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鋼 | 清王朝對疾疫的認知與應對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清統治者對於流行疾疫的認知，大體上仍停留於天人感應的範圍內，對於季節和環境等引起疫病，也有一定認知。同時認定人羣聚集、戰爭和災荒等都是促成疫病流行的原因。清政府應對流行疫病的慣例和舉措，除了特別關注痘疹外，還包括疫情上報規矩、季節性清理監獄、關注軍隊疫情等。在京畿地區和各地，由官員和政府機構在中央支持下進行疫情救治，同時對疫區進行錢糧蠲免，對參與其中的士紳進行褒獎。這類舉措既有富有成效的一面，也有流於形式的情況。

作者簡介：潘洪鋼，湖北省社會科學院 文史研究所研究員。文章原刊：《社會科學動態》2020年第5期。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上古以來，中華民族的文字記錄中，已有關於疾疫的記載。至明清時期，中國人對於流行疾疫的認知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如明末清初人吳有性從醫治瘟疫的實踐中總結出疫病性質，“瘟疫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其傳變有九，或表或裏，各自為病。……其間有與傷寒相反十一事，又有變證、兼證，種種不同。”近年來，在醫療史、社會史的研究中，關於疾疫救治的具體研究不斷深入，清代醫療史的討論中，具體對某時期某次瘟疫的具體研究，為數不少，但總體上觀察專制王朝對疾疫的應對，似嫌不足。有清一代，僅《清史稿》的記載，自順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2）的228年中，即發生較大的疫情300次，不可謂不多。其間，清王朝統治者對疫病的認知與應對，亦應為學人研討與關注。本文僅就清王朝最高統治當局對疾疫的認知與應對，作一點初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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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與歷代專制王朝趨於一致的認識是，疾疫的發生和蔓延，與國家政治是否清明密切相關，瘟疫的發生和蔓延往往是上天示警的表現。順治十七年上諭中説，“朕統御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今上天示儆，亢旱癘疫，菑眚迭見，寇盜未寧，民生困瘁，用是痛加刻責，實行省改。”顯然，在清廷最高統治者眼中，疫病頻發，是政治不清，上天示警所致。這種認識並非孤立的表述，入關後諸帝歷來都有將疫病流行與政治掛鈎的表達。康熙帝諭曰：“陰陽不和，蓋由人事失當。思欲感通，必須處置得宜。”而雍正帝將此類對災疫的認知推演到極致，雍正六年四月，針對山西部分地方水旱失調，“流行疫氣，户多沾染”的情況，當地官員“虔肅修省，設壇祈禱”。雍正帝在官員的奏摺中批示説，“大凡祈禱，先當省察吏治刑名，有無寬猛失宜，致乾和氣，勤恤民隱，返身思過，此為最要。若徒飾儀文，以私心求籲，究無益也。敬之，敬之。”顯示出將災疫等與吏治刑名聯繫的思路。同年九月，雍正帝從佔書中得知河南陳州等地可能會發生災情，如果三日之內得雨則災情得解，即致函田文鏡詢問具體情況，並説，“陳州系河南地方，田文鏡居官清正，其境內不應有災。……天人相感之理固應如是。”在批覆河東總督田文鏡的奏摺時，雍正帝指出，“從來善政可以消災，乃自然之理也，天道感應不爽，朕信之最確。”此類硃批，為清帝親筆，聲稱篤信不疑，是將天相示警與災疫聯繫的明確表達。後世諸帝，亦多有此類思想。直到同治時期，京師瘟疫流行，仍然稱為上天警示，“且自上月以來，京師疫氣盛行，至今未已。朕雖年在沖齡，實深恐懼。茲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天人交儆，必政令有闕所致。惟當上下同心兢惕，益自修省。”甚至在與太平軍交戰的前線，軍中發生重大疫情，也認為是天示警告，“意者朝廷政事，多有闕失，上幹天和，惟有齋心默禱，以祈上蒼眷佑。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為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

所謂上天示警，上幹天和之類説法，將疾疫流行歸為天意示警，當然是一種傳統思維，但也應看到，傳統社會政府專制之下，從來災疫均與人禍關聯，互為推進因素。清代統治者的這種認知，雖然不是從根本上和疾疫發生的原理上的認知，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也不無道理。

清朝統治當局也普遍認為疫病的流行，往往由季節與環境變化所致，因此也是一種“時疫”。雍正帝曾明確説，疫病是一種傳染病，是一種“時氣”或“時疫”。雍正六年，江西發行疾疫，雍正帝寄信詢問，“聞得江西去年冬傳染時氣數月，為何不奏聞？”並於地方官回奏中硃批：“今通省時氣流行，系陰陽愆和所致，所關匪細”。而江西巡撫布蘭泰的奏摺中也報告，“伏查江省上年冬令多暖少寒，陽氣未斂，以致冬春之交，民間疾病時作。”至於布蘭泰奏摺中説，老百姓開春耕作之後，疾病即消失，聲稱民間疾病是由於老百姓“農隙之後，飽食貪眠所致”，雍正帝則認為完全是“小兒噫語”罷了。顯然，雍正帝認為，冬春之際，季節變化，疾疫流行，與“時氣”相關。

時氣與時疫的認知，最多的説法是夏季。康熙三年五月，康熙帝諭曰：“天氣炎暑，穢氣薰蒸，轉成疫癘”。康熙十九年，直隸等地發生饑荒，災民向京師聚集，康熙帝下令增設賑廠，同時也擔心“天所漸向炎熱，老幼羸弱，聚之蒸為疾疫，轉益災沴，朕甚憂焉。”康熙五十三年，在塞外避暑的康熙帝下令整治京師監獄，其原因也是“當茲盛暑。恐致疾疫。軫念及此。不勝惻然。”清代歷朝皇帝關於暑熱導致時疫的説法，記載中時有所見。乾隆五十八年七月諭，“此間自入秋以來，天氣暑熱，較夏令更盛。而初八日得雨以後，旬餘未經續獲醲膏。想京師人煙湊集，自必更熱。小民等或因溽暑藴蒸，間有疫病，亦未可定。”道光帝也曾多次提及暑熱與疫情的關係，“本年八月，天氣尚覺暑熱。京城內外，兼有時疫流行。”

清廷認識所及的其他一些造成疾疫流行的原因，如人羣聚集、戰爭、災荒等等，都會造成或促成疫病流行。康熙末，山、陝等地大飢，令朱軾等赴災區，“饑民流徙，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出資以贍者得題薦；饑民羣聚，易生癘疫，設廠醫治。”顯然是將人羣聚集作為疫病的一種成因。乾隆十七年，京師與直隸等地久旱併發生蝗災，乾隆帝即下令查問災情，並關注是否出現疫情。據奏報，“其居民並無因暑生疫之處，再各屬飛蝗，撲捕已盡。雖有蝻子續生，亦隨起隨撲，不至為害。”疾疫與水旱蝗等災害往往並行，互為次生災害，這一點也為當局者所認知。戰爭與疾疫並行，戰事往往也促成災疫，乾隆三十九年，清廷平定山東等地民變，乾隆帝聞聽居民歸還舊城，即下令儘快處置戰爭屍骸，“前據舒赫德奏，舊城街巷賊屍填積塞路。昨楊景素奏，舊城居民歸還者已四千餘户，自仍須聚處於此。若令屍骸積久，穢氣鬱蒸，春融以後，恐易染成疾疫，不可不速為妥辦。”戰爭會造成或促成傳染病流行，已是普遍的認識。天災往往與人禍並行，也是常見現象，道光初，山東發生瘟疫，蔓延漸廣，一時謠言四起，“德州等處有匪徒乘間倡言，七月初一二日有鬼打門，應者必死。遂致居民互相傳惑，終夜倉皇。東昌一帶又傳有邪匪偷翦辮髮，採割幼童幼女。及途遇菜挑面擔，乘間拋散藥包之事。又有居住濟寧州東關之光棍黃二，平素畫符治病，綽號黃半仙，於七月初十日前後，起意乘災詐財，捏造連毛僧、妖鬼名目，夥同惡匪，炫人聽聞。夤夜入人院宇，自稱妖鬼，肆意奸盜。”天災盛行，必有人禍，也成為清代統治者的基本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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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疫的應對方面，清前期最重視對“痘疹”的處置。清朝貴族及作為統治基礎的八旗人口，來自關外，對俗稱“出痘”的天花特別敏感，不能不高度重視。清初諸帝多有避痘之舉。順治八年諭，“近日痘疹甚多，朕避處淨地，凡滿漢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內而赴各該衙門，外而赴各該地方官告理。” 康熙帝幼年時亦曾避痘於外，“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母護視於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歉之處。” 痘疾成為清代大事，不僅皇帝、皇族，旗籍人口特別重視，即使是外藩蒙古諸部頭領、西藏王公喇嘛、甚至東北索倫等部首領，如需進京，均須考慮是否曾經出痘一事。康熙以後，推行疫苗，行之有效，清廷對出痘一事的恐懼，似有減輕，但終清一世，出痘一事，仍不免多有顧忌。如乾隆時仍有皇子死於天花。

有清一代，對於傳染較廣，影響較大的疾疫的應對，雖無制度上的硬性規制，卻也有約定俗成的慣例，有一定規律可循。約略言之，有如下數端：

其一，原則上各地出現疫情，必須及時上報中央。

清代皇帝亟於北狩、南巡、承德行圍和出關祭祖，其間，瞭解各地方情況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很多時候，深居宮廷的皇帝，常常鼓勵臣下報告地方情況，秘密奏事的奏摺制度就是在此種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地方官員因公出差或赴外地上任，按慣例是要將沿途地方的天氣、農業收成、物價及當地官員的官聲等情況，及時奏報給皇帝的。在任的地方官員，當然也須將所在地方情況上報中央。在這一類報告中，各地疫情的報告，是重要內容之一。很多時候，這種報告制度，成為官員的基本職責，即康熙帝所説的，“督撫為地方大吏，凡水旱災傷及疾疫之處，即應據實陳奏，屢有明旨。”有時候，官員遇疫不報，朝廷也會下旨查問，如康熙四十八年九月，諭令查問江南與浙江兩地，“今年兩省疾疫盛行，人民傷斃甚眾。雖該省督撫未經奏聞，而朕訪知災病之狀，深用惻然。”乾隆元年，下旨查問陝西災疫，“又聞陝省亦不為大收之年，而且年疫盛行，汝等何無一言奏及耶。將此諭與查郎阿、劉於義並觀之。”

一般情況下，疫病奏報是一種慣例。清代官方文獻中此類奏報文件數量很大。雍正六年，朱綱出任福建巡撫，上奏將赴任沿途見聞一一報告，“臣一路見禾苗滋長，可卜豐收。但聞民間疫氣尚未全消，皆由湖南、江西傳染。”雍正硃批奏摺中，此類報告地方收成，災疫情況的奏摺比比皆是。即使是剛剛改土歸流的土司地區，也要注意報告災疫情況，如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桑植、永順地方，前偶有時疫，自八月以後，疫氣漸消，人民現已平復。”甘肅巡撫報告雍正六年五月西寧等地“因雨水稍覺愆期，疫癘流行，兵民皆有傳染。臣仰體皇上敬天勤民之至意，隨行令布政使率同文武官弁，虔誠祈雨，一面配合太乙避瘟丹，廣行施濟。臣又配合祛疫丹茶，在寧分發。各營弁兵凡有傳染者，三五日即皆痊癒。”雍正帝在折中硃批道：“今歲時氣遍處傳染，為從來所罕聞，猶幸天心慈愛，所染皆輕而愈亦甚速，所以不至傷損人民也。”很多時候，不僅百姓疫情要上報，與生產密切相關的牛畜疫情也是報告的內容。如乾隆三年三月，“四川巡撫碩色奏，四川牛疫，請酌借倉谷，為買牛之需。得旨，知道了。牛疫之災，川省每有，當思何以消彌方好。”

應當提到的是，疫情上報在清代只是慣例而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一種制度，因而隱匿或忽視疫情不上報的官員，有人受到懲治。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安徽巡撫劉光美，於地方災傷，隱匿不報，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劉光美着降五級調用。” 而許多隱匿疫情的官員並未受到懲治。

其二，疫情多發時期或季節，清廷往往會檢查刑獄。

這種應對方式，與當時對瘟疫成因的認知是相聯繫的。康熙七年，雲南道御史黃敬璣奏稱雨水不濟，應當清理刑獄：“刑獄一節，上關天心。自今春徂夏，雨澤愆期，則清理刑獄，誠第一要務也。請敕內外問刑衙門，凡一應刑名，早為審結。除獄中重囚照舊監錮外，其餘一切情輕罪薄、及牽連等犯，即行保釋。務令獄無冤滯，則和氣可以致祥。”並引順治時成例為依據，“又查，世祖章皇帝時，曾有熱審之例，原慮暑天獄囚易致疫斃，故減等速結。今當此亢暘，尤宜舉行，以答天心。”所奏立即得到批准，康熙帝同時下令將此推廣全國各省，立即清理刑獄。這種作法為清代歷朝遵循，直到同治時期，清軍與太平軍已激戰十數年，天災人禍並行，嚴重的瘟疫導致戰爭影響地區人口鋭減，下令順天府、步軍統領衙門和刑部等立即減等審結各案，理由仍是上天示警，“前因京師時疫未除，諭令在京問刑各衙門，趕緊清釐庶獄，迅速次第結案。現在星變頻仍，上蒼垂儆，彌災之法，尤重恤刑。允宜格外推恩，以承天戒。”

這種以天變為理由的整治刑獄，也成為清代的常態。很多時候是以“時疫”為由進行大掃除。如嘉慶二十三年，河南省監獄出現三名犯人先後死亡的事件，經調查並無虐待犯人的事件，於是下令，“該臬司應亟飭令管獄官，率領人役埽除穢惡，或散給藥餌，趕緊清理。人命至重，慎勿怠忽從事也。”同年，雲南建水等地發生監獄囚犯死亡五十一人事件，下令“該督撫務飭該州縣官，督率伕役埽除穢惡，散給藥餌。上緊清理，人命至重。不可稍有怠忽。至該管獄官，查明並無凌虐情弊，俱著免其開參。”

其三，關注軍隊疫情，有時也會由中央直接採取措施進行防治，並賞恤因疫而亡的將士。

軍隊是國家統治的柱石，而戰爭環境殘酷，在舊時醫療條件下，戰爭雙方極力征戰，也極易引發疾疫。康熙二十年，湖廣提督報告所部軍隊入川后“多患病疫”，康熙帝即下令，“徐治都標下官兵，進剿四川，效力日久。今哈佔已經回川，將餘治都所屬官兵，著令速回湖廣。”有的時候，朝廷也會直接派出醫務人員赴軍中控制疫情。康熙二十年八月諭，“聞雲南官兵疾疫甚多，彼地苦無良醫，其令太醫院醫官胡養龍、王元佐馳驛前往調治。”有時軍方將領甚至也會直接向皇帝開口討取藥物，以保證軍隊的戰鬥力。乾隆五年，大兵進剿湖南城步地區少數民族，帶兵將領向乾隆帝討取藥物，要求循乾隆元年大兵進入貴州的先例，頒給藥丸，“再乾隆元年貴州古州之役，皇上賞賜官兵平安丸，治山嵐時氣甚效。今適當暑月，恐有時疫。仰懇賞賜，以備不虞。”朝廷有時也允許前線將領直接將染病的官兵撤回，以保存軍隊力量。如道光十三年楊芳率軍進入涼山彝族地區，官兵染病較多，直接撤回部分官兵，“又據奏，連日大雨，銅河異漲，雨盛暑熱，官兵染患時疫。楊芳現撤患病兵丁二百五十餘員名。”

軍中疾疫對戰鬥力影響極大，最嚴重的如太平天國時期，交戰雙方因流行瘟疫減員嚴重，“茲據奏稱，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各軍死亡相繼。猛將如黃慶、伍華翰等先後物故。鮑超與張運蘭、楊嶽斌等均各抱病。軍中甚至炊爨寥寥。”對於軍中疫情，一般指令帶兵將帥加緊醫治，“該將士等為國剿賊，馳驅況瘁。近因師行山谷，枕戈露宿。飽受煙瘴，以致傳染疫氣，物故頗多。覽奏之餘，曷勝憫惻。著左宗棠宣佈朝廷德意，多方拊循，妥籌醫治，給發餉需，俾得迅消沴癘，益資飽騰，以副軫恤戎行至意。”對於軍中因疫而亡的官兵，按照陣亡條件予以賞恤。乾隆元年，大軍征剿貴州苗區，對於從四川調來的染病身亡的土兵，帶兵將領張廣泗奏請按陣亡例之半給予賞恤，“此等土兵遠調到黔，奮勇宣力，因染疫病故多人，深為可憫。着照張廣泗所請賞恤。”嘉慶元年下令，調赴湘西作戰的兵丁，“其有因瘴身故者，均着奏聞，照陣亡例交部賞恤。”

其四，最重要的一點是，地方上發生疫情後，清廷一般會責成當地官員施藥救治並開展賑濟。

災疫通常並行，大災必有大疫，因而清廷對疾疫的關注與救治往往與救災並行。

在京師及京畿地區，由朝廷指派京師官員及相關機構救治，有時也會由清廷直接指派太醫院等機構配合治疫事宜。康熙十九年，京畿大飢，災民聚集京師地區，廷議“饑民內有疾疫者，令五城作何給以藥餌，醫治拯救。……其饑民內有患病者，應令太醫院及五城醫生診視、遣員管理。”在災情持續的情況下，“命五城粥廠再展三月，遣太醫官三十員分治饑民疾疫。”京畿地方發生疾疫，以京師為中心並由步軍統領衙門及順天府等機構處置相關事宜，也成為傳統。如道光元年，“京城內外時疫傳染，貧民不能自備藥劑，多有倉猝病斃者。”“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慎選良方，修和藥餌，分局施散，廣為救治”。疾疫流行期間死亡者，由政府具棺收殮，“掩骼埋胔，王政所存，並著設局，散給棺槥，毋使暴露。俟疫氣全消之後，分別報銷。”有時候這筆救治款項會由內務府拿出，道光元年，“以時疫流行，發廣儲司銀二千五百兩，分給五城，為製備藥料棺槥之用。”這相當於從內廷或者説從皇帝的口袋裏開支治疫經費。京師重地，天子腳下，步軍統領衙門和順天府為首，加上京城本身較好的醫療條件，有時甚至有太醫院的支持，其應對疾疫的能力確實遠勝於地方。

在地方則由當地官員直接負責救治與賑濟。康熙十八年初，“河南巡撫董國興疏言，陳留等二十一州縣，災疫並行，請發州縣存貯米粟賑救。得旨，著先差往汝陽等處賑濟官員，會同該撫，速行設法賑濟。”救治疾疫，系地方官員基本職責，一旦地方上發生疫情，朝廷都會查問地方官員的救治措施與效果，乾隆四十九年，靜寧、隆德一帶發生疫情，朝廷立即下旨詢問地方督撫，“瘟疫既已盛行，則靜寧、隆德一帶良民亦必有沾染疾病者，該督曾否設法施藥療治，並如何量予拊循之處，朕心深為廑念。”與此同時，考慮到此地臨近陝西，下旨查問陝西地方官員，“又靜寧、隆德以東，毗連陝西，該省是否亦有沾染瘟疫之處，並著傳諭畢沅，查明據實具奏。”地方官員捐資救治不足，動用官帑或由朝廷批准其動用之款項由政府承擔，成為一種常態。道光元年秋，西安一帶“瘟疫盛行”，地方官員朱勳等捐資施治，適逢科舉考試，“應試士子，因病身故者，共有若干名？其民間傳染者想復不少。朱勳等現在捐備藥餌散給，如有不敷，即於該省存公項內酌量動支，交該府縣等而下之製備棺藥，妥為散放，以全民命而示矜恤。”動用公帑也是慣例，如道光七年，“浙江疫癘，製備丸藥，兩年內約用銀五千餘兩，刊刷救急方五萬餘部，約用銀四千餘兩。”

與治疫同時進行的，通常是賦税的蠲免。清代自康熙中起，有各地輪蠲和普蠲錢糧及因災蠲免等措施，如果不考慮此後整個清代的賦外之賦和陋規之類的雜項，至少在表面上，政府的減負措施還是非常可觀的。而疾疫流行往往與水旱災荒並行，因疫而蠲免也成為清代應對疫情的重要內容。康熙七年，“以甘肅寧州、安化等五州縣及慶陽衞，康熙六年分，民遭疾疫，將丁銀豁除，並免地畝賦額一年。”乾隆六年諭，福建閩縣侯官等地，“乾隆三年、五年，該地方又值歉收疫氣，民力輸納維艱，是以懸欠至今未楚，朕心軫念。著將此項銀谷全行豁免。俾閭閻無追呼之憂，得以肆力於春耕。”

地方上參與治疫的士紳人等，也往往受到朝廷表彰。雍正十一年，江南沿海地方水災並有時疫，“紳衿等復捐施方藥，資助米糧。似此拯災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恤之誼。風俗淳厚，甚屬可嘉。著該督撫宣旨褒獎。將捐助多者，照例具題議敍；少者給與匾額，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並造冊報部。” 實心治疫的地方官員也往往贏得好官聲，漢軍旗人張綏遠曾任廣西思恩知府，“歲荒捐俸賑濟地方，疾疫施藥調治，全活甚眾。仕至陝西西寧道按察副使，崇祀廣西名宦祠。”歷史上此類官職不高而有清官名聲者，多與救治疾疫相關。而以醫術聞名者亦復不少，福建長樂人陳念祖，乾隆末舉人，多有醫書著述，“嘉慶中，官直隸威縣知縣，有賢聲。值水災，大疫，親施方藥，活人無算。晚歸田，以醫學教授，門弟子甚眾，著書凡十餘種，並行世。”是即所謂青史留名者，與清廷依賴地方政府治疫的政策亦相輔相成。

同治、光緒以後，西式檢疫與防治疾疫方法開始傳播，但其與傳統中醫的矛盾與生俱來。光緒中，上海的西式檢疫被稱為“以西法治中人，慘酷異常，多至殞命。”西醫真正參與乃至主導的治疫工作，主要還是1910年東北三省的鼠疫事件。然而，當疫情得到防控，傳播終於被阻斷時，大清王朝也已走到了他自身的終點，民國的曙光已經升起在東方的地平線上。

總體上看，清政府對於流行疾疫的認知程度，很大程度上侷限於古代天人感應的範圍。對季節與環境變化引起疾疫的原因，也有一定認知。在長期的統治中，也形成了一些應對措施與慣例。這類應對舉措，有時是有效的、及時的，也有很多時候，是浮於表面和做樣子的，許多時候地方官員在疾疫過後才向朝廷報告，甚至是事後被中央發現並查問時才報告疫情，而這類官員多未受到相應的懲治與處理。專制時代的統治階級所謂關心民瘼，不過如此。至於近代以後，西式防治方法的傳入和推廣，也是在與傳統救治方式的矛盾與衝突中逐漸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