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美之爭，我最擔心這件事發生_風聞

中美關係無疑是當今世界的“一號議題”。

根據哈佛大學一個研究小組的研究，自1500年以來，全球一共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其中有12次發生了大規模的戰爭，只有4次沒有發生。

中美關係是否將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又是否會發生一場冷戰乃至熱戰？

正和島近日專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就中美關係展開了一段討論。希望對你有所啓發。

**口 述：**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採 訪：**徐悦邦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轉移內部矛盾

就能實現特朗普的“美國第一”嗎？

過往以歐美為絕對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了。

這才產生了我們所説的大變局。

《紐約客》雜誌前駐華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今年1月6日發文，引述一名白宮高級官員的説法稱，中美關係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

但是今天的中美關係，何止是自由落體所能形容的。

這個落體不僅沒有任何阻力，反而得到了來自兩邊的巨大推力，以最快速度掉向這些年來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今天人們把中美之間的經濟衝突界定為“貿易戰”或“經濟戰”，就表明了這已經大大超越了傳統“經濟競爭”的範圍，而進入“戰爭”狀態。

什麼叫貿易戰？就是政府通過非市場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政策的方式甚至軍事的方式來解決貿易問題。我們就説叫貿易戰。

美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動貿易戰了。以前他對他的盟友日本、德國等經濟體，也曾發起過貿易戰。

但現在，中美之間的關係，遠遠不是貿易戰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這場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是“技術冷戰”，降低貿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術脱鈎——技術冷戰——全面冷戰。

説穿了，西方的“反華”力量所要做的就是營造一個新的冷戰環境。他們的新冷戰思維是：西方既然沒有能力圍堵遏制中國，也沒有能力改變中國。

因此，一個可行的選擇就是將中國變成另一個“蘇聯”。

美國期望通過這場“技術冷戰”，讓中國無法在技術層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終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因為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便是維持這個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國的挑戰。

可以説，促成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國回到“貧窮社會主義”階段，是美國所需要的。

只要中國停留在“內部貧窮”狀態，就不會有外在影響力，也就沒有“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實際上貿易戰對美國來説，也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

人們既不能低估美國對他國崛起的恐懼，以及這種恐懼感所帶來的非理性行為，也不能低估美國為了維持霸權而遏制他國崛起的決心。

而美國這種“技術冷戰”的心態，根本上還是西方內部問題的外部化反映——內部社會出現矛盾、經濟乏力，就把這些問題外部化、政治化。

我們知道，這一波經濟全球化是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美國的蛋糕在這輪全球化中越做越大，獲得了巨量財富，得到的好處比誰都要多。

但是，美國的問題並非是利益獲得的問題，**而是內部的利益分配問題。**它沒分好蛋糕，也分不好。這是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

以前美國可以説自己是“中產社會”，二戰後美國中產階層比例最高時達到70%；但現在則是“富豪社會”了，今天美國中產階層連50%都不到。奧巴馬當政8年，美國中產階層規模每年減少1%。

這放在哪個國家受得了？底層得不到好處，中產越來越少，連白人都越來越窮，不造反，可能嗎？

而民主國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實際上是很弱的，因為他們控制不了社會，就很容易把這個矛盾向外轉移，外化成國際問題。貿易戰只是其中一種“外化”行為。

所以民主國家的麻煩就在這裏，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選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國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別人的上帝，“文明衝突”就產生了嘛。

這些都是民粹主義在全世界崛起的經濟根源，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會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我個人認為，我們不要去妖魔化特朗普，實際上他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正確的。

客觀地看，在國內問題的判斷上，特朗普還是比較理性的。用他競選時的話説，就是要“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

他把重點轉移到美國國內建設，要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貧富分化問題、重振美國經濟，他通過大規模減税等政策促使跨國企業迴歸本土，提振美國中小企業發展動力。

這些措施對美國是管用的。只是他用的方式，大家不容易接受。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辦法解決問題的。

以前西方用意識形態處理問題沒有解決好問題，所以特朗普就想尋找另外一種方式——放棄從前基於強權之上、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國際秩序，而想建立一個基於利益之上的國際秩序。

這個秩序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國家間赤裸裸的經濟競爭，不講道德也不講規則，什麼都可以交易。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戰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為中美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不可持續。

人們甚至可以説，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到了這個階段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不是貿易戰，也會通過其他形式表現出來。

但我認為，中美貿易衝突，解決不了美國的內部結構問題。

西方的問題，美國的問題，不是其他的問題，就是民主的問題。這種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打多久貿易戰都解決不了。

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把國內矛盾轉移出去就能完全解決國內問題的。但美國還是這樣去做了，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不就是這樣嗎？最後結果如何？歐洲還是通過社會改造、社會運動改變的。

所以只要美國的精英階層利益沒有被撼動，甚至更富裕、更穩固，美國的國內問題就很難有解決的可能。

“美國第一”沒問題，但前提是“解決問題第一”。

但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只要中國是持續開放的，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那中美兩國就不可能完全“脱鈎”。只是説以前中美貿易依存度那麼高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不要再夢想回到那個時代了。

我們應有的理性反思

這些年來，不少中國人的心態越來越內向，即“向內看”。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義的崛起。

因為國家的快速崛起，人們對國家的崛起感到無比自豪。同時，經過那麼多年的開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體制原來遠非過去所想象的那麼美好，“不過如此”。

這無疑是積極正面的。

但是，人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時候，並不十分了解這成果是如何得來的，國家是如何崛起的。

儘管沒有人會否認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國家的崛起，是中國人民辛苦勞動得來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中國和西方互動的成果。如果沒有西方，中國儘管最終也會崛起，但會困難得多。

沒有這個認知，越來越多的人就驕傲起來。

很多人認為，中國了不起了，美帝國主義根本不在話下。這就是非理性的表現。

於是，在一段時間裏，“超越西方”的聲音盛行，人們相信西方已經衰弱，中國已經全面超越西方。還有很多人開始當西方的“老師”了。

不少人不是把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視為目標，而是把超越美國視為目標。給國際社會的一種強烈感覺就是，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超越美國。

這種過度的宣傳更是強化了美國、西方對中國的憂慮或者“威脅感”。這主要表現在3個領域，即“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和“中國模式”。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方面“過度宣傳”，結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設計者的初衷。

比如，習近平主席親自講我們不輸入模式、也不輸出模式，“中國模式”不是説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另外一種選擇。我們的宣傳部門沒有説清楚這一點。而且學術界有人到處講，中國模式是最好的，已經超越西方。

我們總是批判人家的冷戰思維方式，但我們腦袋裏的冷戰思維方式也很強大。

我們有些地方確實需要反思。中國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發户心態。現在中國有些人唱得太高調了。

我覺得國內極左、極右還是要少一些。“高級黑”和“低級紅”都太多了，這些東西害了自己的國家。

民族主義不可避免，中國也需要民族主義，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尤其不是義和團主義。

民族主義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德國解決了沒有，日本解決了沒有？反倒是二戰後民族主義被遏制下去後，他們的問題解決了。

所以民族主義雖然能排解一部分情緒，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惡化問題的方式。

我們決策還是需要理性，制訂政策的時候還是要實事求是，不能被意識形態左右決策，不能讓情緒左右決策。

而儘管社會和中下層官僚機構中間，經歷着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但中國畢竟存在着一個強有力的、對時局保持清醒頭腦的領導集團。

領導層是非常清醒的。**中國的基本問題還是貧窮問題。**像李克強總理説，中國還有6億人一個月可用的收入是1000元。

我還記得以前温家寶總理，他非常謙虛，説“人多，不發達，這是中國的兩大國情。

中國有13億人口，不管多麼小的問題，只要乘以13億，那就成為很大很大的問題；不管多麼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這是理性的判斷。我們國家真正要通向一個富裕社會還早着呢。社會的底端還是那麼大。鄧小平在1992年説：“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變”。我們還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所以在大變革時期，政府部門、精英階層應當頭腦清醒地看到這一點。我們還有很多人收入不高、稱不上富裕，這個定位要準確。

我們的人均GDP還很低，剛超過1萬美元，而美國、新加坡人均都已經超過6.5萬美元了。

我們的中產階層現在才30%，還低着呢。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經濟起飛後，20、30年時間就把中產階層做到了70%。

我們改革開放40年，經濟增長速度不比這些經濟體低，但我們的中產階層還那麼小，哪有什麼驕傲的餘地。

但現在我們有些人頭腦發昏了，好像我們強大得不得了。一些知識分子、智庫，整天吹噓、過度吹噓。這是虛胖。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還是要冷靜、要清醒，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鄧小平還在世，他肯定會謙虛地説，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發展”和“公平”這兩個主要問題，即既沒有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分配蛋糕的問題。

現在，改革已經再出發。我們離一個富裕公平社會的路途依然遙遠。基於貧窮人口依然佔多數這一國情，人們只能訴諸行動，而沒有任何驕傲懈怠的空間。

中國歷史上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相信“國霸必衰”。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霸氣要少一點，很明顯我們現在也沒有資格霸氣。

其實，國家和個人是一樣的。低調和謙虛總是促成進步，而自我膨脹、誇大意識會最終導向失敗。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新的時代，既需要人們對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虛心的學習態度。這就需要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義精神。

從這個視角看，人們應當花大力氣糾正目前日漸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義。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發動新一輪向其他國家學習的浪潮。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

同時，既然現在美國向中國發起了經濟戰，中國即使想回避也很難，只有迎戰。

但迎戰的過程應當是理性展現的過程，而不是情緒表達的過程。情緒很容易表達，而理性則是少有的。

中美兩個大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打敗對方的，只要不打敗自己就行。

兩個國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個國家理性、一個國家鬧情緒，就可能吵吵鬧鬧；若兩個國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緒化的話，那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今天的世界要回歸三樣東西：迴歸基本事實，迴歸科學，迴歸理性。

我的三點建議

在這個大動盪時代，中國應當創造自己的戰略機遇期，我有3點建議：

1. 做大中產階層

中國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還是如何做大中產階層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強調了很多年。

一個社會，當中產階層很強大的時候，就容易達成共識。

理性怎麼來，就來自中產。《孟子》裏説，**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有恆產，人肯定就會理性考慮。

如果中產階層不壯大，社會就很難穩定；中產階層不壯大，消費社會就很難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也很難持續發展；中產階層不壯大，法治社會就無從談起，因為中產階層最需要法治；同樣，只有中產階層壯大才能發展民主。

任何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是要先發展起中產階層來。

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佔到70%時，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這70%的中產階層的利益，這樣就不會走向極端。

歷史上，西方治理的成功並不能完全歸功於民主自由，而在於做大了中產階層。

德國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法》，但並不是在“一人一票制”之下搞的，而是俾斯麥當政時代政治精英為了社會穩定主動去做的，福利制度也是。

西方這些年出現了許多問題，走向極端化的民粹主義，也是因為整個中產階層的生存環境惡化了。

美國如果中產階層仍然佔到70%的話，絕不會發生特朗普當選這樣的事情；歐洲如果不是中產階層面臨困境，也不大會有英國脱歐公投。

今天中國社會的底層仍然龐大，中產階層還太弱小。社會依然脆弱，經不起危機折騰；而本來就不太大的中產階層，又缺失足夠的制度基礎。

所以，我們不需要那麼多豪言壯語，一個指標就是把中產階層做大。

2. 中國應該發力“軟基建”

儘管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建設，確實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技術層面，基本上還是西方技術的應用，現在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製造”。

二戰後，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經濟起飛，的確是建立在“德國製造”和“日本製造”上，但中國不是，中國只是“中國加工”和“中國組裝”。

借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的話來説，“人家（美國）一斷芯片，你就休克了”。中國工業體系的脆弱性是顯見的。

現在，工業已經到了4.0版，那是什麼概念呢？工業1.0版，就是機械化；2.0版，自動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

我到廣東各地調研時問地方領導：你們的企業到底在哪一個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企業還處於1.0版到2.0版之間。

中國工業體系確實很全面，什麼都能做，什麼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創，核心技術都是國外的。

而一個東西哪怕99%國產化了，但只要剩下1%的核心技術還掌握在人家手裏，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會摔下去。

一個組裝大國永遠成不了所謂的強國，原創性技術的大國才是強國。我們只是虛胖，我們人數多，但是很虛的，肌肉不夠的。

所以下面我們就是要練肌肉，從數量型經濟轉向質量型的發展。怎麼做？根本在於發力“軟基建”。

什麼是“軟基建”？就是社會建設，例如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養老院等等。

要是不解決掉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的話，首先是窮人很難真正脱離貧困，哪怕是一時脱貧了，依然很容易返貧；中產階層沒有制度保障。這樣的話，中國的創新能力還是會很低。

二戰後，西方創新能力強，就在於搞好了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保障。福利資本主義就是“軟基建”建設的結果。

赤貧的人雖然也可以創新，但還是少。有質量的創新主要還是靠中產階層。

就像美國硅谷，有一批受教育的中產階層，他就可以冒一定風險去創新了。你想想如果馬斯克連飯都吃不飽，我不認為他能夠做成特斯拉。

日本、亞洲“四小龍”更聰明，政府主動地去搞“軟基建”，像日本實行“工資倍增”計劃、終身僱傭制，全民薪水提高；中國台灣跟香港輔助中小型企業發展；新加坡搞公共住房。

政府主動作為，搞軟基建使得這些經濟體都避免了類似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把自己的中產階層做大做強了。

我以前説中國改革分三步走，先經濟、後社會、再政治。現在到了社會改革。

所以社會建設的“軟基建”可以説已經不是一種選擇了，而是中國通向未來的唯一道路。

3. 開放，開放，更加開放

我最近這幾年一直在説，中國要防止陷入“明朝陷阱”。

明朝時鄭和下西洋，中國的國家能力是世界上最強的。海洋時代還沒開始，明朝的倭寇騷擾中國的沿海一帶。

實際上中國的海上力量當時是世界一流，葡萄牙、西班牙的船沒法跟中國相比。

如果明朝沒有保守的意識形態，海洋時代還是屬於中國的。但明清選擇“閉關鎖國”，後來鴉片戰爭被西方用槍炮打開大門。

我們因此失去了一個海洋時代。

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英美兩個國家。當年大英帝國稱霸世界為什麼能持續長達200多年的時間，而美國自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獨霸全球，至今才不過20多年的時間，就顯出了衰老的跡象。

這裏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覺得當時的英國之所以能持續那麼多年，就在於它採取“單邊開放”的政策。

所謂“單邊開放”，就是你不向我開放沒關係，我向你開放。這才使得英國會強勢那麼長時間。

所以中國如果要真正實現強大，就應當學習早期的英國，實行“單邊開放”。

在確保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開放。

如果簡單地以牙還牙、針鋒相對，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

具體來説，包括這3方面的開放：

1）經濟上要真的開放

第一個就是經濟方面的真開放。

貿易戰實際上就是經濟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再分配。所以在和美國進行貿易戰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兩個重要因素：美國政府利益和資本利益之間的不一致性；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利益的不一致性。

美國行政當局在一些利益集團的支持下發動貿易戰，但這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團受損。

現在主張美國打貿易戰的主要是白宮而不是華爾街。雖然美國現在企業界支持特朗普搞貿易戰的也不少，但他們思維是不一樣的。

這些既得利益的目標是要迫使中國更加開放，而不是讓中國更加封閉。但白宮冷戰派希望中國封閉起來。

從美國的歷史上看，最終是白宮聽華爾街的，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

因此，中國必須利用資本的力量來減少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甚至遏制貿易戰。

資本的邏輯就是擴張，不擴張資本就會死亡。

中國擁有一個利潤豐厚的大市場。美國的商品需要市場，美國的技術需要市場，沒有人樂意放棄中國市場。

即使美國的資本因為政治壓力而不得不放棄，那麼歐盟和日本等國家呢？美國是否有能力施壓所有西方國家放棄中國市場呢？

所以在開放狀態下，當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和西方要把中國孤立起來是沒有任何可能性的。

所以第一經濟上要真正地開放，開放的計劃有很多，但要儘快地實施下去，包括《香港國安法》通過後要繼續維持香港的開放，甚至是更開放。

因為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後，香港在經濟上、商業上可以變得更加開放了。

更重要的是加快建設中國國內內部的開放平台，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都應該是重點建設對象。

在這些內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的、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來統籌。

和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需要時間，並且不在中國的掌控之下。但這些內部自由貿易平台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一定要使得這幾個內部開放平台對國際優質資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打貿易戰，不能別人一拳打過來，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閉的路子，那會完全走上了美國冷戰派所期待的道路。

2）思想上要解放

第二個開放就是鄧小平説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意識形態化。

上世紀50、60年代的蘇聯，跟美國相比，無論是核武器、太空技術，還是地緣政治，都是旗鼓相當的。

我們現在比當時的蘇聯強大嗎？那還遠着呢。把什麼都意識形態化，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我覺得，不能光是具體的物質方面開放，思想、精神方面也應該開放。

像上世紀80年代，我們説“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這是明清以後的歷史經驗總結。

所以我們當時非常謙虛地學習，向美國、日本等大經濟體學，也向新加坡那麼小的國家學習。

但現在的人太驕傲了，不向世界學習了，已經是天下觀念，認為“我就是世界”，抱着這種心態肯定就會封閉起來。

我們應該顯示出包容性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跟愛國主義並不矛盾。理性的、幫助國家成長進步，而非阻礙國家、甚至使國家倒退的，才叫愛國主義。

3）更應精準開放

從中國角度來看，現在面臨新一波的開放，我提出一個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準開放”，缺什麼補什麼。

比如你要拉住華爾街，就要看到美國的優勢在哪裏。華爾街對實體經濟不感興趣，他的優勢和興趣點在金融、互聯網，關注技術領域。

對日本和歐洲呢？可能就是開放製造業的部分。從中國為了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國的教訓，就要在精準開放中彌補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從歷史看，中國改革開放的結論就是，開放就成功，封閉就會被打敗。

所以貿易戰打到後面，不是比誰更民族主義、比誰更封閉，而是比誰更開放。誰最開放，誰就是贏家。

最後，還是那句話，大國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對此我們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大國地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國給的，而是鬥爭出來的。

中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