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機之中電影行業者們的辭職故事_風聞

你辭職了嗎？

辭了。

在過去的特殊半年裏，電影行業掙扎於疫情危機之中，不乏聽聞有的公司裁員了、有的企業降薪了，甚至有人永遠消失了，並且隨着市場全面復工之日的遙遙無期，行業內的低氣壓也在持續加劇。該離開還是要留下？也成為這段時間內許多人的迷茫所在。

陰霾之中，“求穩”也成為更多人心照不宣的選擇，除了被迫裁員外，多數人也更願意留守在原本的崗位上等待這場危機的結束，也等待市場春暖花開後有更好的機遇出現。

但也正在這場疫情之下，有許多人選擇了辭職，他們中有的人曾經是影視公司的部門負責人，有的人是一個小型公司的中層管理者，也有的人是在傳統媒體待了多年的記者，或者營銷公司的宣傳策劃，而在他們的辭職故事中，這場疫情危機也更多扮演着“催化劑”的作用，正如受訪者森喜剛所説“沒有疫情我也會辭職，只是或許沒有這麼快”。由此可以看出，疫情危機的爆發背後，也直接暴露出從業者狀態以及他們對於行業和未來的思考，所以，一起拍電影（ID：yiqipaidianying）也採訪了一些選擇辭職的人，通過他們的故事來看一看那些“被催化的問題”。

薪資問題成為“導火索”

“在家哭了三天，最後決定説走了吧，”談起自己三個月前的辭職，電話那邊的小雨還是很感慨的。

在一家傳統媒體待了五年的小雨在今年3月份離開了這份“自己喜歡的、也比較適合的”工作，大學一畢業小雨就進入這家業內資深的傳統媒體工作，從實習生一路做到資深記者，儘管傳統媒體早已江河日下，去年公司也發生過拖欠工資的情況，但是小雨也沒有離開——“之前有想過辭職，但是是考慮職業轉型，真的沒有想過會這麼快。”

今年年初疫情危機全面爆發，席捲電影行業，公司也從1月份開始就沒再發工資了。公司層面給出的説法是延遲發放工資，市場環境不好再加上此前就有過類似情況發生，所以再次出現拖欠工資的情況也在小雨和同事們的意料之中。

但隨着拖欠的日子越來越長，領導的意思也表明了上半年情況都不會好轉，並且對於被拖欠的工資是否能夠補齊小雨也越來越心存懷疑，她其實認為“後面的工資不會補了”。與此同時，家裏恰好也出了事更加影響小雨的情緒和狀態，辭職的念頭也在這段時間裏變得非常強烈。

“整個人狀態很不好，覺得自己再不辭職就要憋瘋了，”但説起要離開，小雨也還是捨不得，所以在家裏哭了三天，徵求了身邊朋友們的意見，最後小雨向公司提出了辭職。辭職之後小雨經歷了短暫的休整期，但生活壓力讓人無法停滯不前，所以她又進入一家營銷公司成為一名文案策劃，開始學習新的職業技能，回看這半年來，她説道“今年這個情況屬於被迫轉型了”。

同樣因為公司拖欠工資而憤然選擇離職的還有森喜剛，比小雨情況好一點的是森喜剛所在的媒體生存境遇不算太差，但是在疫情籠罩的復工階段中，老闆延遲發放工資的決定直接刺激到了他“出事了一般都是下層員工先被減工資，公司並沒有替員工頂住壓力，而且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北漂兩年半的森喜剛陸續經歷過兩三家影視公司，從項目策劃籌備、製作宣傳等各個環節也深深淺淺都有過參與，而這次疫情期間，他選擇了直接辭職並離開北京，結束了這段以電影為名的北漂生活。

“我還是必須要承認，北漂失敗了，”接受採訪時的森喜剛已經回到成都老家，他説在他離開北京之前用一個月時間當了一次遊客，把北京能去的景點全走了一趟，最後“身無分文”地回到了家鄉。而回到家鄉之後，他也開始轉行學習做城市工程規劃建設等，待遇嘛，比在北京的工作好一點。

此外，在這場疫情危機中開始對於自己的身份與未來感到迷茫的人也存在，之前在一家電影公司擔任宣傳策劃的辰星眼下正面對這樣的情況，今年以來市場停滯、項目擱置也讓辰星的工作瞬間“清閒”許多，收入自然也少了許多，但閒的久了她也對自身的職業規劃及行業未來充滿疑惑，她説：“我越來越覺得把喜愛的電影當主業，現在這個時候太難了，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職業方向。”迷茫之中，她也辭掉了工作，目前依然是待業狀態。不過為了解決生計問題，她也開始做兼職，比如幫人寫影評600字30塊，或者寫寫視頻文案等，但同時她也説“我還在考慮離開這個行業。”

當然，有迷茫者也有目標清晰的人存在，例如小熙和王琳也都是從前東家主動辭職的，但一個人是因為看到了現有業務發展的短板而決定轉型去互聯網公司，另一個人則是從疫情爆發之前就開始了創業計劃，恰在疫情期間順勢推行了計劃的進行，不過與上面受訪者相似的是，其中一人在離職前也遭遇了公司剋扣項目獎金的情況。

回看以上幾個辭職故事，基本都是“減薪”或“拖欠工資”引發的。疫情危機的爆發將整個行業拖入泥潭並且至今也深陷其中，而在行業生態鏈發生劇烈震動之中，每一個行業個體都受到影響，尤其是基層員工，而類似“減薪”這樣的問題也往往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迫使他們“主動”選擇離開。

疫情“迷霧”遮蓋的行業真相

瞭解一些電影行業的人都知道，這個行業除了鏡頭裏凝聚出來的那120分鐘之外沒啥光鮮亮麗的，並且在許多時候需要的是從業者用愛發電，尤其在前兩年資本退潮之後，連熱錢也不甚看好這個行業了，所以在那些選擇轉型或者離開的人內心裏，真正讓他們發生改變的是什麼呢？

大勢所趨下的轉型是必然，例如從傳統媒體辭職的小雨、和進入互聯網公司的小熙。一方面，傳統媒體式微疊加疫情危機，讓小雨原本所在的領域產生更加嚴重的生存危機，據小雨聽前同事們講，公司整個上半年只發過兩三千左右的生活費給員工，由此可見員工們的出走和職業轉型既是趨勢也是生計所需。而在投身互聯網公司的小熙看來，疫情期間網生內容的爆發讓她更進一步看到了未來內容形式的發展方向，相比傳統影視公司勢能，互聯網大浪無疑是未來的更廣闊前景，所以她選擇了辭職轉型。

行業體系及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在某種層面上行業的脆弱性，也讓一些人感到迷茫甚至寒心。已經離開北京的森喜剛説“客觀地説，沒有疫情我也會走，是疫情把這件事加速了，因為疫情影響的是我的收入，不是我的心態，我早就寒心了。”懷揣着電影理想來到北京進入電影行業，森喜剛最初的夢想也像許多人一樣單純而美好——當導演拍電影，但是摸爬滾打兩年多見慣了行業形形色色的“常規”“習俗”“圈子”等，他説：“我對北京的電影環境失望了”，帶着這樣的感悟他辭職並選擇永遠離開北京，至於電影他説沒放棄，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在家鄉繼續完成理想。

而對於處於迷茫中的辰星來説，疫情危機的打擊讓她更清醒地看到了行業的脆弱性，例如影視熱潮中發展起來的許多中小影視公司不具備抗風險能力，並且行業內也沒有防範風險的體系設置，上沒有明確的規劃指示，下沒有充足的資金備案，面對危機從業者要麼忍着要麼離開，越來越多的案例發生也越來越嚴重地影響到更多人的心態，辰星也直言“心態積極不起來”，而這也是許多從業者目前普遍處於的一種狀態。

此外，對於選擇在這個檔口創業的王琳來説，她也知道此刻創業風險更大、前程更辛苦，但是相比原崗位的發展瓶頸，王琳認為向前走比停在原地更重要，所以她也説“跟疫情沒多大關係，決定辭職的時候已經有疫情了。”

誠然，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採訪對象是半年來行業動盪中的一個側面，但綜合這些側面，實質上也呈現了疫情危機之下行業暴露出來的問題。疫情的爆發是一次對於行業的洗禮，這場洗禮中既有滌清泥沙的過程，例如Q1超5000家註銷的影視公司中多為空殼公司，一些被時代和市場所淘汰的影城也在危機中倒閉，但同時這段洗禮的過程也加速呈現出行業原本就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人員流動和變遷背後，正是行業發展的清晰軌跡，而每一位從業者發出的聲音，也是行業完善和發展需要注重的意見。

疫情之下，當更多人選擇求穩而延緩了工作變動的計劃時，這些依然選擇辭職的人背後，或許也更為真實地體現着從業者面臨的問題，正如這些案例中有的人對行業環境失望，有的人對公司體制的寒心，還有的人對職業前途感到迷茫，在他們身上，“辭職”的念頭往往不是因為疫情而引發，卻是因為疫情而催化，許多矛盾或者問題其實早已存在，是這場疫情的出現間接“助推”了結果的產生。

如果沒有這場疫情，行業會更好嗎？

或許會吧。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