如約翰·瓦克奉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命令所畫的“旁遮普、喜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圖，就把新疆和克什米爾之間的邊界畫在喀喇崑崙山。

再如1862年印度測量局出版的“英屬印度斯坦的北部邊境圖”，也清楚地標明新疆和克什米爾之間的邊界是在喀喇崑崙山，並且註明“葱嶺或喀喇崑崙山”字樣，説明在這裏的葱嶺就是喀喇崑崙山。

以上地圖説明，早期的印度官方地圖對新疆和拉達克之間的邊界的畫法同中國地圖的畫法是接近的。同時，這些地圖也證明“葱嶺”在這裏就是喀喇崑崙山。

(四)新疆同拉達克之間的傳統習慣線，在一些英國的“旅行家”、“考察家”和英屬印度政府的官方人員的記述中也可以找到證明。例如，穆爾克拉夫特説：“和闐的河流——喀拉喀什河、喀喇達裏雅或稱黑河(突厥語‘喀喇’意為黑，‘喀什’意為河)發源於和闐山。”[7]在這裏，他明確地把喀拉喀什河作為和闐境內的河流來描述。

1846 —1847年英屬印度政府委派的勘察克什米爾東部和北部邊界的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克寧漢説：“拉達克是信奉佛教的藏族所佔據的最西邊的地區。它的北面是以喀 喇崑崙山與中國的和闐地區分界。”[8]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作為拉達克和和闐的分界線的是喀喇崑崙山，而不是如印度方面所聲稱的崑崙山。

由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派往南疆地區活動的海華德中尉説：“喀喇崑崙山的主脈是東土耳其斯坦南面的天然邊界，沿着這條山脈向東伸延，從穆士塔格到喀喇崑崙，從喀 喇崑崙到羌臣摩諸山口，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可以確定為克什米爾大君領地的北界。”[9]他所描述的東土耳其斯坦(即新疆)同拉達克的界線基本上是同我國所指 出的傳統線相符合的。

屢次到南疆地區探察的英人斯空伯上校説：“喀喇崑崙山構成現時克什米爾邦北邊的邊界，它們從中國、俄國、阿富汗和印度帝 國大山脈交接處向南行，經過巴勒提斯坦和拉達克的一部分，到西藏邊境。”[10]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氏所描述的克什米爾的北部邊界從它同中、俄、阿 的交接處起到它同新疆和西藏的交接處止一直是東南行的，即全部沿着喀喇崑崙山，而並沒有如印度現在的地圖所畫的那樣：在通過喀喇崑崙山口以後，折向東北並 跳上崑崙山，然後再折向西南。斯氏的描述是符合於中國指出的傳統習慣線的。

1933年印度大三角測量局局長布拉德和印度地質測量局局長海頓合 著的一書寫道：“印度測量局從未能越出拉達克的邊界去測量第浦桑盆地的東緣。”[11]眾所周知，第浦桑盆地位於喀喇崑崙山口以東，中國的邊界線跨過這一 盆地，盆地的東緣在新疆境內。上述引文證實了中國邊界線。

從上述以及其他一些“旅行家”的報告和記述中，還可證明中國方面所指出的傳統習慣線以東的地區向來是中國邊民生息和活動的場所。

例如，上述海華德在批評某些英國旅行家任意在地圖上篡改邊界線時説：“在最近的土耳其斯坦圖上，邊界線伸延到克里陽河谷(位於新疆崑崙山區)的卡特屯。但是不僅這個河谷，而且葉爾羌和喀拉喀什河谷也都是向土耳其斯坦的統治者納税的柯爾克孜人常去的地方。”

英 國測繪師高德文·奧斯騰(Henry Haversham Godwin-Austen)記載道，當他1863年到班公湖地區探察時，他的嚮導告訴他：“再遠一點的地方是一種稱為柯爾克孜的遊牧民族放牧的地方…… 這些人在平原上來來往往，從平原到伊里奇(即和闐)和東邊未曾調查過的地區。”[12]他所敍述的情況證實了柯爾克孜族人民甚至穿過阿克賽欽地區到班公湖 附近活動。

(五)1947年印度獨立後，由於在西藏問題上與中國有爭議，從那以後就提出新疆的阿克賽欽為印度領土。幾年前持此觀點的一位印度 前官員兼學者還就此題目寫了一本300多頁的書[13]。該書儘管徵引了大量的英文史檔和論著，卻未提1930—1932年間在該地區從事科學考察的中瑞 西北考察團，該團的一位中國學者及兩位瑞典學者在這一地區考察了這麼長時間，卻未見英印方面在此有任何主權的象徵，如派駐邊防部隊或駐紮官員等，反而是經 過了中國方面的准許才得以進行考察活動。他們因為工作需要，有時會進入印度克什米爾一側，卻未遇到任何抗議。瑞方的安保德(Nils Peter Ambolt)在考察完畢後即從拉達克經印度回國，也未聞英印方面對此有任何異議[14]。該考察團的負責人是著名的斯文赫定，當時其一舉一動在印度及西 方世界均屬新聞熱點。實際上，在阿克賽欽的歸屬問題上，考察者考慮的是它應屬於新疆，還是應屬於西藏這樣一個問題。

二、清代西部西藏邊外諸部考

乾隆以來，有關西藏的漢文文獻中出現了一些西部西藏邊外諸部名 稱，這些部族邦國隨着近代以來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相繼被吞併，今已成為印度的一部分。對於這些部族邦國，中外治藏史及中亞史者似未有考及者，筆者考勘有關 藏文史籍及中外文獻，概述其嬗變源流，以為論證中印西部邊界的最可靠證據，亦可為印度史及藏史研究者之一助。

(一)庫呢與噶爾廈。成 書於嘉慶初年的官纂《衞藏通志》卷十五“部落”“庫呢”條記載：“在藏屬阿哩地方之西界，其地與甲噶爾、廓爾喀部落交界。其部長名熱咱烏爾生，嘉慶之丙辰 (嘉慶元年，1796年)遣人來藏。”阿哩即今西藏的阿里地區。藏人當時稱印度為rGyagar，音譯為甲噶爾。廓爾喀在今尼泊爾境內。我認為庫呢為藏文 Khunu的音譯。《藏漢大辭典》[15]Khu-nu條釋為：“崑崙，庫陸。阿里地區一地名。”譯為庫呢比庫陸妥當，因為有文獻根據。我們沒有在西藏方 面的其它藏漢文史料中發現1796年有關庫呢遣人來藏的記載，翻檢《仁宗實錄》、《嘉慶起居注》及其它國外史料亦不例外。庫呢當時為阿里西境外一小王國， 首領如附近的小王國一樣稱作raja。唐以來漢譯梵經舊諧音作羅者，清朝按習慣將西藏邊外的屬藩首領稱作部長，即部落長之意。該部長名熱咱烏爾生，未見有 關史料，但熱咱似為raja譯音;烏爾不可考;生今多譯作辛格，意為獅子，源於蒙古語的僧格，因為這一帶曾是蒙古族莫卧爾王朝的領地，後成為錫克族的勢力 範圍，錫克族奉行獅子崇拜，raja及一般人的名後多綴辛格。

當時的庫呢國中心地東鄰阿里，南鄰甲噶爾，東南鄰廓爾喀，相當今西藏札達縣邊外 的薩特累季河流域，屬印度喜馬偕爾邦[16]。初編於17世紀，成書於上世紀40年代，後又多次增訂至拉達克王朝結束的藏文史籍《拉達克王統記》有 dKar-zhvavi Khu-nu之句，藏語vi意為……的……，即dKar-zhva的Khu-nu。《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十七收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二十三日 駐藏大臣升任四川總督琦善的上奏，言：“查堆噶爾本(指阿里地區的首府)有大小五處營官，系達賴喇嘛所屬，均與拉達克及英夷所屬之庫魯、農底、泥底、噶爾 廈、加木比、作木朗、降納烏、比寧巴、奔阿、轄果、覺拉木、聰薩各部落犬牙相錯，並無要隘可守。”[17]考訂這12個與西藏堆噶爾本比鄰的部落，對於我 們研究當時的西藏西部邊界有着重要的意義。其中的噶爾廈為Dkar-zhva的譯音，庫魯為Khu-nu的譯音[18]。《藏漢大辭典》無 Ga[r]-sha及dKar-zhva的辭條。Lahul當時在庫呢的北鄰，不可與其西部約四百公里處的今巴基斯坦的拉合爾混淆，後者在當時的英文文獻 中寫作Lahore。

(二)農底與加木比。農 底即多次出現在《拉達克王統記》中的Nyung-ti。上引《印藏古物》同頁注為Kulu。《拉達克王國》及西方藏學界對此均無異説。《藏漢大辭典》無 Nyung-ti辭條。Kulu古國當時位於庫呢的西北，即旁遮普邦北部，後之英文史料多稱作Kulu、Kullu、Kooloo或其它音近的譯音。今印 度這一帶仍有地名Kulu。《世界地名錄》[19]譯作古盧，為了不與庫呢或庫魯混淆，我們採用了各自的譯法，即用古盧對譯農底。

英國學者哈 密爾頓(Francis Buchanan Hamilton)1802年進入廓爾喀從事調查，直到1814年，其間蒐集了不少資料。他指出：據廓爾喀學者哈日巴拉巴(Hariballabh)的介 紹，“Kullu(古盧)國總的來説以Pariyat(帕日亞特)山脈與Chamba(加木比〔國〕)相隔，中心地帶為Bayas(比亞斯〔河〕)流 域，Sangskrita(梵文)作Bepasa(河)，而其疆域延至聖語所言Satadru(薩塔朱〔地〕)，在這些人的方言中稱作 Satarudra。庫魯疆域遼闊，為寒冷的貧瘠山地，產羊很多，生長的糧作物多為phaphar、chuy和uya。從所言來看，這chuya似為 Holcus sorghum(蜀黍、高粱)，然而因氣候寒冷，此説不太可信。庫魯與Thibet(西藏)交往甚密;由於交往如此隨意，以至均與Chief(頭人，即前 言部長)有關，該頭人儘管被認定為純Rajput(婆羅門任頭人的)，但卻遭到南部山脈更純的居民的嘲笑。其名為Ratra Singha(熱查·辛格，此名雖與前言熱咱烏爾生中的熱咱〔烏爾〕生相對應，但因國屬不同，故非一人)，Pritama(普利塔瑪)之子”[20]。

哈考特(A.F.P.Harcourt)19世紀60年代曾任英國駐古盧助理委員(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Kooloo)，是英方在古盧的最高行政長官，1868年廣泛蒐集資料，於翌年寫成《喜馬拉雅的古盧、拉合爾和斯皮蒂諸地區》(The Himalayan Districts of Kooloo,Lahoul and Spiti,倫敦，1871年)一書，後附一詳圖，但德里1972年改版重印時大概因技術原因略去了此地圖[21]。加木比又在農底北鄰。

(三)泥底、作木朗、降納烏、奔阿、轄果及聰薩。泥底為Niti的譯音，乃位於今西藏札達縣泥底山口南部略偏西約20公里處印度境內一村名。《西藏地名資料簡編》[22]言袞拉(dGun-la)山口意為冬山。又作dGon-la，名尼提山口，藏文作Nyi-ti ri-vgag。《藏漢大辭典》無Ni-ti或Nyi-ti辭條。道光至民國年間，有不少英國人士經泥底從泥底山口入藏，他們的地圖清楚地標明瞭Ni ti的所在。

作木朗乃位於今尼泊爾久木拉縣一帶的與西藏毗鄰的一古國名，乾隆以來的藏漢文獻多有記載。乾隆末年被廓爾喀吞併。

降 納烏在駐藏大臣孟保的《西藏奏疏》卷一“剿辦森巴生番”第25葉上下兩次作降納沃爾地方，第26葉下作甲納沃山，均為藏文Byang-la-vur的譯音 [23]。《藏漢大辭典》無此辭條。降納烏為一古國名，位於今西藏普蘭縣邊境山口強拉以西。有趣的是，強拉藏文作Byang-la，可能藏人見降納烏在強 拉以西，故因音諧字。降納烏在乾隆末年被廓爾喀吞併，後又被英國侵佔。上引《世界地名錄》稱古毛恩(Kumaun)為印度一地區名，但未標經緯度。

比寧巴與覺拉木未能考出。

奔阿，《衞藏通志》記載：“補仁，與宗朗所屬奔阿交界。”[24]補仁即今西藏普蘭縣，宗朗即為木朗的異譯。奔阿當在今普蘭與尼泊爾交界處。

轄 果，乃Shaikot的譯音，見闡多拉(Khemanand Chandola)所著《歷代喜馬拉雅的穿越：中部喜馬拉雅與西部西藏間關係研究》(Across The Himalayas Through the Ages,a Study ofRelationsbetween Central Himalayas and Western Tibet,新德里，1987年)一書後所附地圖。具體位置在普蘭縣最南端的南入尼泊爾境不遠處。

聰薩，為藏文Tshong-sa的澤音，《西藏地名資料簡編》言意為市場。根據西藏自治區測繪局1978年出版的藏漢文各九大張拼接的“西藏自治區政區圖”，札達縣邊境內外此藏文地名有二：一在西藏境內，譯為葱莎，《西藏自治區地名錄》標為北緯31.1度，東經79.0度處;另一在印度境內，譯為村沙，從地圖看應為北緯30.8度，東經79.8度處。前一葱莎較為著名，屢見於近代英印遊人的記載;又因在民國年間西藏地方政府與邊外的代赫裏格爾瓦爾地方政府(Tehri-Garhwal，此譯名從上引《世界地名錄》，藏文漢譯作真日，今為印度北方邦一區〔縣〕名)為此地及附近一帶屢起糾紛，故印度事務部有專門的一卷檔案留存。

三、西藏阿里地區同拉達克之間的邊界的傳統習慣根據

此段邊界線以東，印方提出爭議的地方歷來屬於阿里，是西藏人民歷來生息活動的地方。其中除了一塊很小的巴里加斯(Parigas)地區在本世紀50年代中期被印度侵佔以外，其餘地區始終在我控制之下，由西藏的日土縣(1960年前為宗)管轄。

西藏地名錄甲乙種本未收巴里加斯地名，《西藏地名資料簡編》標在典角(碟穆綽克)西北我噶爾縣境內，註明為外來語。

(一)在過去的一二百年中，我國的官書和文件對於這條傳統習慣線的位置都有着相當明確的記載。例如，《清朝續文獻通考》就説明西藏的傳統習慣線在北邊接喀喇崑崙山脈，西藏“西北抵喀喇崑崙山，接新疆和闐州”[25]。

關於斯潘古爾湖地區的邊界，藏曆木牛年(1865年)1月17日噶廈給阿里噶爾本的一份文件載明，邊界是在斯潘古爾湖以西的莫爾多的那喀。文件説：“查楚舒勒與日土宗的莫爾多的那喀距離很近。”今西藏地圖無莫爾多及那喀地名，但在拉達克傳教的德國牧師的著作後所附地圖中作Mordo，標為楚舒勒與斯潘古爾湖西端間的一山口[26]，正在今我方主張的邊界線上。

(二)印方力圖論證碟穆綽克地區屬於拉達克，但是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傳統、習慣的證據證明這一地區無可爭辯地歷來屬於西藏。1753年噶陀仁增活佛為拉達克王室糾紛進行調解後所擬的調解書記載着碟穆綽克的邊界是在它的西邊的拉日噶波。這份文件説：“我亦於此月(水陽猴年七月)之下弦初十日抵達西藏王和拉達克王之邊界古魯的聖地——碟穆綽克拉日噶波。”古魯乃梵文老師之意，藏人用於達賴喇嘛的尊稱，古魯的聖地即藏地。可見碟穆綽克肯定在藏境。

除了上述文件以外，拉達克境內的頭人早在130多年以前就承認碟穆綽克屬於西藏，而邊界是在碟穆綽克西邊的拉日噶波，也就是到達我方所指出的傳統習慣線。他 們在藏曆土羊年(1859年)同碟穆綽克頭人訂立的一項文書説：“碟穆綽克拉日噶波和這山溝內水草、羊圈等，以前就屬於西藏政府，今後自當仍屬(西藏)政 府。”由此可見，碟穆綽克地區的邊界線是在碟穆綽克以西的拉日噶波，而不是如印方所主張的那樣在所謂的“拉日河”。

碟穆綽克地區在我國境內的 事實，甚至在英國方面的一些有權威性的材料中也得到證明。1920年由英國外交部歷史組寫成的一書説：“疆界約在碟穆綽克下游25英里處(北緯33度)穿 過印度河。”[27]這同我國指出的邊界位置恰好一致，位於上游的碟穆綽克是在我國境內。曾任英國駐西藏、不丹和錫金政務官的查裏·貝爾在一書中也同意這 樣的説法，並在附圖中表明碟穆綽克是在中國境內[28]。上引克寧漢一書第18頁及附圖，還有斯特拉徹1851年繪製的拉達克圖、1880年約瑟夫·夏萬 繪製的中亞圖，均表明碟穆綽克在中國境內。而前二人曾被英政府指派為勘察拉達克和西藏邊界的委員。

(三)在上述傳統習慣線以東的地區一向是西藏人民放牧的地方。班公湖以北的哦夷草場、尼阿蘇(《地名錄》作尼亞格祖〔gNasbtsugs，《簡編》言意為樹林集中之處〕牧點，位於日土縣33.9/78.8處)草場、卓博噶波草場和空喀山口附近的草場都是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為生的地方。碟穆綽克地區 的草地也一向是他們放牧的地方。在長期使用這些牧場的過程中，阿里的牧民已經形成了一種看界守山的傳統和習慣。由阿里地方當局委派和由牧民當中推舉出來的 專門守山的人員經常在傳統習慣線一帶的山嶺中來往巡查。這種傳統習慣已經在班公湖地區和碟穆綽克地區繼續了一百多年。長期擔任守山看界的老人本世紀60年 代時仍健在。

(四)中國地圖對西藏和拉達克之間的邊界的畫法歷來同現在的畫法一致，中國參謀本部製圖局1918年制印的二百萬分之一中國輿圖 和中國國防部測量局1943年編繪、1948年制印的百萬分之一中國輿圖就是權威性的證件。我方所指出的西藏阿里地區(包括碟穆綽克在內)同拉達克之間的 傳統習慣邊界，從印方的官方地圖也反映出來。如1881、1889、1900年印度測量局的地圖和1908年“帝國印度地誌”的附圖，儘管這些地圖對西段 邊界的其他地方的畫法有錯誤，但是對於碟穆綽克地區的邊界的畫法卻基本上是正確的。在上述地圖中，大多數地圖的邊界線還把尼阿蘇畫在中國境內，切過班公湖 的西半部，即基本上符合我方所指出的邊界線。

從以上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方所主張的西藏同拉達克的傳統習慣線是有着確鑿的傳統習慣的根據的。

班 公湖近北的克什米爾與西藏的邊界爭端發端甚早，1863年親至當地的上引英國測繪師高德文·奧斯騰曾談到克什米爾當局與西藏方面爭執季節性宿營放牧地尼阿 格祖和班公湖東端的庫爾納克廢堡。當時他品評事實，傾向於藏方。這場爭端一直持續了下去，到了1945年，當時任英國駐拉薩外交使團負責人的黎吉生 (Hugh Richardson)在其所編供英方參考的《西藏概要》中言此爭端仍在，他稱之為卓博噶波之爭，他更是偏向藏方[29]。

卓博噶波地名不見於我方的地圖，在英印方面的地圖上標於尼阿格祖下方，是個只有幾平方英里無常住人口的劣質牧場。1918年，藏方的日土宗本下令藏人逮捕了一位在此爭端地放牧的名拉甲(Lhagyal, 拉達克人)的克什米爾臣民。

(五)如前所述，在英印殖民地時期，對中印西段邊界已 形成一佔上風的意見，這段邊界就是這樣維持的。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中央政府即認定了這種狀況。但為何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印度方面會有異議呢?這就牽涉 到克什米爾問題，而這又與後來劃入克什米爾的拉達克有關。拉達克自吐蕃王朝後期，作為贊普王子所建王國，本身就是西藏的藩屬。由於地理上的接近，拉達克經 常佔有西部西藏，行使管轄權，以至在第六世達賴喇嘛時期與西藏經過戰爭達成了各守邊界的協定，這就是現在中印西段邊界西 藏段的由來。到了1842年，拉達克被克什米爾的道格拉錫克族軍事政權吞併，道格拉政權此時悍然發動侵略西部西藏的戰爭，作為對拉達克政權的領土繼承，提 出整個西部西藏為其所屬，結果被藏軍擊敗，這就是所謂的森巴戰爭。爾後道格拉政權發展成為統一了整個克什米爾的政治勢力，雖然後來被英國佔領，但克什米爾 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卻留存了下來。1947年的印度獨立是伴隨着印巴分治而產生的，在如何將克什米爾一分為二的問題上兩國產生了長期的爭端，其中又有克什米 爾的獨立要求，情況益為複雜。印巴將克什米爾問題的爭端鬧到了聯合國，而談到克什米爾的疆域，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與西藏的邊界，印度方面對此不大瞭解， 為了準備資料，遂委託克什米爾方面，克什米爾方面根據自已所藏的大量文檔，提出了多餘的領土要求，這就是中印西段邊界爭議的由來。

四、結語

入清以來，中印西段邊界在個別地段有西藏地方政府與邊外個別部落長代表間的停戰協定式的界定，並無近代國家邊界的嚴格劃定方式，且與各自後來的中央政府並無行政上的繼承性，故僅可供定界時參考，並無國際邊界法律上的效力。實際上，現屬印度克什米爾的拉達克在過去的吐蕃王朝滅亡時期是一邏莎(今拉薩)贊普王子首創王國地，是純粹的藏地，這是中外所共認的，只是到了清道光朝，由於內憂外患，再加上當時的駐藏大臣對歷史不瞭解，才默認了英印對拉達克的統治權。由於交通不便，有清一代的駐藏大臣沒有到過西部西藏邊界。民國年間，雖有中央代表在藏，但也無暇及此。勘定西部西藏的邊界，要參考大量的英印方面的英文文獻和遊記，而當時西藏地方政 府方面通英文的寥寥無幾，手中更無有關的文獻。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央政府在西藏又有了代表，當時亦無暇及此。1959年平定西藏叛亂後，中央駐藏人員增 多，馬上就遇到了中印西段邊界談判問題，為了準備及分析資料，提出證據，我方參加談判人員(由於當時的具體情況，沒有一個藏族人員參加)除了通英文外，沒有人以前到過西藏，或從事過藏學，更不懂藏文，也不掌握有關的漢文史料，所以沒有提出本文所挖掘出的一些證據，這就是當時的具體情況。

註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員和印度政府官員關於邊界問題的報告》，中國外交部，第1頁。

[2]見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邊界歷史地理研究論叢》，後一文系與王士鶴先生合撰。

[3]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4]《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九。

[5]《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五八二。

[6]《新疆圖志》“國界一”。

[7]William Moorcroft:《和闐志》Notice on Khoten,載《皇家地理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1832年第1卷，第244頁。

[8]Cunningham:《拉達克》Ladak,1854年，第17—18頁。

[9]G.W.Hayward: 《從列城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的旅行和葉爾羌河河源考察記》Journay from Leh to Yarkand and Kashgar,and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Yarkand River,載《皇家地理學會雜誌》1870年第40卷。

[10]R.C.Schomberg:《未知的喀喇崑崙》Unknown Karakoram,1936年，第9頁。

[11]S.G.Burrad,H.H.Hayden: 《喜馬拉雅山和西藏的地理地質概述》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Tibet,1933年，第121頁。

[12]見其《論拉達克的班公湖地區》Note on the Pangong Lake District of Ladakh,載《皇家地理學會雜誌》1867年第37卷，第343—363頁，又收入同年倫敦的《地理雜誌》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另有其它兩種雜誌轉載。

[13]拉爾(John Lall):《阿克賽欽與中印衝突》Aksaichin and Sino-Indian Conflict,新德里，1989年。

[14] 見安氏與瑞方另一位參加者諾林(Eric Norin)博士合纂的《斯文赫定的中亞地圖，地圖紀要，卷一，記錄與測繪》Seven Hedin’s Central Asian Atlas,Memoir on Maps,Vol.1,Records and Surveys,斯德哥爾摩，1967年，以及諾林著《在西部西藏的地質考察》G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Western Tibet,斯德哥爾摩，1946年。

[15]《藏漢大辭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6]在這一帶傳教多年的德國牧師弗蘭克(A.H. Francke)所著《印藏古物》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加爾各答，1926年版第2卷第125頁注dKar-zhva為Lahul, Khu-nu為Kunawar。

[17]中華書局標點鉛印本卷六第3088頁點作“庫魯、農底泥底、噶爾廈加木比、作木朗、降納烏、比寧巴奔阿轄果、覺拉木、聰薩”，成了8個部落，可見對這一帶地理的概念模糊，有必要澄清。

[18] 意大利藏學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著《拉達克王國》(The Kingdom of Ladakh,羅馬，1977年)一書第43頁認為阿旺貢噶倫珠土登格勒迥乃索南堅贊(Ngag-dbang kun-dgav lhun-grub thub-bstan dge-legs vbyung-gnas bsod-nams rgyal-mtshan)所撰《達倉熱巴傳》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Audiyana-pa Ngag-dbang rgya-mtshovirnam-thar legs-bris vaidurya dkar-povi rgyud-mang第31頁的Ga[r]-sha即Lahul。Ga[r]-sha及dKar-zhva的譯音，藏人達倉熱巴從西藏朝聖路經此地，隨音 記字，故與文獻音近而字異。

[19]《世界地名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

[20]見其所著《尼泊爾王國記》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l,愛丁堡，1819年，第315—316頁。書後所附地圖標明瞭古盧及毗鄰地區的所在。

[21]該書第113—115頁記錄了至其成書時的古盧王統世系，十分珍貴。

[22]《西藏地名資料簡編》，西藏測繪局1979年版。

[23]此藏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次仁加布1988年的碩士論文《試論1841—1842年西藏、森巴之戰》第26頁及索引所引西藏檔案館的此戰役記載。

[24]《衞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頁。

[25]《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三○。

[26]《印藏古物》第1卷，加爾各答，1915年;第2卷，1926年。

[27]“西藏”，第4頁。

[28]Charles Bell:《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1924年，第7頁。

[29]《西藏概要》，加爾各答，印度政府行政出版社1945年版，第122—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