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集發展極簡史:我們一起逛市集_風聞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20-07-14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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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集的歷史,從先秦到現在演進了三千餘年生生不息。
市集又叫集市。城市往往因商業而豐富,商業因市集而靈動。數千年來,中國的市集究竟經歷了怎樣的風雨歷程呢?
先秦
從姜子牙的無奈到陶朱公的成功
信史記錄下的商朝是東方大國,隨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出現了所謂的“行商坐賈”:許多人趕着牛車或划着小船,從事長途販運。都邑里也出現了專門從事各種交易的商販。商周之際的姜尚,已逾古稀,無論是在朝歌宰牛,還是在孟津賣飯,幹得都是小商小販的營生。
滅商的周朝,雖重農但並不輕商。文王曾於荒災時請四周商旅來往流通物資,王都、諸侯國都及交通要道均設有市。當時商品有車、馬、木材、器用、布帛絲麻、五穀、果蔬、禽獸、魚鱉、奇珍異寶等,甚至還有“人才市場”——奴婢成為市場裏商品。交易中使用的貨幣是貝幣,以朋為單位,一朋有五貝、二貝、十貝等説法。珠玉、銅等物,也類同貨幣,但還是以物易物為主。
交易的場所稱為“墟”,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在“墟”中,或以擔杖挑物,或以布巾包物,席地而坐便開始了交易。這種簡陋但便利的販賣,即為“攤販”最基本的型態。有了市場,便有市場管理。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市場最高官職為司市,下設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泉府等屬官,主要負責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價、保護財貨與徵税。周朝晚期,工商業有了相當發展,手工業呈現出地域化、專業化的趨勢。
春秋時,商業繁榮,著名商人有子貢、管仲、鮑叔牙等。孔子曾贊子貢能預測商機。大業既竟、一身布衣的范蠡,遷陶(今山東定陶西北)後三度創業,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泛指生財致富之道)以治產”,沒出幾年,又成為鉅富,自號陶朱公。商業奇才范蠡,被民眾尊奉為財神,陶朱公也成為中國商人之鼻祖。
戰國時,王侯權利越來越少,普通出生的地主和商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商業活動中。著名商人有白圭、呂不韋。與商業奇才范蠡相比,呂不韋不遑多讓,他以商人的敏鋭,做成了一筆奇貨可居的大買賣。不同的只是,范蠡遠離政治,避走江湖,最終全身而退。呂不韋卻迎難而上,捲進了政治漩渦,最後丟掉了身家性命。如此看來,財神與鼻祖,並不是浪得虛名,位居人臣之首的呂不韋,終遜范蠡一籌。
漢魏六朝
商人崛起
西漢初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不過由於推行黃老之道,重農抑商對商人影響不大。
文景之治後,商業勢力蓬勃發展,社會心理也隨之改變,當時俗諺流傳着“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雖曾受到武帝“富國抑商”政策打擊,但是由於漢室中衰,商人勢力重新抬頭,“士農工商”的社會地位排序近乎崩潰。
東漢政府並未制定限制商人獲利的法令,商業發展一向順利,目前看到的集市畫像磚,人物皆似在以物易物,而亦有在市棚下交易者。但商業的發展也造成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加深經濟矛盾,東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衰亡。
西晉滅吳以後,皇室與官僚逐漸普及經商,並發展到交、廣等邊遠地區。如吳王司馬晏的部下從事“市買錢帛”的簿冊,商業的參與有一定規模。晉室南渡,中原財富大多轉移至江南,商業仍盛,最大商業中心為建康、次為江陵。由於戰亂加之缺乏銅礦,所鑄的錢幣份量不足,幣值混亂。
隋唐
市、坊之別
大一統使隋朝商業發達許多,這時規模宏大、商業繁華的都市是長安、洛陽,長安有東西二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外國商賈也很多。洛陽在大運河開鑿後成為南北貨物的集散地。洛陽有三市,東市名豐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遠。其中通遠市臨通濟渠,周圍六里,二十門分路入市,商旅雲集,停泊在渠內的舟船,數以萬計。
江南地區更是商業輻輳之地,人流如織。江都是貨物集散地,由於運河的開鑿,“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等商業城市都是江南繁華之地,而西南的成都,則是巴蜀地區的商業中心。
為了治安和軍事的需要,城中住宅區(坊)與市之間用短牆隔開,稱為“坊牆”,政府對城市中商賈貿易的時間及地點也有限制,僅能在白天於“市”進行。“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便是當時夜間街衢景象的寫照,日出敲街鼓六百下後開坊門,日落敲街鼓六百下後關坊門。
因之,夜貓子們如果旅行到大唐,想晚上逛街幾無可能,除非是在上元節開禁的日子。
大宋
夜市與富國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取消了三更以後禁夜市的規定,至徽宗政和、宣和年間夜市十分繁盛。《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徽宗年間汴梁城的景觀,包括當時的城郭河流、大內諸司、街巷店肆、民風民俗、市井遊觀、歲時物貨等。如飲食起居中,酒店“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命妓歌笑,各得穩便”。
東京城有“夜市”、“早市”和“鬼市”的不同。居民消費數量十分巨大,《東京夢華錄》卷二“朱雀門外街巷”條:“唯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羣萬數”。
文中記載:“夜市北州橋又盛百倍,車馬闐擁,不可駐足,都人謂之‘裏頭’”:
“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幹脯;王樓前,獾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曹家從食。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鮓脯……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冬天,即使風雪陰雨天,也常常有夜市開放。
東京從五更營業到天亮的集市稱為“鬼市”,如“潘樓……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
東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當時奢侈之風氣從下文描述中可見一斑: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户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
其他城市的夜市也逐漸普及,《成都志》記:“錦江夜市連三鼓,石室書齋徹五更”。張仲殊《望江南》:
“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
“暮鼓晨鐘”與夜市也有一定的聯繫,敲鐘為早晨營業的時間,敲鼓為實行夜禁的標誌。
另外,規模較小的城鄉設立墟,有指定的墟期,小販們都會依期前來,為了便於區分,會在同一地點擺設同樣的貨物,或者用姓氏做標記。
蒙元
外貿勃興
蒙古人由於本身商品單一,所以有極強的商業交換需要所以對民間貿易採取鼓勵的態度。
臨安城的繁榮並不因宋王朝的覆滅而衰退多少。由於北方人紛紛南遷,城內外人口更加稠密,商業也更加繁榮。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會,地位重要,水陸交通便利,驛站最多,不但是商業中心,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省徵收的商税和酒醋課居各行省之首,城內中外商民薈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還有古印度等國富商所建的大廈。
泉州在宋元時期是東方第一大港,貨物的運輸量十分巨大,税收僅次於杭州。大都——汗八里,規模宏大,是全國政治、軍事中心,也是陸路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中心。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廂內外街道縱橫,商肆櫛比鱗次,工商業很繁榮,是世界聞名的大城市。
大明
從抑商主義到白銀帝國
明初奉行“重本抑末”政策,甚至規定禁商賈之家穿綢紗。
明代中後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開始出現。此外,因實用目的而編寫的商業用書亦問世,主要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明黃汴撰《一統路程圖記》。此外,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當地特產,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嘉靖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煙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舶來品在中國市集頻繁買賣,如歐洲的西洋鍾、美洲的煙草等。商業大都會以江南最多,有南京、儀真、揚州、瓜洲、蘇州、松江、杭州與嘉興等;華中地區商業城市有漢口、南昌、蕪湖與景德鎮等;西南內陸有成都;華北有北京、濟寧與臨清等;而華南則有福州與廣州等。
其中,廣州集市貿易有着悠久歷史,人們到圩場購物或售賣貨品俗稱“趁圩”,小販到各地市場設攤買賣俗稱“走圩”。
隆慶三年(1569),大學士高拱上《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業的窘困,並奏請穆宗革除宿弊。之後張居正指出農業和商業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彼此依託的觀點,進一步肯定了商人的作用,有利於促進商業和市集的進一步發展。明朝生產總量所佔的世界比例在中國三千年歷史上也是最高的。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產總量為960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9.2%,人均GDP在600美元,有“白銀帝國”之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明朝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甚至走私猖獗,比如,漳州、泉州等集市官私貿易興盛,大量白銀流入中國。
滿清
四大名鎮出現
17世紀以後,人口逐漸增加,需求也相應擴大,商品流通的進一步發展,促使新型的工商業市鎮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和朱仙鎮因為地處交通樞紐而興起,而佛山鎮和景德鎮因專門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而聞名。到了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許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蘇州、江寧等地,也更趨發達。北京居民已不下百萬,一切生活所需都從商業渠道取得,一日不可無貿易。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廷在其《廣陽雜記》中説:
“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1757年,清政府出外國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的政策後,廣州十三行發展興旺起來,本地小商小販就聚到商館區廣場招徠生意。清代廣州城沒有專職處理小販事務的類似於城管的隊伍,十三行區域秩序的維持,由駐紮在商館區守衞所大約十到十二名士兵負責,主要是防止華人騷擾外國人,避免發生“民夷衝突”,遇到糾紛則轉告巡役前去驅趕。
民國時期
十里洋場繁華地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社會風氣為之一新。城鄉市集得到了跨越式發展。
得風氣之先的廣州,街市尚未建成,小販們街頭擺攤買賣,影響環境與交通,政府着手規劃興建街市(固定的農貿市場)安置商販,規定“肩挑魚肉菜蔬者不得在市場所屬街道內擺設”。由於入場要收取租金,街市落成後小販均不願遷入。如廣州市第一個商用公共街市——南益市場,在民國十四年六月開業後就遭商販集體抵制。而小商小販與街市間也常常爭持不下,需要要省政府甚至中央部門介入調解。
上海、天津所以成為著名的商業大都市,更是歸咎於城市商業羣體的壯大、外來移民的貢獻,以及交通物流之便捷。而漢口一度“駕乎津門,直逼滬上”,號稱是“中國的芝加哥”。
新中國
曲折中向前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以後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統購統銷”,只允許農民保留少許自留地,生產自用的蔬菜瓜果等農產品,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被取消,集市貿易也就萎縮甚至消失。
改革開放初期,在農村和城市恢復了曾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農貿市場。人們以一種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市集經濟,可以買到新鮮農產品,可以挑選,可以議價;攤販們之間有了了競爭,價格隨行就市。中國的市集也就在人間煙火氣中迎來了新生,特別是1992年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中國的商品經濟,對外貿易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態勢發展起來。
而今,因為疫情的原因,地攤經濟又被人們重新提起並擺攤設點起來,進而讓人聯想到中國市集的歷史,從先秦到現在演進了三千餘年生生不息。
參考文獻:
[1] 劉歆,《周禮》;
[2]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3] 鄒紀萬,《中國通史·秦漢史》;
[4] 覃力,《中國的城》;
[5] 復旦大學(1982年),《中國古代經濟簡史》;
[6] 姜公韜,《中國通史·明清史》;
[7] 劉獻廷,《廣陽雜記》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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