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考驗後”國民性“的思考————沉睡與醒來_風聞

      要探討國民性 ，首先要明確一下這三個字的具體含義。往往人們總有一種誤解，就是此類問題會觸及種族決定論的雷區，或是藴含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因素導致問題複雜，百家爭論，拿不出一個標準，那麼就本文中的國民性含義優先做出一個闡釋。即使種族決定論在今日全球化的社會中有狹隘的一面，但有一個事實我們不可否認，不論是從自然科學模因理論的深入研究還是社會科學的長久探討，不同地域的人的的確確有與生俱來的差異，這樣的國民性是一個文化和歷史的總和，它的邊界也許不以國家，可以是大陸板塊也可以是文化歷史。

      中國人國民性的探討從前世到今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期間有兩個頂峯，一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到共和國的建立，內因是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在封建制度下的民族啓蒙復興過程中的反思，二是互聯網時代的初期，內因是西方思想為主導的流入後在新媒體的傳播力下的放大。

       這兩個頂峯有些共同點，就是觸發的關鍵都是東西方的對比下產生，並往往是負面的。從新文化運動説起，最著名的探討不過於魯迅先生的文章。回看魯迅筆下的國民性，有時代侷限性的批判和實效未知的改良論，而不可否認的是魯迅的對於國民性的觀察和描寫是準確而有價值的。魯迅及同時代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都有一個共識，他們的描述中都使用麻木，沉默和奴性。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就是國民性的“改良”，也認為國民接受了教育有了新的思想，國民性本身也就改變了。我們先不對這一段時間的探討做一個評判，繼續看一下第二個頂峯，也就是互聯網時代的初期，這個時間段的國民性批判比新文化運動更上一層樓。不再是五四運動的留學青年們到處演講和發文那種無力的“吶喊”，互聯網讓國民有主動接受世界信息的能力，在西化改良的新文化教育的一代中國人，面對正統西方文化的轟炸下陷入了“彷徨”。

     近年努力呼籲民族自信，也應深刻思考我們的民族自卑感從何而來，它的源頭也許就追溯到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的那場探討。1919年那時的國民性描述似乎還沒走上歧路，描述是基於客觀的，事實的，在列強屠殺現場圍觀的人，在革命來臨時依然渴望復辟封建的人，他們切實存在。中國人從眾，安於現狀等性質在歷史變革期的確顯現了負面的效果。可拋棄歷史背景來看，這些國民性質也是在封閉農耕社會的一種良好的生存方式。而這種歷史文化積累的國民性，真的可以並需要“改良”嗎？

      “改良”就是踏錯的第一步。四十年代末費孝通著的《鄉土中國》，對國民性進行了更深刻的研究，其中也不乏和1919年類似的觀察。新中國建立開始，在國家復興人民啓蒙上已經取得階段性勝利，在這個時期費孝通卻觀察到了和當年相同的國民性。可見國民性未能實現“改良”，而此時中國人的自我認知的確改變了。西化文化成為了中國復興的“功臣”，中國人卻成為了自我否定的矛盾體。科技革命和互聯網時代的來臨讓這種矛盾更進一步，互聯網時代初期的國民性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王小波著的《沉默的大多數》。該書本體沒有對國民性指名批判，沉默二字卻是繼承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國民自我認知。一步錯步步錯，本就受西化教育，生活在現代西化社會建設的新時代中國人，西方自由主義給了他們迴歸正統的錯覺。中國文化的改良，顛錯了覆，又回錯了歸。中國人的接受的思想和與生俱來的思維方式相互矛盾，自卑感從此愈發膨脹。

      我不否認中國近年來呼籲民族自信做出的努力，但的確成效甚微。呼籲的自信是口號，是虛假的情感，這種的虛假的自信和虛假的自卑一樣，人為製造，本就不該存在。新冠疫情的考驗也許是一個新的階段來臨，我們藉此機會再一次探討國民性，再一次重新認識自己。以《鄉土中國》的部分理論為參考，其中關於土地與社會的一部分已經逐漸脱離今天的中國人，一部分社會生活的文化已經被全球化的文化浪潮沖淡，全世界人民在這些方面趨於同步。但關於從眾與沉默，植根於歷史文化依然存在與我們之間，從今天來看本是中性的一部分國民性卻出現了正面的效應。

     我想與大家討論的第一個就是從眾與獨立。從眾在今天的語境中，已經是一個極具貶義色彩的詞彙，而獨立更是與之相對的正面典範。我們把這兩個詞分開談論，單純的從眾是否有積極的一面。從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遵從集體選擇並不總是盲目錯誤的。服從的正確與否也取決於服從的對象是否正確，是不是有優良的機制保障服從對象的正確性。單獨拿出獨立本身，是否也有與集體割裂，個人利益反而難以保障的弊端？“從”和“眾”在當前新時代新體制之下有了新的一面，在複雜良好的公共部門建設和國家體制之下，“從”更能實現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雙贏。“眾”也提供了社會主義體制生長的土壤。社會主義生在歐洲長在亞洲的原因之一，也許就是缺少這樣國民性的土壤 。    

       ”沉默“一定得從魯迅的作品説起，《紀念劉和珍君》中那句”不再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可以説是最準確的描述。再把王小波的文章標題拿來一起看，那個沉默的大多數，究竟是多少。魯迅形容那些滅亡的人在沉睡，而他自己醒來，那麼如何定義魯迅自己呢？新文化運動中醒來的那些人作為國民的一部分，是否也顯示了國民性沉默的另一面。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監測顯示，武漢宣佈暫時關閉機場、火車站等離漢通道的一週時間裏（23日10點——29日24點），從外省（區、市）進入到武漢的人次，卻在持續攀升，共計達到了約12.38萬人次。12萬”逆行者“們，他們是否就是曾經沉默的大多數。從國外企業對中國員工的看法上，他們的評價是在問題提出討論過程中不積極，只在有成熟想法時才會提出，這裏就反映出中國人為何沉默的另一面。

        用魯迅的比喻來説，這間鐵房子即將悶死沉睡的人們，魯迅糾結於是否叫醒他們讓他們知道痛苦。那麼醒來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選擇打開窗，繼續沉睡的人是不是真的打算滅亡，還是説繼續沉睡的人知道有人打開了窗才安穩入睡。真正危難來臨，每一個沉睡的人也許都會成為開窗的人，又或者他們的沉睡就是為了醒來的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