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洪災堪比1998年，中國以往都是如何抗洪的？_風聞

　　最近，南方洪災的形勢非常嚴峻，從6月初進入汛期以來，大雨已經下了一個多月，已經有300多條河流發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中央氣象台發佈了90多次暴雨預警。

　　截止到7月10日，洪澇災害已經造成27個省3385萬人受災，141人死亡失蹤，直接經濟損失695.9億元。

　　安徽省黃山市歙縣高考那天還因為暴雨不得不推遲了高考。

　　湖北黃梅縣有一批考生被洪水阻攔，最後是坐着挖掘機去的考場。

　　多個地方的橋樑都被淹沒了，有三座百年古橋被洪水沖毀了，多個水文站都破了1998年的歷史極值。

　　在武漢，江面高懸於沿江馬路，一牆之隔，水旱分離，防汛人員連夜裝填沙袋，封堵和加固閘口。

　　今年的洪災來勢洶洶，中國人民又要面臨一次大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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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來，似乎我們每一年或者每幾年，就會聽聞中國哪裏有洪災的消息。

　　人們好像就會留下一種印象：為什麼你中國老是遭遇洪澇災害，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似乎都沒有這麼頻繁的洪災？

　　其實自然災害，各國都難免，到目前為止想要靠人力完全抵禦洪水天災，還沒誰有這個能耐。

　　比如號稱“下水道良心”的德國，碰上洪澇災害，效果也是水漫金山：

　　今年咱們南方洪災的時候，日本也同樣飽受洪災襲擾，熊本縣受災嚴重。

　　不過，在洪澇災害的廣度、烈度和頻率上來説，中國的情況在全球的確是更突出的，這有地理上的因素。

　　首先，長江、黃河分別是全球第三、第五長河，本身就很長。

　　而且，我國是西高東低三級階梯地勢，兩條大河都是東西走向。

　　國外比長江黃河更長的尼羅河是南北走向的，亞馬孫河兩大分流分別位於赤道南北，跨了不同的緯度，所以不同流域汛期不同，相對較少出現短期河水暴漲的問題。

　　但中國的長江、黃河都是東西向的，緯度接近，上中下游有時候會同時進入汛期，降水量同時暴漲，那中下游的壓力就會劇增，今年就是這種情況。

　　千島湖在這次洪災期間水位暴漲，於是水庫開了9孔泄洪，是61年來頭一次，結果短短半個小時，泄洪的流量就可以灌滿一個西湖！

　　自古以來，怎麼治水就是中國的頭等大事。

　　在古代，一開始，治水的難點在黃河。

　　黃河中上游挾帶大量泥沙流向下游，在沒有人為強力干預的時候，黃河在下游幾乎完全沒有“約束”，肆無忌憚，常常氾濫、改道，形成了大面積的“黃泛區”。

　　古人被黃河水患逼着想了很多法子去調節黃河的水和沙，有的思路到今天還繼承了下來。

　　清末“開眼看世界”的魏源在他的《湖廣水利論》中就曾經寫道**“歷代以來，有河患無江患”。**

　　也就是説，古代中國是黃河多水患。

　　然而，他又寫道，“近代以來，（長江）告災不輟，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請賑緩徵無虛歲，幾乎與河防同患”。

　　為什麼宋明以前長江那麼“乖”？但宋明之後長江也出問題了呢？

　　看看這張圖就明白了：

　　宋、明之前，長江有着近乎奢侈的調蓄資源條件，九百里雲夢、八百里洞庭**，那都是大水盆一樣的地方，即使降雨量大，這些地方也能接住、調節**，黃河看着都饞哭了……

　　但是隨着宋明農業經濟的內卷化，土地緊張，必然要向內獲取更多的耕地，大家就開始圍湖造田。

　　到明清時期，堤壩由圍城、圍田慢慢推進，最終變成了**“圍江”——****沿江都是堤防，田地就在堤壩後面，**長江水只能沿着被“安排”好的河道流。

　　結果就導致長江活成了黃河的樣子，雖然不像黃河的含沙量那麼恐怖，但被“圈”起來之後的長江，也會不斷淤積泥沙，抬高河牀，結果就是堤壩的牆越修越高。

　　而從唐朝以來，中國經濟重心從北方南移的跡象愈加突出，長江中下游沿岸的人口密度比黃河還高。

　　同時，從宋代到民國，圍垸墾殖者多地方土豪，當地官員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得罪，這就導致河湖調蓄泄洪能力逐漸減弱。

　　於是，漸漸地，長江的洪災取代黃河河患，成為中國最大的水患風險，烈度和破壞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歷代王朝覆滅，很多都和水患有關聯，比如漢末黃巾起義、北宋末方臘起義、元末農民起義等等。

　　但封建時代和民國的統治者們，是不可能從根上解決這個問題的，技術問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會把老百姓當回事，為了打仗，為了利益，動不動決個口，炸個堤，簡直家常便飯。

　　民國的蔣委員長就幹過炸花園口大堤擋日本人的事，結果戰略目標沒達到，倒是人為造成了上千萬人受災，數十萬人慘死。

　　所以説，古代的洪災既有天災，也有人禍，老百姓本質上不是被水患折磨，是被騎在頭上的三座大山折磨。

1938年5月19日，花園口決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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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洪流席捲了幾千年，區區人力，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是如此地徒勞無力，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下定決心，要大力治理水患。

　　中國水患嚴重的地區中，長江中游地區顯得格外突出，所謂**“萬里長江，險在荊江”。**

　　長江從三峽奔湧而出，順流而下，到湖北荊江河段，則開始九曲迴腸，綿延400多公里，如遇上連日大雨，往往會沖垮彎折的水道，形成洪災。

　　洪水如果在荊江沒有蓄住，一路狂奔，就會淹掉在下游的武漢。

　　建國早期，我們的工業能力不夠，阻擋洪水難之有難，一開始，我們選擇的方法是“分洪”，就是主動開一個口子有導向地讓洪水泄往危害較小的地方，人員提前撤走，防止洪水衝破大堤淹沒人口眾多的中心城市。

　　1950年10月，毛主席聽取彙報之後，與劉少奇、周恩來共同商定，建設荊江分洪工程。

　　1952年4月5日，荊江分洪工程破土動工。

　　4萬工人，16萬農民，10萬解放軍，從全國匯聚，30萬建設大軍爭分奪秒，僅僅用了75天，荊江分洪區主體工程就建成了。

　　儘管這是新中國首個大型水利工程，然而，人們對荊江分洪工程最美好的祈願是——永遠備而不用。

　　分洪畢竟是舍小保大，會損失一部分羣眾的財產，如果不是萬不得已，誰也不想用。

　　只是天不遂人願，荊江分洪工程竣工後的第二年，就迎來了歷史性的考驗。

　　1954年，長江出現罕見的全流域性大洪水，荊江大堤、江漢平原、武漢三鎮和京廣鐵路全面告急！

　　政府當時的決心是竭盡全力，搶救危關，“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許有1931年的武漢！”

　　為什麼説不許有1931年的武漢呢？

　　因為1931年洪水的時候，武漢整個就泡在了水裏，國民政府的救災能力實在不敢恭維。

　　當時的《國聞週報》刊登過這樣一幅照片：在漢口市繁華的中山路上，濁浪滾滾，漫無邊際。高樓、電杆泡在水裏，各種船隻在通衢大道上往來行馳。

　　街上到處是漂浮的死屍，狀況慘不忍睹。

　　洪災過後，附帶的霍亂、傷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在許多災民區，餓死、病死的災民根本來不及掩埋，隨便挖幾個坑就往裏堆了埋了。

　　據當時的湖北水災急賑委員會等從8月到次年4月的統計，他們掩埋的屍體達32605具，實際死亡人數可能要更多。

　　這段歷史絕不能重演！

　　從1954年4月開始一直到7月，武漢層雲密佈，足足籠罩了三個月，每天不是大雨滂沱，就是陰雨連綿，江面上動不動颳起六級以上北風，捲起1米多高的巨浪。

　　全國各地緊急馳援武漢，調來大量麻袋、草袋、抽水機等防汛物資，當時全國唯一的一輛發電列車也派往武漢。

　　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洪水當前，土，成了最好的武器彈藥，為了阻止洪水，武漢市周邊的赫山、梅子山、祁家山、陳家山等荒地，全部變成了採土場。

　　其中，陳家山愣是被武漢的軍民挖成了平地，後來乾脆改名為“陳家坪”****。

　　愚公移山在現實中上演了。

　　如果説當年有流行詞彙排行榜的話，在1954年裏，南方最流行的詞彙必然是“上堤”。

　　“上堤”是指在河道的堤防上，執行駐守、巡查、施工等任務。

　　在當年，“上堤”很光榮，但也很危險，因為那時中國的水利工程不如現在，一旦決堤，人瞬間就會被洪水捲走。

　　武漢市有150萬人口，30萬防汛大軍為了保護大家，死守兩江四岸。

　　1954年7月21日晚，形勢到了緊要關頭，為了保住武漢，荊江分洪工程被啓用。

　　晚上10點，大江口禁止通航，幾百名啓閉閘工人緊張地忙碌着。次日凌晨2點多，綠色信號燈一亮，千鈞巨閘緩緩開啓。

　　長江洪流越過閘口，發出雷鳴巨響，激起滔天巨浪，荊江分洪區開閘分洪。

　　在分洪之前，荊江縣防汛分洪指揮部提出的目標是——不能淹死一個人！

　　分洪區一共搬遷了16萬人，但老百姓不少人抱有僥倖心理，每次遇到水位回落，有的人就往回搬，或者把東西藏在房屋夾壁，或者跟幹部“打游擊”。在門上上一把鎖，看上去是人去樓空，可只要幹部一走，馬上又回到原地。

　　為了勸説羣眾，基層幹部們是費盡了口舌。荊江縣又組織木船成立救護隊，到各灣、村巡查，一旦發現有居民，即刻送往安全區。

　　此前三百年，荊江大提潰堤了足足34次，但1954年的這次百年一遇的洪水，靠着分洪成功防住了。

　　只是，分洪區的人民也作出了巨大犧牲。

　　據《荊江分洪工程志》記載，滯留在分洪區的洪水在4個月後退去後，分洪區內僅82%的耕地可耕種；區內的房屋基本水毀倒塌，農作物當年全部絕收**。**

　　直到四五年後，荊江縣才重建完家園，恢復生產。

　　抗洪勝利以後，毛主席欣然提筆：“慶賀武漢人民戰勝了1954年的洪水，還要準備戰勝今後可能發生的同樣嚴重的洪水”。

　　幾十年後，多災多難的中華再次迎來了特大洪水。

　　1998年夏天，長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突發全流域型特大洪水，其勢之猛、流量之大，世所罕見。

　　7月20日，武漢暴雨下了1.5個東湖，城區最深積水1.6米。

　　放眼望去，整個城市似乎都快要被洪水吞噬，而當時的全國，更有2.23億人處在危險之中。江漢平原、武漢三鎮乃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再次告急。

　　8月13號上午，長江第五次洪峯逼近荊州，沙市水位已達44.84米。

　　這意味着什麼呢，也就是隨時可能發生決堤。

　　關鍵時刻，那個男人來到了荊州，他一下飛機，就直奔荊江大堤，望着在泥漿裏與洪魔抗爭的萬千軍民，發出了決戰長江、決戰決勝的總動員令。

　　那次國家防總的總指揮，是温家寶副總理，他要對啓用不啓用荊江分洪區進行最後的定奪。

　　在科學家們的計算下，温家寶最終做出了不分洪的決定，百萬官兵用血肉長城頂過了最高的洪峯，整個過程驚心動魄。

　　這一次是兩全其美，不僅保住了武漢，保住了長江中下游，也保住了荊江泄洪區30多萬的家。

　　如果沒有那時的決斷，荊楚腹地的膏腴之地，可能至今依然還是投資荒漠。

　　但這個結果，是一些解放軍用年輕的生命換來的。

　　**李向羣烈士，時年20歲，非常年輕，**他有百萬家產，卻毅然選擇參軍，98年抗洪，他帶病頑強拼搏，先後4次暈倒在大堤上，被送進醫院搶救醒來後，又拔掉輸液的針管上堤戰鬥，終因勞累過度，壯烈犧牲。

　　在歷史的照片裏，潰堤之時，總是有軍人用血肉之軀去堵堤口。

　　在九江這種情況很多見，比起荊江的險死還生，九江是直接破壩了，是人民子弟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堵住了缺口。

　　“江上所有民用船都會被攔下來，拉到指定地點，有電焊工把船鑿穿，讓它沉下去，縫隙裏打鋼管。那些士兵就趴在鋼管上，擋住水浪，浪一來，幾個人被衝下去，過一會，浪又來，又衝下去幾個人，死的活的不知道。”

　　後來，有一首叫做**《為了誰》**的歌傳唱大江南北，專門紀念這場特大洪水中那些抗洪的英雄：

　　泥巴裹滿褲腿，汗水濕透衣背。

　　我不知道你是誰，我卻知道你為了誰。

　　為了秋的收穫，為了春回大雁歸。

　　滿腔熱血唱出青春無悔，望斷天涯不知戰友何時回。

　　你是誰~為了誰~我的戰友你何時回。

　　你是誰~為了誰~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淚。

　　誰最美，誰最累，我的鄉親，我的戰友，我的兄弟姐妹！

　　1998年9月10日，幾十萬市民走上街頭，從荊江大堤輪渡碼頭起，紮起了10多座凱旋門，掛上了1萬多條橫幅標語，手拿彩旗鮮花和標語牌，送別抗洪官兵。

　　9月15日清晨，數十萬九江市民揮淚送別子弟兵，淚珠如豆，顆顆落下。

　　靠近道路的民眾，向着車輛激動地伸出雙手，而車輛上的士兵也面帶微笑，俯身與數百隻手一一握別。

　　還有的市民知道解放軍不收羣眾的東西，就趁着解放軍撤走的時候，把牛奶、零食等一箱箱丟到解放軍的車上，表達自己的感激。

3

　　1954年和1998年的洪災教會了中國很多，隨着工業水平的逐漸提高，我們也一直大力在各個地方興修水利，同時不斷完善基層的應急響應措施。

　　水火無情，人類面對特大的自然災害，想要完全不受損失是不可能的，但現在，在汛期面對洪水時，我們就有了很多水利工程，可以幫助調節洪峯，儘量減少羣眾的損失。

　　這一次，南方的大雨仍在持續，212條河流發生洪水，汛情直逼1998年！

　　洪災總是出其不意地到來，但人們的劇本卻從來沒有變過。

　　九江市柴桑區江洲鎮位於江西、湖北、安徽三省交界處，是一座四面環水的孤島，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防汛壓力巨大。

　　當地留守的多是老人，青壯年人手只有1000人，完全不夠，於是當地政府發佈召集令，號召在外的遊子返鄉抗洪。

　　沒想到，很多老鄉們看到家鄉號召，紛紛響應，不到兩天，竟然有2000多人主動響應號召，回鄉幫忙抗洪！

　　在江西鄱陽湖沿岸的防汛抗洪工作中，一支平均年齡50+的“阿姨團”尤其賣力。

　　隊長餘鳳英説，她們是廣場舞的“舞友”，“洪水來了，廣場舞也沒心思跳了”，想為修堤抗洪儘自己的力量。

　　扛不了沙袋，她們就裝沙袋；修不了圩堤，她們就協助巡護。

　　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的汛情，人們不像過去那麼擔心了。

　　在武漢，官方只是提醒大家在江灘公園遊玩時注意安全，不要嬉水和垂釣。

　　猶記新中國百廢待興之時，無數人為了建設中國，夜不能寐，寢不能安，翻遍史書規劃未來。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無數工程師發奮讀書，專研工程，他們用自己點點滴滴的努力，為我們換來了現在的安全。

　　無論是54年的荊江防洪工程，98年以後固若金湯的三峽大壩，還是如今的北斗衞星高精度地災監測預警系統，都讓我們堅信，洪災雖然可怕，但不是不可以制服。

　　中國的水利工程，也許還遠遠達不到完美，我們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這次南方的水災，也許還沒有到最可怕的時候，按以往的經驗看，8月中旬極有可能還有一波；

　　但就像從前那樣，無論面對何種困難，中國人都將乘風破浪、一往無前！

　　參考資料：

　　廣州日報：98年荊江沒有炸堤分洪內情

　　《從中華治水史看歷代水治理體制的演變和經驗》 《水利發展研究》2015年第8期

　　為什麼以前黃河經常發大水，卻很少有記載長江發大水，而近幾十年全反過來了？  知乎 @路路路路 的回答

　　匡躍輝：《我國水災的基本特徵及成因分析》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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