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胸懷（下）_風聞

前面兩篇談了毛主席對待其政治對手及早期曾經打壓過他的領導人的態度，顯示了其一心為公、從黨的事業大局出發開闊胸懷。他一生也遇到不少異見人士和反對他的人，包括在重大關鍵場合。只要他自己認識了錯誤，積極改正，他仍然不咎過往。

凱   豐

凱豐（原名何克全）是遵義會議上唯一公開反對毛主席的人，並對會議決議投了反對票。

1935年1月15日，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軍團首長也參加進來，主要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共20人。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第一個要求發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報告，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説，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大部分與會人員對毛澤東的發言點頭贊同，但是當時負責共青團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凱豐，卻突然站起來發難。他説毛澤東懂什麼軍事？懂什麼馬列主義？他只會看看《孫子兵法》，翻翻《水滸傳》和《三國演義》。

毛澤東聽了何克全的話，也火了，站起來反唇相譏道：“你沒讀過《孫子兵法》怎麼知道我的戰術是從那裏來的？李德同志受過專門的軍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紙上談兵！”

王稼祥在躺椅裏抬起身體，用一隻手輕輕按着腹部的傷口説：“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

朱德嚴肅地説：“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朱德表明了態度，支持毛澤東。伍修權在《往事滄桑》中這樣記載：“朱德在劉伯承的發言後，向大家説‘如果繼續這樣的錯誤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王稼祥説：“同意總司令的看法，我再重複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得重新考慮。”王稼祥的建議像一聲驚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幾十年後，毛澤東回憶起遵義會議中王稼祥對自己的支持時説：“是他投了我關鍵的一票。”

第三天的會議上，周恩來主動承認錯誤，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對“三人團”所犯軍事路線錯誤的批評，並主動承擔責任，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閉幕，會議做出了以下幾項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各黨支部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在會議表決中，20人中共有17人投了毛主席的贊成票，只有3票反對。除了博古、李德，還有一個是凱豐。

對遵義會議上凱豐提反對意見，毛主席後來一直沒有忘記。他説，有人攻擊我只靠兩本書來指揮打仗，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這純屬無稽之談。打仗哪能照本宣科呢？兩本書能指揮戰爭？

遵義會議之後，在黨中央的批評幫助下，面對着紅軍在毛澤東等同志的指揮下扭轉戰局的事實，凱豐漸漸認識到了毛主席的正確，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為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原諒，繼續擔任了黨內重要工作。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並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

在延安時期，凱豐同志與毛澤東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給他的信中安慰説：“不愉快的事，過一會也就好了。”後來，凱豐同志在東北寫信給毛澤東同志，彙報《東北日報》工作情況，並請題寫報頭。毛澤東同志欣然為《東北日報》題寫了報頭，並對凱豐同志表示親切問候。

1945年4至6月，凱豐同志出席黨的七大。1952年9月，凱豐同志調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後兼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