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些思考_風聞

 這次黨組中心組的學習主題是《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關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前我做過一些思考，也查閲相關文獻，本來準備這次中心組發言的時候結合新冠疫情講一講，考慮到下午發言人數過多，只是做了備份，沒有列入發言名單。還是忍不住寫出來，和大家交流。

    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提出來的一個戰略目標和任務，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這一理論命題的提出，奠定了國家治理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展示了中國共產黨認識現代化的最新成果，體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鮮明特點。

決定：時隔6年之後，十九屆四中全會再次把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作為這次中央全會的決定。

目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分為三步：第一步，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二〇二一年），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第二步，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二〇四九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體現。

意義：在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此次《決定》提出三步走的戰略規劃，是把國家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設的現代化跟“兩個一百年”，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連在一起。十九屆四中全會不僅是要解決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而且也規定了未來三十年的戰略任務，因此，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 

提綱性條目：國家治理重要的歷史地位。治理與人類始終相隨，只要人類存在，就必然需要治理，它的發展經歷着“原始治理——國家治理——未來治理”的歷史進程。國家治理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它並非是最終、最完美的階段。國家治理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它是達到更好的未來治理的前階。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的必然選擇。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個詞語，本身意味着國家治理要從未現代化或者前現代化進入現代化。它表明，國家治理作為一個跨度很長的歷史時期，自身可以分為未現代化和現代化的兩個階段。國家治理現代化是認識現代化的最新成果。20世紀中期前後在提出“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即“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目標。20世紀後期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總目標的前提要求下，探索更多方面的現代化問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在重提“四個現代化”的同時，更加重視現代化建設問題。他認識到，“四個現代化”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部內容，從而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容延伸到更多的範圍，它包括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法制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教育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諸方面。他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0頁）多方面中，鄧小平特別重視市場經濟問題，為建立現代市場體系和運行方式，做出了突破性的的貢獻，奠定了市場化的基礎。 中共十三大以來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總目標的內涵作出清晰的界定。1987年中國共產黨十三大報告，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007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又增加了“和諧”的內涵。在當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時期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繼續強調“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同時，闡明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要搞好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社區治理、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多方面的國家治理。習近平明確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國家治理現代化特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作為現代化諸多方面的具體體現，這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比，它們構成兩個不同的層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在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這“四化”之後提出的“第五化”，是遵循着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徑，由淺入深地探索了現代化所包含的三大層次，體現了現代化的最高層次。

結合學習和思考，從機關黨委主抓機關黨的建設這個角度，武漢疫情取得決定性成果以來，我先後作了中西方制度對比的一些探索。比如，4月15日推出了《從新冠疫情看中國的制度優勢》，5月8日推出了《美國大選成就極端政治勢力的崛起》，5月9日推出了《從應對新冠疫情看西方民主的立場》，6月99日推出了《決勝全面小康答好10道題》，6月22日推出了《“兩個維護”是最大的政治》等文章。主要目的就是要表達：

一是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的區別在於，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西方政黨只是為了選民服務。

二是抗擊疫情不僅僅是兩種制度的競爭，更是兩種價值觀的競爭。中國共產黨生命至上原則，西方政黨是經濟至上原則；中國共產黨是把生命和責任作為首要任務，西方政黨把個人自由作為首要任務。

三是“兩個維護”從根本上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關乎人民根本利益，要在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上必須態度堅決、旗幟鮮明，不僅要公開亮明政治態度，更要落實在實際行動上。

4月14號，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不到200萬，我就對全球疫情作了適當研判，併發出警告，特別對美國、巴西、印度發出了強烈警告。很可惜，我的警告沒有得到美國、巴西、印度的重視，導致不到2個月的時間，印度從確診1.2萬發展到88萬，增加73倍。巴西從確診2.8萬發展到187萬，增加67倍。美國就不想説了。

還是一句老話，加強領導、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制定方案、狠抓落實，現在看來，還是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