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人民日報內參與1977年恢復高考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0-07-07 17:46
來源：舊報刊剪輯
中國大陸於1977年12月間恢復高考，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影響極為深遠。570萬青年人蔘試這次高考，27.8萬人被大學（包括大專）錄取，錄取率4.7%，創下中國自有大學統一高考以來最低錄取記錄。然而它卻在中國歷史上久久迴盪黃鐘大呂之聲，它使因“文革”而中斷了11年的大學統一考試製度得以恢復和延續，使“知識就是力量”的聲音瞬間傳遍中國。這批錄取的大學生“成材率”很高，很快成為改革開放的中間力量和領軍人物。
《人民日報》在1977年恢復高考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直接引發剛剛恢復工作不久的鄧小平副總理明確了當年恢復高考的決定。在這一進程中有出色表現的是人民日報記者穆楊，還有他的同事王惠平，全程參加了第二次全國招生會議。穆揚組織座談，撰寫內參，鋒芒所向，是要推翻“文革”中產生的“兩個估計”，他寫下了撥亂反正歷史大潮中精彩的一筆。
穆揚是本文作者的前輩同事，他的貢獻應該著錄。
恢復高考招生制度撥亂反正
中國的統一高考制度於1966年5月被突然爆發的“文革”打斷。此後，中國大陸上的高等學校4年沒有招生。
1970年秋，北大、清華兩校試點招收“工農兵學員”4000多名。1971年起，大部分高校陸續重新招生，在否定文化考試的前提下，實行“自願報名、羣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16字招生方針，不僅造成入學青年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參差不齊，還給社會帶來嚴重的“走後門”腐敗風氣。這樣的大學招生方式延續到1976年，使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人才接續嚴重斷檔。
“文革”中，周恩來和鄧小平先後提出，要恢復文化考試，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拔大學生。均受到阻撓和批判而沒有得到實現。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了，改變“推薦制”高校招生是萬眾所願。但是怎麼改，什麼時候改？仍然受到“兩個估計”的嚴重束縛——這是1971年全國教育會議會議“紀要”中提出的觀點：“建國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該“紀要”得到毛澤東批准，作為中央文件下達，否定了長期以來實行的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 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晉祠賓館召開"全國高校招生工作座談會"，會議在招生辦法、文化程度要求、政審標準上出現爭論，會後決定將在當年招收5%（大約1萬名）高中應屆畢業生，對原有的“十六字推薦入學方針”沒有改動。
8月4日，教育部報送了《關於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報告》，其中的高校招生設計與恢復高考有很大距離。就在同一天，剛剛全面恢復工作、分管科教的鄧小平副總理，邀請30多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座談。這次科教座談會一連開了5天，鄧小平每日參加半天，親自主持會議。
會議開到第三天，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查全性勇敢地發言指出：“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他歷數現行招生制度四大弊端，指出應該恢復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招生考試，而且”一定要當機立斷”。
查全性講話一氣呵成，全場共鳴。
鄧小平當場表態：“‘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
教育部長劉西堯在一邊勸阻：“今年恢復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了。”
鄧小平説：“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劉道玉《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33頁）
第二次全國招生會議舉步維艱
根據鄧小平的要求，第二次全國招生會議於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開。一年中召開兩次全國高校招生會議，亦屬史上僅見。出席會議者主要是各省區市教育部門代表，包括工作人員 89人。人民日報科教部副主任王惠平和資深記者穆揚到會，主要報道任務由穆揚承擔。
穆揚是在解放戰爭中投身革命的幹部，原名楊競武，1926年出生在濟南，1945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北平的中國大學中文系。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他很快受到當局注意，即在中共組織安排下，於1946年4月到中共解放區張家口華北聯大中文系學習，正式參加革命。他的班主任陳企霞，任課老師丁玲、艾青、蕭殷都是著名革命作家。
1946年6月內戰全面爆發，華北聯大撤到晉西北，以後不斷轉移，於1948年春到河北正定縣，併入新的華北聯合大學中文系。1948年6月華北《人民日報》創刊，需要增添編輯人員，即將畢業的穆揚即投身進來，從此一生都在人民日報工作。他是一位行政14級幹部，自“文革”開始後一直從事科教報道， 熟悉情況。
參加第二次招生會議的人民日報科教部副主任王惠平的經歷與穆揚相似，也是行政14級幹部。他於1925年3月出生在河北樂亭，1943年至1945年在北平上大學並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46年4月參加革命，1949年10月入黨，新中國成立後在《東北日報》當編輯， 1953年調入人民日報。
第二次全國招生會議開成了“馬拉松”，整整44 天。除第一天傳達鄧小平講話以後，劉西堯從未到場講話，也很少到會場來聽取意見。會議上有不同意見，但大多數人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擺脱“兩個估計”。會議走向延續着太原會議結論——招生考試開一個小口子招收一些應屆高中畢業生，總體上延續“推薦＋批准”的入學制度。
穆揚看到了問題的癥結，就是不敢突破“兩個估計”。他本人蔘加了1971年產生“兩個估計”的“全教會”，知道“紀要“是怎麼炮製出來的。他堅定地認為，“推薦”入學制度再也不能延續下去了。否則，大批青年人才將被耽誤，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將大大延期。
身為老資格黨報記者，他分別和教育部長劉西堯、副部長李琦、雍文濤交談，表示要寫內參，向中央領導人反映這次會議情況。
劉西堯明確地表示，不能寫！“全教會“做出的”兩個估計“是領袖批准的，怎麼能否定呢？李琦態度不明朗。雍文濤明確地支持説：“你可以寫。”
教育部三位部長和副部長，態度不一樣。
穆揚又徵求王惠平的意見，也認為可以寫內參反映情況，這就堅定了穆揚的決心。9月 3日下午，穆揚以人民日報記者名義，邀請曾經參加過1971年“全教會”的6位代表座談，他們分別是：石油化學工業部教育組負責人於文達、吉林省招生辦公室負責人王野平、陝西省教育局副局長文鑑白、河北省文教辦公室高教組負責人劉龍祥、浙江省教育局負責人陳惠滋、福建省招生辦公室負責人張惠中。王惠平這天有事，未參加座談。
穆揚鼓勵參加座談的當事人發言，他本人發言説：“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一個會議肯定下來的東西，只能管一段時間。過去制訂的憲法和黨章都是周總理參加的、毛主席批准同意的，每次代表大會都修改嘛。怎麼一個‘紀要’就動不得呢？”後來，他還把這個表述寫入了內參。
這天的座談會上發言踴躍。當事人把“兩股估計”的出籠經過做了梳理，指出“兩個估計”是由“張春橋和姚文元親自修改定稿的”，“嚴重挫傷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至今還是調動廣大教育工作者積極性的極大障礙。‘紀要’中存在的問題成了教育戰線的癌症。”
他們回顧，當年在開會之前，張春橋、姚文元就在上海確定基調，到會上只能説“文革”前的17年壞，不能説半句好話。在文件起草上，思想極“左”的遲羣主持12人起草小組，很快排斥了其中唯一有過教育經歷的何東昌。“紀要”改到第12稿，由姚文元接手修改。發言者紛紛指出：“紀要”中提出的“兩個估計”，“在邏輯上講不通，也不符合事實。”
座談會當晚，穆揚趕寫出內參初稿，連夜送到報社編輯部，由總編室內參組負責人黃植接手，迅速發到專門印刷內參件的車間排版，印出小樣，再送回會場，由穆揚校訂。
拿到排印樣，穆揚慎重多了，字斟句酌，用了兩天時間。王惠平也回到了會上，對第一頁上的文字作了幾處校改。其餘事務都由穆揚完成。這時已是9月6日左右，他趕回報社，發排印刷。
沒有想到，就在9月6日，劉西堯向與會各省區市教育部門負責人宣佈，會議將在15日結束，不作總結。這下引起了與會者極大不滿。隨着會議進程，代表們對招生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起來，他們紛紛來找人民日報記者，反映情況。這些意見包括：“萬萬沒有想到，竟開了這麼一個會，部長連一句話都不講。本來可以開一個很好的鼓勁的會，卻開成了一個泄氣的會。”“不利用這個機會把局面打開，反而閉口不言，這是為什麼？”有人向穆揚遞來一首打油詩：“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説紛紛難編排。雖説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
在這個情況下，穆揚放下已經寫成的稿件，先完成了一篇急就章，送回報社編輯部後刊登在內參《情況彙編》特第626期上，標題是《招生會議代表對教育部長提出尖鋭批評意見》。（王惠平《推翻教育戰線“兩個估計“》，引自《人民日報回憶錄》，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20-221頁）
遺憾的是，本文作者在研究進程未能看到這一期內參，只能引作參考，待日後這個文件被披露，將能夠更加完整地披露恢復高考的歷史進程。
接着，穆揚改定了座談會後即寫出的內參稿，將標題定為《全教會“紀要“是怎樣產生的》，送回報社，編髮為《情況內參》特628期。按照編輯程序，這篇內參由時任總編輯簽發，上送中央領導人。
這份內參的內容主要有兩個，一是回顧了“兩個估計“的產生，對其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其中寫明，在當時的會議結束後，以徐景賢、徐海濤為隊長的上海代表團回到上海後，只傳達張春橋的講話，大肆吹捧説：“‘兩個估計‘中的第一個估計是張春橋寫的，第二個估計是姚文元寫的。”實際上，大多數會議參加者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內參稿後半部分為第二重點，批評了教育部長劉西堯，指出他“在揪出‘四人幫’以後，有責任把全教會和‘紀要’產生時的政治歷史背景搞清楚，並報告中央。但是，使人失望的是，劉西堯部長不是這樣做，反而長時間死死抱住‘紀要’不放。”
內參最後寫道：大家“對教育部至今還不積極地起來揭發肅清林彪、‘四人幫’在‘紀要’中的流毒，感到越來越不滿意。”（引自人民日報《情況彙編》1977年9月15日特628期）
這份內參的言辭之率直激烈，在幾十年後看來，鋒芒猶在。
內參送上去了，一連幾天，穆揚的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9月21日，大家得到通知，到教育部禮堂聽“傳達”，原來是教育部長劉西堯傳達鄧小平9月19日找方毅，還有劉西堯、李琦、雍文濤談話的內容。
傳達是依照文稿唸的：一開始就是鄧小平説：“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六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志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
聽到這句話，穆揚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再聽下去，慢慢恢復平靜，接着興奮起來。由此看來，鄧小平看到了穆揚、王惠平寫的第二份內參，前一份則未必讀到。
鄧小平接着説：“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於裏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鄧小平説：“‘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説明了問題的真相。”
鄧小平對教育部主要領導嚴厲批評説，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説話，還揹着“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跟斗的。
鄧小平嚴厲催促恢復高考，強調要從應屆高中生中直接招收大學生。他批評教育部負責人説：“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爭取主動，至少説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錯誤。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勇來抓。”
他要求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教育部首先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贊成的就改行。
鄧小平接着批評教育部起草的本次招生政審意見説：“你們起草的招生文件寫得很難懂，太繁瑣。關於招生的條件我改了一下。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招生主要抓兩頭，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卷，第66-69頁）
鄧小平談話之後，招生工作會議發生重大轉折，確定當年即根據“擇優錄取”原則恢復全國統一高考。
9月25日，會議閉幕了。劉西堯在會議結束時作了自我批評。他説：“在我們幾次召開的座談會上，從太原招生會議，一直到這次招生會議，我都沒有放開手，讓大家揭發批判由於‘四人幫’嚴重干擾破壞所產生的嚴重問題。怕這樣會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實際上是阻礙了對’四人幫‘破壞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罪行的揭發和批判。”“我仍然抱着’紀要‘和’兩個估計‘不放，仍然壓制大家不敢講話。”（楊學為編《高考文獻1977-199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6-57頁）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1977年高校招生一事，同意當年恢復高考。中央主席華國鋒講了教育問題，指出，高等學校招生這件事很重要，要抓好。在過去的工作中，教育工作者是有成績的，做出了貢獻的。“十七年黑線統治”這種説法要好好批，狠批”兩個估計”。（傅頤《引起鄧小平關注的一份特刊》，見《百年潮》雜誌2003年第1期）
此後的進程猶如春江放筏。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為標題，報道剛剛結束的全國招生工作會議消息，宣佈當年恢復統一高校入學考試，同一版面上發表了《人民日報》社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鄧小平親自審定這篇社論的送審稿。
中斷11年之久的“擇優錄取“高考制度終於恢復了。將近28萬大學生在1978年2-3月走進了大學校園。穆揚親眼看到了這一代大學生在校園中朝氣蓬勃的身影，感到無限欣慰。
劉西堯晚年回顧與歉意
鄧小平嚴厲批評在恢復高考問題上的遲緩拖延，最受震撼的人當屬教育部長劉西堯。他是1977年1月25日就任教育部部長的，一年半以後被免去教育部長職務，調任四川省副省長。
離休之後，劉西堯晚年居住在武漢。武漢大學是他的母校，湖北是他在革命戰爭年代長期征戰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二機部第一副部長，少將軍銜，參與組織領導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和試驗，是首次原子彈試驗的副總指揮（總指揮張愛萍）。對於教育部長任期上的經歷，劉西堯在晚年有深深的思索。
2009年3月，本文作者在武漢訪問了92歲高齡的劉西堯前輩，他依然思維清楚，談吐自如。他認為，在1977年恢復高考這件事上，他確實拖延了，做錯了。事後想起，深感歉疚。他説，他當年的心結確實就是“兩個估計”，因為這是領袖定案的。受個人崇拜思想的束縛，他遇事非常怕出錯，在當時竟看不準這回復出的鄧小平會不會還被打倒？高考恢復以後，他本人受到很大震動，幡然醒悟，此後是堅決支持恢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
劉西堯明確地對本文作者説：“文革後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鄧小平了不起。沒有他，要在1977年恢復高考是不可能的。在這件事上，人民日報記者也起了作用。”
劉西堯説：“我本人也希望把事情做好，可以聽得進不同意見。人民日報記者批評了我，我不去找他責問他，因為我們大家都是為了把教育事業搞好。”
4年後的2013年，劉西堯在武漢辭世。
教育工作者的呼聲，新聞記者的推動，領袖的決心，還包括教育部領導對改革潮流的順應，使中國的1977年高考最終在寒冷的冬天裏完成了。待到冬天過去，教育的春天就來臨了。
附記：穆揚先生於2017年7月在北京辭世，享年91歲。
2019年11月21日於北京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舊報刊剪輯”。本文主體部分，曾以《人民日報與1977年恢復高考》為題，發表於《湘潮》雜誌2017年第10期。此次在公眾號發表，作了修改和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