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科技是如何被忽悠瘸的？_風聞

作者 | 熊文明

編輯 | 劉愛國

數據支持 | 鈦禾產業研究院

全球透視

No.08

1958年的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是二戰結束後的首次「萬國聯歡」，各國都非常重視這個展示國力的舞台，紛紛拿出看家寶貝。其中，蘇聯人展出一台可以由數字程序控制的機牀，豔驚四座，最後被評為金獎，封冠全球。

遺憾的是，蘇聯人很快就失去了這一優勢。如今蘇聯在設備數字程序控制上已經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

這是蘇聯科技的一段「典型」往事，我們還可以找到很多個類似故事。現在來看蘇聯科技發展史我們發現，幾乎所有高光時刻，都誕生於科技創新最活躍的美蘇爭霸年代。

1961年4月12日，27歲的蘇聯空軍上尉加加林駕駛着飛船，繞地球飛了一圈。從把第一顆人造衞星送上天到把第一名活人送上天，蘇聯人僅僅用了三年半時間，這樣的速度，更加深了美國人的不安。

這場深入無人區的太空競賽，**意味着蘇聯的科技工業體系已經從技術引進與消化的初級階段，逐步過渡到通過基礎科學研究進行轉化，從而掌握自主創新能力的新階段。**按照正常邏輯，蘇聯應該自此走上科技創新和科技交流的正循環，像美國一樣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巨大福祉，誕生IBM、蘋果、Google這樣一批高新科技企業。可為什麼蘇聯的歷史會朝着另一個方向滑落而去？

1

消失的電子管：死於沒有未來

1946年，世界第一台數字電子計算機ENIAC誕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此時的計算機符合科幻片中所有的蒸汽朋克想象：足有兩個教室那麼大，兩層樓那麼高，用的都是電子管，一開機能讓附近城鎮因電力崩潰而陷入黑暗。由於電子管是消耗品，在運算過程中可能會隨時爆管，需要一羣科學家圍伺這頭電子怪獸。

四年後，蘇聯人造出了MESM——據説比ENIAC更耐用的另一個電子管巨無霸。彼時的世界，能這樣燒錢造怪獸的，除了美國就是蘇聯。

1947年，世界第一個晶體管在美國貝爾實驗室誕生，吹響了集成電路的號角。蘇聯也沒落後多少，三年後便製造出了自己的晶體管。

1956年，美國貝爾實驗室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全晶體管計算機Lepreachaun。蘇聯依舊不敢耽誤，在這一年研製出硅晶體管，而蘇聯第一台晶體管計算機「明斯克2」也在6年後問世。

**看上去，此時的蘇聯在半導體領域對美國是一種咬合式追趕，美國人搞啥，我就搞啥。**直到1964年，美國IBM公司推出世界第一台集成電路計算機IBM-360。

**這一次，蘇聯人沒有跟進，選擇繼續發展電子管而不是晶體管。**當時，蘇聯科學院院士瓦倫丁阿夫迪夫突破了電子管小型化的技術，讓電子管繼續輝煌了20年。但這一了不起的技術突破，也為日後蘇聯在整個集成電路的發展中逐漸掉隊埋下了伏筆。等到以晶體管為主流的集成電路大勢已成，蘇聯人回過頭再來追趕，美國已經走遠。

小型化的電子管

為什麼會走這樣一段彎路？

**最流行的説法是，以備戰為核心的科技政策讓蘇聯半導體發展迷失了方向。**蘇聯的官僚們認為晶體管無法抵禦核戰中強大的電磁脈衝，從而選擇了受干擾較輕的電子管。

**另一種説法是，冷戰中美國對蘇聯的技術封鎖，遮蔽了蘇聯科學家的技術預見。**選擇電子管道路的並非蘇聯官僚而是科學家，信息不對稱導致其科學預判結果缺乏前瞻性和戰略性，與世界脱節。蘇聯科學院的專家們認為，電子管的小型化才是電子工業迭代的正確方向。

不管是上述哪一種説法，蘇聯人首先在半導體領域自己把自己忽悠瘸了。

若干年後，美國人主導建立起龐大的晶體管世界時，蘇聯人苦心經營的電子管體系便在沒有未來的嘲諷聲中逐步死去。

2

消失的Сетунь：死於計劃

1956年，蘇聯科學院院士索伯列夫牽頭，帶着莫斯科國立大學的9名年輕研究員，開始研製人類歷史上第一台三進制計算機Сетунь。這羣天才青年夜以繼日的探討架構，對這台機器的未來滿是憧憬。

1958年Сетунь樣機研發成功，不久後開始量產。50台投放到高校、科研院所、生產車間，廣獲好評：電路速度更快、可靠性更高、耗電量更少。因為不需要使用彙編語言，維護和操作也更簡便。Сетунь的訂單一時如雪片般紛沓而至，其中不少還是海外訂單。

一切都很順利，除了這台三進制計算機屬於計劃外產物——Сетунь的研發並非自上而下發起，只是一羣年輕研究員的美好願望：給高校、研究院和生產部門提供物美價廉的計算機。

1970年，研究員們推出新一代Сетунь 70，建立三進制字節，進一步優化了三進制特性。不曾想，這竟成絕唱。

Сетунь 70計算機

體制官僚認為Сетунь過於科幻，並不適用於冷戰環境下的計算需要，而勒令其停產。Сетунь很快陷入窘境，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生產工廠倒閉，市場地位隨後被體制內生產的二進制計算機取代，而後者的價格是Сетунь的2.5倍。

Сетунь死於蘇聯僵化的官僚體制和計劃科研。

日後有眾多科學家惋惜，三進制計算機研究的停止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損失——相比我們現在使用的二進制計算機，三進制具有相反數的對稱一致性，因而架構要簡單、穩定、經濟得多，指令系統更便於閲讀，同時也非常高效。

三進制真正具有前瞻性的地方是對「模糊數學」的應用：符號1代表真；符號-1代表假；符號0代表未知。這是比二進制更接近人類大腦的思維方式，因為命題不一定是真或假，還可能是未知。

模糊數學的起源同樣可以追溯到蘇聯。模糊數學的創始人查德教授，1912年出生於蘇聯巴庫，1944年移居美國，1965年發表《模糊集合論》時已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

模糊數學可以解答人類一個普遍的疑惑：現代計算機已經可以進行比人腦複雜得多的運算，為何在推理和判斷上有時還不如人腦？

現代計算機具有二元邏輯的侷限性，無法對事物的不確定性進行處理。而人腦天然能接受模糊性信息，並對此做出評判。三進制計算機如能發展至今，可能會是人工智能更優的算法基礎。遺憾的是，在人類科技史上靈光乍現的三進制計算機，如今已經徹底消失。留給後世的意義，可能就是啓發了荷蘭計算機科學家艾茲格·W·迪科斯徹關於「結構化程序設計」的思想。

如果Сетунь繼續發展下去，今天定義人工智能技術的可能是蘇聯人。

3

消失的ЛК-1：死於無人買單

1973年4月3日，摩托羅拉工程師馬丁·庫帕站在曼哈頓街頭，測試一個磚頭般的設備，這就是公司投入1500萬美元、花費十年時間研製的移動通信產品Dyna-TAC。據後來著書者記載，人類正是從此刻起開始邁入移動通訊時代的。

事實上，早在大塊頭Dyna-TAC誕生的16年前，蘇聯工程師庫普里揚諾維奇就發明了ЛК-1型移動電話。1958年經過改進後的Dyna-TAC重量僅500克（含電池），外形精簡至兩個香煙盒大小，可在城市裏任何地方撥打，可接通任意一個固定電話。到60年代中期，庫普里揚諾維奇的移動電話已能夠在200公里範圍內有效工作。

但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ЛК-1型移動電話沒有幸存下來，移動電話的歷史又是屬於美國人的。

ЛК-1因為並沒有那麼燒錢，沒有遇到像Сетунь那樣強大的阻力。蘇聯官僚只是對ЛК-1不感興趣罷了。而「不感興趣」在當時的蘇聯社會經濟環境下，也足以「殺」死ЛК-1。

蘇聯人發明的移動電話

庫普里揚諾維奇給自己的發明做了一番評估，這個產品如果要保證量產，單價要到300至400蘇聯盧布。這在當時並不是一筆小錢，足以買一輛摩托車——除非蘇聯政府和大企業為之買單，否則僅僅依靠當時蘇聯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是沒有出路的。

對比看同時期的美國，IBM-360研發出來後，美國太空總署、五角大樓、商業銀行、航空公司爭先恐後訂購，短短兩年時間就把IBM公司養成了美國十大公司之一，奠定其全球計算機霸主地位。

ЛК-1死於沒人買單。

30年後的1987年，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6月全會報告中説：

「科技停滯不是由於缺乏科學成果, 主要是國民經濟接受新事物不積極。」

但戈爾巴喬夫沒有講透的是，為什麼國民經濟接受新事物不積極？

因為當時蘇聯的國民經濟狀況是：「輕工業+農業=重工業的1/3」。

農業和輕工業落後，國民經濟發展嚴重失衡，人民消費水平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工業強軍而非富民，社會享受不到科技發展的成果，反為所累。人民連吃飯都成問題，哪裏還有錢去消費科技產品？

蘇聯70年代發明的洗碗機，同樣未能普及

反觀同一時期的美國，已經通過「軍民融合」，將國防科技工業的根基悄悄的紮根進國民科技工業的土壤中，同時通過「技術下海」，將軍工體制外溢的先進技術惠及全民。（參見前文：《美國科技下海往事》）

另一邊，前好萊塢著名演員里根總統，通過「星球大戰」計劃繼續忽悠蘇聯人，讓戰鬥民族全國上下開足馬力生產飛機導彈。

當蘇聯領導人終於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美國人的擔架已經送到了家門口。

4

暗中標好價格的「技術移植」

其實早在列寧時代，美國人便賣了一副拐給蘇聯人；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美國人又悄悄賣給了蘇聯人一台輪椅。

當發現在集成電路上走的彎路後，蘇聯官僚們急於追趕，找到一條捷徑：用錢從歐洲買計算機回來仿製，這比自己研發更快，也更便宜。這種仿製和抄襲，在學術上有個名詞叫「技術移植」。

僅1971至1975 年間，蘇聯從西方國家引進技術設備100 多億美元，購買技術許可證 233 項。一批批進口貨被運進了高爾基汽車廠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市面上隨即出現仿製品。

技術移植並非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新腦洞。二戰前的蘇聯，就是依賴於技術轉移建成了自己的工業體系。有趣的是，這是各國都不願提及的一段過往。

1973年，美國學者薩頓出版了一本書《悄悄的自殺——美國對莫斯科的軍事援助》。從書名來看，就知道當時的美國人對這段歷史持何種態度。英國對這段歷史也耿耿於懷，覺得美國對蘇聯遠比對同門兄弟慷慨。

**然而，美國的慷慨並非慈善之舉，蘇聯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十月革命後，列寧把吸收歐美技術和資本作為「首要任務」，將礦山、森林、油田等租讓給外國資本家經營，以為換取西方的資金和技術。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和設備更是規模空前。

著名的蘇聯三大鋼鐵基地，馬格尼託格爾斯克鋼鐵廠（馬鋼）、庫茲涅茨克鋼鐵廠（庫鋼）、扎波羅熱鋼鐵廠（扎鋼）幾乎全為美國援建，其中部分設備來自德國。

戰前蘇聯最大的汽車廠——高爾基汽車廠也是由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援建的。

戰前蘇聯四個拖拉機廠中的三個是美德援建的，其中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先在美國建好，拆運到蘇聯，再由美國人和德國人重新組裝。

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

為蘇聯工業提供重型機器設備的兩個主要工廠：烏拉爾重型機器廠和克拉馬托爾斯克工廠也都是由西方國家援建。30年代蘇聯最大電站第聶伯電站，設備均來自美國、德國和英國……

**蘇聯在這一輪技術移植過程中初步建立起工業體系，完成了從農業大國到工業大國的轉型。**這個甜頭讓後來的赫魯曉夫也念念不忘，便是在美蘇冷戰時期，他也曾公開提出希望用美國的資金來建設共產主義，表示願意「從魔鬼那裏取得貸款」。

勃列日涅夫時期，美蘇關係緩和，技術移植重新開啓。倚靠着技術移植，此時的蘇聯科技依然維繫在一個比較高的水準上，例如80年代，蘇聯在「東芝T1100 Plus」的架構上研製出蘇聯首款便攜電腦。

只是這些來自西方的贈禮，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5

壓垮駱駝的「反移植」

伴隨「移植」而來的是「反移植」。所謂反移植就是防止本國的先進技術被他國竊取。

西方國家的反移植主要措施是對蘇聯嚴加防範，通過技術圍堵，讓蘇聯抄襲到的儘可能是已經過時或正要過時的技術。

**而蘇聯的反移植方式則是揮刀自殘，人為阻塞「軍轉民」道路，導致蘇聯的絕大多數發明無法進入國民經濟領域。**科技樹上花開滿枝，卻無法在國民經濟中結出碩果。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企業裏的科研人員佔74%，這一數字在蘇聯只有12%。企業創新的人才要素喪失，主動性被抹殺，科研和生產嚴重脱節。很多蘇聯科學家的一生，要麼窮困潦倒甚至被清算，要麼流亡到西方國家，成為抨擊蘇聯模式最猛烈的一羣人。

而此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在DARPA（高等研究計劃局）的支持和「政商旋轉門」的助推下，大量在國家戰略計劃之外受到冷落的科研項目，卻在社會營銷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學家紛紛「下海」，成為社會活動家和企業家。微軟、蘋果、谷歌、Space X等硅谷傳奇，都肇始於此。

**此外，「反移植」也極大限制了科技成果發佈和科技交流。**在蘇聯，發表任何學科的論文，都必須有六個專家簽字的特別證書。任何著作出版，都必須經過專門委員會認定為「非機密」，有專門的審查委員會統一管理。

科研領域苛刻的保密制度，進一步加劇了各機構之間的自我隔絕，產學研分離，效率低下。科學院主要進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只佔兩成；工業部門的研究必須依靠獨立的研究所來進行。蘇聯學者紛紛感嘆他們的知識成果物化長達10至12年。相比之下，美國平均為5年，日本為3年。

再看同時期的美國，已經催生出斯坦福和硅谷這樣的產學研綜合體範本，在科技繁榮的道路上一騎絕塵。

如果説「對手封鎖+自我封閉」是戳瞎雙眼；高度依賴技術移植滋養出的「創新惰性」就是自廢一腿；為了反移植而強行堵塞技術成果轉化通道則是揮刀自殘。

為了追求形式上的快和多，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聯官僚體制奉行赤裸裸抄襲和仿製，「造不如買」的聲音甚囂塵上。舉全國之力發展的基礎科學研究被束之高閣；培養的大批優秀科技人員淪為拆機組裝、「山寨」產品的技術工人；原本已經走上自主創新道路的蘇聯自己坐上了輪椅，重回技術依賴的老路。當時在蘇聯科研機構內最流行的一句話是：

「請給我樣品，我就能造出來! 」

當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被扼竭時，驅動科技發展的引擎失速，經濟也隨之迅速滑落。

蘇聯解體已經三十餘年，俄羅斯至今仍在舔舐蘇聯當年遺留的痛楚。民用工業落後的局面仍然沒有改變，當年不可一世的科技工業優勢，也隨着科學技術的飛快迭代、基礎設施的陳舊老化、前一輩人才的老去而逐漸喪失。

1991年8月，蘇聯人在巴倫支海舉行了一場名為「河馬二號」的軍事演習，在北方艦隊司令薩里尼科夫少將下令後，16枚重達數十噸的「輕舟」洲際導彈依次傾瀉而出，總耗時224秒。這是已經面臨崩潰的蘇聯人為了震懾西方宵小之輩，發出的最後一聲竭力怒吼。

這場被稱為「末日彩排」的軍事演習結束後兩週，蘇聯解體。

我們不得不付出代價，為蘇聯經濟體制所固有的過分依賴原料工業和國防工業而損害日用消費品生產的發展付出代價；為不夠重視現代經濟的關鍵部門，如信息、電子和通信付出代價；為不允許產品生產者的競爭付出代價，這妨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俄羅斯經濟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為限制甚至壓制企業和個人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付出代價。今天我們在收割那幾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質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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