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青銅兵器上蹲踞式人形圖像初探_風聞

在中國西南夷地區戰國秦漢時期的考古發現中，常於青銅兵器上見到一種特殊的裝飾圖像，它們多見於戈的內部和援本部，少數見於劍的莖部或後鋒部，斧和啄的銎部也有發現。圖像多作單人或多人（以3人、5人最為常見，極少數為2人）雙手上舉，腿部彎曲呈蹲踞狀，人物刻畫或繁或簡，少數以線條抽象表現，另有不少變體。在過去的考古報告和研究論著中，常被稱為“牽手人紋”“蛙人紋”“人首魚紋”等。與其類似的圖像藝術，廣泛見於除非洲之外的古代世界，尤以巖畫為多見，流行時間極長，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現象，國際學界通稱為“蹲踞式人形”（Squatting Figure），本文從之。

中國是蹲踞式人形圖像發現較多的地區，而且圖像載體多樣，除了巖畫之外，還廣泛見於青銅器、彩陶紋飾和玉石器造型等，各界學者論述不少。然而西南夷青銅兵器上所見的同類圖像，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鮮見專題討論。我們擬在系統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廓清其流行和傳佈的時空範圍及特徵，結合出土情境和周邊地區相關發現，對其功用及文化含義進行分析。西南夷地區出土青銅兵器上的蹲踞式人形圖像，是窺探先秦兩漢時期中國文化格局變遷與內在聯繫的重要環節，本文僅是初步的嘗試。

一 分佈地域與區域特徵

據已發表的考古資料，西南夷地區青銅兵器上的蹲踞式人形圖像集中分佈於滇中高原的滇池地區和滇東高原兩個區域，另在黔西南等地區也有發現。

滇池地區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青銅兵器，多數出土於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貢天子廟、昆明羊甫頭等滇文化大型墓地。一般見於等級較高的墓葬，少數見於中小型墓葬。大型墓葬往往一墓出土多件，就現有數量統計，最多的是呈貢天子廟1979M41，多達16件。其他數量較多的墓葬，還有晉寧石寨山M13（10件）、昆明羊甫頭M19和M113（均為9件）、江川李家山M51和M68（均為7件）等。這些墓葬，無論是規模還是隨葬器物的豐富程度，都堪稱滇池地區歷年發現墓葬中最為顯著的一批。中小型的墓葬，多數一墓出土1件，也有少量墓葬出土2件甚至更多。

除了上述大型墓地之外，在滇池地區的一些小型墓地中，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銅戈也有發現，如江川團山M4和M9、昆明大團山M5以及呈貢石碑村M12、M14、M42、M50各出土1件。

滇池地區青銅兵器上的蹲踞式人形圖像，一般是鑄造成型，目前僅見1件刻紋的例子，即晉寧石寨山M71∶150戈，鏨刻於橫銎式戈的援本部（圖一）。

這一區域的蹲踞式人形圖像，一般裝飾於銅戈的內部和援本部。戈絕大多數為無胡直內式，約有180件，有直援（圖二∶1）和曲援（圖二∶2）兩種；也有少量無胡斜直內直援戈（圖二∶3）。在2件有胡直內直援戈上也有發現（圖二∶4）。橫銎式戈的發現略多一些，有10件左右（圖二∶5）。蹲踞式人形圖像還有2例見於銅劍後鋒部（圖二∶6、7），1例見於銅斧的銎側（圖二∶8）。此外，在一件工具銅削的柄部也有發現（圖二∶9）。其中2例作人形；2例較為抽象，整體接近於爬行動物。

銅戈上的蹲踞式人形圖像較為程式化，裝飾於內上者，一般為五人，三大二小，三個形體大者牽手上舉，兩個形體較小者間插其中（圖三∶1~3）；裝飾於援上者，一般為三人，二大一小（圖三∶4、5）。人物多數未表現衣式，也有少量刻畫比較具體的例子，例如昆明羊甫頭M104∶21銅戈（圖三∶6）。多數人物形象的頭頂為尖狀，有的尖頂上還有捲曲線狀的裝飾。這種尖頂形狀，可能是表現頭戴尖頂帽，這可從少數具體刻畫了帽子的形象中得到印證，如昆明羊甫頭M314∶6、M543∶3銅戈（圖三∶7、8）。捲曲線狀的裝飾，可能是羽毛頭飾的簡化和抽象表現形式。

上述程式化的形象十分普遍，但也有少數呈現變體形式。有的戈援上的三人作舞蹈狀，手未牽在一起，如江川李家山M50∶57銅戈（圖四∶1）。呈貢天子廟1979M41∶155銅戈內上為三隻動物作人形直立，前肢上舉（圖四∶2）。昆明羊甫頭M108∶62銅戈內上則為三隻單線條畫就的似蜥蜴的動物作人形直立，上肢兩兩相牽（圖四∶3）。江川李家山M51∶305銅戈僅於內上表現三個人面，應是一種極端簡化的形式（圖四∶4）。

裝飾於銅劍、斧和削上者，一般為單體表現。作人形者刻畫具體，面目猙獰，服飾華麗（圖四∶5、6），論者以為是巫師形象。

滇東高原地區的發現，集中於曲靖八塔台和橫大路墓地。墓地為長期建墓疊累而成的熟土堆，墓地形式、埋葬制度與滇池地區迥異。出土帶蹲踞式人形圖像兵器的墓葬，與其他墓葬並無明顯的等級差異，這與滇池地區也是不同的。八塔台墓地出土有37件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兵器，載體除20件銅戈（圖五∶1）外，另有15件見於銅劍的劍莖（圖五∶2），2件分別見於銅斧和啄的銎部（圖五∶3、4）。單墓出土數量最多的是八塔台二號堆M178，有1件劍、2件戈及1件啄上飾有蹲踞式人形圖像；M206出土2件，見於劍和斧；M177、M180、M181、M183、M213、M219、M279、M280八墓各出土2件，均分別見於劍和戈；其餘尚有15座墓葬各出土1件，或見於戈，或見於劍。橫大路墓地出土有4件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兵器，包括2件銅戈和2件銅劍，分別出於4座墓葬。

其他的發現，還見於瀘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彌勒過洞村墓地、嵩明鳳凰窩墓地、東川普車河墓地等，均為一墓出土1件，僅見於銅戈。

滇東高原的蹲踞式人形圖像，均為鑄造成型，與滇池地區的主要區別在於，在刻畫人的四肢時，往往斜向畫平行線紋（圖六∶1~4）；一般為三人牽手上舉，少見滇池地區五人的例子，有的是在中間人物蹲踞的膝蓋上又刻畫出人面（圖六∶5）；三人中，中間的人形明顯大於兩邊，且一般作蹲踞狀，兩邊人物站立於中間人物的腳上。在滇池地區的考古發現中，也有少量蹲踞式人形圖像和上述特徵一致，如昆明大團山M5∶4銅戈、昆明羊甫頭M19∶117銅戈（圖二∶4）等，應是從滇東高原傳播而來，或是受其影響而製作。

滇東高原的蹲踞式人形圖像也有一些變體，如曲靖八塔台M41∶21銅戈，牽手的三個人物的身體部位均作柱形，中間橫向刻畫平行線紋，整體像大門的兩扇門扉，“門扉”的位置上又有兩個人面，這應該是五人牽手的一種變體（圖六∶6）。

除上述兩個集中分佈的區域外，地處黔西南的普安銅鼓山遺址出土有1件殘戈模，內部保存完整，其上有三人牽手上舉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其未刻畫出呈蹲踞形態的下肢狀況，是“半身像”（圖七∶1）。類似的發現，還見於同處黔西南的興義光輝村採集的銅戈（圖七∶2）。這種構圖方式，儘管數量較少，但陶戈模的發現可能意味着黔西南一帶還存在着不同的製造和使用傳統。普安銅鼓山作為雲貴高原屈指可數的鑄銅作坊遺址，其產品不只是供應本地或本族羣，還有部分通過貿易或其他途徑流通至周鄰地區[18]。從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銅戈來看，情況確實如此。如昆明羊甫頭M309∶2銅戈（圖七∶3）、M387∶7銅戈（圖七∶4）和江川李家山M68∶338銅戈（圖七∶5）以及越南河內附近的出土器物等，構圖形式和普安銅鼓山戈模基本一致。

除上述三個區域外，貴州赫章可樂墓地發現4件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銅戈，分別出土於4座墓葬（M317、M318、M350、M365）；雲南麻栗坡縣楊萬鄉甚至相距遙遠的成都平原也發現有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銅戈。這些地方發現的紋飾風格接近滇池地區，應該都是從後者傳播而來。

二 年代與文化屬性

滇池地區晉寧石寨山墓地第二次發掘共有12座墓葬（M3~M7、M9、M10、M12、M13、M15、M21、M22）出土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銅戈，分屬原報告所分四期，年代在西漢初至東漢初之間，歷來爭議不大。第五次發掘的M71，報告認為相當於第二次發掘的第Ⅱ類墓葬的年代，即西漢文帝五年（前175年）至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之間。

江川李家山第一次發掘中有3座墓葬（M13、M21、M24）出有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青銅兵器（戈、劍、斧等），均屬報告劃分的第一類墓，年代定為戰國末期至西漢武帝以前。其後M21出土木柄殘片的碳十四測年數據公佈，為距今2500±105年，有學者據此認為包括上述3墓在內的第一類墓的年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在戰國中期。但經過汪寧生、法國學者皮拉左裏、徐學書、楊勇等國內外多位學者的論證，原報告對墓葬年代的判斷得到大多數學者的重新承認。第二次發掘有8座墓葬（M47、M50、M51、M57、M63、M68、M69、M71）出有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兵器（銅戈、劍），其中7座屬於報告劃分的第二期（西漢置郡之後的西漢中晚期），僅有M69屬於第三期（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

呈貢天子廟墓地有2座墓葬出土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銅戈，1975M7的年代為漢武帝設置益州郡以前，即西漢初期，或可早至戰國末。1979M41的年代，原報告根據碳十四測年數據推斷為戰國中期，但楊勇提出單純依靠碳十四測年數據並不可靠，從葬具和隨葬器物來看，其與石寨山、李家山及羊甫頭墓地很多大墓相近，因此其年代大概應在戰國末至西漢早期，其説可從。

昆明羊甫頭墓地共有50座墓葬出土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青銅兵器（均為戈），根據發掘報告，除了M574由於隨葬器物過少不能分期之外，其餘49座墓葬分屬第一期前段（M19）、第一期後段（M101、M212、M299、M323、M824）、第二期前段（M9、M72、M108、M387、M497）、第二期後段（M90、M104、M115、M150、M195、M413、M520、M527、M580、M725）、第三期前段（M113、M251、M309、M462、M578）、第三期後段（M161、M170、M314、M345、M505、M554、M562、M618、M630）、第四期前段（M10、M48、M155、M328、M340、M373、M390、M466、M543、M547、M552、M781）、第四期後段（M185、M197）。四期的年代分別為戰國中期左右、戰國後期至秦漢之際、西漢初至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9年至西漢末。鑑於第一期年代的推定主要依據碳十四測年數據，而墓地排列有序，大型墓的隨葬器物和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墓地大型墓差別不大，楊勇修訂其四期的年代為戰國末至西漢中晚期，是有説服力的。

其餘呈貢石碑村、昆明大團山等墓地的年代，都在西漢中晚期。

綜上所述，滇池地區出土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墓葬，年代基本都在西漢時期，上限可至戰國末，下限或到東漢初。縱觀這些出土單位的年代，還有一些情況值得注意。第一，年代較早的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青銅兵器，一般集中於大墓，中小型墓葬很少發現；到較晚階段，中小型墓葬中的發現逐漸普遍起來。這或許表明，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器物，在戰國晚期到西漢中期或許具有身份等級的象徵意義，而隨着社會的發展，尤其是隨着漢文化的強勢進入，原有的等級秩序受到衝擊，在一些等級不高的墓葬中也可以見到了。第二，前述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各種“變體”，主要集中於偏早和偏晚階段，中間階段的構圖形式比較穩定。偏早階段者如呈貢天子廟1979M41，可能意味着在“傳統”形成之前，經歷了一個摸索發展的過程；偏晚階段者則或許是傳統解體、消亡的前奏。

滇東高原地區的曲靖八塔台墓地二號堆共有23座墓葬出土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青銅兵器。除M140、M158、M191、M275四墓無法分期外，據發掘報告，其餘19座墓葬分屬春秋早期（M279、M280）、春秋中晚期（M205、M206、M209、M213、M219、M224、M265）、戰國至西漢早期（M83、M117、M129、M141、M177、M178、M180、M181、M183）、西漢後期（M59）。但孫華指出，該墓地發表的資料，不會早過戰國晚期。楊勇進一步分析認為，墓地的年代應以西漢為主，上限最早至戰國晚期，一直使用至新莽時期，甚至到東漢早期。橫大路墓地有4座墓葬出土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青銅兵器（劍、戈），它們的年代應和八塔台墓地大體同時。滇東高原其餘出土帶蹲踞式人形圖像銅戈的墓葬，如瀘西石洞村M4、M55和M58，瀘西大逸圃M6和M135，年代應在戰國末期至西漢中晚期；嵩明鳳凰窩墓地報道簡略，無法確認出土單位，但墓地的整體年代也大致在戰國晚期到西漢時期。

出土戈模的普安銅鼓山遺址，第三次發掘者認為該遺址的年代上限在戰國或稍早，下限為西漢晚期。由於正式報告沒有發表，共出器物的情況不清楚，無法驗證這一判斷。綜合三次發掘的情況，楊勇認為該遺址的年代在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從上述周邊地區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年代來看，應是可信的。

綜上可知，西南夷地區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出土單位，包括數量較多、集中分佈的滇池地區和滇東高原兩個地區，乃至雖然發現數量少，但出土有戈模，產品可能向周邊地區傳佈的黔西南地區，年代集中在戰國晚期到西漢時期。

在文化屬性上，過去對以八塔台墓地為代表的滇東高原青銅文化與滇池地區以石寨山墓地為代表的青銅文化之間的關係，有一些不同看法，有同屬滇文化（或稱石寨山文化）的不同地方類型、不同考古學文化等不同意見。本文不對此問題展開論述，但從蹲踞式人形圖像的情況來看，包括前述“載體”、紋飾構圖以及出土單位所體現的社會結構等差異，我們支持它們是兩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的意見。

三 功用與文化含義

關於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功用與文化含義，文獻無徵，只能結合出土情境、載體（通常是銅戈）的功用以及周邊地區的相關發現進行一些分析。滇文化中由於具有較多的圖像資料，更具備分析的條件。

滇文化的墓葬雖然多經盜擾，器物脱離原生位置的現象很普遍，但也有一些大墓保存較好。在這些墓葬中，戈和矛、斧、鉞、錘、叉等儀仗用器，多半是成堆地聚在一起。一般而言，這些儀仗用器和可能系墓主生前佩帶使用的實用兵器（如銅劍），在墓室中分別放置在不同的位置。例如石寨山M3，銅戈和斧放在棺外槨室南邊東段，劍放在棺內；M6的銅戈放在槨室東北角，和大堆儀仗器放在一起，劍放在棺內；M71的隨葬器物主要放置在墓室南部，分3層擺放，上層是以劍為主的兵器，下層主要放置戈、啄、鉞等長柄兵器和鋤、斧、鑿等工具，均成對放置。昆明羊甫頭M113墓室被盜，器物主要出土於槨板下的腰坑，腰坑內的器物分5層放置，戈等帶柲銅兵器和竿頭飾主要出於第1層和第5層，第2層也有發現，其他種類的青銅兵器主要出於第4層。江川李家山M47的銅戈和其他儀仗器放在覆蓋於主棺上的“珠襦”上；M51的兵器、儀仗器放置於棺下；M57的長柄兵器和儀仗器放置於棺底板下；M68棺下沿槨中線主要放置長柄兵器和儀仗器；M69的銅戈和竿頭飾放置於陪棺下。呈貢天子廟1979M41的銅戈，集中放置於槨室東南角的底板上，原本可能成捆成束裝在一長2、寬0.6米的髹漆木箱內。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青銅兵器，均未見使用磨損痕跡。從上述情況來看，滇文化中的銅戈，不能和普通兵器等而視之。

銅戈裝配有漆木柲，大多數今已不存，但在少數墓葬內保存較好，如昆明羊甫頭M113。該墓出土的漆木柲多施紅、黑、褐色漆進行彩繪，紋飾以各種繁縟的幾何紋為主，也見有少量的動物紋。裝配在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銅戈上的漆木柲，完整的長度在70~85釐米之間，戈與柲之間的結合有“楔孔式戈柲”和“無縫戈柲”兩種，以前者為主。仔細觀察這些資料的照片（圖八），無論是哪種方式，結合都極不牢固，難以在實戰中完成勾、啄等攻擊行為。從長度來看，東周時期中原地區即便是用於步戰的短柲戈，全長也在110~160釐米之間，以150釐米左右最為集中。滇文化的圖像資料中，有不少戰爭場面，多數見於銅鼓、貯貝器等大型器物上的立體裝飾，人物所持兵器一般為劍和矛，目前尚未見到持戈作戰的情景。因此這些裝飾繁縟的銅戈，如雲南的考古工作者已經認識到的，極有可能屬於禮儀用器。

昆明羊甫頭M113除了戈之外，一同作為禮儀用器的，尚有矛、啄、戚、斧、鉞、狼牙棒等兵器，鑿、錛、捲刃器等工具，鋤、鍤、鐮等農具，雙鉞形、人形和魚形的儀仗器等。我們曾經對其中以動物或人物形象為主的儀仗器（我們稱之為“竿頭飾”）的功用進行過研究，認為其是專用於喪禮。上述這些製作精美、裝飾華麗的各類青銅器，包括戈在內，一般不見使用痕跡，應當都是在喪禮之前專門製作，在喪禮過程中為舉行某種儀式使用，或許意味着墓主人在軍事、農業、手工業等領域內的控制權，喪禮結束之後即隨葬於墓中。

晉寧石寨山M13出土的一件銅鼓殘片上，可見有兩個身披豹皮和虎皮的女巫，長長的獸尾高翹在身後，在後面另一個敲擊樂器的女巫指揮下，執戈以舞（圖九∶1）；呈貢天子廟1979M41出土的一件銅鼎三足正面，均浮雕一巫師形象，巫師頭戴羽冠，身着鎧甲，一手持法具，一手持兵器（圖九∶2），在報告結語所列人物圖像表中又稱為“持戈武士”。這些圖像資料中戈的長度，從其與人體的比例看，大致與羊甫頭M113等墓葬出土的帶柲戈相當。可見除了用作儀仗器，戈在滇文化中還被用作巫師的法具。從蹲踞式人形圖像與喪葬活動的密切關係來看（説見下文），我們認為巫師持此法具，可能正在主持喪儀中的某種活動。正因戈的功能並不單一，而且兩者均與喪葬活動密切相關，所以在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蹲踞式人形圖像，通常只見於戈，而少見於其他儀仗器。

八塔台文化中的圖像資料極少，無從推測帶有蹲踞式人形圖像的銅戈、劍的使用方式，不過由滇文化的情況，有理由推測這一區域的巫師所使用的法具可能與滇文化有所區別，除戈之外，劍也應是常用法具。作為這種推測的一個旁證是，在西南夷地區毗鄰的越文化地區，蹲踞式人形圖像又常見於銅鉞，如湖南省博物館2件藏品及越南河東、越池等地的出土器物。可見，儘管蹲踞式人形圖像在內涵上具有共通的地方，但在具體表現形式、載體等方面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在古代世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世界範圍內，對蹲踞式人形圖像內涵的解讀有種種不同的意見，湯惠生做了很好的概括，並認為有充分理由將其與薩滿教中的祖先崇拜聯繫在一起。就普遍的層面而論，這個意見是較有説服力的。但薩滿教在史前時期分佈廣泛，每個區域都應具有不同的情況，恐不能一概而論，應當結合不同區域的相關情況具體分析。

應該注意的是，西南夷地區的蹲踞式人形圖像，除了見於墓葬出土的青銅兵器外，在巖畫中也有發現，如雲南滄源、元江它克、麻栗坡大王巖等巖畫，貴州龍里巫山、安龍縣竜堡村礱上和關嶺縣牛角井等巖畫。廣西左江巖畫一般也被歸入西南系統，蹲踞式人形圖像所佔比例達到全部巖畫內容的85%以上。李飛認為，西南系統巖畫一般與崖葬（懸棺葬、巖洞葬）關係密切，廣西左江巖畫的蹲踞式人形圖像，有“腋下生子”的內容，反映了死而再生的美好願景。此新見頗有説服力，從一個側面證實了上述我們關於滇文化和八塔台文化墓葬中的蹲踞式人形圖像與喪禮有關的推測。

四 餘論

中國發現的蹲踞式人形圖像，載體不一，形式多樣。除了上述西南夷地區及越文化區的情況外，北方地區的蹲踞式人形圖像常見於巖畫，如大興安嶺、陰山、賀蘭山、寧夏中衞、內蒙古巴丹吉林沙漠等地巖畫。西北地區除了新疆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等地點的巖畫之外，還見於彩陶紋飾。在中原地區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發現有不少文字作蹲踞式人形圖像，它們常被古文字學家釋為“天”；另有帶蹲踞式人形圖像的族徽文字。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也發現有類似圖像。儘管載體不一，表現形式也有差異，但其中的共通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共通性，或許表明新石器時代以來不同區域之間精神文化上的聯繫。隨着西周時期中原地區的文化進步，巫覡的重要性不斷下降，在中原地區主流文化中就很少見到蹲踞式人形圖像的影子了，而周邊地區則以各種形式頑強地延續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自童恩正提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以來，北方地區和西南地區的諸多文化共性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並大多以傳播的角度來加以解釋。從我們過去考察的竿頭飾和本文所探討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這種共通性，主要是由於史前時期雙方相近的信仰，當然也不排除在具體的個案中，確實有傳播的情況存在。這個問題十分重要，牽涉面極廣，而蹲踞式人形圖像正是開展這類精神領域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材料，今後應該結合更多的資料加以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