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摩爾論高考_風聞

早在16世紀初，托馬斯·莫爾寫作他的名著《烏托邦》之時，就已經預示了隨後歷時數個世紀之久的、圍繞大學而發生的刻薄衝突和劍與火的爭鬥。在莫爾對大學的集中攻擊中，他着重表達這樣的看法，即認為牛津在當時的傾向乃是對統治階級、尤其是貴族，採取一種非常殷勤的態度。它一心要防止貴族的地位被社會變革所動搖，並且主動擔任社會醫生，幫助貴族適應陌生的社會環境。

與此相反，莫爾從未給貴族寫過什麼東西，除非是為了辱罵他們。他堅定地宣稱，在一個等級社會中，有助於人們成功發跡的那一類品質始終是令人厭惡的。貴族肯定都是些貪得無厭、寡廉鮮恥的無用之輩。而窮人一般都是些"正派淳樸"之人，他們的勤勉是社會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良和順從的習性卻使得他們永遠受人欺騙、愚弄，得不到應得報償。其結果必然是那些"所謂的上流人士"為了自己邪惡的私利而把持國家大權。這些人"要麼是遊手好閒的懶漢，要麼是純粹的寄生蟲和無聊的享樂的製造者"。而"農民、礦工、一般勞動者、車伕和木匠——如果沒有他們，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卻是在替他們卑鄙的主子當牛做馬"，之後又遭到遺棄，十分悲慘地死去。

在《烏托邦》的一個幾乎是十分著名的段落裏，莫爾明確警告説，如果大學仍舊奉守正統，將社會財富等級中較低的階層排除在其教育藍圖之外，那麼大學將得不到新鮮血液的給養，也因此無法感受更大規模的社會使命的刺激，從而在這種貴族圈子永無休止的頑固輪迴當中，耗盡肌體的活力，最終因失去其真正的天命和價值而走向消亡。

不過，莫爾很清楚，大學本身的力量無法實現突破，無法獨立地使其自身走出這個煙霧瀰漫的深淵。在此後不久的一個判例中，莫爾以英國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寫出了下面的判詞附錄：

法律依其本性無法進行自我變革，如同大學依其本性無法自我變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