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崢“背叛”谷歌_風聞

在外界眼裏，互聯網大佬都有自己的人設。

馬雲格局大，忽悠能力強，言辭有極強的煽動性；馬化騰鍾愛產品，嘴裏沒有雞湯，極少傳教授道；李彥宏喜種花樣草，説話慢條斯理，看起來很儒雅。

公司意志往往能體現創始人性格，雖然BAT三家橫行互聯網圈這麼多年，但極少有人會對二馬一李產生恐懼。

而這一點，後起之秀黃崢似乎已經做到了。

黃崢沒有鮮明的個性，而他讓人感到恐懼的地方在於，不是他在短短几年幾年時間，將拼多多打造成了能單獨對抗阿里、京東的巨無霸。而是他如今能和海爾張瑞敏同台，參加中南海經濟座談會。

要知道，前兩年拼多多隨時被監管大棒籠罩，是山寨的代名詞，是讓消費降級的原罪。這一切變化太快，讓人觸不及防。

作為一個公司的掌舵人，黃崢能把拼多多帶上另外一個思維和意識形態的高度，這恐怕不單單是“理性”一詞簡單的字面意思，能夠詮釋。

壹

執劍者維德

“你會把你媽賣給妓院嗎？”

這是科幻小説《三體》中托馬斯·維德第一次見到女主角程心時的開場白。劉慈欣對二者的角色設定是一個絕對理性，一個絕對感性。

2015年初，91無線創始人胡澤民可能會懷疑自己撞見了一個活生生的維德。

當時，91無線剛剛被百度以19億美金收購，胡澤民作為主要推手一戰成名，由此開啓了投資生涯，創辦了魔量資本。正值募集期，一個朋友跟胡澤民説有個潛在的LP想見他，這個人就是黃崢。

“我們見面後聊得挺開心的，他突然問，有沒有可能做你的合夥人？我覺得挺奇怪的，就像第一次見面，男生向女生示愛一樣。”自稱骨子裏感性更強的胡澤民多年後回憶這個場景時仍然記憶猶新。

“他和我以前碰到的 人不一樣，他是個奇葩，以前我叫他怪胎。”

怪胎這個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劇《硅谷》中那羣令人啼笑皆非的極客，當理性的進度條被拉至極限，與普通人形成強烈反差後所呈現出的戲劇性，就像胡澤民首次與黃崢見面時的感受。

後來一起看項目，胡澤民回憶，“有時候他會讓一些創業者淚流滿面，把人家説得體無完膚，但他不帶有惡意，只是真實地告訴你，你的東西就是不靠譜”，以至於胡澤民希望他理性裏要有點感性。

一位近距離接觸過黃崢的早期員工稱，他在內部花名叫阿莊，低調而威嚴，工作四年見過他的次數屈指可數，偶爾見到也多是他為了省時間在等貨梯，而第一次見他發火，也是因為員工不尊重時間。

“他叫了幾個人開會，到了約定的時間人還沒到齊，他親自過來了，第一句話就讓整個鬧哄哄的辦公室安靜下來了。”這種對於時間和效率的追求，其實也能從黃崢對自我的評價中獲得映證。

“總之，感覺從我識字開始，好像我就是不停地給自己設立目標，然後找優化路徑去實現這個目標以及我理解的人生大目標。”而人到中年，黃崢才慢慢悟到“自己目標導向太明確”。

黃崢有這一面，但不僅僅只是這一面。

坦白講，讀不懂黃崢，是看不懂拼多多的。因為單純的極客是沒辦法做出拼多多這樣的產品，而黃崢信奉查理·芒格的多元化思維模型，並習得了芒格的精髓：總是反過來想問題。

在他身上，佛、量子力學、AI這樣看似毫無聯繫的字眼，卻能發揮出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樣解釋人類命運的效力，甚至就連羅素所討論的幸福，都是可以極度顆粒化來分解並習得的。

他用文字記錄了思維的迭代，倘若把他的大腦想象成一個黑盒子，從第一篇文章輸入，最後這個模型會輸出第九篇文章的結果：把資本主義倒過來。這本質上就是拼多多的底層邏輯。

段永平則説，買進拼多多相當於押注於黃崢的進化。這更像是在形容一個不斷升級的算法。

而同樣以算法起家，並被稱為怪胎的還有拉里·佩奇，谷歌的創始人之一、黃崢的前僱主。但拉里·佩奇有句話，Have a healthy disregard for the impossible。翻譯過來就是，漠視不可能。

但這是有前提的，healthy，對應到谷歌的價值觀，其實就是不作惡。

利用算法邏輯突破電商二元格局的黃崢，同樣具備這種不懼權威的鋒芒，但某種程度上，拼多多比谷歌走得更遠，其融合了人性與技術的混合算法已經完全漠視了純技術的倫理邊界。

這是拼多多厲害的地方，也是令人恐懼的地方。

貳

柏林牆、電腦、巴菲特

1989年11月，已存續28年之久的柏林牆，被東德民眾砸開一個缺口，一束明媚的陽光從牆的那邊照進來，長久以來隔絕東西方的柏林牆終於被推倒了，全世界都在電視機前目睹了這偉大的一幕。

在中國的錢塘江下游，一個出生於杭州郊區的青年黃崢，命運由此被改變。

受柏林牆倒掉的啓發，美國企業家威廉·梅爾頓意識到，一個新時代來臨了。1991年，他出資成立了梅爾頓基金會，每年從世界各地遴選一批青年學生，進行跨地區跨文化交流以應對時代鉅變。

你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梅爾頓基金會理解成一場在思維層面的分佈式算法試驗。而很多年後，在各種意外變量的催化下，人們會在中國社交電商平台拼多多的上市招股書中，看到這種分佈式算法的另類商業應用。

黃崢是1998年入選梅爾頓基金會的5名中國幸運兒之一。除了分得一台電腦和免費的網絡交流機會，每年還會在不同的國家舉辦一次為期10天左右的線下年會。

在一個1987年才首次與世界聯網的國度，電腦是稀缺品，而交流同樣也是。

“這讓我深刻地意識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文化是如此不同。他們的出發點、思考問題的方式，是我完全不知道也很難想象的。”黃崢感嘆。

“對富裕階層的人來説，一部好的電影比一塊好的肥皂更重要。”他拋出了一個形象比喻，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黃崢與扎克伯格一樣有心理學的學位，但這種多維度的數據樣本訓練了他對人的觀察。

所以黃崢在稱自己幸運時，這絕對不是謙虛。當外界都在為拼多多上市時黃崢震撼全場的英文演講驚歎時，很少有人知道，他對英文的熟稔，其實也僅僅只是這場交流試驗的副產品之一。

而作為這場試驗的另一個副產品，那台電腦則扮演了關鍵的連接器，一頭是黃錚，一頭是段永平。

黃崢認識段永平時，段永平剛剛告別實業，轉型投資，“對於K線分析，漲跌概率一頭霧水”。

黃崢開始幫其打理一些投資事宜，段永平稱他是少有的一直關注事物本質的人，這樣的人顯然是很適合做投資的，尤其是段永平所信奉的巴菲特價值投資：市場價格總圍繞着內在價值變動。

2006年，段永平拍下巴菲特午餐，已就職谷歌的黃崢陪同出席。多年後黃崢接受採訪時説，這場飯局給自己最大的影響就是意識到“簡單和常識的力量”。某種程度上，這其實等價於“理性”二字。

“但確實存在一種現象，同樣一句話，不同的人講出來效果是不一樣的”，這段經歷為學計算機出身的黃崢補上了商業世界的思維拼圖，隔絕壓力，迴歸本源，“有點逆向思考的能力”。

而多年後已實現財富自由的黃崢發現，“即便家境轉好，母親仍然會為了一兩塊錢據理力爭，能坐公交就拒不打車，因為時間在她看來最不值錢”，而愛佔便宜是人的本性。

這種對於五環內外消費理念不均衡的頓悟，瞬間就像當年隔絕東、西德的柏林牆一樣被推倒了。

但在這種思維奇點臨近之前，黃崢還經歷了三段式商業實踐進化。

叁

奇點

相較於把野心寫在臉上的王興，外界一直認為黃崢缺乏野心，這其實是一個大大的誤解。

“從初中開始，我就設想過自己做科學家、政治家、企業家之類的”，而他最初從谷歌廣告系統開發部門出來創業，“就是想做成一家公司，公司能夠賺錢，同時自己能夠更牛一點”。

段永平後來透露，2004年，黃崢從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獲得計算機碩士學位後，“也曾考慮過跟我一起做投資，但覺得自己缺乏一些企業經驗”，後來他拿着谷歌和微軟的offer找段永平請教。

在段永平的建議下，黃崢加入了谷歌。彼時，創業歸來的宓羣剛加入谷歌不久，正負責籌建谷歌中國，黃崢就經常找他交流創業想法。2006年，黃崢追隨李開復回國開拓谷歌中國業務，而他給段永平的理由就是“這裏的中餐不好吃”。

隔年，便離職創業了。“他是最早離開的，看得出來他很願意走出自己的舒適區”，後來宓羣從谷歌離職創辦了光速中國，並在B輪時投了拼多多，“黃崢有超過10年的創業積累了”。

黃崢對於創業有個很形象的類比：“創業和打高爾夫相似，都是自己與自己的較量。每次面對的場景可能不同，但揮杆這一基本動作是不變的。所需要的是保持平常心，把動作做得更標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他在著作《思考，快與慢》一書中指出：主宰人的認知系統分兩部分，“系統1”反應快速，依賴直覺，“系統2”懶惰但精確，我們每天都在這兩套系統間切換。

認知慣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備，讓世人常作出非理性行為。而要發現巴菲特口中顯而易見的常識漏洞，則需要慢下來，切換認知系統，所以一貫目標導向的黃崢屢屢感嘆自己對幸福的思考很晚。

2014年，黃崢機械式的認知節奏被打亂卻純屬一場意外。一天，黃崢在飛機上突然感覺頭暈眼花，併產生了嚴重耳鳴，他一度以為自己就要死了，而在此之前，他已經連續三次創業，早已財富自由。

所幸後來經醫生確診只是中耳炎，但這此事件讓黃崢意識到“目標達成和幸福未必是同一件事”。而後來拼多多上市時，黃崢沒有飛去納斯達克敲鐘，也是因為耳朵難以承受高壓。

一位前員工説，“他就把公司交給職業經理人，一個人跑到上海過着單調的生活，大半年，也不消費，就買了一套音響花了幾萬，後來就有了拼單電商的想法”。那段時間黃崢思考了很多人生問題。

他一度覺得健康很重要，設想過病好以後要創辦一家醫院，但最終羅素的《幸福之路》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脈，參透了世人對於真理、幸福和自由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對自由的貪婪呢？”

這種對人性弱點的逆向思維，便是灑在如今拼多多底層分佈式算法之上的催化劑。所以與其治病救人還不如讓人們吃得開心，2015年黃崢創辦的拼好貨問世，而上線的第一款商品就是薯片。

“如果能心甘情願放棄部分自由，篤信自己在一國一地和一個人在一起是好的，會不會更幸福？”一旦讀懂黃崢對幸福的理解，當他在招股書中把拼多多定義為Costco+迪士尼時，便不會覺得奇怪。

要知道，同樣的一句話也曾出現在《美麗新世界》中：“如果人不必考慮幸福的話”，他想，“那會多麼有趣”。當世人以為赫胥黎描繪的是一個寓言圖景的時候，它早已在當下的虛擬世界出現了。

當人人都“心甘情願放棄部分自由”和對真理的追求，篤信自己在同好在拼多多的商業樂園中得到無盡的實惠感，這的確是像是身處一個虛幻的迪士尼世界，幸福無比。

“越深入Google內部，越能意識到Google有很強的通過作惡來牟利的能力”，這是呆了3年後，黃崢對於Google的觀察，“Google的‘不作惡’我覺得是深入基因裏的，不是隨便説説的”。

而當這一界限在黃崢腦中打通時，奇點來臨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拼多多早已不是谷歌的門徒了。

肆

商業VS文明

中國互聯網世界從不缺神話，但是像拼多多這樣快速爆發的不多。

著名產品人梁寧曾總結撐起拼多多的紅利有四條：淘寶商家外溢，古老而有效的拼團模式，低線人羣入網，微信流量的崛起。

梁寧的這個結論是經過拼多多天使投資人胡澤民認證過的，但同時他也認為，所有能夠跑出來的模式一定都是有差異的，都是利用了其他人沒有發現或沒有利用好的優勢。

在拼多多，這個核心優勢顯然就是：“人性”二字。

投資人子柳曾深入研究拼多多的產品設計，並感嘆説裏面很多功能都直擊人心，但實際並不便宜。而這也正是黃崢曾隱晦談論的邏輯，“拼多多的核心不是便宜，而是滿足用户佔便宜的感覺”。

但在運營思路上，拼多多融入了遊戲化的玩法，“不是最直接，但還是有間接幫助”，宓羣稱，“拼多多通過洞悉用户消費需求，把社交關係和產品的顆粒度打磨到極致”。

就像同樣的一塊錢，對於不同的人，價值是不一樣的，當顆粒度打磨到極致，同樣的“便宜的感覺”，在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場景、不同人的價值判斷維度中都是不一樣的。

支撐這種顆粒度的去中心化算法設計，則借鑑了黃崢對谷歌的反思，這被其稱為“理性的靈感：“Google的流量是中心化的，而去中心化的流量是Facebook，但打擊Google的卻是亞馬遜”。

2015年微商崛起後，黃崢發現，在中國，淘寶是中心化的，微信是去中心化的，但兩者是不互通的。除了從微信挖人，黃崢對於微信的理解之深，其實也遠超外界想象，他曾研究過這麼一個現象：

據説曾經曼哈頓的中央火車站每個都被人塗鴉，為了整治這個，市長花了很大力氣，每天去刷一遍，別人塗一點，他也刷全部，反反覆覆很多很多天，塗鴉才逐漸變少。

這個給黃崢帶來的啓示是，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倍於破壞者的代價才能扭轉“風氣”，形成良性運營體系。所以，當後來拼多多在微信這一廣場上塗鴉時，張小龍也只能無奈地稱“存在即合理”。

“淘寶、京東都是搜索引擎式的電商，就是電商版的Google，拼多多更想做一個電商版的Facebook。”從這個層面看，黃崢的確從來沒有把淘寶、京東當做真正的對手。

黃崢對此的解讀在一次商幫辯論會上有所體現，“這個社會人和人之間需要多一層標籤來建立聯繫”。

但與淘寶京東的算法給用户打的標籤不同，拼多多技術負責人、現任CEO陳磊曾解釋過這一邏輯：

“拼多多的算法更關注用户看到商品後的心理和行為，比如和朋友互動分享，不僅僅是點擊和購物。”這其實就是一種思維層面的認知標籤，而打破認知慣性有多難，突破拼多多的算法牢籠就有多難。

但胡澤民稱，“能拉到哪些用户是不可控的，只有等用户聚集後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人羣”，這與黃崢一貫不認同五環內外之分異曲同工，因為極度顆粒化的認知誤區之下，五環內外的人沒什麼不同。

唯一的區別在於供給側。這是遊戲跟電商在思路上的一個差別，黃崢解釋説，不會默認所有進來的人都是這一玩法的目標羣，而是始終在試圖尋找適合這個玩法的用户，尋求的是玩法的迭代和更新。

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拼好貨和拼多多的用户羣的顯著差異，因為二者投餵的是不同層次的商品。而如果説拼好貨對應的只是某個階層，那麼拼多多更像是一個形形色色的社會。

而在這樣一個虛擬的商業社會中，供給端的假貨山寨就如同通貨膨脹一樣，只要不影響系統的正常運行，拼多多是沒有動力去幹預，這就如同黃崢在研究劣幣驅逐良幣時所稱的那樣：

“首先造幣廠希望發行劣幣，其次劣幣的泛濫是每個民眾推動的…自私不團結的個體是無法對賬管理者的強制力…通過利用個體自私的力量來進行財富重新分配降低公共服務成本”

這是黃崢可以將資本主義倒過來的底氣，但是別忘了，作為規則制定者的上帝，是計劃經濟多一點還是市場經濟，黃崢一人説了算。而這畫面，就像劉慈欣的三體中，掌握了權柄的維德會做的那樣：

給文明以歲月，而非給歲月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