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農民雜談：合村並居的爭端_風聞

最近，合村並居成為了工業黨與鄉建派交鋒的主陣地。

對於高成本的新農村建設，工業黨認為其不存在治理上的便捷，對地方政府來説是巨大的財政負擔，因此必然失敗。

對於高歌猛進的城市化，鄉建派則認為會打破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結構，讓中國經濟喪失軟着陸的空間，同時，徹底消滅小農，搞北美式的大機械生產，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會創造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短期內雖然節省治理成本，但一次經濟危機就會讓政府賠得個底朝天，適得其反。

對此，兩方爭論不休，甚至到了拳腳相向的程度。

就筆者看來，爭論是可以的，但千萬別陷入了二元對立的思維陷阱中去。

新農村建設本質上來説就是對農村現有的生產管理方式進行調整，其過程可以激進工業化（工業黨模式），也可以保守生態化（鄉建派模式），其核心依然是對現有的小農經濟進行改造，為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創造全新的富裕途徑。

只不過工業黨追求的是高效率，低維護成本的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而鄉建派追求的是生態化，平衡化的新城鄉二元結構。

如果要在國際上去找例子與之對應，可以大概地類比為：

工業黨則對應着北美的大農場模式，鄉建派則對應着日本，歐洲的城鎮化的萊茵模式。

實際上，結合我國獨有的國情，拋開所謂的派系的固有思維模式，僅僅從底層邏輯出發，就工業黨與鄉建派提出的兩種模式進行一個探討。在我國的農村建設過程中，以下幾個因素是必須充分考慮的：

1）改造農村過程中，如何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和糧食多樣性

**安全性：**無論是將傳統小農就地改造為生態農業，亦或是合村並居後以大農場的方式進行規模化生產。需要考慮的是此種變化之後，中國糧食的自主率是否會有明顯下降。

其中小農轉生態需要保證數量，小農轉規模化需要保證大農場的安全問題。特別是大農場模式，一次天災，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沒有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兜底，風險隱患也很大。

**多樣性：**這點是規模化農業的短板。因為不是所有作物都適合規模化種植，規模化的基本上是大宗作物，這樣中國本身特有的糧食多樣性自然會受到嚴重破壞，中國老百姓餐桌上的菜餚也自然會少很多。

雖然長期經歷德意志民族黑暗料理折騰的筆者表示可以接受單調的飲食，但相信大多數對生活品質有追求的中國老百姓是很難接受的吧。

圖：德國單調的食堂飲食

同時，糧食多樣化也會局部對應相關產業的多樣化。而多樣化的喪失，對於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崛起是不利的。

2）如何保證一個可操作的治理成本和治理效率

這點則是鄉建派的命門。

從短期來看，特別是結合我國目前地方政府的財務情況等綜合因素，生態農業建設有一定的經濟壓力，從成本控制角度來説，粗暴的合村並居，農業規模化更經濟，更具有短期效應。

雖然生態農業的思維是很有戰略遠見的，但如果讓其以可承受的成本運轉，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難題。

3）在改造農村的同時，如何兼顧經濟軟着陸的抗風險能力

顯然，對於農村城市化的思維來説，因為規模農場對農業人口的大大削減，多餘的農業人口劃入城市之後，會逐步轉為工業人口/城市人口。而其無法保障的是，新增的工業內容能否完全吸納這些蜂擁而至的勞動力？

特別是部分產業對農轉工的勞動力需求是有時效的，説白了，年齡大了就不中用了。

屆時老化的勞動力在城市沒有生存立足的點，農村也因為被合併了所以回不去，這些人很大概率成為城市的失業人口，增加社會隱患。

針對這樣的情況，政府除了以失業補貼金的方式去安撫人心（如美國），也只能不斷開啓新基建以工代賑，但這些事情都是要花費成本的，同時也是無法預知的成本。

更別説發生一個類似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經濟破壞，那不可預見的成本和經濟損失就更加駭人了。

經上述三點，可以見得工業黨的農村城市化的模式具有更明顯的風險係數，但是有着經濟上的操控性。

而新農村建設，生態農業的發展則具有較為全面的戰略考量，但是經濟上比較不可控。

這本質上可以歸納為短期線性成本與遠期風險成本的博弈。

也即是，鄉建派思路所付出的短期線性的治理成本，與工業黨思路可能在未來某一天因為經濟無法軟着陸而造成的爆破式的經濟危機帶來的損失之間，究竟孰輕孰重？

為了想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瞭解目前中國城市對於農村人口的虹吸模式。

就這點，引用鄉建派領袖温鐵軍教授的觀點，即目前中國大城市對於農村人口的吸納是有時效性的。

何為時效性？那就是上面第三點提到的，資本只會在勞動力可用的時間段需要你。而一旦時間到了，勞動力老化了，如果不能在城市立足，要麼成為流民，要麼回到農村。

虹吸時效性是工業黨激進城市化的命門，這點不僅反映在城市人口對於農村人口的虹吸上，就算是對於非本地的白領階層的上班族來説，也存在這個問題。

比如，B站上有一位在北京待了多年的程序員，最後放棄高薪，跟老婆來到重慶生活。這種最終離開一線城市，去到生活壓力相對較小的二三線城市的選擇，其實是很多北漂青年的縮影。之前我還在頭條上看到一位在上海打拼多年的成都姑娘最終選擇回到成都郊區定居。

在中國，無論是從一線撤回二三線，還是直接回到農村，“返鄉”似乎跟“進城”是相輔相成的。這亦是大城市對於人口虹吸的一種獨特狀態。

總之，對於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返鄉”與“進城”並存的現象？歸根結底，是產業對從業人員有着年齡週期的要求。

像需要爆肝和創意的互聯網行業，年齡大了的確就沒有太多優勢。而對於純粹的工廠勞動力來説也是如此。

只要年齡週期的存在，那城市人口對於農村人口的吸納就不是永恆的，反而像一口將其吞掉，吮吸其精華，再將棋殘破不堪的骨頭吐出去。

由此，工業黨的激進城市化又被掐中了一個命門：即是當你將“返鄉”的可能性斷絕之後，這些被吐出的骨頭，又該何去何從？

就此，我做了個思維實驗，以解決激進城市化後虹吸模式的困境，那即是從以下兩個維度着手：

1）增加產業對虹吸人口需求的年齡區間

方法一：增加產業結構縱深。

其中第三產業是一個很好的補充。比如，一名程序員三十多歲被迫離職，他選擇以網絡工作者的身份二次創業，這就算是第三產業的接盤功能。

因此，當社會能夠向大眾提供足夠多的產業來支持這種接盤模式的話，自然可以減少虹吸吐出人口因為無法“返鄉”而面臨的失業局面。

但這種產業救產業的方式顯然也存在一些侷限性，因為它需要依賴於欣欣向榮的經濟形勢。一旦遇到諸如新冠病毒這樣的自然災害則立即崩盤。

由於該方案對良好經濟大環境的過於依賴，經不起經濟週期性波動的折騰，故缺乏實際的操作性。

2）增加社會技術水平，使得閒置人口也可以很好地被安置

方法二：發展出能夠將城市資源擴容到完全容納閒置人口的技術

當人類的技術水平足夠發達，即便這些人口無事可做，技術也能夠低成本地滿足他們在城市裏的基本生活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閒置人口將不再具備流民鬧事的風險。

然而這樣的假設是一個非常科幻的概念，故也不可能作為一個實際的治理方式去解決虹吸困境。

綜上所述，在徹底消滅農村，斷絕勞動力“返鄉”的前提下，要解決虹吸困境是不太現實的。

對此，合村並居就必須謹慎且緩慢。

回到鄉建派的思路，其生態農業模式雖然具備較高的治理成本，但對於虹吸困境的緩解，是具備天然的優勢。

而城市化轉變為城鎮化，就是這種思路的一個現實版的落地政策，這也是萊茵模式的精髓。

圖：典型的德國農村，未採用規模化的大農場，但整個城鎮有着明顯的規劃佈局

筆者2016年有幸跟父親還有省農科院的專家前往法國勃艮第，瑞士農業區考察，在與瑞士當地一所農業大學交流的過程中，他們的專家詳細地跟我們介紹了當地生態農業的操作模式。

大致上，他們會對當地農户的耕地進行一個整體的規劃，在不破壞每家每户的耕地基礎上，將其耕地分為生態用地，種植用地。

其中生態用地上栽種景觀植被，將這塊地作為恢復土壤營養成本的一個基點，而種植用地則按照具體作物細分，劃出不同的區域。

這種種植方式的特點是，不會過度榨乾土壤的有機成分，保證了土壤的恢復能力。同時兼顧種植作物的多樣性，不會像規模農場那樣，只種植單一作物。

其實經常去中國農村的朋友就會發現，中國農民對土地的使用可以説是精得不行。一畝見方的地裏，經常是東一頭西一頭的混栽不同作物，連靠近田坎的地方都給你塞得滿滿的。

這是我們小農經濟特有的精耕細作，在筆者看來，這與瑞士的這種生態農業思路是可以非常好的有機結合的。

圖：中國農村，其結構特徵跟上圖展示的德國農村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在筆者走訪法國，瑞士，德國，還有日本的農村時，都能發現類似的生態農業的影子。相比北美，澳洲那種殖民地國家的粗獷式大農場，雖然後者可以用工業化的管理方式降低運營成本，但其背後的成因與我國的現狀不太吻合，因此不能一刀切地推進。

怎麼説呢？中國因為幅員遼闊，所以不同地方的農業情況有着明顯的差異。

以東北為主的大平原，其農作物單一，地形開闊，再加上人口密度相對稀少，是可以借鑑北美的規模農業的。

但對於像四川這種山地居多，作物種類繁雜的丘陵地帶，萊茵模式的精緻小農場反而有很好的生存土壤。

而山東作為中國的農業大省，其種植模式相對比較複雜和混合，作物種類也較多。故對於合村並居，應該因地制宜，就事論事地去做。

簡單地以工業黨與鄉建派的二元對立思維去看待問題，一刀切地處理像中國這樣一個地緣遼闊，農業狀況複雜的超級大國，這本身就是不可取的事情。

而目前的中國，更適合的混合農業的發展模式。要接納工業化的生產技術，但同時也要給急劇膨脹的城市人口留好“返鄉”的渠道。

同時在二者的比重中，生態農業應當佔據主導地位，合村並居必須以不破壞正常農業生產，不損害城鄉二元結構為前提，針對作物單一，農村人口稀少的地區進行試點，切不可為了短期利益而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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