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曆史和社會公平， 美國大選和美國走向_風聞

現在中國人的輿論場 ，包括海外華人，紛紛擾擾，歸納起來最根本的分歧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現代西方的歷史，美國的前途以及對中國的啓示。

一，從英國式社會主義到撒切爾**-**里根主義

近年來，19世紀後期西歐社會民主主義人士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的歷史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以各種角度不斷浮出水面，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勞動者可以在憲政民主的框架內通過議會鬥爭實現社會主義。的確，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最近百年的歷史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社會民主主義在二戰後的西歐似乎得到了驗證。戰後，英國工黨雖然斷斷續續執政，但經過持續努力，1970年代時的英國已經相當的社會主義了。

英國工黨政府在1946年就立法實行免費醫療和失業養老保險，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在1970年代，英國電力、煤炭、鐵路、電訊郵政、造船等部門的國有化比例高達100％；鋼鐵和航空部門國有化比例達到75％；汽車製造業國有化比例達到50％。政府派出官員管理國有企業，工會會員佔職工總數的57%。1976年時政府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6.9%。相比較，中國2018年政府財政支出只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3%。為維持政府的開支，英國1970年代的平均所得税為33%，對富人的最高税率達到83%。

但是1970年代的英國式社會主義也碰到了中國人十分熟悉的大鍋飯問題。國有企業普遍經營不善，強大的工會勢力導致罷工此起彼伏；國有化和高税收推動私人資本流向海外；高成本使得英國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國際收支惡化；通貨膨脹嚴重。英國當時被稱為歐洲病夫。

“英國病”的瀰漫把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推上台。1979年上台伊始，撒切爾就對“英國病”展開大刀闊斧的治理，她開出的藥方是強化市場化改革，減税，削減公共支出和對國有資產私有化。撒切爾政府大量出售國有企業，公立醫院和以往工黨政府建造的公租房，大規模裁減原工黨政府設立的政府機構，撤銷量達3000個以上。

與撒切爾遙相呼應，里根總統面對1970年代美國嚴重的滯漲（經濟發展緩慢，失業和通貨膨脹同步上升）也開始實施經濟改革。里根主義改革的重點指向削減政府財政開支和社會福利開支，大規模減税。

撒切爾-里根主義的核心是經濟學家哈耶克提出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在撒切爾還是在野黨領袖的時候，在一次議會辯論中她用哈耶克的書拍打桌子，激烈的宣稱這必須是英國信奉的經濟理論。哈耶克理論的核心是個人享有在法治框架下賦予的任何權利，政府不能用國有企業和行政管制約束個人，市場比政府有效。

撒切爾和里根採用弗裏德曼的貨幣供應理論應對通貨膨脹。弗裏德曼認為，通貨膨脹是貨幣過量發行的結果。面對經濟不景氣和通貨膨脹，政府不應該擴大投資刺激經濟，而應該提高利率控制貨幣供應，同時放棄對市場的監管，放鬆對企業的約束，通過市場競爭來提高有效供給，從而提供就業和降低通脹。里根作為弗裏德曼理論的開創性踐行者，有句名言：“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撒切爾和里根的市場化改革在當時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經濟成長加快，通貨膨脹下降。當美英經濟漸漸好轉之時，蘇聯經濟卻停滯不前，人民不滿。美國和北約在升級軍備競賽試圖拖垮蘇聯經濟的同時，加緊對蘇聯的和平演變。里根和撒切爾直接對話戈爾巴喬夫，撒切爾跑到波蘭會見瓦文薩，支持團結工會奪權。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牆倒塌之際的1989年，寫下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宣佈蘇聯必然垮台。

二年後蘇聯土崩瓦解，美英為首的西方贏得了冷戰的勝利，撒切爾-里根主義獲得空前的成功。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西方民主制度和意識形態在1990年代如日中天，不可一世。

二，全球化和分裂的美國

冷戰後，普世價值凱歌高奏，自由市場甚囂塵上，這為全球化大行其道創造了最好的條件。

全球化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用資本，貿易，和技術進一步聯繫起來；然而全球化紅利的分配對各國，以及各國內部不同階層的人們來説迥然不同。

美國經濟高度參與全球化，對於美國跨國公司而言，全球化提供了進入海外市場和接受國外廉價勞動力的捷徑。然而，隨着美國資本的全球佈局，美國製造業發生萎縮，一般製成品大量依靠進口；美國長期承受貿易逆差，美國國債和財政赤字不斷升高。

一般而言，一國長期貿易逆差必然導致其本國貨幣貶值。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對美元是一個尖鋭的挑戰。美國的對策是確保美元成為國際大宗戰略物資交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例如石油，武器，飛機和芯片。美元的這種地位使得各國央行把美元作為主要外匯儲備貨幣，形成了世界範圍內對美元的高度需求和龐大的美元海外市場。同時美國國內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通過股票，債券，各種金融衍生品和房地產交易接納美元超量發行，維持美元的匯率。

美國經濟的變化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分化。位於美國東西海岸大城市的美國金融業，大型跨國公司，高科技公司和精英大學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紅利。政商精英不僅享有高薪，分紅和資產升值，更是頻繁地周遊世界，參加高級別會議和各種典禮，接受最新的信息和科技，儼然成為尊貴的世界公民。

與此同時美國卻淪為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聯合國2018）。美國一些傳統的工業區發生大規模衰落，出現了高失業率的“鐵鏽地帶”。根據美國學者赫德里克·史密斯:“ 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美國各地總計關閉了59000座工廠，核心製造業領域的就業人數從1710萬人下降到1180萬人”。

美國學者安姬·凱斯（Ang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發現，美國社會中生活水準下降最嚴重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這個類別40歲婚姻率在1980年至2018年間下降了50％；1955年美國只有4.5％的孩子是未婚母親所生，而到201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41％，其中美國黑人的比例更高，達到70%以上。美國低收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陷入了低水平教育，低收入，吸毒和犯罪率高的惡性循環。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平均壽命下降的國家。

最近，美國和澳洲的許多學者和評論員對當下美國發生的抗議和騷亂做了分析，認為根本原因是美國曾經引以為豪的人人生來平等這個核心價值觀遭到了失敗，這種失敗集中表現在人們在接受醫療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美國社會的極化和分裂破壞了協調美國左派和右派的中間地帶，而這中間地帶是維護美國中產階級社區和家庭生活穩定的基石。

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激活了美國的激進進步主義，激進主義分子宣傳他們正在開展一場“大覺醒”運動。他們指控資本掠奪財富，破壞環境，發動戰爭；他們不屑教會和政府推崇的行為準則；他們反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支持同性戀，呼籲清算殖民主義的罪行。

美國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引發的反種族主義抗議顯示出“大覺醒”運動具有反西方傳統文化和體制的特徵。西方各色歷史人物的塑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美國抗議者們要求凍結向警察局撥款，解散警察局，甚至在西雅圖佔據若干街道建立自治區達數週之久。

不僅美國的進步主義對美國的弊端不滿，美國的民粹主義也對美國的衰落痛心疾首。美國政客班農是民粹主義的代表性人物，班農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很反感，他認為哈耶克和弗裏德曼理論催生的全球化破壞了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主權基礎。班農認為美國資本精英鼓吹全球化，出賣國家利益，造成大量美國工廠倒閉，大量非法移民的湧入又搶走了大量美國人的飯碗。

除了攻擊資本精英把資本主義帶入當前的危機之中，班農還指責美國大學和媒體傳播激進進步主義，使得戰後出生的一代人放棄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放棄了對基督教的信仰，拋棄了自力更生，合作互助的傳統美德；轉而依賴政府，接受多元文化，性解放，絕對平等，無神論，無國界等偏激的價值觀。

美國的民粹主義和塞繆爾頓·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有密切關係。在90年代初，當西方大多數人沉浸在自由世界歷史性勝利的時候，亨廷頓認為全球化不會帶來各文明的融合，相反基督教文明將承受伊斯蘭文明和東亞儒家文明的聯合進攻。亨廷頓在1990年代放言：“如果中國政治穩定保持20年，如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保持20年，那時的中國必定對世界秩序發起挑戰”。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對中國崛起的判斷過於負面，有種下了中國威脅論的種子之嫌。但亨廷頓對基督教文明受到挑戰後西方會發生什麼樣的反應有先見之明。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社會有一股強大的焦躁不安情緒，其背後原因包羅萬象：有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文明衝突和種族歧視。當特朗普發佈各種攻擊中國的言論，扯起重建美國偉大的旗幟的時候，他馬上成為美國甚至世界保守勢力膜拜的英雄。政客煽動民粹主義，而民粹的甚囂塵上又反過來刺激文明和種族的衝突。

當今的美國經濟和政治明顯板塊化。美國學者海德説：“當前美國的政治“內戰”主要是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兩類白人之間展開，他們對於國家，價值觀，如何推動社會向前發展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雙方都認為自己佔據了道德的高地，越來越無法理解對方立場，雙方都不願妥協”。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擔心今年11月的大選會不會演變成各種對立集團之間的暴力衝突。

三，新自由主義的死亡

新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在1990年代達到巔峯後，西方世界卻一路向下。歐洲經濟發展緩慢，國家能力下降，種族矛盾上升，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美國先是爆發2008年金融危機，接着被新冠病毒衝擊得七零八落，疫情還未過去，又爆發大規模持續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普世價值甚至不能團結美國人民去對付病毒和極端行為。

西方世界的現實引出一連串尖鋭的問題：為什麼撒切爾-里根主義實行後，西方非但沒有保持住二戰後的持續繁榮和穩定，反而走向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的激化？撒切爾-里根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否僅僅暫時掩蓋了西方國家的深層矛盾？普世價值是否僅僅是政治宣傳的工具？

回答以上問題首先要分析究竟是什麼因素支撐了二戰後西方長期的繁榮和穩定。歸納一下有兩個基本點：

第一，西方國家在科技和市場上的優勢。二戰後，美國主導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產生了以原子能、半導體、合成材料、航天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一系列新產業。西方國家在這些新技術和新產業中搶佔先機，有效滿足了戰後各國發展經濟的巨大市場需求。數據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國家的出口在世界總產值中的比重從7.7％增加到26.8％。在1964年到1984年間，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總量增加了4倍，而發展中國家同期只增加了2.5倍。

第二，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工會，通過議會鬥爭和罷工，為勞動者爭取到了很大一塊蛋糕。其實“英國式社會主義” 代表了一段歷史進程，不單單發生在英國，同樣也發生在法國和西方其他國家。1930年代的大蕭條使得西方社會對市場失去信心；美國總統羅斯福推出的“新政”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模式應對大蕭條。英國戰後的大選中，對大蕭條心有餘悸的老百姓，寧願支持主張大政府和社會公平的工黨艾德里而拋棄了支持市場競爭的二戰英雄丘吉爾。美國總統約翰遜（1964-1968）發起建立“偉大社會”運動，在其任內通過了一系列反貧困，反種族主義，普及公共教育的民權法案，美國政府福利支出顯著增長。

西方最好的時代是二戰後到1970年代，受到新技術革命和市場不斷擴大的支撐，西方經濟不斷擴張，蛋糕不斷做大，勞動階層分得的蛋糕也增大。OECD國家（經合組織，由發達國家組成）勞動者的收入佔GDP比例在1979年達到63%的最高峯。

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世界發生明顯不利於西方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二戰獨立後的發展中國家從最初發達國家的原料基地和工業品市場逐漸向工業國轉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呈現出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此消彼長的關係。

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標誌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對資源的佔有威脅發達國家的經濟；接着東亞四小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印度，俄羅斯，越南，巴西，墨西哥，南非，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等）開始向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發起挑戰。相應的，發達國家在全球GDP所佔的比重從1990年的79%，下降到2012年的60%。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從1980年代後迅速上升。1968年約翰遜主持“偉大社會”計劃時美國的財政赤字不到三百億美元，2019年的美國政府赤字達到GDP的4.5%，目前美國國家總債務已達到26萬億美元。

發達國家不僅在全球GDP的比例下降，發達國家勞動者收入佔國內GDP的比例也同步下降，從1979年最高的63%下降到 2011年的55%。根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從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脹因素，美國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長只有0.2%。澳洲勞動者收入佔GDP的比例在2017年達到有記錄以來最低。以下是“澳大利亞人報”一篇文章後的留言，形象地描述了196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1960年代）。中產階級人多勢眾，非常貧窮和非常富有的階層都很小，社會貧富差距不大。那時，向銀行借房貸的審批很嚴，大多數人擁有一輛二手車也許一所房屋，但我們都過得很開心。

情況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開始變化，使用信用卡和貸款成為常態。製造業工作流失到國外，許多人長期失業，他們的孩子長大後也失業，這些人充滿怨氣。

因為容易獲得貸款，消費開始活躍，普通人可以借錢創業，這激發了企業家精神，不少人變得富有。但對於低收入者來説，債務大量增加。彈指之間，中產階級減少了，貧困階層增加了很多，富裕階層也增加了。”

回過頭來看，撒切爾-里根改革的效益是短期的，美英在撒切爾-里根時期的減税，英國在撒切爾時期出售大量國有資產的確在一段時間裏改善了美英的經濟狀況，但美英並未走出一條長期穩定發展的道路。

撒切爾-里根主義的核心是鼓勵市場競爭，提高私有經濟效益，進而增加就業，供給和税收。但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放鬆對資本的管制客觀上有利於資本的全球配置，導致資本和技術從發達國家流出，發達國家內部製造業萎縮，經濟脱實向虛。全球化使得發達國家的勞動階層和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直接發生競爭，而西方各國實行的鼓勵資本的政策抑制了本國工會力量，削弱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能力。

全球化時代資本獲得經濟利益的手段遠遠高於中低收入羣體。跨國公司和富人可以通過設立海外公司，轉移資產，投資抵税等等手段避税和逃税。由於經濟空心化，發達國家資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市，資產價格大幅升值，富人在資產升值盛宴中的所得遠遠超過一般人民。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影響廣泛的“21世紀資本論”中彙集了上百年的數據，指出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平均保持在4％—5％，而發達國家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2％，資本回報率幾乎是經濟增長率的3倍，更是遠遠超過工人工資的增長。

現在發達國家的中底層人民，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資本主義越來越不滿，馬克思學説和社會主義正在回潮。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和極右勢力也在壯大。撒切爾和里根頭上的光環變得暗淡，曾斷言歷史將終結於新自由主義的福山在最近的採訪中承認新自由主義已死。

四，美國大選和美國走向

特朗普2016當選後的政策可以用減税，逼迫美聯儲降低利率，營造股市的財富效應和頻頻發動貿易戰來概括。

疫情前，美國經濟有聲有色，但這並不能説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會有持續的正向作用。即使沒有疫情，特朗普以減税和壓低利率為特徵的經濟政策很有可能和撒切爾-里根經濟政策一樣，在一定的時期裏有作用，然後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退。特朗普任期內美國並沒有出現製造業大規模迴流，減税後的資金並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大量進入股市，美國在勞動生產率提高和改善基礎設施方面並沒有什麼進展，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總額繼續上升，美國兩極分化依然嚴重。

美國建制派和民主黨的許多人認為特朗普的外交和貿易政策對美國長遠利益並非有利，按照美國前安全顧問博爾頓的説法，特朗普在貿易和外交上並沒有原則性立場，一切高度以他連任為目標。

新冠疫情爆發和反種族主義抗議不僅打破了美國經濟繁榮的表象，更是以極端的方式暴露了美國的深層次問題，反映出美國社會的巨大分裂。

美國新聞媒體和大學的大部分，一些大公司的老闆對特朗普極為不滿，共和黨頭面人物比如鮑威爾，羅姆尼，前國防部長馬蒂斯和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都公開指出特朗普不適合做下屆總統。

為什麼美國建制派中那麼多的精英反對特朗普？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放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框架中尋求。1930年代的大蕭條導致凱恩斯的大政府經濟理論在西方佔上風，二戰後，憑藉第三次工業革命和世界市場的擴大，凱恩斯經濟政策和社會民主主義觀念主導的福利社會在西方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這段時間可以理解為西方向左轉。但隨着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發達國家的福利社會難以為繼，西方在撒切爾和里根的帶領下開始向右轉，採用哈耶克和弗裏德曼的理論希望通過強化市場機制和大規模私有化提高經濟效率。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西方偏向資本的自由主義社會經濟結構遇到了大麻煩，經濟過度金融化，空心化，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

面對當下的困局西方主要有兩種反應。第一是向左轉。一百年來西方兩次改變社會發展方向都有相關的理論指導（凱恩斯和哈耶克），當前為向左轉做思想準備的是現代貨幣理論（MMT， Modern Monetary Theory ）。現代貨幣理論的核心是隻要政府對本國貨幣擁有主權，政府就能不斷的通過印鈔借新還舊而不違約。現代貨幣理論認為國家債務和與私人企業債務不同，國家投資週期可以拉得很長，只要方向對頭，最終將達到創造就業和提高國民經濟的戰略目的。（現代貨幣理論也進入了中國，叫做財政赤字貨幣化）

政府大量印鈔投資如何控制通貨膨脹？現代貨幣理論認為不應通過提高利率抑制通脹，相反利率應控制在低位以減少借貸成本；控制通脹的主要工具是税收，當經濟出現過熱時，通過徵税減少經濟中的貨幣總量來抑制通貨膨脹。

現代貨幣理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鼓勵財富再分配的傾向。現代貨幣理論拋棄了傳統理論對財政赤字的各種限制，鼓勵政府向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社保，公共教育和醫療領域投資。這個財政赤字——投資新興產業創造就業——擴大公共福利開支——擴大税收的循環，理論上可以實現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低收入人羣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就業和公共福利。

美國民主黨十分看重現代貨幣理論，桑德斯的顧問Stephanie Kelton，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奠基者之一。面對大量的失業，美國民主黨很可能拋出21世紀的羅斯福新政作為競選的綱領，既擴大政府投資提高就業，提高向富人和大企業的税收，加強環保，增加社會福利，恢復奧巴馬醫保。

西方第二種反應是民粹和保守主義的集合。美國當前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形成比較，這為特朗普這樣的政客打中國牌提供了條件。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文明衝突，還是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的因素，在捍衞美國，對抗中國的口號下，美國的保守主義和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力量都會聚集在特朗普的旗下。

美國民粹和保守主義的集合勢力強大，如果沒有新冠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的衝擊，特朗普很可能贏得2020年的大選。但現在的特朗普無疑處於劣勢。究其原因，除了經濟全面萎縮之外，美國的左翼和黑人羣體對特朗普已經忍無可忍；而美國保守主義集團中的部分力量也認為特朗普不能有效的應對美國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特朗普在應對疫情和反種族主義示威的過程中，過多的顯示出他為了連任，為了他的強悍形象而發表不相信科學，煽動分裂而不是呼籲國家和民族團結的講話和作為。

華爾街日報曾發表一文，指出特朗普必須把他的競選活動歸零後重新啓動，否則他很可能輸掉大選。美國左翼和反種族主義運動中出現的過火行為似乎給了特朗普重啓大選的機會。特朗普在美國獨立日講話中發起反擊，號召美國人團結起來維護美國製度，美國傳統，西方文明，重建美國偉大。

現在的美國還是兩大陣營，希望建立進步資本主義的左翼和反抗壓迫的黑人對陣保守主義，民粹和白人至上的右翼。當然特朗普比2016年弱多了，如果他不能有效的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不能有效的重啓經濟，他的機會就不多了。特朗普還有一種翻盤的可能，那就是挑起能煽動民族情緒的國際事件。距離美國大選還有4個月，特朗普會在什麼方向上作最後一搏呢？

總之，社會公平是任何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美國政治的鐘擺已經向左擺動，美國首先要解決內部的兩級分化和種族矛盾，美國需要進步資本主義來擺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