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連載】從情報戰線走出的兵工泰斗——驚心動魄的中共情報戰（十）_風聞
民生文旅-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0-07-13 21:55
12 從情報戰線走出的兵工泰斗
由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的廣泛影響，再加上各地的地下黨組織的宣傳動員，從1937年開始，大量進步青年紛紛通過設在西安的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簡稱“八辦”），湧入心目中的聖地延安。
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舊址
這個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是怎麼來的呢？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不久，為了解決奇缺的衞生器材和藥品供應問題，地下黨員在全國各大城市秘密地設法購買。為了將分散、零星購買到的衞生器材和藥品集中起來轉運到陝北蘇區，周恩來指示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代表劉鼎，設法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
老年的劉鼎
劉鼎當年是中央特科干將，陳賡的副手，因叛徒出賣曾被捕入獄，被營救出來後轉移到蘇區工作。在方誌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劉鼎改進炸藥配方、製造地雷、發明電雷管；自己設計畫圖紙，組織工人們一起造出輕機關槍。他帶領幾名老工人，僅憑一台手搖車牀、自制的簡易工裝和翻砂設備，在簡陋的工棚裏奮戰數月，造出了我軍第一批35毫米的小鋼炮3門和鐵製炮彈——這是中共兵工史上的第一批自制火炮，劉鼎研製炮彈引信時被炸傷，沒有麻藥的情況下，開刀取出炮彈碎片，跟刮骨療毒的關雲長有一拼。
方誌敏讚歎，“他們用少的可憐的機器，居然造出了花機關和輕機關槍，更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造出了好幾門小鋼炮和炮彈”。劉鼎製造出的小火炮一上戰場，就端掉了敵人的碉堡。
在第五次反圍剿當中，劉鼎等人在轉移途中遭遇伏擊被俘，數月後設法逃脱，輾轉到上海，經美國進步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介紹，化名“周先生”隱居在新西蘭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
老年的路易·艾黎
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萊告訴劉鼎，有位朋友約他在一個旅館見面。
約劉鼎前去見面的神秘朋友，正是剛剛從陝北送信回來的董健吾牧師。董健吾對宋慶齡説，1935年12月張學良曾來上海秘密會見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李杜，張學良以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鄭重委託李杜幫助尋找中共關係，以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問題。宋慶齡認為張學良想聯共抗日是好事，應該給予幫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萊和艾黎曾送一位來她家躲避過幾天的“周先生”，是個頗有學問、經歷不凡的共產黨員，很適合去從事這項工作，就讓董健吾去和“周先生”見面談談。
董健吾一見“周先生”，方知就是劉鼎，兩個人以前都在中央特科工作過，是老熟人。通過董健吾，再通過宋慶齡，劉鼎被介紹到張學良身邊作為共產黨的代表。
劉鼎接到設立秘密交通站的任務後，為瞞過敵人，劉鼎苦思冥想之後，決定建立一家醫院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經美國友人史沫特萊女士的介紹，劉鼎結識了德國共產黨人温奇·馮海伯牙醫博士。為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秘密交通站，馮海伯將牙科診所從上海搬到西安。在轉遍古城後選下了七賢莊一號院。1936年4月，“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診所”正式開張。
診所開張後，交通站為陝北蘇區採買、轉運了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械和通訊器材。還安裝了一個小電台和一部擴大機，把中共中央設在延安的紅色中華社的廣播，轉播到東南沿海、西南邊陲，乃至蘇聯等地。如今這個秘密電台的發電設備還保留在一號院辦公室下面的地下室內。馮海伯除了每天要接診之外，還親自查收所有采購物品，認真檢收存放，沒有任何一批貨物發生過問題。
除了設立秘密交通站之外，劉鼎利用張學良幕僚的身份還做了一系列工作，對於張學良與共產黨合作，西安事變的圓滿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為，劉鼎對張學良幾年前就有過研究和了解，張有抗日思想，聯合共產黨抗日是有可能的。遙想當年，董牧師曾説，張學良為了與紅軍勾通，可能用飛機送周先生回陝北。劉鼎當時也急迫要找到黨中央，對董牧師説，“我希望得到組織上的指示”。但時間緊迫，決定要馬上作出。此行事關重大，“不入虎穴，焉得虎仔”，即便冒險前往也是值得的。最壞讓張砍了頭吧。為西安之行，“周教授”改名為劉鼎，然而這一次的名字用了一生。
張學良是個我行我素，血氣方剛的“少帥”，不同於利慾薰心的封建軍閥，也與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兒有很大區別。他不乏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以維護國家統一為重。1936年3月20日，劉鼎到了西安，3月21日就隨東北軍軍官趙毅進了金家巷張公館與張學良會吾。然而，見面禮，張學良就給了劉鼎劈頭蓋臉的三個問題：第一，我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毀家之恨，抗日救亡絕不後人，可共產黨為什麼罵我是不抵抗將軍？第二，中東路事件，為什麼蘇聯紅軍把東北軍打得那麼慘？還罵我勾結日帝反蘇反共。第三，在陝北，紅軍為什麼打東北軍打得那麼厲害，使東北軍遭受了嚴重損失？
劉鼎看他咄咄逼人，反而很沉穩地禮貌地説，張將軍的問題很重要，請允許我考慮一下，明天給你詳細答覆。第二天二人重返話題。劉鼎對他説道：“第一，張將軍作為東北軍地方司令，幾十萬大軍之首，守土有責。‘九·一八’事變，你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間，瀋陽失守，不到四個月，日寇兵不血刃地佔領了東三省。這當然遭到了國人唾罵。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感情是一致的，怎能不表態。第二，……第三，……當劉鼎一口氣義正詞嚴地把他的答覆傾出後，滿以為數落了他的不是，冒犯了其尊嚴，但發現這位少帥還真是在認真地聽，於是進一步向他指出，“如今國難當頭，民族存亡危機之機，將軍當有深切體會。“打回老家去”是東北父老、全國人民對你東北軍的最大希望。而且最上策是聯共抗日，既可以擺脱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又可一洗‘不抵抗將軍’之惡名，將來抗戰勝利，張將軍和東北軍名垂千史”。
張學良慢慢抬起頭來，沉思良久，神態安詳地説：“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劉先生的見解不同凡響。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這裏，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説。我們慢慢地説。”
洛川當時是王以哲的67軍軍部所在地，張學良和劉鼎來到洛川以“督師剿共”為名，實為擺脱蔣在西安安排的“耳目”和瑣碎公務，專心專意來與共產黨人劉鼎交心的。這一駐就是十幾天，二人朝夕相處，傾心交談，不光是抗日之道、做人之理，上致天文地理、唯物辯證，下至經濟、軍事、政治、人文，中國到外國、現代到歷史，從早餐前談到收拾了晚餐桌子，從清早晨練，談到夕陽散步。他待劉鼎為上賓，對下面的隨從軍官説，“這可是一個有見識有學問的人，有什麼問題，儘管問劉先生”。
當然他們談的最多的還是共產黨的綱領、軍隊的建設和中國的未來，像，為什麼共產黨的軍隊能保持打勝仗，既便處在長征那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即便打了敗仗，軍隊也還是不散，永遠抱成一團。像，蘇區和軍隊，政府和人民，幹部和士兵怎麼能保持一條心，步調一致。主要是目標、信念的一致，才能達到上下左右一條心，步調一致。共產黨是人民中產生出的黨，人民自己的組織。張見劉鼎思路清晰得一絲不亂，他越談越投機，越談興致越濃，態度越誠摯，始終為劉鼎所折服，到了無所不談的地步，甚至文化、藝術、音樂，戀愛、婚姻、家庭。張學良的推心置腹的交流，使劉鼎深切感受到這次任務事關重大，一定要盡最大努力談好、做好此“少帥”的工作，使他的疑問與困惑都能迎刃而解。因此他全神貫注於每一個議題，力爭達到最佳效果。張學良曾對跟班的師長們説，猜測“劉鼎可能是王稼祥吧？”並感慨道“共產黨胸懷寬闊，知識淵博，不畏艱險，為國為民，難怪他們能屹立於天地之間”。
這十幾天的談話，堅定了和明確了張學良聯共抗日的思想，使其非常順利和圓滿地完成了4月9日晚上與周恩來、李克農的會談。那就是著名的“膚施會談”，他影響着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進展，世界歷史的進展。（這次會談僅有周恩來、李克農、劉鼎、張學良、王以哲五人蔘加了。)
正如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説的：“劉鼎在國難日亟，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以共產黨人的責任感和愛國心，毅然赴西安幫助張學良聯共抗日，與學良同志結下了深厚情誼；又作為中共駐東北軍代表，積極而忠實地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直接參與演出了中國近代革命史上重要的一幕——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劉鼎作為中央特科的前特工，對於革命工作最大貢獻還不是西安事變，而是他對於中共的兵工建設方面的卓越貢獻。
前文提到，他曾在方誌敏手下顯露出卓越的兵工才能。其實，他在當特工以前學的專業是機電，是如假包換的工科男。他曾在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現在浙江大學）學習了三年機電專業知識，並在德國繼續到哥廷根和柏林大學選學機電專業課程。1926年，劉鼎在蘇聯東方大學的野戰訓練營中學習軍事戰術，游擊戰戰術和軍事技術。之後，劉鼎擔任野戰訓練營翻譯兼教官兩年之久，又到列寧格勒空軍機械學校學習。四年時間裏，他系統學習了軍事戰術和常規兵器的使用和構造、爆破原理、無線電通訊、機械化裝備、飛機制造及駕駛等軍事技術。並參觀了十月革命勝利後的蘇聯工廠。
這麼一個純粹的工科男，為了革命事業，放下本行跑去情報戰線奮戰，當了一把“007”。西安事變圓滿解決後，劉鼎回到延安，任抗日軍政大學特科大隊隊長，負責培訓八路軍的無線通訊技術人才，也就是培養情報戰線的技術人員。
眾所周知，八路軍在抗戰年代最缺的是啥？武器彈藥啊！八路軍從抗戰開始的約4萬餘兵力，到1938年底發展到約18萬人，到1940年發展到40餘萬，兵力發展十分喜人。
但是，八路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跟不上人員的增長。國民黨政府供給八路軍武器彈藥的數量只限於5萬兵力，並在1939年9月全部停止武器彈藥的供給。
八路軍在敵後戰場抗日，槍支彈藥極度匱乏。有的戰士只能領到幾發子彈。繳獲的武器零件不全，有的沒有刺刀，有的沒有機柄、槍栓，只能先修理裝配。很多戰士上戰場只有兩個手榴彈，手中拿的是大刀和長矛。經常出現為了奪取敵人一支槍，需要付出慘重傷亡的情況。
朱德急了，想起曾經自制火炮的劉鼎，親自跑到抗大找劉鼎：你別培養特工了，趕緊給我造槍去！
1940年5月，劉鼎被調任為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在八路軍總部的大力支持下，凡是學過土木、機械、冶金、化工、電機、動力工程等專業的知識分子，一律抽調到劉鼎手下，又湊集了一批曾經從事過機械加工的熟練工人，工人大部分來自閻錫山太原兵工廠，他們不甘為敵人賣命投奔了八路軍。還有在軍工生產中培養起來的“土”專家和民間匠人。
當時八路軍幾個兵工廠的設備加起來有百餘部，都是不配套的車、銑、刨、鑽雜舊機牀；還有數十台（件）機具設備，鍋爐和蒸汽發動機有三四台、一所有一台動力發電機。太行山上的自然資源藴藏豐富，煤、鐵、陶土、耐火材料、硝、磺、銅、錫、木材等較易開採；民間自古有冶煉生鐵的經驗。還有平漢、正太、同蒲、道清鐵路可源源供應道軌，都是製造武器的原料。
更重要的有太行山區人民羣眾對八路軍軍工生產的參與和大力支持，鄉親們組成的打不垮拖不爛的鋼鐵運輸隊，他們不顧寒冬酷暑、路途艱險,冒着與敵人遭遇的危險，長年累月地趕着毛驢爬山越嶺，把一筐筐原料和半成品馱進工廠，將一批批軍火送給部隊。太行山區的人民羣眾用生命和小米，支援着軍工事業，支援着八路軍，他們和軍隊同樣是抗日救國戰爭的功臣！
在八路兵工廠所在地——太行山中的黃崖洞，工科男劉鼎的小宇宙爆發了，沿着兵器狂人的道路一路飛奔。
劉鼎上任之後一方面改進方爐坩堝，把出鐵量提高了近10倍；一方面狠抓步槍生產的標準化、制式化，使之量產。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完成了毛澤東製造一萬支步槍的命令。劉鼎組織軍工部自行設計生產的八一式步馬槍，得到了總部首長的一致好評。
中共自行製造的第一支步槍——八一式馬步槍
8月1號，劉鼎和幾名幹部揹着新槍到總部彙報。彭德懷拿起槍，上下掂了掂説：“不過三公斤，好槍。”又做了刺殺動作連説：“好槍好槍。”劉伯承舉槍瞄準五十米外石頭，一槍擊中，高興地説：“劉鼎啊，我倆在蘇聯時就想着自己造槍。今天你們造出來了。好啊！”徐向前揹着新槍説：“紅軍時代如果人人都有這樣一支槍那就好了。我當兵能背上這種槍，不吃飯也高興。”
八一式馬步槍量產的背後，是八路軍的兵器製造從手工生產到工業化生產的轉變。在此之前，八路軍的兵工廠相當於歐美十九世紀初期的水平，不過是一些手工作坊，裏面是大量的土槍匠，各幹各的，十個八個一個班兒的也有，三兩個一班兒的也有，各自説個自的好，要想把他們統一起來困難。
十九世紀的美國人伊萊·惠特尼發明了槍支的標準化生產，提出“可替換零件”和“標準化生產”兩個重要概念，開啓了近代工業向現代工業轉換的進程，被稱為“現代工業之父”。劉鼎就相當於中共的“伊萊·惠特尼”。
伊萊·惠特尼
步槍的制式化生產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引起一場新舊思想的尖鋭對立。有的説搞得過早，不是時候。根本沒有條件。有的乾脆説唱高調放空炮。有的説，現在幾個廠加起來，能夠500支穩穩當當拿到手，你制式化能搞出這麼多嗎？
更棘手的問題是工人技術素質懸殊太大，八路軍的工人來自四面八方，從城市大工廠來的產業工人為數不多，又大部分是從農村招收的鐵匠、木匠、銅匠、銀匠、錫匠等遊動手工工人和農民。要把這些匠人從手工作坊式的單件生產方式轉變為工業化的批量生產方式，他們很不習慣，有的甚至反對。
面對工人的畏難、抵制情緒和步槍產量下降的壓力，劉鼎指導生產在變革中穩中前進。他和政委、教導員、各廠政治指導員一道，到工廠裏和工人師傅們聊天談話，耐心講解按照大分工造槍的優點，實行統一質量標準的好處，給工人講質量提高，槍不易壞，也方便維修，就是支援前線；戰士用好槍，勝仗就打得多，就能多殺鬼子，早日把侵略軍趕出中國。前方戰士在流血，我們在後方就應多流汗，造好槍。“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
面對工人素質不高的問題，劉鼎組織工人學文化，從識字開始，逐步學會看圖，英制公制換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機牀操作，掌握了各種基礎技術知識，瞭解了機、鉗、鉚、鍛、木各工種的分工與合作。經過大家的共同刻苦努力，終於把一大批來自鄉間的匠人和青年農民，逐漸培養成太行山上的第一代產業工人。
工人們從不習慣到習慣，從生到熟，熟練度不斷提高。這時候每個人都在暗暗計算，結果得到一個驚人的共同發現：勞動生產率比原來大大提高了。這樣的結果，工人們信服了。步槍制式化質量產量雙提高，特別是質量的提高，使人人滿意和欣喜。來自各方面的抵制情緒、懷疑情緒、觀望情緒全消除了。這對當時製造工人思想上是個大躍進。同時又使廣大羣眾的技術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更重要的是優質的槍，無形間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增加了戰鬥勝利的信心。”以後，大家都能自覺按工藝要求進行生產，每支槍的零部件都經過樣板檢驗，從而保證了槍的質量，產量迅速提高。
劉鼎在帶領技術人員攻克技術難題，組織生產的同時，百忙之中還編著了《地雷製造使用法》、《地雷觸發裝置法》等教材，親自向地方政府武裝幹部講授，在根據地反“掃蕩”中開展了羣眾性的地雷爆破運動。
“羣眾性的地雷爆破運動”，有沒有感到一絲熟悉的味道？
如果沒有劉鼎的貢獻，我們也就沒法在電影《地雷戰》中看到敵後用地雷炸日本兵的場景了。
電影《地雷戰》
百團大戰打響後，彭德懷對劉鼎説：“在近戰中，日軍的擲彈筒（迫擊炮——作者注）造成了我軍很大的傷亡。百米左右的距離，手榴彈扔不了那麼遠，炮又打不了那麼近。有什麼好辦法能控制敵人的火力？”
劉鼎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嘛。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要有擲彈筒。
彭德懷説：對！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要有擲彈筒。你來搞定這事吧！
劉鼎很快就畫出擲彈筒的設計草圖交給技術人員，然而土八路造擲彈筒，最關鍵的瓶頸還不是製造方法，而是在於材料奇缺。
擲彈筒筒身需要大量鋼材，只能依靠從敵佔區拆毀的鐵路道軌來代替。筒身內刻有來復線，根據地沒有這個技術條件。經技術人員研究，將筒身改為滑膛結構，適當增加長度，以保證射擊精度和距離。
我黨領導的敵後鐵道游擊隊，除了打劫或者破壞火車上運輸的各種物資，扒鬼子的鐵路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不僅影響日軍運兵，光是道軌就是八路軍不可多得的戰略物資啊！
《鐵道游擊隊》
彈體需要鋼材量太大，光靠扒小日本的道軌顯然是難以為繼（再説，也不是那麼好扒），只能考慮用太行盛產的白口生鐵為原料代替。白口生鐵是農民用土法冶煉出來的，含碳量高，質硬而脆，在機牀上無法加工。如何將白口生鐵處理成能夠加工的鑄鐵，這是解決擲彈筒彈生產必須解決的技術關鍵。
劉鼎在柳溝鐵廠組織了試驗小組，派留學德國的冶金工程師陸達和技術工人孫兆熙相結合，把國外關於鑄鐵韌化處理的工藝與太行民間的煙火技術結合起來，經過多次反覆試驗，終於研製成功火焰反射加熱爐。用這種加熱爐對白口鑄鐵彈體進行燜火處理，彈體表面由硬而脆變成軟而韌，可以進行車削加工。
當時土八路的技術條件實在太簡陋，劉鼎他們需要克服許多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比如説，他們沒有高温計，不知道爐膛的温度是多少，技術人員經過反覆實驗，就把一塊銀元放在爐壁上，看到銀元融化，就知道達到温度了。
經過一系列土洋結合方式實現技術突破，使試製擲彈筒和彈的難題得以解決，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擲彈筒與彈試製成功，射程最遠達到700米，八路軍終於有了自己生產的擲彈筒。
1941年5月起，軍工部批量製造的擲彈筒和炮彈運往前線，因此八路軍有了和日軍抗衡的火力，這引起了日軍的恐慌。敵人驚呼：“外國人幫助八路軍在太行山上建立了兵工廠。”
以下通過1941年5月25日彭德懷下達的生產任務，可以看出當時八路軍工的生產實力。
“①、50小炮裝備34個團。其中129師10個團、晉察冀區3個團、115師3個團、120師3個團、延安3個團、冀魯豫區3個團、冀南3個團、冀中3個團、決死隊及特務團各1個團、另補1個團； ②、第一期裝備129師200門、晉察冀區及120師各100門、其他150門； ③、每團36門，34個團共1224門，每門配彈50發。要求軍工部9月份完成，此後每月以產100門為宜，八一式馬步槍200支，炮彈2萬”
從此，日軍的偵查重點之一，就放在搜尋八路軍的兵工廠上。由於漢奸告密，最終他們找到了隱藏在黃崖洞的八路軍兵工廠。
黃崖洞兵工廠舊址
1941年11月，日軍第36師團及津田獨立混成第4旅團共5000多人分兵數路，直逼黎城、遼縣一線，企圖攻下黃崖洞兵工廠。這是一支由步兵，炮兵，工兵混合編成的精鋭部隊，可見，日軍對於拿下這裏志在必得。
由於兵工鏟是八路軍的命根子，彭德懷早有防備，派出手下心腹愛將——中共歷史上傳奇的兵工王---王耀南，並派出八路軍最精鋭的總部特務團歸他指揮，這支部隊還有一個響噹噹的名字——“朱德警衞團”。
王耀南
王耀南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的創始人之一。有“工兵王”、 “地雷王” 、 “爆破王”等稱號，他出生於江西省萍鄉市上慄區一個鞭炮世家，從小就學會了製造黑火藥和鞭炮，煙花技術，從小跟着父親、祖父在礦井下當爆破工，是坑道掘進和爆破的行家裏手，從安源煤礦起義，秋收起義，上井岡山開始的老革命。紅軍長征在四渡赤水戰役時，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對毛主席説：只要王耀南有煙抽，紅軍沒有過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紅軍沒有過不去的河。
我黨敵後搞地道戰，就是王耀南坑道作戰經驗的總結和推廣……
劉鼎擅長造兵器，王耀南的特長就是把兵器的威力發揮到最佳。劉鼎不是寫了地理製造技術手冊麼，王耀南就是負責將地雷戰術玩出各種花樣，並反饋各種“用户體驗”，供劉鼎進行改進。這倆人堪稱中共兵工行業的最佳“黃金搭檔”。
油畫作品：黃崖洞保衞戰
至抗戰後期，八路軍獲得了與日軍對抗的基本火力。太行軍工不僅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充足的武器彈藥加速瞭解放戰爭的進程，對新中國的國防工業發展也奠定了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鼎任中央重工業部副部長，分管兵工、機器製造等行業，為新中國的兵工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習仲勳曾讚譽劉鼎“兵工泰斗，統戰功臣”。
很多人崇拜民國時期的一些所謂的文科“大師”，這些人的學術成就確實有可稱道的地方，但是對於積貧積弱的中國並沒有太多的貢獻。反倒是像劉鼎這樣獻身工業生產，為中國兵器製造以及工業實力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的人才，才是當之無愧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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