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疫情大暴發下的香港劏房,看到底層市民令人痛心的一幕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20-07-13 16:44
香港,九龍,深水埗。
熙攘的人羣,陳舊的高樓,充滿歷史感的小鋪子,大抵維持着上世紀60年代香港街頭樣貌。這裏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據説也是最窮的地方。
“我們從這裏走上去。”註冊社工陳慧靈指着福榮街某號破舊狹窄的門洞,“她家在九樓,冇(沒有)電梯。”
圖片攝影:若拙 那天(8日),香港暴發第三輪新冠疫情,其中一宗案例就在深水埗附近。陳慧靈放心不下住在劏房中的黃女士,決定過來看看。“你們一定要戴好口罩。”她鄭重提醒邊上的我們。
通識教材中是這麼定義“劏房”的:一個住宅單位分割出若干個細小的獨立單位,多見於唐樓與工業大廈,整體生活設備較差。數據顯示,目前全港劏房居民數約有21萬。疫情之下,這羣社會底層最邊緣人的生活怎麼樣呢?
103塊錢的排骨
這是一幢50多年前建的唐樓(港式舊樓),生鏽的信箱、幽暗的樓道、斑駁的瓷磚,每層轉角處都堆滿垃圾。跟着社工一層層往上走,像“轉磨”一樣總算爬到第十層(香港第二層算一樓),我倚在牆邊,不管不顧地脱下口罩透氣。
圖片攝影:若拙 黃女士所租的劏房約有百呎(約10平方米),外人進屋後幾無落腳之處。貼着牆壁擺着兩張牀,上面堆滿生活用品,靠近窗口放着寫字枱,上方空間敲滿兩排壁櫥。房間深處藏着灶台與馬桶,彼此僅有一簾之隔。雖然窗式空調在邊上嗡嗡作響,但置身滿滿物件當中,有種難以言説的燥熱感。
圖片攝影:若拙 “譁……”黃女士房中清晰傳來隔壁劏房衝馬桶的聲音。這套600多呎(60平方米)的單元房被隔成四間,由於樓層過高且牆壁漏水,房東給了她能接受的房租——每月3000多港幣。
圖片攝影:若拙 來自廣東的黃女士與9歲的兒子在此蝸居,所謂的港籍“丈夫”早就不知所蹤。作為處在政策灰色地帶的單親媽媽,黃女士選擇在此“堅守”。沒有就業資格,母子倆靠着政府每月4620元救濟生活,交完房租與水電費,能留下小幾百元艱難度日。
陳慧靈把帶來的口罩送給了黃女士,並囑咐她要注意安全。“今天我買了一條排骨,竟然要103元,實在太貴了,分兩次給兒子燒冬瓜排骨湯。”這是黃女士去年以來第二次煲湯,平常晚飯就煮點面、燒點粥加些青菜、火腿腸。最近出現疫情,她想給兒子補充營養。
黃女士坦言,防控疫情能做的實在有限。她會關照兒子在學校勤洗手講衞生,回到家後讓他一個人去頂樓曬台玩。此外,就是每晚上下20層把垃圾扔到樓下,並在劏房門口貼有告示:“煩多行一步將垃圾放好。晚上老鼠越來越多,難道你愛與鼠為鄰?”
“不僅是疫情影響,去年也很過得很壓抑。”陳慧靈説,由於擔心被人攻擊,像黃女士這樣的內地人不敢發表意見,“她不止一次想回去,但為了孩子還是決定留在這。”
圖片攝影:若拙 “隔壁等了12年,終於輪到公屋搬走了。”黃女士兩眼放光,但很快就黯淡下來,因為她可能連排隊資格都沒有。她更要擔憂的,是房東會不會漲價,母子能否繼續住在這間劏房。
疫情就是場“災難”
黃女士遭遇只是全港劏房租户的一個縮影。作為主要服務新來港人士的慈善機構,新家園協會助理執行幹事、註冊社工陳慧靈説,單就深水埗一地,協會就要服務2900多户劏房人家。
毫不誇張地説,對於這些人來説,疫情就是場“災難”。劏房租户大多從事低端勞動密集型行業工作,比如零售、酒樓、建築業,都是受影響的重災區。數據顯示,上半年出入港人數跌99%,三分之一靠境外旅客帶動的零售業步入寒冬。略有起色的餐飲業,因為疫情第三輪暴發再度觸發政府的“限聚令”。至於建築行業,由於材料原料運不進來,不少工地處於停滯狀態。
6月,特區政府公佈失業率為5.9%,創逾15年新高。“(劏房租户)很多人收入少了一半以上,甚至零收入。”陳慧靈説。因此,有人連深水埗劏房也租不起,要麼搬往更遠處,要麼只能流落街頭。過去,無家可歸之人能在麥當勞將就一夜,但疫情期間部分門店不再24小時營業,如此一來連“麥難民”都當不上。
即便能繼續住在房中,生活也居之不易。丈夫失業困在家中,學校停學孩子留在家中,百呎狹小空間之下,整天窩着一家三口四口甚至更多,壓抑、焦慮、失望、無助,負面情緒不可避免越積越多。很多時候一點雞毛蒜皮事,就能點燃家庭矛盾。
所幸,也有家庭互助的例子。25歲的劉源超與母親、哥哥住在深水埗福華街一間百呎劏房中,月租4500多元。“我自己賺生活費。”在福建華僑大學讀研的小夥子説,他用一技之長辦了吉他培訓班,也在學校附近開過餐館。目前願望是,碩士畢業工作後攢到買房首付,幫全家搬出劏房。
劉媽媽與黃女士一樣,都是從內地過來的新移民。“香港不像TVB劇中演得那麼好。”陳慧靈説,協會在廣州、深圳、泉州、汕尾、江門都設有內地服務處,主要幫助來港的內地人瞭解香港實情,其實就是控制他們對未來的預期。
“不少姐妹就在劏房中度日。她們説,‘一回羅湖,就重新活過來了’。”陳慧靈很感慨,疫情之下的香港、劏房之中的香港,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美好,城市的璀璨沒有照進底層民眾的生活之中。
社工能做的很有限
顯眼處的兩門冰箱,是黃女士劏房中為數不多的新物件。“這是我們協會幫她採購的。”陳慧靈介紹,那天為了搬這個大傢伙上九樓,幾個人前後忙了一個小時。
在深水埗南洋大廈一樓的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內,專門設有“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劏房住户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填表處。這個由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制定的計劃,委託包括新家園協會在內的社會組織推廣。符合條件的劏房家庭可以申請非現金資助項目,比如滅蟲滅鼠滅蟻、傢俱家電維修、購買必要生活用品,數額為一名香港居民最高補貼8500元。藉助計劃,黃女士在社工協助下申請了一台冰箱。
“從7月2日開始,我們收到了60多份申請。”陳慧靈介紹,完成一個case(項目),社工至少要去租户家兩次。第一次去是對申請合理性進行評估,看是不是租户最急迫的生活需求;第二次是去檢查效果,看能否有效改善生活質量。有了這台冰箱,生活拮据的黃女士可以把買來的排骨冷藏分兩次吃,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做好劏房租户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外,新家園協會還從物質與精神層面予以關愛。疫情剛開始,口罩難買且貴,協會組織一批貨源送給劏房租户,還在樓道口擺放搓手液,以及噴塗有效期3個月的抗菌塗層。此外,協會還製作短視頻,開設書法、美甲等興趣班,讓孩子在停課之時有事可做,緩解家長的壓力。
“他們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受疫情打擊最大,但沒什麼人有耐心聽他們的聲音。”陳慧靈和社工夥伴們能做的,就是盡己所能,幫助劏房租户改善生活,融入社會。但也要承認,在目前香港大環境整體不佳的情況下,社工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
“除了樓層高以外,房子我還滿意。”黃女士這樣安慰自己,有的姐妹住得比她還小,廁所與廚房還要公用。她不敢有什麼奢侈的願望,只是希望疫情過去粵港儘快開關,人員來去能方便些。
離開她家,傍晚的香港街頭充斥着煙火氣,但一股抑鬱感卻久久壓在心頭,無法消散。是的,劏房租户不該在城市豔麗色彩之下,被遺忘於繁華世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