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中印關係要做到三個堅決_風聞

　　最近幾年以來，中印邊界儘管摩擦不斷，但從總體上來看，雙方構建了剋制的約束政策和謹慎的溝通機制，這避免了邊境矛盾的擴大化。也確保了一直以來的中印關係在大局上較為穩定，總體仍以發展經濟，提升社會總體發展水平為主流。

　　六月中旬，加勒萬河谷對峙的發生是雙邊五十多年來第一次出現致死的衝突事件，印媒報道有20名印度軍人在衝突中死亡。這在印度國內激起了軒然大波，印度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不斷推波助瀾，使得中印關係被邊境問題所裹挾，在新冠疫情及全球經濟下行等眾多不確定因素頻發的情況下，此時的中印關係有陷入局部矛盾主導國家關係的危險。

　　對於這種情況，我認為處理中印關係要從三個堅決出發：

　　第一，中印關係的風險應堅決從全球大變局來看待**，中印邊境問題是中印關係在當前國際局勢下較小的一個問題，具有長期性，雙方在邊境矛盾以外擁有廣闊的發展與合作空間。**

　　從歷史觀的角度來看，作為兩種文明生態，中印的長期共存是客觀存在的，中印是擁有源遠歷史的地區大國，長久以來中印都能保持自身文明的完整性與延續性。而相互毗鄰的大國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發生摩擦，但這種摩擦在當前的中印關係全局而言不構成主要矛盾。

　　從國際局勢變動的角度看，美國正在拉攏一切力量壓制中國挑戰它國際體系主導者的地位，印度則是美國製衡中國策略的重要一環。作為南亞的守成大國，中國的快速發展遭到印度的警惕與防備是可預期的，但印度也不會因此充當馬前卒。中印在喜馬拉雅山以外不存在直接矛盾，在保持對巴基斯坦及爭議領土區域維持管控的前提下，印度出於國家利益考量沒有理由同中國直接開展對抗。中印同為新興大國，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言，只存在首要威脅和次要威脅的區別。當前中國官方不希望擴大當前問題，印度也缺乏必要的理由同中國開展對抗，漁利他人。

　　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中印長期處在快速發展的道路上，截止到2019年，中國GDP 名列世界第二，按名義價值計算，中國和印度分別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五大國家。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中國位居第一，印度位居第三。兩國在名義和購買力平價方面合計分別佔全球總財富的 19.46％和27.18％。儘管在近年來全球經濟情況欠佳，但中印仍然在龐大體量的基礎上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印在接下來的五年仍將保持可觀的經濟增速。

　　印度經濟監測中心（CMIE）數據，自2004-05以來，中國一直是印度最大的進口來源。2018-19年，中國在印度總進口中所佔份額為13.7％。這些進口的變動最終會反饋到印度社會的生產過程和消費品供應。中國是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僅次於美國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2018-19年）。在出口方面，印度對中國出口的五年平均數據顯示，中國佔印度原材料出口總額的10.03％。

　　目前而言中印雙邊合作仍然侷限在貿易層面，出於穩定印度經濟基本盤的考量，原材料和製造業印度不會貿然觸碰，印度此次封禁主要是對新興互聯網行業的點對點封禁，這既可以阻礙中資互聯網企業在印度的發展，維護本國企業的發展，也從官方層面配合了抵制中國產品的訴求，滿足了印度國內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長期來看對莫迪政府而言，只要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印度仍有很大的機會在社會經濟上有所建樹，中印作為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有機會在今後的經濟發展中建立更為廣泛的合作。在經濟預期向好的前提下，放大局地矛盾無益於對執政黨而言風險高，收益低。

　　第二，要堅決遏制印度的戰略機會主義傾向。印度對中的戰略機會主義必須得到遏制，中印之間都有必要在戰略政策層應重新審視評估，認識到和則兩利，鬥則俱傷；

　　印度作為地區大國在外交政策上不會完全依附於某一個聯盟，其政策導向一直以來都具有較強的戰略機會主義傾向。2017年洞朗地區的邊境對峙，印度在當時國際形勢下看到可乘之機，中國相繼於南海和東北亞同美、日、韓產生安全爭端，中國的地緣環境面臨較大的壓力，印方判斷中國無暇同時顧及西線，利用了中國在多方應對上的戰略劣勢，一面同美日舉辦史上最大規模的馬拉巴爾軍演，一面在即將於中國舉辦的金磚四國峯會前夕發難，在中、印、不三國邊境渾水摸魚，越過已劃定邊界線，企圖混淆視聽，在中印之間唯一一段已劃定的邊境區引起爭議。

　　時至今日，印度在周邊接連同尼泊爾，巴基斯坦、中國在爭議領土地區發生衝突，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正是印度傾向戰略機會主義的危險時期。莫迪政府在國內經濟疲軟，疫情擴散嚴重的情況下，不排除是在利用邊境轉移視線，減輕國內問題的巨大壓力。民族主義運動的持續加劇了莫迪政府的執政壓力，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多重問題的疊加很可能反噬印度的戰略機會主義政策，要麼形成一個平穩喘息期，要麼則會催生出更加極化的內政和外交手段。

　　2019年莫迪政府得以連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團結了印度教以及印度民族主義的勢力，民族主義是支持印度實施戰略機會主義的重要載體。印度鬆散的聯邦要實現更為緊密的團結，一是需要經濟增長所帶來的驅動力，二則是更激進的民族主義政策。

　　莫迪連任後在19年年末推出公民身份法改革，這一法案同樣是機會主義的產物，為了穩固助他贏得大選的基本盤。無視了印度境內穆斯林團體的利益。印度東北五邦的穆斯林暴亂顯示了莫迪政策的兩面性，在團結了使自己實現連任的印度教羣體的同時，也導致了印度不同教派的分裂更加嚴重。

　　加勒萬衝突事件後，為維護得來不易的團結，莫迪政府在公開表示是印軍越過實控線的前提下仍然對國內的反華浪潮予以了回應，在加大了爭議地區印度一側的軍事行動的同時，對中國部分企業採取了經濟封禁措施。正是莫迪的引領與妥協，印度的民族主義陣線出現了一批無法正確認識中印實力差距的羣體，他們的出現可能會加劇印度戰略機會主義的激進性。

　　第三，堅決發展中印兩國的民間交流渠道，中印民間建立長期穩定的交流與合作是實現雙邊未來關係發展的方向。

　　當下的政治與經濟的對立長遠來説不符合兩國的國際關係發展趨勢，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往往與穩定的政治環境相輔相成。在政治上陷入僵局的情況下，應轉變思路從政治之外尋求雙邊關係的新發展。印度當前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大的原因在於雙邊民間的交流合作程度較低。

　　就經濟的合作程度看，一方面對於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經濟體而言，所佔比重仍然較低。就社會發展體系而言，中印合作的方式上單調且傳統，民間渠道的匱乏是是雙邊民間層面的誤解較為嚴重。印度國內有相當一部分羣體對於中印的發展情況並不能夠有清晰的認識，在印度輿論的鼓吹下，形成了阻礙中印民間合作的非理性勢力。

　　在新冠疫情已經大幅削弱國際交流合作的情況下，長久任其發展對中印雙邊都弊大於利，因此需要發揮民間的力量，突破既有的合作模式構建新型民間交流平台，以交流合作對沖當前在印度民間普遍存在的敵視現狀。 

　　7月6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同印方特別代表、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通電話時表示：“今年是中印建交70週年。中印關係歷經風雨考驗，取得今天的發展局面來之不易。不久中印邊界西段發生加勒萬河谷事件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中方將繼續有力捍衞自身領土主權，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王毅強調，實現發展振興是中印兩國第一要務，在這個大方向上中印有着長久的共同戰略利益。

　　王毅外長的表態表明了中方對中印關係今後發展的立場，把中國對中印關係大局的重視以及對領土爭議問題的底線都闡述的極為清晰。中印不應在領土爭議上裹足不前，在共同的戰略利益下，雙方應把共同構建穩定的政治環境作為第一要義，構建更廣泛的全面合作框架，促進中印經濟與社會交流的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