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連載】西安事變背後的重重諜影——驚心動魄的中共情報戰（七）_風聞

9   西安事變背後的重重諜影

就在蔣介石發動一輪又一輪針對紅軍的圍剿行動的同時，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1935年5-6月間，日本軍部密謀策劃，在天津和河北等地製造事端，並以武力相威脅，先後迫使南京國民政府接受達成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把包括平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日本。之後，日本軍部積極策動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策劃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權，全面在華北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激起北平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慨。

1935年8月1日，尚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確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的領導下，北平（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掀起全國抗日救國新高潮，這就是“一二九運動”。

一二九運動

建國後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此時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的大四學生，同時也是清華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正是他起草了《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發出了“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吶喊，成為喚起民眾爭取民族獨立的號角。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斯諾夫婦也參加了遊行示威。

1936年，蔣南翔（左）與同鄉好友何鳳元（中）、宗亮東（右）

193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面對中共不斷髮出的抗日倡議，再加上日本的侵略野心已經成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蔣介石也在秘密尋求與中共進行接觸，尋求和解的可能。

蔣介石委託他的大舅子宋子文去與中共接觸。宋子文求助於二姐宋慶齡介紹關係，聯絡陝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慶齡委託董健吾去陝北送信。董健吾過去是中共特科成員，公開身份是牧師，又是宋子文的大學同學，是個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慶齡叮囑董健吾：此行重要，將來益國匪淺。

董健吾帶着密信遠赴西安，由張學良派飛機送到延安，再由當地東北軍騎兵護送，行程六天到達瓦窯堡。面見中共中央領導人之後，董健吾又把覆信帶回南京，面交宋慶齡，再由宋慶齡轉給國民黨中央，這封信中寫道：“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國共兩黨中斷了近十年的聯繫，就此得以恢復。

董健吾

同年6月，董健吾化名“王牧師”將美國記者斯諾帶到延安。董雲飛在回憶父親《護送斯諾進入蘇區》的文章中描述，董健吾與斯諾的接頭頗具戲劇性。他在西安招待所旅客登記表上查看到斯諾之名，找到斯諾，以暗號相對：“在北平的ＭoＳ嗎？”斯諾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然後各自拿出寫着英文詩句、蓋有騎縫章的半張名片。拼對相符，兩人接上了關係。經過多天接觸，斯諾對董健吾產生了極好的印象。他在《西行漫記》中説：“我發現即使僅僅為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逗留保安期間，毛澤東在窯洞裏由翻譯陪同，與斯諾暢談了十幾個日日夜夜。毛澤東親自向這位“可信賴的外國人”詳細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成長曆程和二萬五千里長徵，耐心解釋了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針政策，還親筆寫下他的詩作《七律·長征》贈送給斯諾。

斯諾與毛澤東

當時，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嚴密封鎖和歪曲詆譭，在公開媒體上所能看到的對紅軍的描述與刻畫，大都是充斥着污衊和謊言的妖魔化報道。1936年10月下旬，斯諾帶着十幾本日記、採訪筆記和一堆膠捲，還有好幾磅重的中共雜誌、報紙、文件回到了北平，決心把這些日子的所聽、所見、所寫“做一番公開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

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國晚報》和北平《民主》雜誌等英文報刊，首先發表了斯諾對毛澤東的訪問記和多篇蘇區特寫報道，這些很快轟動了中國知識界。斯諾還熱情向北大、清華、燕大的青年學生介紹陝北見聞。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聞學會、歷史學會開會之機，在臨湖軒放映他拍攝的反映蘇區生活的影片、幻燈片，展示照片，讓國統區青年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形象，看到了“紅旗下的中國”。

日後成為中共情報戰線“龍潭後三傑“之首的熊向暉，此時剛滿十七歲，是清華大學中文系大一的學生，在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斯諾的影響下，他越發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完成了從官宦子弟向忠誠的共產黨人的轉換，為將來置身龍潭虎穴，從事危險的情報工作埋下了伏筆。

熊向暉

1937年3月，斯諾所著《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中譯本）在北平秘密出版發行，首印5000冊很快銷售一空，這本書就是《紅星照耀中國》的雛形本。正是在這本書裏，斯諾盛讚紅軍長征“在軍事歷史上成就了一個奇蹟”，認為當年漢尼拔率軍跨越阿爾卑斯山，與紅軍長征的壯舉相比“就如同週末旅行（般輕鬆愉快）”。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0月《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公開出版，在中外進步讀者中引起極大轟動。因內容源自西方記者對紅軍長征和毛澤東的首次專訪，《紅星照耀中國》甫一問世，就迅速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該書在倫敦上市僅數週就賣出了十幾萬冊。由於讀者需求旺盛，截至當年12月，該書已追加印刷5次，發行量達數十萬冊。

《紅星照耀中國》在美國剛上市，就立即登上了美國“非小説讀物”暢銷書的榜首。不久，這部著作又相繼被譯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幾種語言文字出版，一時風靡全球。1938年2月，《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也是沒幾天便銷售一空，連印5次仍供不應求，以至於中國內地、港澳及東南亞華人居住區出現了無數盜版，使得紅軍的正面形象更加廣為人知。

斯諾的這些作品在當時影響極大。可以説，中國的知識青年基本都看過《西行漫記》。在中國廣大進步青年心目當中，將紅軍所在的陝北看作民主、廉潔、抗日、進步的燈塔，成為生活在蔣介石腐朽統治下的人們心目中嚮往的聖地。

斯諾的著作為促成“西安事變”，將來大批進步青年奔赴延安，以及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伏筆。可以説，蔣介石政府在公眾輿論戰線上一敗塗地。

董健吾利用牧師身份，長期潛伏在上海，營救過多名共產黨員。1930年，中共上海組織決定由董負責籌集經費，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革命後代。董以牧師身份兼任院長。收養的孩子中，有彭湃烈士之子彭小丕，惲代英烈士之子惲希仲，蔡和森的女兒蔡轉，李立三的女兒李力等。毛澤民將毛澤東的3個兒子岸英、岸青、岸龍送入幼稚園。在上海地下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後，大同幼稚園停辦，岸英、岸青仍由董負責撫養（岸龍已病故）。黨組織補貼經費中斷，董一家以做紙花、幫人洗衣被等維持生計。1936年，由董籌資10萬法朗（張學良資助），將岸英、岸青送蘇聯學習。

董健吾是真正的深藏功與名的地下黨。解放後，董健吾繼續隱瞞身份潛伏，為肅清帝國主義勢力藉助基督教外衣的顛覆活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揚事件”（潘漢年、揚帆，兩位都是情報戰線的傑出人物，後來均平反）牽連，董健吾被逮捕關押了一年多，他為了生存才亮出自己的真實身份。

1960年，美國記者斯諾訪華，在會見毛澤東主席時，提出想見見當年聯絡護送他到陝北的“王牧師”。中央立刻派人核查，終於搞明白，“王牧師”就是上世紀20年代上海聖彼得大教堂牧師董健吾。毛澤東對陳賡説：“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護送斯諾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三個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黨內一怪。黨內有兩個怪人，一個做過和尚（許世友），一個當過牧師，都邀請他們出山。”

董健吾與斯諾的淵源交代到這裏，我們接着回來説陝北。

1936年初，位於陝北剿共前線的張學良，主動派人到上海找共產黨，正好在宋慶齡家中碰到剛從敵營逃脱尚未恢復組織關係的劉鼎。1936年3月，劉鼎到西安與張學良會談，之後親赴陝北向中央彙報。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西安方向的統戰工作，專門成立中共中央聯絡局（又稱西北聯絡局），首任局長就是中央特科“龍潭三傑”之首李克農。此前，李克農從事過情報工作、保衞工作，現在又進入統戰工作領域。中共對李克農的官方評價是“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

李克農任局長的中共中央聯絡局，重點開展東北軍、西北軍工作。李克農首先從東北軍俘虜工作入手。

東北軍的將士大都是東北人，家鄉父老目前還在東北當亡國奴，恨不得去東北抗日卻不可得，身背賣國罵名，還要攻打一項主張抗日的紅軍，士氣之低落可想而知，剿共連戰連敗。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鋭109師的士兵。

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在戰鬥中被俘，痛惜自己沒有死在抗日戰場，卻要受共產黨羞辱，沒想到卻受到共產黨的優待。擅長話劇創作的李克農，親自改寫了一個劇本《你走錯了路》，描寫一個國民黨團長被紅軍俘虜之後，掉轉槍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這出描寫自己親身經歷的戲劇，忍不住放聲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動約見李克農，誠懇地表示：“為了東北軍的前途，為了抗日救國，我願意回去説服張副司令和其他的人。”李克農精心策劃，安排高福源返回東北軍軍部去説服張學良。

高福源

張學良早有聯共反蔣之意，高福源的到來對他來説，相當於瞌睡時有人送枕頭，但是當時東北軍中有許多隱蔽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張學良為了試探他，就假裝嚴厲地説：“你做了俘虜還有臉回來，我槍斃了你。”高福源心想橫豎都是死，不如把心裏話説出來，於是他説：“我如果怕死的話就不會回來了，今天既然回來就抱定必死之心，但是容我把話説完，講完後任憑副司令處置。”

談話持續了一夜，張學良一直留神地聽着，只見他時而眉頭緊皺，時而眉頭舒展，時而目光炯炯，時而目光昏暗，時而情緒低沉，時而開懷大笑。最後他對高福源説：“你講的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來，我們東北軍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須實行聯共抗日。你趕快再去一趟陝北，請紅軍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來，我們談談下一步的聯合問題。”

張學良為什麼急切與中共合作？

高福源作為東北軍將領既然都一心抗日，張學良頂着個“賣國少帥”的罵名，心理壓力更大，早有聯共抗日之意。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東北軍的前身是東北的奉系軍閥，通過“東北易幟”披上了國軍的外衣，但骨子裏其實還是軍閥。東北軍離開了起家的地盤，客居西北，西北這裏本來就窮，而且還有閻錫山的晉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等地頭蛇，寄人籬下的滋味不好受，西北的地盤也不足以養兵。東北軍的軍餉完全靠國民黨中央調撥，蔣介石以此為要挾，逼着張學良去剿共。東北軍與中央的矛盾本來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偏偏共產黨還很扎手，東北軍損失了3個師的兵力，蔣介石直接就砍掉了這三個師的編制，停發軍餉。

張學良就是再紈絝無知，也知道蔣介石是在藉着剿共的名頭，行“削藩”之實。現在有了抗日這個大義凌然的藉口，張學良如果再不反，就不是“東北王”張作霖的兒子了。

1936年2月，李克農作為紅軍代表，到東北軍駐地洛川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各守駐地，互不侵犯。3月3日，從南京返回的張學良，親自駕駛飛機到達洛川。張學良第一次見到公開身份的共產黨人，直截了當地問：“你是幹什麼工作的？”

李克農知道自己的特情身份名聲在外，就回答了一個公開身份：“紅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雙方坦率交談。張學良提出共產黨應該改變“反蔣抗日”的主張。李克農闡述了共產黨對日作戰的方略。分歧越來越小，3月5日，達成紅軍與東北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初步協定。

3月9日，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親自抵達東北軍駐守的延安城，與張學良在天主教堂舉行談判。這次密談,不僅在周恩來與張學良之間樹立了共赴國難、保家愛國的共同信念,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情,而且促使紅軍與東北軍達成了和解,這次談判不僅改變了西北政局，還改變了中國歷史。

延安天主教堂（現為魯迅藝術文學院舊址）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西安的統戰工作，成立由周恩來領導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大力開展對東北軍工作。還派葉劍英到張學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駐代表，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

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被統戰過來了，但是原來與中共合作良好的楊虎城，卻因為張漢民的死結下了很大的疙瘩。1935年11月間，毛澤東將紅二十六軍政委汪鋒找到他的住處，仔細分析研究了派汪鋒去西安，代表紅軍與楊虎城聯繫、談判，爭取聯合抗日的問題。汪鋒在與毛澤東談話後，又等了幾天，待毛澤東分別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寫了親筆信後，就去了西安。

楊虎城見到毛澤東的信後，讓十七路軍軍法處長張依中接待汪鋒。大約一週後的一個晚上，楊虎城約汪鋒在新城大樓西客廳談話。汪鋒回憶説：“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楊先生問好，説明了來意，談了形勢和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沒有等我説完，楊先生就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十七路軍許多人認為紅軍不講信用。第二個問題：十七路軍警三旅旅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中央（指國民黨）一再指責我，陳立夫也親自對我談過。但是紅二十五軍徐海東部在九間房設伏襲擊，並把張漢民殺害了。這是我們很不滿意的。第三個問題：你們紅軍主力北上抗日，主張聯合一切抗日部隊，這個主張很好，但是如何幫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呢?”

對於楊虎城的問題，汪鋒都做了回答，特別就張漢民事件解釋得更多。汪鋒説：“紅二十五軍誤認張部在尋機攻擊，遂於九間房接火戰鬥，張旅長被俘。由於紅二十五軍和上級失掉聯絡，不瞭解張漢民同志的情況，所以誤殺了他。汪鋒本人也是這個事件的受害者，他就是與張漢民的聯絡人，張漢民被殺後他也受到關押。汪鋒的解釋雖然澄清了一些問題，但未能完全消除楊虎城與紅軍的誤會。1936年4月中旬毛澤東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楊虎城，楊竟推諉不見。這些都使中共領導人對楊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毛澤東斷定：“楊虎城怕蔣特甚，一時當難與我們建立積極關係。”

據中共特使王世英後來回憶説：實際上，楊虎城有兩大疑慮：一是“害怕暴露，因為他部下有一個師長叫馮欽哉，同蔣介石有勾結”。還“害怕與我建立合作後，其部隊羣眾為我爭取，及害怕蔣之發覺而遲緩。楊膽子很小”。二是“因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與十七路軍曾訂有互不侵犯協議，紅軍片面毀約，楊恐共產黨不能遵守信義。”

楊虎城這種猶疑不定的態度讓毛澤東很惱火，因此他在1936年8月親自寫信給楊虎城，要求其表明態度：

“……全國各派聯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若秘密之聯繫，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於先生者也。……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

然而楊虎城的態度並沒有多少改變，直到1936年9月兩廣事變平息後，楊虎城擔心蔣介石騰出手來對自己和十七路軍不利，害怕蔣調集大軍奪取整個陝西的實際控制權，自己地盤全失，因而“甚覺形勢急迫”。楊虎城雖然很愛國，但是歸根結底也是一方軍閥，因此他與張學良同樣對蔣介石的“削藩”，心存恐懼。

蔣介石的壓力終於促使楊決意與中共合作，他在9月上旬向中共代表提議，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聯合反蔣。中共代表葉劍英、劉鼎隨後特別就楊虎城態度的突然激進，電告中共中央説：“西安空氣大有變動，因為張之態度逐漸改變，前此所謂落後分子已大有變動。”這裏所説的“前此所謂落後分子”，指的就是楊虎城。

楊虎城雖然已經決定與共產黨合作，但是對於如何對付蔣介石，還沒有成型的方案。他最終下定決心扣押蔣介石，還是受了自己部下趙壽山的影響。趙壽山是西北軍的一名悍將，擊潰收編了盤據地方的軍閥部隊，消滅了土匪王山春，也與紅軍交戰過。

趙壽山

1935年10月，時任17路軍17師51旅旅長的趙壽山借看病之名向楊虎城請假離開部隊，先後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觀察形勢。期間，他經常接觸楊明軒、趙葆華、楊曉初、李馥清、韓述之等進步人士。通過學習閲讀進步書籍和與他們交流，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明確了反蔣聯共抗日的救國方向和辦法。

1936年10月，趙壽山回到陝西。他在西安事變前與楊虎城最後的一次談話中，提出了捉蔣的大膽想法：“蔣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趙壽山就如同説服孫權聯合劉備抗曹的魯肅，他的這番話使得楊虎城放棄了猶豫不決的心態，最終下了與共產黨合作，逼蔣抗日的決心。

大敵當前，聯合抗日成為全國人心所向，蔣介石卻依然背道而馳。他雖然也尋求與中共接觸，但是在日本入侵在即的緊要關頭，還是堅持剿共乃第一要務，親抵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剿共戰爭。西北友軍不肯自相殘殺，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蔣介石，西安事變爆發！在這次事變中，趙壽山擔任十七路軍的城內軍事行動總指揮，是扣押蔣介石行動的直接指揮。

形勢驟變，共產黨、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對蔣談判，也三位一體備戰中央軍。東北軍調兵潼關，阻止中央軍入陝。張學良主動將延安完整地讓給共產黨。紅軍在陝北地區騰挪多年，始終在周圍山溝鄉村打轉轉，還從來沒有染指過延安。

延安，這個陝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塞上咽喉”之稱的軍事重鎮，終於成為了中共的根據地。這裏位於抗日前線，又在中國北方，便於與蘇聯進行溝通，又在蔣介石政府勢力範圍之外，雖然窮是窮了點，但其實從地緣形勢上，要比南方的中央蘇區要好得多。

中共也終於得到了喘息之機，在這片貧瘠的黃土高原上得以發展壯大。當時的中國，又有誰能想到，窩在山溝裏的這個紅色政權，日後會席捲九州，一統天下？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中國

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被削權，他的十七路軍縮編為三十八軍，在抗日前線發揮了重要作用，趙壽山在抗日戰爭中作風頑強，升任三十八軍軍長。三十八軍在中條山堅持抗戰達兩年半之久。日軍稱中條山是他們侵華的“盲腸”，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衞立煌稱三十八軍為中條山的“鐵柱子”。

蔣介石抗日，實際是抗日之名，把非嫡系的部隊拼光，以打擊異己，消除隱患。趙壽山對於國府深表失望，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安插在趙壽山身邊的特務們在給蔣介石的密報中，分析趙壽山不可能去參加共產黨。並説趙年紀大，“共產黨要青年不要老漢”，加之趙有“百萬之富”，生活優越，家庭和睦，只有傻子才會放着富裕悠閒的日子不過，非要去自找苦吃。

趙壽山加入共產黨，既不圖高官，也不圖厚祿，更不圖“鬥財主、分田地、討老婆、傳宗接代”。而他真正所圖的，就只圖共產黨提出的“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之政治主張，和他“掮洋槍打洋鬼子”的報國志向最貼近，就只圖“於國於民敢問心”。

趙壽山的轉變，也代表了國民黨內一大批心懷憂國憂民志向的愛國志士的心路歷程。“天下無人不通共”的傳奇，也就從抗日戰爭的爆發開始了。

（未完待續）國共情報戰越來越激烈，欲知後事如何，請關注公眾號，下一期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