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月收入一百元，真的能夠養活一家五口人嗎？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答：在四十年前，確切説1980年代初，“月收入”一百元是什麼概念？著名演員馮遠征，就有難忘的青春記憶。

1981年，這位未來塑造了無數經典影視戲劇角色的“老戲骨”，還是北京市崇文區龍潭拉鎖廠裏一名青年工人。十八歲的他入廠第一個月，就被師傅帶着沒黑沒白加班，月末結算工資，連基本工資帶加班獎金一共拿到了39塊錢。興奮無比的他，把這些錢“兜裏揣了大概有一個多禮拜的時間沒敢花”，想買點什麼慶賀一下？卻又覺得買啥都貴，後來反覆糾結了半天，終於“花的第一筆錢是買了一串糖葫蘆”，“好像是五毛錢”。

這興奮與糾結，就是那時城市裏的年輕“工薪階層”，十分真實的寫照。

作為“街道工廠”工人的馮遠征，拿到的錢多不多？以1982年《新民晚報》的報道，當時一級工的月基本工資，也就是42元。同年的《當代財經》統計：以當時全國的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工資都在“四級”以下，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工人，全國範圍的平均工資大概“四、五十元左右”。經濟學家張化橋1983年大學畢業，入職北京中國人民銀行，月工資46元，以他的回憶：那時“北京的國營企業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過40多元人民幣”。

而在其他地區，“月入100”更是大事兒。比如在作家周梅森看來，別説100塊錢，就是月入二十塊錢，那都是大事：“在1978/1979年，二十多塊錢是很多的，幾乎相當於一個年輕工人一個月的工資。”

所以説，就算放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上世紀80年代初，假若夫妻二人是“雙職工”，“月入100”都堪稱收入不低。而1978年時，中國農村的人均純收入只有133元。“月入100”放在農村？意義可以想。

而且，哪怕對於今天傳説中“很賺錢”的演藝行業來説，四十年前的“月入百元”，也是意義重大。同為“老戲骨”的劉佩琦，27歲那年（1985年）出演成名作《二子開店》。作為北影廠演員的他，在這部劇裏每天領五塊錢“補助”，“月入一百五十多元”的收入，今天看來不算啥，當時“北影就炸了”。因為之前北影廠的“拍片補助”，每天也就七毛錢，“7毛5分就算是多的”。

其實別説當時還是“青年演員”的劉佩琦了，就是許多已經享譽全國的老藝術家，那時收入也有限。在經濟發達的江蘇省，一些“從藝三十年”且“文藝九級”的戲曲名家，1983年以前月工資也就一百一十三年。這都算是業界的“高工資”。1984年全國政協會上，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也發出痛心呼籲：許多年齡已近退休的藝術家，“工資很少有超過一百元的”。大多數都是月收入五六十元。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地區或領域都這樣。1984年，當時紅透影壇的影星楊在葆，正在廣州白雲山製藥廠“體驗生活”，卻驚見白雲山製藥廠的普通司機，每月工資竟都有300塊錢。這是什麼概念？那年的楊在葆，還得到了“隨團出訪”的機會，拿到了500元的“置裝費”，這基本就是這位“當紅大明星”半年的收入。

此情此景，也恰是當時廣東經濟發展的縮影，從1978年至1983年，廣東省的工資水平，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楊在葆在廣州“體驗生活”時，廣東省城鎮職工月人均收入已是83元，是北京市國營企業工人平均月工資的二倍多。廣東經濟紅紅火火的發展，也叫楊在葆發出一聲由衷感嘆：“中國人的生活開始好起來了”。

那麼問題來了，一個“月入百元”的家庭，放在近四十年前，生活質量到底如何呢？首先可以看看日常吃穿：以《鄭州物價志》的統計，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鄭州的標粉價格是每斤一毛八，小米價格每斤一毛三，秈米價格每斤一毛四，玉米麪每斤一毛一，花生油每斤八毛三，豬肉每斤一塊零五毛，雞蛋每斤一塊四毛五，母雞每斤九毛六，黃瓜每斤八分錢，白菜每斤三分七釐，土豆每斤一毛四。“月入一百”的收入，從温飽標準説，確實富裕不少。

同樣見證這“月入100”購買力的，還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起，中國老百姓的另一項全新消費——金銀首飾消費。1982年8月9日起，黃金銷售製品正式在國內恢復銷售。一枚14k金戒指，當時花37元錢就能買到。純度更高的18K金飾品，最便宜的也只要49元。《新民晚報》在是年秋天，就以生動的筆墨，記錄了一位羊毛衫廠老工人在“上海工藝品服務部”

挑選首飾的過程，老工人家屬還自豪表示這是“用自己的錢買的”。

而在那篇新聞報道里，《新民晚報》也記錄下了“上海工藝品服務部”門口，那從“起了一個大早”後就排起來的長隊。這難忘的一幕也恰恰證明：“選首飾”這件昔日的奢侈事，在改革開放的伊始，就已步入尋常百姓家。

與之類似的“奢侈品”，更有今天一件早已成“古董”的家用品：縫紉機。改革開放早期，上海年輕人的結婚就講究“三轉一響”，即縫紉機、自行車、手錶三個“轉”和音響。

但在改革開放前，縫紉機的售價就常年在一百四十元以上，對於多數中國家庭幾乎天文數字。1980年代起，縫紉機的價格雖然依然在一百五十元左右，銷售卻是爆火：1979年中國縫紉機產量只有540萬架，1982年就漲到2000萬架。1985年中國家庭縫紉機擁有量更是破億，平均每一百個中國城市家庭，就擁有86架縫紉機。

自行車更是如此：在1980年代之前，自行車與縫紉機同列“三轉一響”中，是出名的“奢華象徵”。比如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售價，通常在195元左右。

但中國老百姓“買車”的熱情，也是從此攔不住：1980年這一年，中國的自行車成交額就高達18.5億元，佔中國日用機電銷售額的近百分之十七。1981年中國的自行車產量是1952年的218倍。中國每百户城鄉家庭，擁有126輛自行車。各省會城市以及直轄市裏，每百户家庭更擁有170輛以上。在接下來的十多年裏，這個數據，更是在以幾何級數飆升……

簡單的“月入百元”的情景，卻恰恰和這一類火熱消費息息相關。那一段年代的生活記憶，不止有彩電冰箱空調家電的演進，更有這些同樣貼近生活的變化。楊在葆那一聲“中國人的生活開始好起來”的感慨，也正在這些看似尋常的改變裏。“一百塊錢能否養家”的話題背後，是老一代人的艱苦奔波與生活記憶，更是那影響深遠的，現代中國高速發展的腳步。

參考資料：陳煜《中國生活記憶之80年代》、經濟觀察報《開放中國：改革的40年記憶》、張化橋《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湯鵬主《建國60年農民收入增長的歷史軌跡》、鳳凰書品《圍觀名人的故事：魯豫有約系列》、《鄭州物價志》《天津物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