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談全面深化改革_風聞

　　 首先我們要回憶一下20世紀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決定，從此就開始全面改革。中間經過八十年代後期一個曲折，到了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起點。這輪改革，使得我們在二十世紀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築了一個更高的歷史平台，迎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但是這仍然遺留了許多舊體制的因素，所謂舊體制我們通常把它叫做計劃經濟，實際上它並不是原來我們所理解的經過計劃進行資源配置，它的特點是保留着原來的行政手段干預，所以準確的説它還不能叫做計劃經濟，人們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經濟，或者叫統制經濟，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半市場經濟。所謂統制經濟遺留下兩個特點，一個是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佔統治地位。另一個特點就是政府對經濟活動有多方面的干預，這樣就抑制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能夠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這個決議説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許多體制性的障礙，所以要進一步推進改革來消除這種障礙。可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如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從一個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向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轉型，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

　　 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是一種過渡型經濟，既有過去的經濟制度因素，又有未來的經濟制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長的問題。於是它就存在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前途就是舊體制的統制經濟的遺產逐漸被消除。政府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務的平台。那麼經濟體制就會逐漸完善起來，就越來越接近於一個以法治為基礎的，或者以法治支撐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性，舊體制的殘餘變得越來越猖獗，就會造成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道路，因為在中國的歷史條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就會變成權貴資本主義。

　　 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消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完善。但是經過這十年，回頭看這個決議執行得不好。大多數人認為主要原因是人們陶醉於21世紀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覺得沒有必要再進行改革，因為要繼續改革就要捨棄舊東西，影響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於是，就出現了改革的停頓，甚至在有些領域出現了倒退。所謂倒退就是説原來由市場起作用的領域被政府代替了。這樣一來，舊經濟因素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強化了，原來存在的兩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一個問題是增長模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模式。1995年制定的第9個五年計劃，要求從粗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靠提高效率，靠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模式轉變。但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這個始終沒能成功轉型，而粗放的經濟經濟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各種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微觀經濟來説就是資源匱乏變得越來越嚴重，環境破壞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宏觀經濟來説，就是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率變得越來越高，藴藏着系統性經濟危機的風險。

　　 另一個問題就是腐敗。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因為有雙重的體制、雙重的價格，一部分價格是行政權力控制的，一部分價格是市場決定的，於是有權力背景的人利用這種雙軌制尋租，叫做官倒現象。到了二十一世紀，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這種腐敗的現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強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產權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規模非常大的資源。利用土地出讓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資金掌握在政府手裏，這個尋租的制度基礎就變得非常大。

　　 政府加強了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管控，腐敗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重，因為權力有價，所以發展出買官賣官的現象，腐敗侵入到黨政軍的軀體之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滿。

　　 十八大做出決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這個決定要求通過十六個方面的336項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樣我們在今年就迎來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那麼，我們要做些什麼事呢？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經濟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就是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336項的大部分都是環繞這個任務做出的，這一句話裏面實際上有五個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個統一的市場體系。政府配置資源是用兩個系統構建組織框架，一個系統是所謂條條，按行業的，另外一個系統是按塊塊的，按地區，這個一體化的市場，實際上是被條條塊塊所切斷了的碎片化的市場。我們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市場的規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個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形成統一市場，但是中國的市場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要求。要建立統一市場，就要消除這種條塊的分割。

　　 第二，它是開放的，我們現在的市場不是對所有市場主體開放的，是分等級的，有所謂的國企和集體企業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異類。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對所有市場主題平等對待、一體開放的市場，他們能夠平等地獲取生產要素。

　　 第三，就是競爭性，競爭性是市場的靈魂，但因為行政權力的干預，各種各樣有行政背景的壟斷出現，這個市場就缺乏競爭性，和權力的關係不同，在市場中不同主體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更嚴重，所以要建立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

　　 第四，因為有各種權力的干預，中國的市場是無序的。經常是紅頭文件治國，而不是根據法律在統一規則的基礎上進行競爭。所謂有序的市場就是説市場體系是建立在規則基礎和法治基礎上。

　　 最後一條，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要進行其他各項改革。比如説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審判獨立，這些都跟建立這樣一個市場有關。如果這些改革能夠順利，那麼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

　　 克服意識形態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礙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非常好，但這並不等於説這個決議通過以後就萬事大吉了。實際上我們現在走上了一個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艱難險阻需要克服，這些阻礙大概主要是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來自意識形態的障礙，因為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是從蘇聯學來的經濟體制，而反映這套經濟社會體制的意識形態有非常深遠的影響，至今沒有經過認真地清理。雖然這種影響在逐漸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為物質利益上的原因，打這個旗號。

　　 當然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還是第二點，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應該説改革30多年來，確實有人在新的體制下靠他的努力獲得利益，不管是勤於勞動還是善於經營，這種利益並不會造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權力取得利益，發財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會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

　　 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權力正是他們發財致富的基礎，或者説是他們的通靈寶玉，自然是不願意放棄的。二十一世紀以來，他們的勢力也變得非常強大，這就使得我們的進一步改革，一定會碰到這種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一些實際的矛盾和困難。因為中國經濟在帶病的體制下運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積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現在經濟發展和進一步改革的困難。

　　 第一就是因為粗放的增長方式，大量的耗費資源，造成了資源嚴重的短缺，現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進口依存度都變得非常高。另外因為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化，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空氣和水都出了問題。

　　 第二個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面我們的貨幣流通總量過大，2001年貨幣流通總量才十幾萬億，現在卻超過110萬億。但在很多市場環節上都表現為需求不足，經濟增速下降。

　　 第三個就是產能過剩，企業經營困難，政府大量投資的結果造成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大量投資造成了產能增長更快，另一方面投資率太高，消費率就太低，所以最終需求不足。現在主要的產品幾乎找不到沒有產能不過剩的了。比如唐山鋼鐵的生產能力超過了歐洲各國的總量，但是銷不掉。所以鋼廠普遍變得虧損，造成國營企業負債和地方政府負債。這個負債率根據去年的統計，國民的資產負債表或者叫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就超過了GDP的200%，一般認為這是一個警戒線。所以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它會造成整個市場系統的崩潰。

　　 所以現在有兩種主要意見，一種意見説應該採取救市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認為不宜採取像2009年的強刺激政策。因為2009年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到現在還沒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資來拉動增長的話，投資的回報一定是遞減的。從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確實是衰減的。儘管如此，最近這幾個星期主張採取刺激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了。

　　 要解決這些困境，一方面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同時還要有巧妙的運作藝術。我們現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樣。1984年時，因為整個命令經濟處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只要採取一點改革措施，它就馬上能解放人們的創造力，提高人們的積極性。我們現在已經初步建立起了一個市場經濟體系，所以面臨的問題非常複雜，而且不斷有新的東西出現。比如影子銀行、網絡金融等問題，這都需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因為矛盾錯綜複雜，糾結在一起，所以你還是要有藝術，不可能四面出擊，而且要能夠研究出問題本質是什麼，重點在什麼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個制度和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

總之我們要在新的政策上能夠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就需要攻堅克難，我想十八大那兩句話説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全面深化改革。那什麼是政治勇氣，就是要毫不動搖地捍衞改革開放的偉大旗幟，要克服來自意識形態的障礙，克服來自既得利益的障礙，講政治智慧。

　　 着力推進改革防止系統性經濟崩盤

　　 就系統性風險，我們現在流通的貨幣量已經是GDP的200%，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這個槓桿率不能再提高，太高了，就是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劍，中長期就有造成動盪的危險。正確的方針就是在保持國民經濟不至於發生系統性危機，就是説不至於崩盤的條件下，着力推進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困難。那麼我們要防止發生系統性危機，可以做些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要停止那些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經濟學基本的約束條件就是資源是稀缺的，在現在資源緊缺的情況下絕不能繼續往裏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報的、有效率的、能夠提高整個經濟效率的投資機會應該抓住，就一定要避免去做無效的投資。

　　 第二，對殭屍企業要停止輸血，有一部分企業實際上已經是殭屍了，而且無望起死回生，但是現在還是在用銀行貸款，用政府補貼維持，這都會是有風險積累的。

　　 第三，就是要動用國有資本去償還一些政府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就是説是負債，但是它在資產負債表裏看不見。比如説我們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那麼像這種東西現在就趕快用政府的資本去把它還了，這樣就可以降低我們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槓桿率和負債率。

　　 第四，就是對一些資不抵債或者有很高負債率的企業要進行資產重整，對那些資不抵債的企業就要實施破產重整，對於負債率太高的企業也要進行資產重整。這樣來把風險釋放出來，把小的風險釋放出來，把大震變成一些小震，不至於引起整個系統的震盪。

　　 第五條，盤活“曬太陽”的開發區等資產存量。徵地卻沒用來開發的很多，盤活這些資產的總量，還可以想其他的辦法，但是這件事一定要做。釋放或者消除一部分風險，使風險不至於積累得太大。

　　 第六，輔之以某些短期政策。當出現了某些地方資金鍊要斷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統性風險的時候，輔之以信貸政策、貨幣政策短期政策。

　　 減税放權，積累小改革匯成大改革

　　 下面我來説説，從小的改革做起，如何帶來好的市場效果。2014第一季度GDP增速繼續下降，就業情況卻比去年第一季度稍好。新增的勞動力基本消化了，登記失業率是維持在原來的水平。2013年，第三產業的比重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這是個歷史性的變化。因為服務業的就業彈性比起製造業要強得多，因為這個結構變化，所以雖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業的情況不但沒有惡化還有改善。

　　 那麼我們就要問了，為什麼從2005年就開始強調，我也在《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裏反覆強調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性，可以説呼籲了很多年，為什麼到了這兩年才發生了變化呢？其實在我看來這就是因為改革。促成服務業開始加速最重要的是兩個很小的改革，一個改革就是2012年1月起從上海開始的營業税改增值税，後來到了七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推廣，2013年就是大面積的推廣。當時國務院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放在一個叫企業減負的項目下，那麼改了以後，上海一改，別的城市都紛紛響應。有人説沒有什麼效果，你這個減負減得不多，而且有些行業税負還增加了，所以有人覺得這個沒有什麼意義。那麼為什麼我們的許多城市都認為這個事情值得做？他們要求都參加這個試點，或能夠很快在全國鋪開，有些可能是看到了短期的好處，就是因為財政部和税務總局主持的這項改革讓與了税。其實有些地方汲汲於這個改革，是從更長遠地看，更本質地看，更動態地看。

　　 為什麼經濟學界的人都非常支持這個營改增呢？營業税是對營業額全額徵税，它的問題是重複徵税。重複徵税從動態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阻礙分工的深化。亞當.斯密説，經濟發展、效率提高最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分工，就是分工深化，這一點其實在服務業裏面表現得最明顯。拿網購來説，網購分化出來多少個產業啊，容納了多少人就業？快遞、結算、廣告設計等等都擴大了。

　　 所以，營改增一個重大好處就是促進分工。分工深化了，企業中的一個環節變成了五個環節，税並沒有增加，如果是營業税的話，五次就分化成五個環節，就要徵收五次税！

　　 另一個改革是2012年從廣東深圳開始的，簡化工商登記，降低門檻。然後在廣東全省試點，這成為本屆政府簡政放權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這一來，從去年的統計來看，新登記的工商企業的數目，許多地方都增加了70%，當然有些只是登記了，不見得有營業。比如説上海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幾，有一部分是衝着自貿區先拿的一個牌照，很多地方都這樣，主要是一些服務業的小企業。這只是我們改革的前奏，在十八大以前就開始了，這些都是很小的改革，這樣小的改革也能起明顯的作用。

　　 我認為像這些例子，應該能增加我們對改革問題能根本解決的信心。當然我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從這屆三中全會到現在已經一個多季度了，我們需要來總結，怎麼能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是最重要的。確定一攬子小的改革，然後政府社會合力把這個改革推向前進。我認為政府總是説我們現在是可控的，儘管應承認是可控的，但是我們要利用在可控的時間裏，把我們這個體制儘量完善起來，從根本上消除導致經濟和社會存在眾多困難和矛盾的根源性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走出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