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今猶在，校長何處尋_風聞

百年中國，如果沒有清華北大復旦，將如萬古長夜。清北復，如果沒有燈塔的引領，今天必定已經泯然眾人。

在波瀾壯闊的文化民國，在烽火連天的漫漫長夜，他們渡江蹈海，南渡北歸，用光和熱，照亮山河。

他們建造了中國最宏偉的殿堂，接續了中國最寶貴的文脈，也教育出中國最出色的大師。

及至今天，他們吶喊漸弱，但仍有餘音，嫋嫋裏依稀是千年前范仲淹的長嘆：“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他們是誰？先生何在？

盜火者馬相伯

1840年，英國人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這一年，江蘇鎮江丹陽，一個男孩出生。信奉天主教的父母為襁褓中的嬰兒做了天主教洗禮，這個小教徒就是馬相伯。

馬相伯從小就非常聰慧。11歲時，他已經不滿足於私塾的學習，決定要去剛開埠不久的上海求學。

200多公里的距離，馬相伯徒步了11天，生生走到了上海。

他這一走，一位學貫中西的大人物，便走進了歷史。

到上海後，馬相伯入讀法國耶穌會的徐匯公學（今上海徐匯中學）。十幾年後，他熟練掌握了英文、拉丁文、法文、希臘語、日文等7門外語，研究國學、西方哲學神學和法學，以及數理、天文等學科。

馬相伯是中國歷史上首個掌握這麼多門外語的人。

30歲時，他獲神學博士銜，旋即出任徐匯公學校長，講授經史子集。

但是，上帝並不能拯救苦難的中國。

1876年，巨大的饑荒襲擊了中國北方，史稱“丁戊奇荒”。當時英國外交報告記載：“在遭受災難最為嚴重的一些縣份中，百姓像野獸似的互相掠食；在幾百個甚至幾千個村落中，70%的居民已經死亡了。”

災區成為人間地獄，人們甚至易子而食。

馬相伯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省過”。他憤而脱離耶穌會還俗，他要為中國富強另尋他路。

就像他11歲走出家門投奔上海一樣，這一次，他要走上的政治和外交舞台，是一個更大但也更兇險的舞台。

他的弟弟馬建忠是重臣李鴻章的左膀右臂，是當時著名的外交家，今天的韓國國旗就是根據他的意見設計的。

經過弟弟介紹，馬相伯投在李鴻章門下。對馬相伯在科學和語言上的才華，李鴻章非常賞識，兩人亦師亦友，共襄洋務大業。

帝國的餘暉裏，馬相伯的勞碌身影顯得可笑又可悲。

馬相伯隨李鴻章出使各國，翻譯文書，籌備借款，嘔心瀝血。但是大廈將傾，哪怕是大才如李鴻章馬相伯，也不能挽其於既倒。

馬相伯最好的年華，全部貢獻給了洋務運動這項註定失敗的事業。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代表朝廷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作為李鴻章的幕僚和外交使者，同坐在談判桌上的馬相伯也背上了無數罵名。可是，無人注意到，《馬關條約》最終“將賠款減為2億兩，通商口岸減為4處，對遼東半島的割讓範圍適當收縮”。

個人名聲與國家利益，誰更重要？無數人會選擇前者，但睜眼看世界的馬相伯寧願自污其名也要讓國家少一點損失。

**這樣的人，在中國歷史上不多見，也不受待見。誇誇其談愛惜羽毛的人，即所謂名士，會得到歡呼和鮮花。而那些不要個人面子只求國家裏子的人，卻常常遭萬人唾罵。**難怪魯迅説：“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這樣的人，連自己的母親也不能理解。馬相伯的母親甚至説：“我不曾生過馬相伯這樣的兒子。”直到去世，母親也不原諒他。

揹負舉國罵名，親人至死不原諒，大半生蹉跎而過，他心如死灰。

馬相伯拿出地契，將繼承自長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畝田產全部捐給教會。

本以為迎來的是人生的凜冬，誰知卻是又一個春天。

1901年秋天，另一位中國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蔡元培來到了上海。

這年，蔡元培33歲。這位上海南洋公學總教習，來找馬相伯學習拉丁語。馬相伯告訴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為古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

蔡元培卻認為，拉丁文是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如果不懂拉丁文，那就無從瞭解西洋。

無奈，馬相伯只好説，你已過中年，一個人學了沒什麼用，最好找些年輕人來。

蔡元培於是找來24人學習。他們來馬家不僅學習拉丁文，還學數學、法文。

24個人學成之後，各地有志之士，不乏翰林和孝廉公，不遠千里前來求學。學生越來越多，馬相伯索性決定辦一所學校，讓中國的孩子有書讀。

1903年3月1日，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大學院成立了。學校地址位於今天徐彙區第二中心小學。“震旦”之名，出自梵文的“中國”，寓意是“東方日出，前途無量”。

他為震旦立下三條原則：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報考學生，只要有一門學科擅長，就可以酌情錄取；有學識但沒錢交學費的學生，如果有推薦人，即可進校試讀，成績合格，可以免學費。

他認為教育要自立，希望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這一觀念，後來被寫入復旦校歌之中。

馬相伯還重建了孔子以來“有教無類”的傳統，只要有才華、願意學的人，他一律收入門下。

于右任就是典型的例子。1904年，25歲的于右任因作詩諷刺慈禧賣國，被迫逃到上海。馬相伯愛惜其才華，將他收入門下，免學雜費，後來還讓他做學校的老師。于右任對恩師感激一生，曾言：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梁啓超聽説馬相伯出山辦學，激動地發出賀文：“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馬相伯除了教拉丁文外，還教法文和數學。他的教法，完全和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不同。數學，不但教他們演算的技術，並且教他們原理。

英文，他從拼音字母教起，使學生漸漸可以獨立地拼讀外文。當時外國人教英文所用的課本都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用的，淺薄鄙俗、毫無意義。而馬相伯則選英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給學生講習，提高他們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時至12時，全校學生開講演會，馬相伯指定題目，先由一人登台講演，然後輪流推舉學生加以批評，每人都能發表意見。

關於招收學生，馬相伯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甚至三四十歲的，只要他們誠心來學，程度相當，都一視同仁招收。他認為，中國的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中國的青年固然需要教育，中國的成年人尤須教育，因為他們學會了，馬上就可以用到社會上去。

好景不長。震旦學院成立兩年後，馬相伯和投資方耶穌會鬧翻了。耶穌會只想教育傳教士，而馬相伯卻堅持“不談教理”。

矛盾終於不可調和。最後，耶穌會不但解散了學院，更是將65歲的馬相伯架到醫院，變相軟禁起來。

在馬相伯的得意門生于右任的帶領下，學生們誓死和馬校長站在一起，“可以無震旦，不可無校長”。

為了讓學生們有書讀，馬相伯拄着枴杖，到處求人籌款。

60歲之前，他也滿世界籌款，那時是為了給將死的滿清輸血。現在的籌款，是為了中國的棟樑，為了中國的明天。

1905年9月14日，在廢棄的提督衙門的破爛屋舍裏，一百多個學生，沒有桌椅，只有一塊黑板，加上一個老人，復旦大學的前身復旦公學成立了。

“復旦”之語出於古詩《卿雲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寓意為“復興中華”，同時也包含了“恢復震旦”的含義。

事實證明，一所大學，重要的不是大樓，而是大師。

復旦公學，雖然條件艱苦，但在馬相伯的悉心教導下，一些日後如雷貫耳的人物，于右任、竺可楨、李叔同、陳寅恪、邵力子、黃炎培……昂首走出，如日月星辰般，照亮了更多人。

辛亥之後，馬相伯出任過南京首任市長，當過總統府的高等顧問，也在蔡元培的邀請下代理過北京大學的校長。

1939年11月4日，100歲的馬相伯被家人帶着，千里逃難，數次轉運，最後客死越南諒山。家人知道他想葬在中國，騙他已回到國內。至死，他都以為身在祖國。

這位多壽多辱的百歲老人，在生命的餘燼裏，泣不成聲：“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是沒把中國叫醒。”

救中國，有人用革命，有人用文學，有人用科學，馬相伯選擇了教育。

這條“老狗”，身負絕學，走遍世界，心懷中華，卻命運多舛。到了晚年，才轉而教育救國，為此不惜毀家興學，以啓民智。

這樣的先賢，這樣的盜火者，才是我們民族的真正脊樑。有了他們，中華才能薪火不絕，生生不息。

馬相伯去世後，他的學生于右任痛挽恩師：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蔡元培

馬相伯去世後4個月，他的學生蔡元培口吐鮮血，摔倒在地，搶救無效後，病逝於香港養和醫院，享年73歲。

在生命的最後關頭，他喃喃自語，“世界上種種事故，都是由於人們各為己利。……我們要以道德救國，學術救國……”

這是他留在塵世的最後言語。

把時鐘撥回1901年。

這一年，蔡元培拜師馬相伯。

“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馬相伯的這句話，影響了蔡元培以及後來的北大。

這時距離蔡元培執掌北大還有15年。

33歲的蔡元培，此前本可有一個錦繡前程。他出生於地傑人靈的浙江紹興，16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5歲成為進士，27歲又被提升為翰林院編修。光緒帝的老師、户部尚書翁同龢特別賞識他，贊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

蔡元培一度是紹興鄉人口中的勵志典範。小他17歲的周作人，自小就對他仰慕萬分。

他本來是可以安安靜靜做一個學者的。但甲午戰敗，讓蔡元培無心鑽研詩詞學問。尤其在他所崇拜的譚嗣同被殺害後，蔡元培更覺得朝廷無可救藥，毅然辭官回到家鄉紹興，出任中西學堂的校長。數年後，他應聘到上海南洋公學擔任特班生總教習，並向馬相伯學習拉丁文。

蔡元培不僅僅有文才，更有武膽。在這期間，蔡元培還與一批反清義士成立了光復會，準備以暗殺、暴動等手段推翻清政府。他還自學化學，學習配置毒藥和炸藥，還教了很多女學生，他認為女性用毒藥刺殺會更容易成功。

在晚清的革命黨人之中，蔡元培素以果敢好鬥著稱，鄒魯説他“心狠手辣”。在同盟會內部，作為浙派首領，蔡元培的聲望和實力，是可以與孫中山為首的粵系分庭抗禮的。但蔡元培權力慾不強，又厭惡革命黨內部鬥爭，所以最後遠走高飛。

39歲時，蔡元培赴德國遊學。在德國的萊比錫大學，蔡元培如飢似渴地學習各種西學理論。他還十分注重研究德國教育制度，認為只有辦大學才能救中國。

留德期間，蔡元培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等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和教育界的地位。

四年後，辛亥革命爆發，蔡元培回國，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任期內，他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併發布了中國第一個校規《大學令》和《中學令》。他主張採用西方的教育制度，廢止祀孔讀經。除此之外，蔡元培還發現並請進了魯迅、許壽裳等風雲人物。

1916年，蔡元培登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舞台，北京大學。在這裏，他成了永遠的北大校長。

如果沒有蔡元培，就不會有今天的北大。

蔡元培去之前的北大，不像大學，更像衙門。

這所京師大學堂，因維新而起，本質上是一所培養官員的學堂。學生須是進士、舉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學生也多半不是為了做學問，而是為了“學而優則仕”。

所有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作中堂或大人。據説有學生帶着聽差上課，聽差進屋屈膝打扦，口呼“請大人上課”。

民國初年，光顧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來自“兩院一堂”，“兩院”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京師大學堂。

所以，1916年底擺在蔡元培面前的，根本不是什麼美差。

他的朋友大多反對他去北大，以免玷污名節。“北大已經爛到流膿，若不能整頓，反而污了自己的名聲。”

孫中山卻勸蔡元培迎難而上，將民主思想帶到北洋軍閥的心臟。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蔡元培決定北上赴任。

1917年1月4日，是蔡元培到北大校園履行校長職務的第一天。

見識過幾任校長的學生顧頡剛，後來回憶：過去，北大校長是大總統直接任命的要員，進門時校役都需行禮，校長大人自然是目不必側視，然而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見到在校門口排得整整齊齊、恭敬行禮的校役，脱下禮帽鞠躬回禮。這一下，便開了北大新風。

當天的報紙上是這樣描述的：

“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們對改革之舉充滿期待。”

五天後，在1月9日的開學典禮上，蔡元培發表了就職演説。“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從此，中國的大學終於知道如何成為一所大學，知道什麼是獨立的精神——大學不是權力的依附，也不是升官發財的階梯。

演講一出，全國震驚。

這份就職演説，為後來北京大學“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精神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為北大開啓了一個新紀元。

多年以後，當時還是北大學生的羅家倫回憶道：“（蔡元培）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佈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北京大學雖然在維新變法中成立，卻是在蔡元培任校長時才得以真正誕生。

燒了三把火，還要有人來做事。欲想把北大變成真正的大學，招兵買馬是關鍵。

陳獨秀是蔡元培請來的第一位大將。

當時，陳獨秀只是一介白丁，既無學位，也沒教過書。但蔡元培知道他有大才，於是趁陳獨秀來京出差，三顧茅廬將他招攬。陳獨秀被感召，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為了能讓陳獨秀的提案獲得教育部的通過，蔡元培還給陳獨秀假造了日本一所大學的學位。

在北大哲學門講授印度哲學的梁漱溟，沒有大學學歷，但蔡元培看了他在《東方雜誌》發表的《究元決疑論》，堅持請他來校任教。反覆推辭教職未果，在那年有出家念頭的梁漱溟，最終在1917年底加入了北大。他感嘆：“欲當北大學生而不得，卻一下成了北大教師。”

1917年，短短一年中，蔡元培先後邀請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梁漱溟等人來校任職或任教。理科方面，他先是任命國內首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瑮做理科學長，又請原在事業部礦業司任地質科長的丁文江主持開創地質門。中國地質學的發端，正是由此而始。

蔡元培廣邀新派人士，也聘用留任了不少“舊人物”，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他們構成了北大的“舊派”主力。新舊對壘，北大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為了徹底貫徹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先後辭退了幾位學問不好、工作態度又懶散的外教。英國公使朱爾典甚至親自施壓，但蔡元培不為所動。

蔡元培還提出一個著名觀點，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蔡元培對北大的期許，也體現在他委託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中。

校徽上部的“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是正面站立的人像，意即“以人為本”，要肩負開啓民智的重大使命。

同時，蔡元培對學校聽課制度進行了改革，“不管有沒有學籍，都可以來聽課。”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旁聽生，叫“毛澤東”。

蔡元培對美育極端重視。“美育”一詞，最早由他從德文翻譯過來的。他甚至要“以美育代宗教”。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説》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説得更加明確：“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之我見，利己損人之私念，以漸消沮者也。”

《美學》，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間親自開設的唯一課程。1918年，北大文科的國文門、英國文學門和哲學門，都開設了這門課。三年後由於沒有任課教師，蔡元培親自上陣講課，上課的學生擠滿了一兩百人的大教室，連講台上都站滿了人。

蔡元培到北大之後還有一大改革，就是設立教授評議會，實現教授治校。1917年秋，北京大學評議會成立，成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與最高權力機構。

因為有了蔡元培，北大才成為後來的北大。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和學術的中心。他不僅是現代北大的締造者，也是中國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

梁漱溟評價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美國哲學家杜威評價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被後人譽為“永遠的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一生操勞，一生清貧，至死都無房無地。在香港養和醫院去世後，還拖欠千餘元醫藥費。就連入殮時衣的衾棺木，都是至交好友、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雲五代籌的。

他去世時，烽火連天，抗戰方酣，國共也明爭暗鬥，但雙方對蔡元培的去世，都非常惋惜，一致給予最高的評價。毛澤東在唁電中譽其“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來寫輓聯雲:“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1940年3月10日，蔡元培出殯，全港學校和商店下半旗，上萬人相送。

兵荒馬亂，蔡元培的靈柩也無法回鄉安葬，只能就地暫安。今天香港島西南角山坡的“華人永遠墳場”，就是蔡元培之墓所在地。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讓蔡元培歸骨北大的呼聲不斷，但北大校方則以燕園範圍為文物之由加以拒絕。

不過，青山處處埋忠骨，埋在哪裏就是哪裏的榮耀。倒是一個連造就北大的老校長骸骨都容不下的大學，還敢説自己“兼容幷包”嗎？

梅貽琦

北大隔壁的清華，也出了一位好校長，他叫梅貽琦。

清華建校至今109年，梅貽琦當了17年校長，是清華史上任職最久的校長。

在梅貽琦之前，和北大一樣，清華也不是一所好學校。

校長換了一個又一個，沒一個能讓學生滿意。

今天清華學生給人的印象是理工男和乖乖仔，但是那個時代，清華師生是最具造反精神的。清華校訓曾經有16個字，消失不見的8個字是“自由精神、獨立思想”。

那時清華學生思想活躍，一言不合就是罷課遊行示威。

有一個校長為了壓制學生，甚至帶兵進入校園，但學生根本不怕。他們站成一排，齊齊上前一步：有種你們就開槍！

這位校長傻了，哪裏見過這樣的學生！身後的士兵愣了，這羣孩子不怕死！

學生們再上前，拉起校長，擁着他進了清華禮堂，逼他當場簽字畫押，“永遠不存當清華校長的野心”。

這個校長還怎麼當？

趕走了幾個校長，清華學生出名了。清華學生還和政府談條件，要求新校長不得有黨派色彩，知識要淵博，威望要很高，能發展清華。

敢和政府談條件，敢和軍隊硬碰硬，那屆清華學生太囂張太狂妄！

這些目空一切的學生，就像野馬一樣，只待合適的騎手。

校長之位懸空11個月後，梅貽琦來了。

梅貽琦出生於1889年，天津人，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的高足。張伯苓，也是周恩來的老師。1909年，梅貽琦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在參加考試的630多名考生中，梅貽琦名列第六。和當時赴美留學都選擇中國人熟知的學校不同，他選取了當時在中國並不知名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電機工程專業。

梅貽琦出身書香家庭，其父原是秀才，後來淪為鹽店職員，繼而失業，家庭十分拮据。為了及早就業，他獲得學士學位後，放棄了繼續攻讀研究生的機會，於1915年回到了中國。

半年後，他在清華學校擔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數學。當時的他只有26歲，比很多學生都年輕。

1931年底，梅貽琦走馬上任清華校長。

其實，梅貽琦起初並不在候選人名單之列。但是當局考察了一大圈，發現實在無人勝任，才決定請他來試一試。

和蔡元培一樣，梅貽琦的就職演説也與眾不同。

梅貽琦望着台下人山人海的學生，不緊不慢道：“我希望清華能夠在學術上保持他的地位，具體就是在學術方面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大學，應由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

梅貽琦繼續道：“孟子説：‘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學生以為又是以前的貨色，又開始騷動起來。

但是梅貽琦接下來的話吸引住了他們。

梅貽琦説：“我現在也可以仿照説：‘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二十多年前，馬相伯也説過類似的話。當然，梅貽琦表達得更精煉有力。這句堪稱中國大學史上最有名的話，一直流傳至今。

梅貽琦講完後，學生們服了！

搞定了學生還不行，還有一堆牛哄哄的教授等着他去擺平。

清華大學接近一年沒有校長，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由教授組成的教授會，他們權力大到可以罷免校長。

當時清華的教授也陣容強大：陳寅恪、金嶽霖、葉企孫、趙元任、馮友蘭、朱自清……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字。

沒有兩把刷子，這些名教授是不會口服心服的。

第一次參加會議，梅貽琦沒坐主位，而是在角落坐了下來，示意大家開始討論。教授們唾沫橫飛，梅貽琦端茶倒水。

開完會，大家讓校長表態，梅貽琦笑道：“我從眾。”

他心目中的大學就這樣的，學術自由，人人平等。

梅貽琦身為校長，奉行民主不攬權，校內大事皆由教授評議會民主決斷。他把蔡元培當年在北大的作風，帶到了清華。

他不愛説話，也沒人見他紅過臉，因此得了個“寡言君子”的名號。

清華教授們剛開始以為他對公事不大內行，誰知竟是行政老手。

本身就是優秀教師的梅貽琦，身上沒官氣，加之温文爾雅，待人謙和，教授們很快就接受了他。

清華在梅貽琦的手上，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增設了工學院，並招攬來更多的名師。

若論對知識分子心態瞭解之深，當時少有人強過梅貽琦。

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着誠摯的友誼。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並料理後事的。

華羅庚轟動數學界的時候，才20歲。但他只有初中文憑，還有殘疾，但梅貽琦手一揮：“讓他來清華。”

華羅庚由此被清華錄入，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一路破格，最後成為教授。

文憑不高的吳晗、錢鍾書等人，包括沒有任何學歷的陳寅恪，都是在梅貽琦鼎力推薦下，才得以進入清華任教的。

他評價陳寅恪：“此導師之職位，非陳寅恪不可，雖無一紙文憑，卻是三百年來不出一個的大師。”

清華的任人唯賢，不拘一格，正是從梅貽琦這裏開始的。

蔡元培之後，最像蔡元培的，就是梅貽琦。

在梅貽琦的主導下，清華大學迎來了歷史上最黃金的時代，精英一時薈萃清華園。

以1936年為例，當時在職的教師就有潘光旦、馮友蘭、朱自清、陳寅恪、聞一多、俞平伯、餘冠英、吳宓、葉公超、金嶽霖、賀麟、張岱年、吳晗、吳有訓、葉企孫、趙中堯、任之恭、周培元、熊慶來……

在梅貽琦主政清華的十幾年裏，清華為世界貢獻了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三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新中國培養了14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共23位），湧現出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吳有訓、葉企孫、顧毓琇、陳岱孫、陳省身、錢鍾書、華羅庚、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等一位位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學術大師。

這些人，隨便拿出一個，都是各自領域的大師。其後80年，也沒見有幾人能超越他們。這既是他們的榮耀，也是國家的悲哀。

至抗戰前夕，清華已從當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發展為與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國最高學府。連北大校長鬍適，都説清華的畢業生比北大的更搶手。

在梅貽琦任校長之前的20年裏，清華換過十餘任校長。但梅貽琦卻從1931年起，連任了17年校長，地位和威望無人可比。

有人問他秘訣，梅貽琦幽默地誇自己姓得好：“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黴(梅)。”

其實事實哪裏像他説得這麼輕鬆。只是梅貽琦確實有過人的魅力和超人的毅力，才能坐穩清華校長位置17年。

那些眼高於頂的教授誰都不服，只服梅貽琦，這就足以説明他的魅力。

他的毅力體現之一是，雖然窮得像鬼，但從不亂花亂用公家經費一分錢。這種剋制和對自身品行的嚴格要求，讓人歎為觀止。

他初到清華時，便再三強調勤儉。他這樣做的目的，一是希望學生保持簡樸學風，不沾紈絝習氣；二是為了節約辦學經費。其實，當時的清華庚子賠款相當豐厚，梅貽琦完全可以不用如此節省。為了節約開支，梅貽琦辭去了司機，自己學開車；辭去廚師，讓夫人韓詠華親自下廚。不但如此，梅貽琦甚至連學校供應他的兩噸煤也不要。

抗戰時，梅貽琦主持西南聯大校務，更為節省。

據鄭天挺《梅貽琦與西南聯大》一文回憶，梅校長做事既穩靠又無私。抗戰期間，物價上漲，供應短缺，西南聯大同仁生活極為清苦，形同乞丐。抗戰期間清華組成服務社，用生產盈餘補助清華同仁生活。

有一次，一批西南聯大學生要畢業了，梅貽琦獲邀給他們講最後一課。

臨近上課了，梅貽琦還沒來，同學們開始議論紛紛。沒多久，教室門開了，梅貽琦氣喘吁吁地跑進來，然後走上講台，站在那裏大口喘氣。

原來，因為家裏實在拮据，他的妻子不得不做些糕點賣，以補貼家用。這次她去進貨，梅貽琦幫着守攤。八點要上課，但妻子七點半還沒回來，梅貽琦只好丟下攤子跑回來。

“不過，今天點心賣得特好，有錢掙啊！”

講台上，梅貽琦得意地笑。講台下，很多學生都擦起了眼淚。

國民黨要把大學生培養成“黨的孩子”，而梅貽琦則堅持讓學生做“真理的孩子”。最後梅貽琦成功了。

他就像《三體》裏的執劍人，守護着清華和真理。

國民黨退台前，梅貽琦面臨走還是留的選擇。最終，梅貽琦遵從了自己的判斷，選擇赴台。當然，他還有一重考慮。如果他留下，美國的庚子賠款就沒有了。他來到台灣後，正是靠這筆錢再造清華，創辦了新竹清華大學。

直到現在，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每年還能收到庚子賠款的支票。而沒有梅貽琦的清華大學，不但再無賠款，而且已氣質迥異。

晚年梅貽琦患病住院，甚至無力支付醫藥費。最後，他欠的醫療費及喪葬費用由清華師生捐款償還。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73歲。

梅貽琦生前隨身攜帶一個手提皮包，視若珍寶，從未當眾打開過，沒人知道里面裝的是什麼，住院後也一直放在牀下隱秘之處。他去世後，在各方人士監督下，秘書將皮包啓封。包打開，所有人都呆了。原來裏面不是重要文件，也不是支票存摺，只是一個賬本——清華基金賬目，從他初掌清華，一直到去世前，一筆筆賬目清清楚楚地列着，分毫不差，絕無私用。

在場者無不落淚。

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説：梅貽琦沒有留下任何財產，所有的話都在病牀上講完了，也就無需寫什麼遺囑了。

清華離休教授、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説：“他長母校幾十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貪污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為。只這一點，已足可為萬世師表。”

他還説：“我研究梅貽琦半個世紀，試圖找到先生的一點缺點，直到現在，也沒找到。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嚴謹到沒有缺點的人。”

如此乾淨的人，如今還有幾個？

梅貽琦去世後，蔣介石親題“勳昭作育”。

出殯時，千人執紼，萬人送靈。

人們為了紀念他，把他安葬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園中，取名“梅園”。梅貽琦紀念獎章被台灣清華大學畢業生視為最高榮譽。

他這一生，沒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也沒有著述等身，只是做好了辦學這一件事，只是用清正的風骨和沉默的行動，告訴每一個學子，應該怎麼做“人”。

清華大學今猶在，世上再無梅貽琦。

主要資料來源：《一日一談：馬相伯口述》、《蔡元培傳》、《梅貽琦自述》、《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