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輩為何而戰?談談華為科技戰的實質性問題_風聞
羑里预测学砖家-2020-07-13 08:37
2018年12月1日美國指使加拿大警方在温哥華逮捕了華為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2019年5月16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禁止華為公司在未經特別批准的情況下購買重要的美國技術。2020年5月16日美國商務部網站發佈了對華為的新制裁,進一步加大對華為的制裁力度。圍繞華為科技公司,中美之間在在5G領域的科技競爭日漸白熱化。這一次鬥爭已經不在侷限於通訊科技領域,而成為兩國人民普遍關注的公眾議題。大家關注為什麼會爆發這次科技戰?中國能否贏得科技戰?本文做一些粗陋的推演分析。
華為科技戰,實質上是美國運用軍事、政治力量壓制從商業角度已經無法戰勝的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這種做法在美國歷史上並不罕見。
1985年9月22日美國和日、德、法、英四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史稱廣場協議。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最終引爆了日本經濟泡沫,導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但是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2017年美國特朗普總統就職後,再次以貿易赤字為藉口,對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歐盟、中國等很多國家地區發動貿易戰。
1990年4月我國用“長征三號”成功發射了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的“亞洲一號”通訊衞星,實施了第一次國際商業發射服務,標誌着中國火箭成功打入國際市場。中國在90年代不斷改進運載火箭可靠性,中間雖然有過發射失敗的挫折,至1997年以後已經逐步在商業衞星發射市場站穩腳跟。1999年5月25日,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公佈《考克斯報告》,該報告污稱中國 “竊取”美國衞星和導彈技術,隨後美國政府禁止美國製造以及含有受美國 ITAR(國際武器交易規則)控制的部件的衞星使用中國火箭發射。從此中國再沒有拿到含有美國製造衞星部件的商業合同。這一制裁對2000年左右中國科研經費還處於緊張狀態的航天事業產生了相當的不利影響。
2013年美國逮捕法國阿爾斯通公司高管皮耶魯齊,此後美國又在其他地方逮捕3名阿爾斯通公司的高管並向阿爾斯通公司開出7.72億美元罰金,最終促成了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收購阿爾斯通的電力業務。
既往大量案例證明,美國運用軍事、行政或司法等手段來保護獲取商業利益是其常規手段。“美國生病,別國吃藥”是其一貫的做派。具體到本次華為科技戰,又有其特殊性。
自從1973年美國摩托羅拉發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商業化手機以來,手機長期以來一直是作為對固定電話補充移動能力的產品而存在。手機行業的頭部廠家是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為首的電信領域廠家。但是隨着第三代移動通訊技術和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2007年1月蘋果推出了iPhone手機,2007年11月谷歌公司正式向外界發佈了Android的操作系統,2011年8月小米手機發布,2013年3月華為搭載自研K3V2處理器的mate手機發布。美國、中國這些原本屬於IT領域的企業大舉進入了智能手機領域,大大推動了智能手機軟、硬件生態的發展。最終造成了全球手機行業的一次徹底洗牌,形成了蘋果、三星、華為三強爭霸再加中國的小米、oppo、vivo為主要玩家的市場格局。他們也在世界範圍內推動智能手機成為了個人最重要的集視頻、資訊、支付、娛樂、社交等用途為一體的綜合終端計算設備。智能手機作為個人最主要的信息和計算終端,對於當代國家來説,其戰略地位已經大大提升。華為公司方面依託原有的在移動運營商基站設備領域形成的通訊技術儲備優勢和芯片設計經驗,在手機領域大力推進高性能SOC芯片的自主研發。而美國的蘋果雖然有CPU、GPU芯片研發能力,但是缺乏通訊基帶芯片開發能力,高通雖然有高性能SOC,但是沒有手機終端產品。這樣華為就在個人手機、運營商基站兩端形成了市場和技術的整合能力。從而對競爭對手形成了不對稱優勢的降維打擊。在2018年第二季度,華為手機季度銷量首次超越蘋果。華為作為智能手機領域的後進入廠家,只用了大約5年時間就實現了對頭部企業的超越。雖然華為的優勢是通過正常的技術能力整合、市場拓展所取得的,但是這種優勢對於美國廠商來説卻難以依靠常規的技術、價格競爭手段來扭轉,這就引發了文章開頭美國直接動用司法、行政手段對華為的打壓。
近兩年來,各界人士普遍預測認為5G和人工智能有可能是引爆下一代工業革命的重大創新。華為因為長期在移動通訊領域的高額研發投入,截至2019年3月,在全球1.3萬多個5G標準必要專利中,其中來自華為的佔20%,位居全球企業第一位。在人工智能領域,麒麟810芯片也首次採用華為自研的達芬奇架構NPU芯片。華為在下一代先進工業革命前沿領域已經處於了全球領先地位,這就更加引起了以“世界領導者”自居的美國人的警覺。
2013年斯諾登事件中,曝光了美國利用自己在互聯網設備技術方面的優勢,通過稜鏡計劃對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內的盟友國家開展大範圍的秘密監聽。華為與相關國家開展在通訊設備安全方面的透明合作,有可能危害到美國的監聽和情報收集能力。華為作為一個在總部在中國的不上市企業,美國難以通過其擅長的證券、金融手段對其達到控制的目的。這些因素促使了美國把華為當成打擊中國科技產業崛起的首要目標。
按美國原來主張的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的全球化原則,華為本身並無重大的違反“國際規則”之處。蘋果、高通的主體在加州,也不屬於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票倉。從直接利益角度,美國行政當局未必有必須要打擊華為的利益訴求。但是從遏制中國崛起,防範中國在科技領域“威脅”美國的領先地位的角度看,美國必定要對華為進行限制和打擊。正如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所説:中美矛盾的核心問題是美國不承認中國崛起。此輪華為科技戰,就是美國這種不承認中國崛起的心態的外在體現。
華為科技戰我們能否取得最終勝利?這取決於三個方面:世界方面、中國方面、華為方面。
世界方面,要看美國掀起的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封鎖,能否引起全球大範圍的跟隨和響應。從目前看,除了美國以外,英國和法國等歐盟部分國家有可能會有限響應,對於亞洲、非洲、拉美等其他地區廣大國家來説,美國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強壓他們來跟隨制裁。這就讓我們有了繼續爭取在世界市場發展的可能。但是因為美國還制裁了華為使用谷歌服務,所以中國不但要加強手機硬件市場的國際化,而且還要加強手機軟件應用和基礎互聯網內容服務的國際化。就像中國在肯尼亞修建的蒙內鐵路一樣,不僅僅是硬件的建設,還要包括軟件、服務和培訓的跟進和配套。也進一步增加了中國後續在廣大世界市場的市場成長的想象空間。
中國方面,要看中國能否有效對這次制裁的華為關鍵配套企業台積電等施加有效的政策影響力、中國國內5G網絡和智能手機市場能否持續發展、中國大陸集成電路製造能力能否有效提升。美國本輪制裁,重點放在了華為的核心供應商台積電身上。台積電本身並非美國企業,其所應用的美國技術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術,美國更多是依靠政治、軍事上的影響力逼迫台積電等跟隨美國的利益起舞。當美國依靠政治、軍事力量來影響中國企業正常經營時,我們想完全依靠企業自身供應鏈整合、商務談判溝通這些常規手段,是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問題的。正如華為公司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採訪時所説:“我想,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或者對華為置之不理。相信中國政府也會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我國有必要運用政治、軍事等綜合手段,配合華為的正面鬥爭。國內5G建設和智能手機市場方面,華為最核心的兩個業務板塊一個是運營商業務,一個是消費者業務。運營商方面,以4G階段來説,根據工信部數據,截止到2019年底,全國淨增移動電話基站174萬個,總數達841萬個。其中4G基站總數達到544萬個。中國的4G基站數量世界佔比超過了一半以上。到5G階段,2020年中國的5G基站規劃要達到55萬個,而美國當前只規劃了5萬個。按現有趨勢發展,今後一個階段中國的5G運營商業務會穩定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塊市場。這樣華為的5G運營商業務就有了穩固的市場基礎,不會受到很嚴重的衝擊。智能手機業務來説,2019年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達到了3.72億部,佔世界比重達到25%。而且華為在東南亞等地的市場市場還是比較穩定的。總體看華為的主營業務雖然會受到衝擊,但是因為有中國市場的基本盤,這種衝擊不足以對華為造成“一擊必殺”的嚴重後果。集成電路製造方面,集成電路及專用裝備是《中國製造2025》規劃的重點突破產業之一。過去因為有台積電這樣的“枴杖”可用,所以大陸的集成電路製造產業發展缺乏市場拉動力,這次美國封鎖制裁,必然會大大推動中國集成電路上下游尤其是製造領域的迅猛發展。長遠看,隨着中國集成電路製造能力的不斷提升,美國的制裁措施最終將會徹底失敗。
華為方面,華為本身是一個依靠“單一激勵-強進攻性-市場增長”這種循環的“軍功爵”體制的一個企業。華為按照“以客户為中心”的理念,圍繞市場成功構建自己的整個運行體制,依靠虛擬受限股的方式,使得骨幹人員的個人與公司利益高度捆綁。按照“利出一孔”的理念,以“多打糧食”得來的利益來分配獎勵。華為在2019年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上的支出達1349.37億元,以19.4萬名員工計算,華為員工人均薪酬福利支出達69.5萬元。而2019年中國IT行業的平均工資只有16.32萬元。這樣一種重利益驅動型體制,造就了華為公司濃厚的追求市場成功,積極進攻的“狼性”企業文化。華為這種體制,根本本上決定了華為不會被外部一時的市場失敗所擊倒。因為整個組織的內涵動力會驅動企業不斷尋找新市場機會,通過繼續擴大市場規模來增加個人分配的利益。一般地,對華為來説,他不容易被外部的暫時困難所擊倒,但是當他的市場規模發展到“橫掃六合、一統天下”以後,因為沒有新的有收益的市場可以佔領,沒有新的利益可以持續分配,那他內部存在的固有問題反而可能會爆發出來。
總之,這次華為科技戰是中美全面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個必然結果,而我們只要繼續持續推動產業升級,繼續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推動與世界各國的務實合作,就一定可以取得這場科技上甘嶺戰役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