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 秦統一進程的間諜史考察_風聞

摘要：關東六國為了遏制秦國崛起並延阻其東進戰略,曾採取多種方式以求“弱秦”和“間秦”。“間秦”行為達到了部分預期目的,但也促使秦人不斷反思和總結經驗教訓,並逐漸認識到“用間”在統一進程中的戰略重要性。秦人“用間”不惜耗費巨資,往往能夠以此奠定勝利於戰場之外。“離其君臣之計”的成功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不應忽視“間”者在此過程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上智為間”和“用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間諜史上值得關注的現象。

作者簡介： 李斯(1983—),男,湖南長沙人,歷史學博士,湘潭大學碧泉書院歷史系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秦漢史與早期出土文獻研究。文章原刊：《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秦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於秦統一的成功原因,學界較多關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考察,“武力”之外的某些因素長期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馬非白先生在《秦集史·尉繚傳》按語中指出:“世但知始皇帝以武力征經營天下。而豈知武力之外,尚有其最毒辣之間諜政策哉![1]“間諜政策”可以成為“武力之外”輔助統一的重要手段,應當是值得重視的歷史認識。近年亦有學者從情報戰和間諜戰等角度予以探討,部分論斷可能仍有進一步斟酌和討論的空間。(1)探討“秦”與“六國”之間的間諜活動及其特徵,或許能夠豐富和增進關於秦統一進程的具體細節以及早期間諜史的認識。

一、“陰通間使”與“弱秦”“間秦”活動

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在巡遊途中刻石記功,其中特別提到:“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闢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2]261所謂“陰通間使”“內飾詐謀”等語,可以理解為秦人總結統一事業成敗得失與經驗教訓的歷史記憶。戰國後期,由於秦的實力增長迅速,關東六國針對秦的間諜活動也日趨頻繁。派往秦國的使者,其目的並不僅止於完成禮節性的外交任務。“間使”之得名,主要與其身負“間秦”使命有關。《史記·河渠書》記載:

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説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命曰鄭國渠。[2]1408

鄭國以“水工”身份“間説秦”,即秦史上著名的“鄭國渠”事件,《史記·李斯列傳》又作:“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史記正義》有對於“間秦”的具體解説:“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2]2541可見鄭國“間説秦”“間秦”的主要動機實為通過修建大型水利設施以消耗秦的國力,進而達到使秦國“不東伐”的戰略目的。綿延三百餘里的鄭國渠確屬浩大工程,可以想見所“費”之“人工”數量之巨大。然而,在鄭國“為間”的真實意圖暴露後,秦人的反應耐人尋味。有學者以為:“秦人對經濟的重視、對水利的重視、對實用技術的重視,超越了政治偏見,這體現了秦人具有很強的科學精神、開放意識和寬闊的胸襟。”[3]這一論斷具有歷史合理性,值得相關研究者重視。

如果聯繫“渠就”實際造成“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的客觀效果,可以看到秦文化中注重實際效用的功利主義傾向,這一實用理念也體現在對待別國“間”的處理上。《史記·李斯列傳》也提到鄭國渠事件:“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2]2541韓人“間秦”事件引發秦國上層統治集團對於“客”的真實身份及其意圖的空前爭論,竟然導致“一切逐客”的激烈後果。《資治通鑑》將“逐客”之議繫於始皇十年(前237):“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4]216所謂“遊間”,胡三省注:“謂遊説以間秦之君臣。”可以推想,類似韓人鄭國以“間説秦”“間秦”為使命的“間”者活動在秦國可能是較為普遍的存在。儘管將“諸侯人來事秦者”一律視為“為其主遊間於秦”而實行無差別的“逐客”措施固然可能有些反應過激,但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在秦活動的“間”者人數之多、範圍之廣、影響之深。

關東六國為了達成合縱反秦之目的,不僅在軍事、外交上結為聯盟,而且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大量的偵察與間諜活動。特別是與秦為近鄰的韓、趙、魏三國,採取了多種方式以求“弱秦”和“間秦”。

趙國之所以能在戰國後期與其抗衡一時,也與一批善用間諜的名將有關。例如,趙奢巧妙利用“秦間”傳遞假情報,“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2]2445又如,李牧“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故能屢次“擊破秦軍,南距韓、魏”。[2]2451秦、趙長平之戰後,秦將白起趁勢進擊,韓、趙兩國危在旦夕。於是趙國派蘇代離間白起與范雎的關係,不僅成功地使秦國暫時罷兵,還使兩人互生嫌隙,甚至間接導致了後來白起被賜死。

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説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慾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郉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2]2335—2336

蘇代能夠成功説動秦相應侯范雎,“厚幣”是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點明“武安君必為三公”並反問“君能為之下乎”則體現以言辭離間的巧妙。故范雎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因此撤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此後,白起因與秦王意見不合,對多次徵召都以病推辭。秦王與應侯范雎等商議,決定令其“自裁”。有論者以為白起之死固然有其複雜性,但趙國間諜的離間活動確曾起到重要作用。(2)徵諸史實,應當承認這一觀點具備一定歷史合理性。

魏國本有“用間”的傳統,以“善間”聞名的信陵君曾在邊境部署大量軍情人員: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2]2377

這裏雖然只提到信陵君之“客”能夠“探得趙王陰事”,但以其門客數千人的規模推想,秦國內部很有可能也存在其間諜網絡。清人朱逢甲《間書》也注意到信陵君“長於用間”:“信陵用客為間,能先知趙獵非寇,倘趙寇非獵,信陵亦必先知也。信陵長於用間,與《孫子》之言英雄所見略同。考《史記》,信陵所著有《魏公子兵法》。其書言用間必精,今《孫子》十三篇傳,而《魏公子兵法》不傳,可惜也。且信陵善間,而後魏王中秦間,信陵竟以間廢,亦可慨也。”[5]15所謂“魏王中秦間,信陵竟以間廢”,應當可以理解為秦人仿效其用間方式所取得的具體成果之一。

二、“離其君臣之計”與秦人“卒兼天下”

關東六國“間秦”行為達到了部分預期目的,但也促使秦人不斷反思和總結經驗教訓,並逐漸認識到“用間”在統一進程中的戰略重要性。面對六國“相聚約從”的強大實力,從《史記·李斯列傳》中可以看到秦人不僅限於軍事征服的“天下一統”“急就”構想: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説,説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並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2]2540—2541

所謂“陰遣謀士”體現了“用間”的隱秘性,“厚遺結之”與“利劍刺之”反映了“用間”方式因具體對象和麪臨情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陰謀和暴力竟然也成為競勝的重要手段之一。《資治通鑑》在引述這段記載之後又總結道:“數年之中,卒兼天下。”[4]218對於秦統一的軍事成功,梁啓超也寫道:“其將王翦王賁蒙驁蒙武蒙恬,皆一時之傑也。行此策十餘年,六國盡滅。”[6]45肯定“行此策”與“六國盡滅”的密切聯繫。

秦人“用間”不惜耗費巨資,往往能夠以此奠定勝利於戰場之外。由於秦“間言”的成功,趙王不顧重臣反對,執意派缺乏實戰經驗的趙括取代廉頗為將,導致後來長平之戰的慘敗。《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對此記載較為詳細:

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2]2446

不僅如此,趙國最後的名將李牧也因秦國間諜散佈流言而被殺,趙旋即為秦所滅:“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2]2451《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也記載秦以“間金”賄賂齊國重臣之事:“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2]1902《戰國策·秦策四》亦載秦王派遣頓弱攜重金從事間諜活動:“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説也。”類似的例子還有信陵君“竊符救趙”後,因秦國間諜散佈謠言而被魏王罷黜之事: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2]2384

所謂“多予金”“資萬金”“行金萬斤”等語,體現出間諜活動的具體資金耗費,而這也是離間活動得以順利實行並獲得成功的重要經濟基礎。從上述史實不難發現,“離其君臣之計”的順利實施確實為秦以軍事方式促成“天下一統”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這一幕幕看似波瀾不驚、鮮見血雨腥風的較量中,不應忽視“秦間”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秦人以“用間”這一特殊方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受到時人及後世的肯定。但也可以看到,許多人對此有所批評和貶抑。郭嵩燾的意見堪稱典型:

案《田完世家》:“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李牧傳》:“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皆李斯相秦時事也。然《趙奢傳》雲:“趙王信秦之間言。”則猶在昭襄王之世。《信陵君傳》:“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河外。秦王乃行萬金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則猶在莊襄王之世。《范雎傳》雲:“昭王用范雎謀,縱反間,買趙。”蓋秦君臣專務以詐欺諸侯,尤善以反間離其君臣,其由來久矣。

所謂“秦君臣專務以詐欺諸侯”的論斷,或許不免受到後世儒學正統學者“過秦”觀念的影響,甚至隱約透露出某種“後見之明”的道德優越感。但郭嵩燾敏鋭地注意到秦人“尤善以反間離其君臣”這一政治文化傳統“其由來久矣”,卻是值得重視的歷史認識。[7]214—215

三、“上智為間”與“不戰而屈人之兵”

如果追溯早期間諜史,可以看到“用間”的主要意圖是收集情報和伺機破壞。情報與信息並不完全等同,廣義的情報基本上可以定義為經過處理的信息。[8]3收集情報的偵察間諜可能起源很早,無論是出於偵察獸羣動向的狩獵需要(3),還是為了原始部落之間的生存戰爭,都依賴於情報的準確獲取。

清人朱逢甲《間書》概述中國歷史上的“用間”活動,認為“用間始於夏之少康,使女艾間澆”[5]1。先秦時已出現專門的間諜機構與職官。《周禮·秋官》:“士師之職,……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鄭玄注:“汋讀如酌”,因上古“邦”即“國”,故“國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而鄭玄又注“邦諜”雲:“為異國反間。”孫詒讓釋曰:“為異國反間者,謂以邦諜之密謀輸入異國。”可見“邦汋”與“邦諜”在具體分工上又有偵察情報和反間破壞的不同側重。《六韜》也提到軍中“用間”之職:“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9]73所謂“耳目”“羽翼”“遊士”等名稱,體現出間諜活動獨有的隱秘性與靈活性。

“上智”與“謀臣”是先秦時“為間”人選的主要來源。《孫子·用間篇》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專門論述“用間”理論的兵家著作,也是世界間諜史上最早的專門文獻,對古今中外的間諜思想及其實踐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孫子·用間篇》雲:“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10]301《史記·李斯列傳》記載其獄中上書雲:“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説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謂“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説諸侯”等應是間諜活動的具體內容,而“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等語則反映出間諜活動的巨大成效。《孫子·用間篇》這樣總結“用間”原則及其重要性:“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用間”可細分為“五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其中尤以“反間”最為關鍵:“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間”指使敵方間諜為我所用,有將計就計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動防禦的高度,可視為早期反間諜的一種手段。但史籍中對於“反間”概念的界定不如《孫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將用間都説成反間,專指用計使敵人內部產生矛盾與分化。在尚無專門間諜訓練的古代,如何選拔和招募間諜是一大難題。《孫子》未言其詳,後世注家則多有發揮。例如,生間“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矯捷勁勇、閒於鄙事、能忍飢寒垢恥者為之”,還應“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己知其實”[10]296。複雜多樣的“用間”任務,客觀上要求執行者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

由於間諜工作的隱秘性,用間過程中還需要時刻保持警惕,防止泄密。《孫子·用間篇》特別強調:“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10]296—297有學者回顧中國古代間諜史,將其總結為十五種:“竊聽、通訊、密碼、代號、秘語、暗器、毒藥、摹跡、密寫、化裝、查驗、偽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漢典籍所見較多的是竊聽技術。例如,范雎初見秦王,“左右多竊聽者”,其中可能就潛伏有敵國間諜,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2]2409《韓非子·外儲説右上》寫道,主要活躍於秦惠王時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説樗裏疾)曾運用“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國君與大臣之談話內容,“鑿穴”“道穴聽之”等竊聽手段使其能夠探知政敵與秦王的“隱語”,並最終以此除去競爭對手。[12]319—320《墨子·備穴》記載“鑿穴”人員選拔與設備情況:“令陶者為罌,容四十鬥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所謂“穴聽”的具體設置:“戒持罌,容三十鬥以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13]561—562類似技術可能在秦統一過程的“用間”活動中已經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

秦統一的歷史進程,主要是通過大規模軍事征服活動完成的,由此造成的戰爭成本也十分驚人。《孫子·用間篇》首先便説:“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孫子·作戰篇》又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所謂“內外之費”“日費千金”等戰爭相關費用,恐怕主要還得由民眾來承擔。因此,《孫子》提出“用間”是確保戰爭勝利的重要前提。如果僅僅因為“愛爵祿百金”而不願派出間諜,不僅決策者要揹負“不仁”之名,從軍事動員成本的角度考量也是得不償失。歷代《孫子》註解者對於所謂“不仁”有具體解説。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晳曰:惜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不以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10]289—290

出於“惜爵賞”“惜財賞”等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主動選擇“不用間”,卻發動曠日持久的戰爭導致“七十萬家財力一困”,可以認為是戰爭主導者因小失大的決策失誤。

如果從經濟角度考慮,戰爭並非解決紛爭的最優選擇。朱逢甲《間書》提出:“夫主戰鬥力也,用間鬥智也。鬥力何如鬥智?戰勝僅能殺賊黨,用間可以擒賊王。……用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5]187尉繚當時向秦王建議設立專門用間機構,其花費“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若以《孫子》中“興師十萬”需要“日費千金”來計算,“三十萬金”僅僅相當於十萬人的部隊出征三百天的花費,但省卻了至少七十萬民眾的休耕備戰之勞。戰國後期的戰爭規模,不僅常常超過十萬人,而且持續時間也較長。例如,秦趙長平之戰,僅僅趙國就被坑殺四十餘萬人,而秦獲勝的代價也並不輕鬆,竟至於“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通過計算不難發現,“用間”活動顯著地減少了士卒傷亡和民眾負擔。能夠認識到“鬥力”不如“鬥智”與“用間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體現出關注民眾疾苦、注重改善民生的“人本”傾向與人文關懷。

四、結語

秦人通過“用間”成功地瓦解了敵國合縱聯盟,減少了統一過程中的阻力。儘管六國軍事實力總和要遠強於秦國,但最終卻被秦國各個擊破。宋代學者已經認識到,秦人“以其間”取三晉,又“伐楚”“伐燕”,進而滅齊等一系列軍事成功,都得到“用間”戰略與間諜行動的有力支持。[14]142“用間”的成功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不應忽視“間”者在此過程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上智為間”和“用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間諜史上值得關注的現象。“用間”比較顯著地減少了士卒傷亡和民眾負擔,其積極意義應當予以肯定。而有關此時期的“間”者往來與“用間”方式等問題,不僅是早期間諜史的重要內容,而且對後世間諜理論及其實踐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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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參見:鄭玲童《論秦國統一過程中的間諜戰》,《秦漢研究》2008年第1期;熊劍平《淺析戰國時期縱橫家的間諜活動》,《軍事歷史》2010年第3期;付金才《論戰國時期秦國的間諜戰》,《石家莊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吉家友《間諜戰在秦統一中的應用及效果》,《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孫家洲《“反間”:秦統一進程中的成功策略》,《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

2參見黃富成:《中國古代間諜史》,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49頁。

3在法國舊石器晚期的巖洞筆畫中,還畫有戴着獸面的假面具的獵人,以更有效地“偵察”和伏擊野獸。參見劉家和《世界上古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