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影響了日本的兩次奧運會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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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這座城市，時隔80年先後兩次在東京奧運會籌備期間成為了世界焦點。讓我們將二者聯結在一起，思索並看清日本取消或者延期舉辦奧運會背後的根源。

　　1938年5月4日，日本奧委會代表嘉納治五郎在參加國際奧委會開羅大會的歸國途中，因感染肺炎不幸離世，三個月後，日本公開宣佈放棄主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

　　2020年3月24日，因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國際奧委會及東京奧組委發佈聯合聲明，將2020年東京奧運會推遲至2021年舉辦。而6月12日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敏郎則表示“沒人能夠百分之百承諾東京奧運會能夠在明年如期舉行”。

　　東京奧運主會場

　　新國立競技場施工圖

　　相隔80年的兩屆東京奧運會，一屆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亞洲國家獲得主辦權，一屆是迄今為止獲得贊助金額最高的一次；當年棄辦，今年延期，卻都與武漢有着一定的聯繫。

　　武漢會戰與東京奧運

　　二戰之前，日本官方採用神武天皇即位紀元，以日本神話中神武天皇即位之日為皇紀元年，依此紀年方式推算，1940年為日本建國2600年。

　　致力於發展日本體育事業並創辦了“日本體育協會”的嘉納治五郎，為了凝聚申奧力量，有意將1940年奧運會同“紀念建國2600年”聯繫在一起，並因此獲得了日本軍部的支持，軍部代表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也理所當然的成為日本奧委會的委員。

　　現代奧運柔道之父

　　嘉納治五郎

　　在日本獲得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之後，軍部便開始着手將1940年奧運會打造為慶祝日本“建國2600年”以“揚日國威”的政治盛典。

　　隨着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國際社會關於抵制和取消日本奧運會的呼聲越來越大，特別是英國極力推動國際奧委會更改舉辦地，意在取消東京舉辦權，改由倫敦承辦。面對洶湧而至的國際負面輿論，軍部對奧運會的重視程度日趨下降，開始徵調運動員入伍，削減奧運經費，調配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為戰爭服務，奧運場館的建設也幾乎因此停滯。

　　作為國際奧委會中第一位亞洲委員，已年近八旬的嘉納治五郎並不願意看到當初的申奧努力付諸東流，於1938年親赴開羅參加國際奧委會會議，以緩和侵華戰爭給日本奧運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懇請保留日本的舉辦權。

　　在他為日本奧運會爭取到最後一絲機會，準備回國進一步協調奧運籌辦事宜之時，卻因感染肺炎而去世，自此日本奧委會沒有了能夠應對軍部壓力的能人志士。

　　嘉納治五郎的棺槨蓋着五環旗幟抬出客船

　　一個月後日本發動武漢會戰，更多的兵力和物資被投入戰爭，奧運會因此在1938年7月14日被徹底捨棄。

　　在日本申辦奧運時期，德國派兵進駐萊茵蘭（萊茵河左岸地帶），意大利攻佔埃塞俄比亞，西班牙爆發內戰，唯有遠東局勢較為穩定，因此國際奧委會曾對1940年的東京奧運會寄予厚望，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亦希望這屆奧運會能夠促進遠東地區和平，實現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結合。

　　然而相對穩定的局勢之下，隱藏的卻是日本侵略與擴張的野心，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的計劃也早已擺上案頭。

　　籌備已久的全面侵華

　　在梅津美治郎成為日本奧委會委員之前，曾在中國任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並於1935年同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簽署了《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定》，即《何梅協定》，協議提出了令國民政府撤出河北及平津地區的無理要求。

　　投降儀式上的梅津（右一）

　　至於協定簽署的緣由看似是因為親日分子胡恩溥、白逾桓的意外死亡，其實是日本按部就班推行侵華計劃的一個既定環節。

　　日本早在1934年就頒佈了《關於對支那的政策》等文件，確定了削弱南京政府在中國統治地位，使其逐漸淪為一個地方政府，乃至完全消失以助其全面佔領中國的戰略方針。在該政策推出後，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駐北平武官輔佐官高橋坦便策劃暗殺了胡恩溥、白逾桓，並將其嫁禍給中華民族復興社（藍衣社），以脅迫國民政府。

　　隨後，日本政府又於1935年6月6日發佈《北支交涉問題處理要綱》，明令要以這一事件為契機將國民政府從河北地區驅逐出去，並要求駐屯軍做好戰鬥的準備，這才有了《何梅協定》的簽署以及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一切政務的半獨立組織）的成立，使日本在瓦解南京政府方面達成重大成就。

　　從這一“偶然”事件真實的緣由可以看出日本方面雖然多次聲稱“九一八事變”等局部衝突均為偶然，強調“日本根本沒有侵佔他國領土的計劃”，但其每一次行動都是經過精心籌備，有章可循的。

　　之所以沒有早早的發動全面戰爭，在1935年的年度作戰計劃——《昭和十一年度的對支作戰計劃》中即有提到，因要對蘇聯備戰，故還不能“對支進行全面戰爭”。

　　直到1937年，蘇聯深陷大清洗運動，西方世界又被西班牙內戰牽制，使日本認為其進犯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遂選定北平西南咽喉要道上的盧溝橋開始實施其全面入侵的計劃。

　　盧溝橋事變之後，北京、天津、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等地的相繼淪陷，讓日本速戰速決的野心大增，但在攻陷民國首都南京之後，國民政府卻沒有因首都陷落而屈服投降，令其頗感意外。

　　這也增加了日本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不確定性，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於1938年初在眾議院直言，“我認為奧運會在事變 （侵華戰爭）持續之時無法召開……事變若是快速解決倒是可以召開。”

　　為了能夠給予蔣介石政權以致命打擊，快速解決戰爭，日本將矛頭指向了“可西上巴蜀，東下吳越，北溯漢水而至豫陝，經洞庭湖南達湘桂”的水陸交通樞紐——武漢。

　　日本人1930年繪製的武漢地圖

　　1938年6月，在正式決定進攻武漢後，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於6月24日決定，以年內結束戰爭為目標，“集中國力解決中國事變……使對內對外各種措施一切適應於此”，因此，國際奧委會開羅會議後不久，日本奧委會在軍方壓力下，藉口日本為紀念神武紀元2600年，要在1940年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而無法舉行奧運會。

　　在武漢會戰中，國民政府雖部署陸海空約100萬兵力，構築陸防、江防、湖防工事650餘處，但仍舊與日軍有着明顯的差距，不得不長期處於防禦階段，無法展開有力進攻。

　　日本方面在7月31日製定《以秋季作為中心的戰爭指導大綱》，確定了“置於該地防禦線上的敵方兵力 ，盡力給予重大損害”的作戰方式，使用包括毒氣在內的各類殘酷手段，虐殺中國軍隊，使中國軍隊傷亡慘重，幾乎無力擊退日軍。

　　在如此情形之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指出“日人的戰略，是速戰速決”，只要打破日軍計劃，“那麼一時一地之得失，於我們的抗戰前途，可謂自不發生嚴重的影響”，進一步明確了作戰目標為以持久戰、消耗戰來最大限度消耗日軍物資。

　　最終在武漢會戰中，日軍消耗了至少三十億日元，可所佔地域，卻“不及過去十個月的十分之一”，使得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徹底破產。

　　到了1938年10月 ，隨着“武漢三鎮”漢口、武昌、漢陽相繼淪陷，武漢會戰以國民政府的撤退而宣告結束。

　　1930年武漢三鎮市區規劃圖

　　武漢會戰自1938年6月日軍在安慶登陸開始，到10月份國民政府做出撤退的決定，持續時間四個月左右，作戰範圍波及山東、山西 、河南 、安徽、江蘇、浙江 、江西 、湖南、廣東 、綏遠、察哈爾等 12個省，超過三億人被迫捲入其中，不止是抗日戰爭戰略防禦階段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戰役，更是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心。

　　國民政府雖然失守武漢，但卻將日方拉入了戰爭的泥潭，迫使其改變對華戰略，從速戰速決轉為鞏固佔領區統治，為大後方贏取了更多的抗爭時機，同時也為牽制世界法西斯力量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個月的武漢會戰，也讓日本徹底失去了舉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機會，日本體育界的奧運夢徹底化為泡影。

　　80年後，面對“看不見”的敵人，武漢再次成為世界的焦點，以及抗疫保衞戰的最前線。

　　新冠肺炎下的武漢與東京奧運會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武漢市監測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後來被世衞組織定名為covid 19），隨着確診病例的不斷增加，離漢離鄂通道於1月23日被果斷關閉，武漢抗疫保衞戰也隨之全面打響。

　　來自全國各地的346支國家醫療隊、4.26萬名醫務人員、965名公共衞生人員、22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全速馳援武漢，同時中央政府推出“一省包一市”的醫療救助機制，安排19個省份對口支援武漢市以外16個市州及縣級市，最終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抗疫保衞戰階段性勝利。

　　日本自1月16日出現首宗有武漢旅行史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後，一度成為除中國外確診病例最多的地區，尤其是在“鑽石公主號”問題上展現出的低效防疫能力，更加重了人們對日本奧運會的擔憂，但日本依然多次強調，奧運會將如期舉行。

　　歷史上的奧運會並非沒有經歷過疫情的爆發，2010年的温哥華冬奧會沒有因流感大爆發而延期，2016年裏約奧運會也沒有因寨卡病毒而取消，這些“前車之鑑”或許正是日本放鬆警惕的原因之一。

　　2013年東京獲32屆奧運主辦權

　　如同1940年東京奧運會因侵略行徑遭到抵制一般，隨着確診病例的不斷增加，本屆東京奧運會遭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部分國際體育組織的“抵制”，諷刺的是英國倫敦如同80年前一樣，再次提出可以承接日本奧運會。

　　最終日本政府、國際奧委會及東京奧組委於3月24日宣佈2020年東京奧運會“延遲到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舉行”。

　　這一決定使日本欲以奧運來提振經濟的計劃嚴重受挫，造成高達60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號稱“亞洲最安全銀行”的星展銀行亦發文稱“日本經濟今年陷入衰退幾成定局”。

　　面對疫情和奧運的雙重損失，以及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福島淳也博士關於“新冠病毒2019年8月已在日本蔓延”一文所引發的負面輿論，安倍晉三在5月25日回答有關中美關係問題時特別指出“新冠病毒從中國擴散到世界，這是事實”。

　　“擴散”一詞似乎比西方的“甩鍋”要親善許多，但聯繫日本將侵佔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稱為墾荒“開拓團”，將投入日偽企業進行虐待奴役的俘虜稱為“特種工人”這種玩弄辭藻的能力，可以看出其中立言詞的背後，依然是將疫情損失歸咎於中國的企圖。

　　明治維新給日本帶去了“西方價值觀”，幫助其成為東亞第一個步入現代化的國家，也使其走上了與歐美列強相同的以殖民換髮展的帝國主義模式，最終因擴張失敗而失去獨立的主權，徹底成為美國的“附庸”，不得不緊隨美國腳步，加入西方的甩鍋大隊。

　　對於當前的日本來説，和中國的共同利益顯然多於地緣糾紛，與其轉移防控不力的責任，不如考慮如何擺脱“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去除“附庸國”的身份，取得真正的獨立主權。

　　這也提醒我們走一條獨立自主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重要性，畢竟搭乘西方價值觀所鋪就的“康莊大道”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快速騰飛，但總有被這些鋪路人“攔路打劫”，徵收“過路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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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變的孤立與責難

　　回首80年前，日本開始侵華之時，中國也曾寄希望於國際社會，然而，1937年11月中、美、英、法、蘇等19個國家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布魯塞爾會議”，操縱會議的英美明確的拒絕了中國所提出的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禁運武器，並向中國提供積極的軍事援助”的正義訴求。

　　爆發武漢會戰的1938年，英國宣佈不再借款給中國，並同日本簽訂了一份分享中國海關收入的《中國關税協定》；奉行中立立場的美國拒絕了蔣介石希望其在經濟和物資上給予中國一定援助的請求，卻對日輸送了價值高達 23957. 5萬美元的各類物資；德國正式承認了偽滿洲國，並下令禁止向中國出售武器；唯有法國表現出了對華的同情，並同中國進行了與軍事援助相關的談話，但直到武漢淪陷2個多月之後的1939年1月，法方才表示可以在恰當的時候給予中國一些救濟。

　　在2020年的武漢抗疫保衞戰中，中國再次遭到西方國家的孤立與責難，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組織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不斷污名化中國抗疫措施，陰謀論中國的人道援助，更提出向中國追責索賠的荒謬指控，試圖讓中國再次成為賠款政策的受害者。

　　英國《每日快報》關於向中國索賠3510億英鎊的言論

　　回顧歷史，對比今昔，在中國人民真正需要幫助之時，西方大國紛紛袖手旁觀，而在中國和平發展，穩步前進之時卻突然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關心”起中國人民的福祉，可謂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奧運取消與延期的根源

　　翻閲日本歷史不難發現，籌備已久的全面侵華並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其“征服世界，統一萬國”計劃的一部分。

　　結束日本百年混戰的豐臣秀吉就曾提出過“謀朝鮮、佔中國、伐印度”的構想。幕府時期的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淵更是繼承和發揚了這一擴張理念，宣稱日本是“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並最早提出了入侵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詳細計劃。

　　日本在通過明治維新進行現代化改革之時，非但沒有摒棄這些封建極端思想，反而在看到西方國家殖民掠奪所取得的成就之後，更加堅定了“繼承列祖之餘業……以使國威耀於海外”的想法，並將建立“八竑一宇”的大帝國作為國家發展目標。

　　在其模仿歐洲國家以宗教塑造公民價值取向時，立神道教為國教，並將天皇和神道教結合建立了超宗教性質的國家制度——國家神道，宣傳天皇為“人間活神”，稱日本為“天皇神國”，將為神（天皇）盡忠作為國民必守道德。

　　昭和3年（1928年）面世的《竹內文獻》甚至稱“人類為天皇家的分枝”，“世界各國的最高統治者，是日本天皇認可的地方官”，連伏羲、神農、釋尊、基督等聖者都曾到皇祖皇太神宮遊學。

　　此類神化天皇的言論，在政府引導下不斷湧現，逐漸將對外侵略塑造成“為天皇收復失地”的正義之舉，使民眾喪失正常的是非觀念，淪為軍國主義侵略工具。

　　加之明治憲法將陸海軍統帥權、兵力決定權等都授予了天皇，導致軍部可以不受內閣及議會監督的肆意行事，最終在“天皇神國”的土壤中發展壯大，帶領日本走上了侵略之路。

　　從佐藤信淵提出統一世界的周密大計，到軍部開始以軍國主義構建大日本帝國，在其稱霸世界的夙願開始步入現實的關鍵時刻，如1940年奧運會這般耗資巨大卻無助於實現霸業的事項被捨棄也是其軍國主義的必然選擇。

　　而自2013年東京獲得第32屆奧運主辦權的那一刻起，2020年東京奧運會便被賦予了“恢復經濟景氣，重現盛年日本”的使命，經過七年的籌備，其拉動相關需求的計劃，已通過場館建設等實現了大半，剩下可期待的便是即將到來的千萬遊客了。

　　然而，在疫情蔓延之際，日本政府卻將維護經濟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為了營造一切如常的假象，任由病毒肆虐三個月才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在疫情防控方面更是拒絕實行大規模檢測，人為設置超高的檢測門檻，如“有感冒症狀且連續4天發燒37.5度以上”，這一切的緣由則是日本厚生勞動省認為“對輕症患者進行測試會浪費資源”，顯然，在日本政府眼中生命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對於奧運會，其雖多次強調會正常舉辦，但卻沒有説明如何保障運動員的健康與安全，這也是國際社會最為擔憂的。其在保障生命安全方面的懈怠已嚇退了不少潛在遊客，加拿大正是以“保障運動員健康與安全”為由第一個宣佈退出。在這種情況下，宣佈奧運延期，正是為了讓本國疫情淡出世界輿論，再以“甩鍋”等事件轉移焦點，以挽回國家形象。

　　兩屆奧運會，日本政府一次關注的是霸權，一次關注的是經濟，唯獨沒有關注奧運會主體——人的生命與安全,也凸顯出其社會制度對生命的漠視。不論現代奧林匹克被賦予多少超越體育的意義，其展現的始終是生命的力量與色彩，只有將對生命的尊重放在首位，關注其所藴含的生命道德精神，才能使奧運魅力完美、順利地綻放。

　　武漢這座城市，時隔80年先後兩次在東京奧運會籌備期間成為了世界焦點，恰如一雙撥開迷霧的大手，得以讓我們將二者聯結在一起，思索並看清日本取消或者延期舉辦奧運會背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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