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40年:一種高考,四次創新_風聞
饭统戴老板-饭统戴老板官方账号-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2020-07-08 09:01
激盪40年:一種高考,四次創新
作者:李墨天
編輯:戴老闆
2003年6月7日,全國613萬名高三學生參加了高考。除了必備的文具和准考證,考生們還需要攜帶一張“健康證”,才能進入考場。
那年的高考被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賦予了一層特殊意義。絕大多數人在3月甚至4月,才意識到SARS的嚴重性,學生們的生活也從那時起改變:一些學校整個4月都在關閉狀態,直到5月,教育部決定:高考照常從7月7日調整到6月7日進行。此前很多年,高考一直是7月7日開始。
種種偶然共同造就了那場獨特的高考,很多考生印象深刻的是數學“車禍”,往常看一眼就能得出答案的選擇題,一些考生算了五分鐘都沒有結果。據説很多學生還沒等考試結束,就選擇交卷放棄。
在中國,高考從來不是一場普通的考試,而是一次政府的管理能力與社會的組織能力的大型演練,從學生、老師、學校,到教育部門、交通部門和公安部門,每個城市的每一個部門,都在48小時裏嚴陣以待。
同樣,高考的意義和影響也絕非“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這十四個字能夠概括。在國人眼裏,它是改變命運的途徑、是跨越階層的通道、是出人頭地的門環。時至今日,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寄託。
高三學生在疫情中備戰高考
17年後,新的公共衞生事件新冠疫情席捲全球,高考又一次回到中國炎熱的七月,無論發生多少故事,它都會和17年前一樣,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01.重生
1952年,全國首次實行高等院校統一招生考試,江西吉安的考點設在白鷺洲中學,也就是文天祥就讀過的白鷺洲書院。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高考”。十七歲的歐陽自遠用扁擔挑着文具和生活用品,從永新縣徒步94公里走到吉安,頗有古時秀才趕考的意味——那也是今天的“嫦娥之父”第一次離開家鄉。
彼時,趕考“交頭卷”的習俗還沒有被人們忘記,幾門科目考下來,歐陽自遠兩次交了頭卷,順利考取北京地質學院。之後的幾十年,滄海桑田,歐陽自遠一路奔跑,成為中國航天領域的知名人物。
“嫦娥之父”歐陽自遠
在歐陽自遠求學那段時間,新生的高考歷經波折。隨後十年動盪期間,教育工作幾近停擺,高考自然難以獨善其身。1966年6月,政府發佈通知,規定大學招生“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考出現重大調整。
隨後十年,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遵循 “自願報考,羣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查”十六字方針,這其中,“領導批准”自然是最硬的指標。
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恢復職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教育。主持工作不到半個月,鄧小平就牽頭召開了一場“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座談會邀請的大多數是科教界名人,其中就包括武漢大學的副教授查全性,他的著作《電極過程動力學導論》堪稱電化學的聖經,被無數學生跪啃。
座談會上,總設計師委婉地批評了一些大學新生文化素質差,提出計劃從1978年起恢復高考。感同身受的查全性率先解放思想,把當時的招生制度痛批了一番,隨後諫言稱,“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
一句“不要拖到明年”結結實實的打動了鄧小平,總設計師當機立斷,讓坐在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追回已經發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組織統一考試。後來,教育部的官員們發現印試卷的紙居然不夠用,索性緊急抽調了印刷領袖選集第五卷的紙張,才趕在考試前把高考試卷印了出來。
由於時間實在緊迫,考試被硬生生拖到了12月,成了新中國唯一一次冬天舉辦的高考。十年的停擺也創造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報考人數570萬,錄取考生27.3萬,錄取率只有可憐的4.7%——史上最低。但對於那些曾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知識分子來説,這已經無異於天降甘霖。
被時代辜負的這一代人,終究獲得了另一種方式的補償:1977到1979年參加高考的近百萬學生,後來被稱作“新三屆”,他們大多有作為知青上山下鄉的經歷,在參加高考、學成畢業後,或供職政府機關,身居要職,或下海經商,終成巨賈,如今的各行各業,幾乎都能看到他們的影子。
也正是這個時期,高考被正式賦予“改變命運”的角色。
1984年,這批改變了命運的大學生們,在國慶閲兵時打出“小平您好”的標語。同一年的秋天,一大批年輕學者齊聚莫干山,在山間竹林裏思考了一個緊迫的問題:中國怎樣才能趕上西方?
這批學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都參加過1977年高考,包括後來的財政部長樓繼偉、銀保監會主席及央行黨委書記郭樹清、經濟學家周其仁。後來,他們中有人蔘與了國企改制、有人組建了最頂級的國家智庫、有人主導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的創辦。
而在當時,參加莫干山會議的所有學者們都不會預見到中國未來的騰飛,更不用説他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

莫干山會議舊照
從那時起,高考開始承載中國新一代青年們的希望,今天我們的國家和日常生活,依然被那一年的高考深刻影響着。
1977年,從動盪到新生,高考的重啓,是制度的創新。
02.沸騰
1992年——高考恢復的15年後,總設計師又定義了一個新的時代,那是一個被“南巡講話“、”春天的故事“和”下海“定義的風雲浪潮。
不過,這些故事的發端卻是在1991年春天。那年春天,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三篇與眾不同的評論,作者都是一個化名為“皇甫平“的人。他在文章中警告人們“不要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化”,並且在末尾高呼,”撫今憶昔,歷史雄辯的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
這些話如今聽來或許有些空洞,但在當時,全國媒體都在猛烈抨擊“右的錯誤”。只是皇甫平在接下來的文章裏説,“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果然,文章發出來,北京的《當代思潮》立刻撰文回擊:“改革開放就可以不問姓資姓社嗎?”
這場爭論隨即變成了輿論場的隔空交鋒,先是《求是》發了篇《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光明日報》一字不少全文轉載,宣傳部門也不甘落伍,來了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沒過多久,另一方後來居上——《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周瑞金去了北京,成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當時,剛剛經歷過價格闖關的中國走向了十字路口,加之前蘇聯解體帶來的衝擊,社會輿論充斥着“和平演變”的論調和姓資姓社的爭論,各項經濟數據停滯不前,彷徨中的中國應該走向何處,急需決策層拍板定調。
之後的事情人們再熟悉不過,1992年春天,88歲的總設計師來到深圳,用四川鄉音發表了一番講話。擅長搞大新聞的香港記者顯然不會錯過對岸的風吹草動,《大公報》一針見血畫出了重點:“鄧小平鼓勵大膽改革,稱誰不改革誰下台”。
南巡講話結束後,兩個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出台,緊接着十四大召開,“市場經濟”被寫進黨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經商的熱潮。

深圳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橋頭堡
後來,泰康人壽創始人陳東昇把體制內官員的下海總結為,“用計劃經濟的餘威,搶佔市場經濟的灘頭”。不過,挽起袖子跑步殺向市場經濟的還有大批知識分子:復旦教授郭廣昌、北大青年教師俞敏洪、河南舞陽鋼鐵廠車間主任許家印,都在那年投入商海大潮。後來,這一批人有了一個集體頭銜——九二派。
同一時間,高考也迎來了一系列改革,比如高校招生並軌、“3+X”試點以及大規模的高校擴招。儘管在整個90年代,人們依然將高考視為出人頭地的唯一路徑,但伴隨着經濟的繁榮與更大層面的改革開放,高考身上“改變命運”的成色慢慢消退,獲得成功的渠道逐漸多元。
清華大學教授李強曾將建國後中產階級的形成渠道分成三類:教育渠道、專業技術渠道和市場渠道,如果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考大學、學技術、做生意。
彼時,西方世界將中國視作下一個蘇聯,但中國卻迎來了新的繁榮。一句“廣東二十年趕上四小龍”,一批砸爛鐵飯碗的下海官員,是經歷陣痛的中國煥發的勃勃生機。
1992年,從停滯到前進,提出適合中國特色的發展觀念,高考改變命運的成色慢慢消退,這是思想的創新。
03.危機
2003年,令考生們焦頭爛額的不光有SARS,還有震驚全國的“數學慘案”。
四川南充市高三學生楊某,由於之前摸底考試成績不理想,高考兩天前,潛入縣教育局辦公大樓,切斷報警電源,從保密室偷走了語文卷、英語卷、文科數學卷、理科數學卷、文科綜合卷、理科綜合卷各一份。
隨後,採用全國卷的省份全部緊急替換成了難度飆升的備用B卷。後來網友戲稱,楊某就是那年“數學慘案”的罪魁禍首。
殘酷、措手不及,很多人在長達兩個小時的煎熬之後,走出數學考場就哭了。一位差點通過奧數被保送到大學的考生説:“這是僅次於奧數難度的試卷。”在數學全國平均得分50分的映襯之下,那年的高考也被稱之為“史上第二難的高考”。
在2003年之前,高考時間一直被定格在7月7日,那時,很多偏遠地區的學校甚至還沒裝上風扇,高考期間酷熱難耐。輿論交鋒之下,教育部決定從2003年開始,將高考日期固定安排在每年的6月7日至9日。
第一批面對高考提前的學生,內心的忐忑可想而知,更不用提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所有高三學生的計劃。《北京晚報》曾聯合搜狐網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希望高考推遲的人佔到56%。
當時,學生們獲取外部信息的渠道遠不如現在發達,主要是靠班主任傳達,以及同學之間聊天,有關高考日期的傳言一時甚囂塵上。
但到了5月5日,教育部正式宣佈,高考會在6月7日正常開始。對613萬考生來説,當如期高考的消息傳來,既是當頭棒喝,又是一種解脱。而對決策層和全國各個城市的管理者來説,疫情中的高考,也是一場對危機應對能力的考驗。
在北京,為了減少人員聚集與交叉感染,填報志願被史無前例的調整到了考試成績公佈之後進行,由原來的5月15日、16日兩天調整到6月27日、28日兩天。考場也由原計劃的3200個猛增到4800個,每個考場的考生人數由30人下調到20人。所有考點還設置了3個備用考場,用來接收有異常症狀的考生。

2003年高考,北京一處考點
而早在5月底,各個省市就輪番開展了高考防SARS演練,從全副武裝的防治疫情專用車、到烈日下被防護服裹得嚴嚴實實的防疫人員、再到遍佈大街小巷的排查室,整個國家在不到兩個月裏,完成了一次為高考準備的緊急動員。
6月7日,613萬學生帶着健康證進入考場,與這場考試背後的千萬名醫生、警察和教師一起度過了屏息凝神的48個小時。醫生跟着老師一起監考的景象,也成了足以載入高考史冊的一幕。
當這場緊急動員伴隨疫情一起結束,更大層面的改革也隨之起步:政府拉開轟轟烈烈的醫改大幕,全面健全和完善中國公共衞生體系,尤其是農村地區公共衞生體系。事實上,多數行業的改革路線,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塑造出來的。
隨後幾年裏,承襲“三明模式”的藥品費用改革迅速在全國鋪開;醫保領域的改革更是勢如破竹,95%的國民被納入醫保,衞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例不斷下降,成為SARS之後新醫改實打實的成績。醫改中最難啃的公立醫院體系,也在今年的新冠肺炎防控戰中得到了檢驗。
今年,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調兵中,全國各地的公立醫院做到了“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甚至出現了“東齊魯、西華西,北協和、南湘雅”四大公立醫院會師的景象。幾百只醫療隊和4萬多名醫護人員中,大部分都來自軍方和公立醫院。如今疫情防控的穩定局面,有無數醫護人員的付出,也有用難以量化的代價換來的經驗和教訓。

出征湖北的寧夏醫療隊
SARS那場全球公共衞生危機,最終沒有對中國的高考形成衝擊,卻推動中國建立了全世界獨有公共醫療衞生體系。
2003年,從無措到從容,最終迎來了體系的創新。
04.變革
17年後,新冠疫情肆虐。為了應對疫情,學校紛紛停課,孩子們再次回到家中學習。
17年前,SARS橫行,中國教育電視台曾開設臨時電視頻道,專門面向停課在家的學生播放“空中課堂”,受限於當時的網絡普及,學生們只能通過有線電視學習。
如今,隨着全國網絡“村村通”工程、5G、智能手機等“新基建”普及,在線教育開始發揮集束式效應。“雲課堂”助力孩子們停課不停學。
1月24日(大年三十),疫情之下,中國用户規模最大的在線教育平台作業幫迅疾啓動“春季加油站”計劃,大年初一即上線,為延期開學的全國中小學生提供免費課。
作業幫直播課初中語文老師黃婧玉困守北京,無法回武漢照顧獨居的奶奶,為了備課,每天只睡4個小時。
作業幫的老師黃靖玉在直播
她在課上講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史之亂後,唐都長安城裏草木叢生。為了加深學生們的記憶,她講到為了抗擊疫情,人們都宅在家裏,實際上外面春光已至,草木已經開始生長了,也是另一種“城春草木深”。“只不過與唐朝不同的是,如今時代不一樣了,很多有志之士衝上抗疫前線,所以我們也要有信心。”
疫情期間,作業幫免費直播課開始報名後,3100萬學生先後湧入。
高考延期後,作業幫直播課面向高三學生,推出“高考加油站”,課程涵蓋高三所有科目,不限名額完全免費,課程將提供高三重難點知識講解,解題大招講解以及備考建議。除此之外,還邀請了資深高考專家為高三學生提供高考政策解讀、考前心理輔導、高考志願填報等公益課程。
在互聯網、技術、智能手機的三重助力下,中國這個人口大國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幾億學生迅疾完成了從線下學習向線上學習的遷移。
伴隨這種遷移的,是優質教育資源的迅速下沉。
今年4月9日,85歲的“嫦娥之父”歐陽自遠在作業幫直播課進行了一場特殊的直播。這場直播,距離他參加高考,已經過去了68年。在名為《改造火星夢》的直播課堂中,滿頭銀髮的歐陽自遠院士講述了中國的火星航天計劃。疫情之下,全國2000多萬中小學生通過作業幫直播課平台,足不出户上了這特殊的一課。

歐陽自遠院士在作業幫給孩子們上直播課
68年,滄海桑田。
可以預見的是,在線教育絕不會只是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而是為長久以來教育資源不均衡的現象提供了清晰的解決方案。隨着信息化時代的全面到來,在線教育已經成為教育的基本模式,未來也必將成為公立教育的有機補充。
從當年的SARS到今天,再次面對全球性危機的中國人多了一份底氣,包括在線教育在內的“新基建”檢驗了中國正在推行的底層創新能力。它們和芯片、基站一樣構成了中國的軟實力。
如果説高考代表了民族精神的一個切面,那麼以作業幫直播課為代表的在線教育,無疑是對“新基建”的一種樸素詮釋。
站在更廣闊的層面,每一次危機、每一次陣痛,都考驗着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深層創新與發動變革的能力。
2020,從17年前的迎難而上,到如今的科學應對,是科技的創新。
05.尾聲
43年前,高考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明白,命運可以通過努力改變。
高考不單單是教育問題,也是個人命運與奮鬥的問題,還是國家人才與創新的問題、社會制度與經濟的問題。它影響了國家精英的產生、影響了決策權力的分配、影響了商業與社會的運轉。它所改變的,又豈止歷史洪流中那些起落浮沉的命運?
17年後,高考重新回到7月7日,它激發的不僅僅是人們對往日舊事的回憶,也是對未來的信念與投票。
這也是中國不斷前進的原始動力。
高考來臨,曾經的你又有怎樣的高考故事,歡迎在評論留言中講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