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疫情大暴發下的香港劏房，看到底層市民令人痛心的一幕_風聞

　　香港，九龍，深水埗。

　　熙攘的人羣，陳舊的高樓，充滿歷史感的小鋪子，大抵維持着上世紀60年代香港街頭樣貌。這裏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據説也是最窮的地方。

　　“我們從這裏走上去。”註冊社工陳慧靈指着福榮街某號破舊狹窄的門洞，“她家在九樓，冇（沒有）電梯。”

　圖片攝影：若拙　　那天（8日），香港暴發第三輪新冠疫情，其中一宗案例就在深水埗附近。陳慧靈放心不下住在劏房中的黃女士，決定過來看看。“你們一定要戴好口罩。”她鄭重提醒邊上的我們。

　　通識教材中是這麼定義“劏房”的：一個住宅單位分割出若干個細小的獨立單位，多見於唐樓與工業大廈，整體生活設備較差。數據顯示，目前全港劏房居民數約有21萬。疫情之下，這羣社會底層最邊緣人的生活怎麼樣呢？

　　103塊錢的排骨

　　這是一幢50多年前建的唐樓（港式舊樓），生鏽的信箱、幽暗的樓道、斑駁的瓷磚，每層轉角處都堆滿垃圾。跟着社工一層層往上走，像“轉磨”一樣總算爬到第十層（香港第二層算一樓），我倚在牆邊，不管不顧地脱下口罩透氣。

　圖片攝影：若拙　　黃女士所租的劏房約有百呎（約10平方米），外人進屋後幾無落腳之處。貼着牆壁擺着兩張牀，上面堆滿生活用品，靠近窗口放着寫字枱，上方空間敲滿兩排壁櫥。房間深處藏着灶台與馬桶，彼此僅有一簾之隔。雖然窗式空調在邊上嗡嗡作響，但置身滿滿物件當中，有種難以言説的燥熱感。

　圖片攝影：若拙　　“譁……”黃女士房中清晰傳來隔壁劏房衝馬桶的聲音。這套600多呎（60平方米）的單元房被隔成四間，由於樓層過高且牆壁漏水，房東給了她能接受的房租——每月3000多港幣。

　圖片攝影：若拙　　來自廣東的黃女士與9歲的兒子在此蝸居，所謂的港籍“丈夫”早就不知所蹤。作為處在政策灰色地帶的單親媽媽，黃女士選擇在此“堅守”。沒有就業資格，母子倆靠着政府每月4620元救濟生活，交完房租與水電費，能留下小幾百元艱難度日。

　　陳慧靈把帶來的口罩送給了黃女士，並囑咐她要注意安全。“今天我買了一條排骨，竟然要103元，實在太貴了，分兩次給兒子燒冬瓜排骨湯。”這是黃女士去年以來第二次煲湯，平常晚飯就煮點面、燒點粥加些青菜、火腿腸。最近出現疫情，她想給兒子補充營養。

　　黃女士坦言，防控疫情能做的實在有限。她會關照兒子在學校勤洗手講衞生，回到家後讓他一個人去頂樓曬台玩。此外，就是每晚上下20層把垃圾扔到樓下，並在劏房門口貼有告示：“煩多行一步將垃圾放好。晚上老鼠越來越多，難道你愛與鼠為鄰？”

　　“不僅是疫情影響，去年也很過得很壓抑。”陳慧靈説，由於擔心被人攻擊，像黃女士這樣的內地人不敢發表意見，“她不止一次想回去，但為了孩子還是決定留在這。”

圖片攝影：若拙　　“隔壁等了12年，終於輪到公屋搬走了。”黃女士兩眼放光，但很快就黯淡下來，因為她可能連排隊資格都沒有。她更要擔憂的，是房東會不會漲價，母子能否繼續住在這間劏房。

　　疫情就是場“災難”

　　黃女士遭遇只是全港劏房租户的一個縮影。作為主要服務新來港人士的慈善機構，新家園協會助理執行幹事、註冊社工陳慧靈説，單就深水埗一地，協會就要服務2900多户劏房人家。

　　毫不誇張地説，對於這些人來説，疫情就是場“災難”。劏房租户大多從事低端勞動密集型行業工作，比如零售、酒樓、建築業，都是受影響的重災區。數據顯示，上半年出入港人數跌99%，三分之一靠境外旅客帶動的零售業步入寒冬。略有起色的餐飲業，因為疫情第三輪暴發再度觸發政府的“限聚令”。至於建築行業，由於材料原料運不進來，不少工地處於停滯狀態。

　　6月，特區政府公佈失業率為5.9%，創逾15年新高。“（劏房租户）很多人收入少了一半以上，甚至零收入。”陳慧靈説。因此，有人連深水埗劏房也租不起，要麼搬往更遠處，要麼只能流落街頭。過去，無家可歸之人能在麥當勞將就一夜，但疫情期間部分門店不再24小時營業，如此一來連“麥難民”都當不上。

　　即便能繼續住在房中，生活也居之不易。丈夫失業困在家中，學校停學孩子留在家中，百呎狹小空間之下，整天窩着一家三口四口甚至更多，壓抑、焦慮、失望、無助，負面情緒不可避免越積越多。很多時候一點雞毛蒜皮事，就能點燃家庭矛盾。

　　所幸，也有家庭互助的例子。25歲的劉源超與母親、哥哥住在深水埗福華街一間百呎劏房中，月租4500多元。“我自己賺生活費。”在福建華僑大學讀研的小夥子説，他用一技之長辦了吉他培訓班，也在學校附近開過餐館。目前願望是，碩士畢業工作後攢到買房首付，幫全家搬出劏房。

　　劉媽媽與黃女士一樣，都是從內地過來的新移民。“香港不像TVB劇中演得那麼好。”陳慧靈説，協會在廣州、深圳、泉州、汕尾、江門都設有內地服務處，主要幫助來港的內地人瞭解香港實情，其實就是控制他們對未來的預期。

　　“不少姐妹就在劏房中度日。她們説，‘一回羅湖，就重新活過來了’。”陳慧靈很感慨，疫情之下的香港、劏房之中的香港，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美好，城市的璀璨沒有照進底層民眾的生活之中。

　　社工能做的很有限

　　顯眼處的兩門冰箱，是黃女士劏房中為數不多的新物件。“這是我們協會幫她採購的。”陳慧靈介紹，那天為了搬這個大傢伙上九樓，幾個人前後忙了一個小時。

　　在深水埗南洋大廈一樓的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內，專門設有“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劏房住户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填表處。這個由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制定的計劃，委託包括新家園協會在內的社會組織推廣。符合條件的劏房家庭可以申請非現金資助項目，比如滅蟲滅鼠滅蟻、傢俱家電維修、購買必要生活用品，數額為一名香港居民最高補貼8500元。藉助計劃，黃女士在社工協助下申請了一台冰箱。

　　“從7月2日開始，我們收到了60多份申請。”陳慧靈介紹，完成一個case（項目），社工至少要去租户家兩次。第一次去是對申請合理性進行評估，看是不是租户最急迫的生活需求；第二次是去檢查效果，看能否有效改善生活質量。有了這台冰箱，生活拮据的黃女士可以把買來的排骨冷藏分兩次吃，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做好劏房租户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外，新家園協會還從物質與精神層面予以關愛。疫情剛開始，口罩難買且貴，協會組織一批貨源送給劏房租户，還在樓道口擺放搓手液，以及噴塗有效期3個月的抗菌塗層。此外，協會還製作短視頻，開設書法、美甲等興趣班，讓孩子在停課之時有事可做，緩解家長的壓力。

　　“他們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受疫情打擊最大，但沒什麼人有耐心聽他們的聲音。”陳慧靈和社工夥伴們能做的，就是盡己所能，幫助劏房租户改善生活，融入社會。但也要承認，在目前香港大環境整體不佳的情況下，社工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

　　“除了樓層高以外，房子我還滿意。”黃女士這樣安慰自己，有的姐妹住得比她還小，廁所與廚房還要公用。她不敢有什麼奢侈的願望，只是希望疫情過去粵港儘快開關，人員來去能方便些。

　　離開她家，傍晚的香港街頭充斥着煙火氣，但一股抑鬱感卻久久壓在心頭，無法消散。是的，劏房租户不該在城市豔麗色彩之下，被遺忘於繁華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