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集發展極簡史：我們一起逛市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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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集的歷史，從先秦到現在演進了三千餘年生生不息。

市集又叫集市。城市往往因商業而豐富，商業因市集而靈動。數千年來，中國的市集究竟經歷了怎樣的風雨歷程呢？

先秦

從姜子牙的無奈到陶朱公的成功

信史記錄下的商朝是東方大國，隨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出現了所謂的“行商坐賈”：許多人趕着牛車或划着小船，從事長途販運。都邑里也出現了專門從事各種交易的商販。商周之際的姜尚，已逾古稀，無論是在朝歌宰牛，還是在孟津賣飯，幹得都是小商小販的營生。

滅商的周朝，雖重農但並不輕商。文王曾於荒災時請四周商旅來往流通物資，王都、諸侯國都及交通要道均設有市。當時商品有車、馬、木材、器用、布帛絲麻、五穀、果蔬、禽獸、魚鱉、奇珍異寶等，甚至還有“人才市場”——奴婢成為市場裏商品。交易中使用的貨幣是貝幣，以朋為單位，一朋有五貝、二貝、十貝等説法。珠玉、銅等物，也類同貨幣，但還是以物易物為主。

交易的場所稱為“墟”，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在“墟”中，或以擔杖挑物，或以布巾包物，席地而坐便開始了交易。這種簡陋但便利的販賣，即為“攤販”最基本的型態。有了市場，便有市場管理。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市場最高官職為司市，下設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泉府等屬官，主要負責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價、保護財貨與徵税。周朝晚期，工商業有了相當發展，手工業呈現出地域化、專業化的趨勢。

春秋時，商業繁榮，著名商人有子貢、管仲、鮑叔牙等。孔子曾贊子貢能預測商機。大業既竟、一身布衣的范蠡，遷陶（今山東定陶西北）後三度創業，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泛指生財致富之道)以治產”，沒出幾年，又成為鉅富，自號陶朱公。商業奇才范蠡，被民眾尊奉為財神，陶朱公也成為中國商人之鼻祖。

戰國時，王侯權利越來越少，普通出生的地主和商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商業活動中。著名商人有白圭、呂不韋。與商業奇才范蠡相比，呂不韋不遑多讓，他以商人的敏鋭，做成了一筆奇貨可居的大買賣。不同的只是，范蠡遠離政治，避走江湖，最終全身而退。呂不韋卻迎難而上，捲進了政治漩渦，最後丟掉了身家性命。如此看來，財神與鼻祖，並不是浪得虛名，位居人臣之首的呂不韋，終遜范蠡一籌。

漢魏六朝

商人崛起

西漢初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不過由於推行黃老之道，重農抑商對商人影響不大。

文景之治後，商業勢力蓬勃發展，社會心理也隨之改變，當時俗諺流傳着“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雖曾受到武帝“富國抑商”政策打擊，但是由於漢室中衰，商人勢力重新抬頭，“士農工商”的社會地位排序近乎崩潰。

東漢政府並未制定限制商人獲利的法令，商業發展一向順利，目前看到的集市畫像磚，人物皆似在以物易物，而亦有在市棚下交易者。但商業的發展也造成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加深經濟矛盾，東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衰亡。

西晉滅吳以後，皇室與官僚逐漸普及經商，並發展到交、廣等邊遠地區。如吳王司馬晏的部下從事“市買錢帛”的簿冊，商業的參與有一定規模。晉室南渡，中原財富大多轉移至江南，商業仍盛，最大商業中心為建康、次為江陵。由於戰亂加之缺乏銅礦，所鑄的錢幣份量不足，幣值混亂。

隋唐

市、坊之別

大一統使隋朝商業發達許多，這時規模宏大、商業繁華的都市是長安、洛陽，長安有東西二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外國商賈也很多。洛陽在大運河開鑿後成為南北貨物的集散地。洛陽有三市，東市名豐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遠。其中通遠市臨通濟渠，周圍六里，二十門分路入市，商旅雲集，停泊在渠內的舟船，數以萬計。

江南地區更是商業輻輳之地，人流如織。江都是貨物集散地，由於運河的開鑿，“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等商業城市都是江南繁華之地，而西南的成都，則是巴蜀地區的商業中心。

為了治安和軍事的需要，城中住宅區（坊）與市之間用短牆隔開，稱為“坊牆”，政府對城市中商賈貿易的時間及地點也有限制，僅能在白天於“市”進行。“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便是當時夜間街衢景象的寫照，日出敲街鼓六百下後開坊門，日落敲街鼓六百下後關坊門。

因之，夜貓子們如果旅行到大唐，想晚上逛街幾無可能，除非是在上元節開禁的日子。

大宋

夜市與富國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取消了三更以後禁夜市的規定，至徽宗政和、宣和年間夜市十分繁盛。《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徽宗年間汴梁城的景觀，包括當時的城郭河流、大內諸司、街巷店肆、民風民俗、市井遊觀、歲時物貨等。如飲食起居中，酒店“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命妓歌笑，各得穩便”。

東京城有“夜市”、“早市”和“鬼市”的不同。居民消費數量十分巨大，《東京夢華錄》卷二“朱雀門外街巷”條：“唯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羣萬數”。

文中記載：“夜市北州橋又盛百倍，車馬闐擁，不可駐足，都人謂之‘裏頭’”：

“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幹脯；王樓前，獾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曹家從食。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鮓脯……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冬天，即使風雪陰雨天，也常常有夜市開放。

東京從五更營業到天亮的集市稱為“鬼市”，如“潘樓……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

東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當時奢侈之風氣從下文描述中可見一斑：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户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

其他城市的夜市也逐漸普及，《成都志》記：“錦江夜市連三鼓，石室書齋徹五更”。張仲殊《望江南》：

“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

“暮鼓晨鐘”與夜市也有一定的聯繫，敲鐘為早晨營業的時間，敲鼓為實行夜禁的標誌。

另外，規模較小的城鄉設立墟，有指定的墟期，小販們都會依期前來，為了便於區分，會在同一地點擺設同樣的貨物，或者用姓氏做標記。

蒙元

外貿勃興

蒙古人由於本身商品單一，所以有極強的商業交換需要所以對民間貿易採取鼓勵的態度。

臨安城的繁榮並不因宋王朝的覆滅而衰退多少。由於北方人紛紛南遷，城內外人口更加稠密，商業也更加繁榮。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會，地位重要，水陸交通便利，驛站最多，不但是商業中心，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省徵收的商税和酒醋課居各行省之首，城內中外商民薈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還有古印度等國富商所建的大廈。

泉州在宋元時期是東方第一大港，貨物的運輸量十分巨大，税收僅次於杭州。大都——汗八里，規模宏大，是全國政治、軍事中心，也是陸路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中心。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廂內外街道縱橫，商肆櫛比鱗次，工商業很繁榮，是世界聞名的大城市。

大明

從抑商主義到白銀帝國

明初奉行“重本抑末”政策，甚至規定禁商賈之家穿綢紗。

明代中後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開始出現。此外，因實用目的而編寫的商業用書亦問世，主要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明黃汴撰《一統路程圖記》。此外，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當地特產，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嘉靖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煙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舶來品在中國市集頻繁買賣，如歐洲的西洋鍾、美洲的煙草等。商業大都會以江南最多，有南京、儀真、揚州、瓜洲、蘇州、松江、杭州與嘉興等；華中地區商業城市有漢口、南昌、蕪湖與景德鎮等；西南內陸有成都；華北有北京、濟寧與臨清等；而華南則有福州與廣州等。

其中，廣州集市貿易有着悠久歷史，人們到圩場購物或售賣貨品俗稱“趁圩”，小販到各地市場設攤買賣俗稱“走圩”。

隆慶三年（1569），大學士高拱上《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業的窘困，並奏請穆宗革除宿弊。之後張居正指出農業和商業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彼此依託的觀點，進一步肯定了商人的作用，有利於促進商業和市集的進一步發展。明朝生產總量所佔的世界比例在中國三千年歷史上也是最高的。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產總量為960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9.2%，人均GDP在600美元，有“白銀帝國”之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明朝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甚至走私猖獗，比如，漳州、泉州等集市官私貿易興盛，大量白銀流入中國。

滿清

四大名鎮出現

17世紀以後，人口逐漸增加，需求也相應擴大，商品流通的進一步發展，促使新型的工商業市鎮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和朱仙鎮因為地處交通樞紐而興起，而佛山鎮和景德鎮因專門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而聞名。到了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許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蘇州、江寧等地，也更趨發達。北京居民已不下百萬，一切生活所需都從商業渠道取得，一日不可無貿易。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廷在其《廣陽雜記》中説：

“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1757年，清政府出外國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的政策後，廣州十三行發展興旺起來，本地小商小販就聚到商館區廣場招徠生意。清代廣州城沒有專職處理小販事務的類似於城管的隊伍，十三行區域秩序的維持，由駐紮在商館區守衞所大約十到十二名士兵負責，主要是防止華人騷擾外國人，避免發生“民夷衝突”，遇到糾紛則轉告巡役前去驅趕。

民國時期

十里洋場繁華地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社會風氣為之一新。城鄉市集得到了跨越式發展。

得風氣之先的廣州，街市尚未建成，小販們街頭擺攤買賣，影響環境與交通，政府着手規劃興建街市（固定的農貿市場）安置商販，規定“肩挑魚肉菜蔬者不得在市場所屬街道內擺設”。由於入場要收取租金，街市落成後小販均不願遷入。如廣州市第一個商用公共街市——南益市場，在民國十四年六月開業後就遭商販集體抵制。而小商小販與街市間也常常爭持不下，需要要省政府甚至中央部門介入調解。

上海、天津所以成為著名的商業大都市，更是歸咎於城市商業羣體的壯大、外來移民的貢獻，以及交通物流之便捷。而漢口一度“駕乎津門，直逼滬上”，號稱是“中國的芝加哥”。

新中國

曲折中向前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以後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統購統銷”，只允許農民保留少許自留地，生產自用的蔬菜瓜果等農產品，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被取消，集市貿易也就萎縮甚至消失。

改革開放初期，在農村和城市恢復了曾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農貿市場。人們以一種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市集經濟，可以買到新鮮農產品，可以挑選，可以議價；攤販們之間有了了競爭，價格隨行就市。中國的市集也就在人間煙火氣中迎來了新生，特別是1992年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中國的商品經濟，對外貿易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態勢發展起來。

而今，因為疫情的原因，地攤經濟又被人們重新提起並擺攤設點起來，進而讓人聯想到中國市集的歷史，從先秦到現在演進了三千餘年生生不息。

參考文獻：

[1] 劉歆，《周禮》；

[2]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3] 鄒紀萬，《中國通史·秦漢史》；

[4] 覃力，《中國的城》；

[5] 復旦大學（1982年），《中國古代經濟簡史》；

[6] 姜公韜，《中國通史·明清史》；

[7] 劉獻廷，《廣陽雜記》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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