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常娜 |南海話語權建設的關鍵是要爭取到更多的國際盟友、話語盟友（上）_風聞

【編者按】7月13日，美國國務院發佈了一份針對南海問題的聲明，外媒稱之為“美國首次就南海領土爭議公開表明立場”。這標誌着美國扔掉了以往“不選邊，不站隊"的立場，也是美國"制衡中國”手段的再次升級。南海問題，不僅事關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更關係到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是中國不容侵犯的核心利益。本組文章將近期刊發於《探索與爭鳴》雜誌，為深度剖析南海問題，本公眾號特提前編髮，供讀者思考。

南海話語權建設的關鍵是要爭取到更多的國際盟友、話語盟友

朱鋒 | 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特聘教授

常 娜 | 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本文近期將刊載於《探索與爭鳴》

原題《中美大國競爭與南海話語權建設》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圖片來自網絡

近 10 年來，南海問題已經成為中美關係中最為突出的話題之一。美國政策界和學術界普遍認為，南海問題是在國內政治走向之後，影響美國的中國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第二大因素。從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到特朗普政府，中國的南海維權與維穩行動，開始實質性地被美國視為是中國想要“改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試圖通過“修正主義國家行為”來改變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版圖的代表性“例證”。

然而，中國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和相關的海洋權益具有無可辯駁的法律和歷史依據。美國在很長時間內認為美國的南海政策是不介入南海沿岸國的主權爭議，只是表達對南海地區穩定與和平的戰略性關注。但近年來，美國的南海政策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美國不僅通過挑戰和否定中國的南海主權與權益主張，來增強其從外交到軍事深度介入南海事務的合法性，更是通過全面否定中國的南海主張來擴大其對東南亞國家的戰略影響力，讓美國扮演所謂站在東南亞國家一邊制衡中國這個“欺凌者”的地區秩序“穩定者”的“合法”角色。中美兩國的南海競爭不僅涉及軍事、外交、政治和經濟，更涉及南海議題上的話語權競爭，這已經成為中美戰略博弈的重要內涵。因為兩國南海政策話語權競爭既關係到各自行動的合理性、合法性，更關係到兩國南海政策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動員力。

中美戰略博弈與南海話語權競爭升級

政策話語權（policy discourse）是一個國家對外關係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話語權的定義儘管存在着複雜的學術爭論，但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話語權的內涵説到底，就是具體的政策議題能否構建起具有國際影響力和説服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話語權是國家間權力和利益競爭的戰略性資源。 

 美國涉南海聲明

由於國家間關係，尤其是大國關係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利益、規則和價值的競爭關係，一個國家在具體的政策問題上能否培養和樹立有效的話語權，不僅是維護自身利益的關鍵，更是在具體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不斷擴大和提升自身的利益訴求、確立自身利益行動合法性和贏得國際支持與理解的基礎。大國競爭中尤其如此。大國關係中的權力、利益競爭，不僅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競爭，更是政策議題上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大國博弈。特定議題上誰掌握話語權，誰就能在大國博弈中佔據先機和主動，就能動員更多的國際資源壯大和鞏固自己的訴求.一國話語權的薄弱和劣勢地位，將實質性地制約其在大國競爭中的國際説服力、影響力和動員力，也將難以避免地使其在特定政策議題上處於守勢，甚至劣勢。

話語權建設在當前南海維權和維穩鬥爭中越來越具有戰略意義。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南海主權爭議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中國擁有對南海島礁主權和相關海洋權益合法訴求的充分歷史和法律依據。但在歷史依據、海洋法主張和領土主權問題上，中國和南海其他聲索國“各執一詞”的爭議狀況由來已久。尤其是 1945 年前，在很大程度上，東亞國際體系是一個弱條約規則的國際體系，同時又是一個“弱民族國家體系”。南海主權聲索的國家實際管轄權受地區體系因素的影響，長期處於“弱條約”規範和“弱實控”管轄的狀態。

第二個原因是隨着全球力量對比“東昇西降”引發的南海地緣戰略競爭的複雜化，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南海視為遏制中國崛起的重要地緣政治節點，美國開始深度介入南海問題。隨着中美兩國關係進入所謂戰略競爭對手時代，美國對南海的政策已形成全面與中國對抗的局面，從中立走向對立。南海主權爭議事實上已經讓位於西太平洋海域最為重要的大國地緣戰略博弈。美國等其他“域外大國”，從自身的海洋安全與地緣政治利益出發，對中國軍事力量發展的戰略戒心空前上升。為此，美國等國已經紛紛開始改變原來在南海島礁主權爭議上不持立場的態度，開始一邊倒地傾向於東南亞國家。南海主權爭議已經成為美國等國家在南海限制中國影響力擴大、打壓中國海上戰略存在的重要籌碼。這不僅進一步激化了南海島礁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競爭，也給中國南海主權訴求的話語權建設帶來了空前的壓力。

中國駐美大使館回應美國涉南海聲明

特朗普上台以來，美軍在中國周邊海域的軍事行動頻率明顯上升，在中國實控島礁附近示威、挑釁。美國在南海一面加強海上軍事活動頻次，一面通過推進印太戰略聯手盟國企圖對抗中國在海上的崛起。2019年以來美國在南海的軍事戰略出現了諸多顯著變化。第一，美國首次宣佈把中國海上民兵、海警和海軍這三種海上力量一視同仁，都視為中國的海上軍事力量。第二，過去的美菲軍事同盟並不涵蓋南海諸島，2019年2月美國官員明確表示，美菲軍事同盟涵蓋南海諸島。原來美國不希望因為美菲軍事同盟而被菲律賓拉進與中國在南海的軍事衝突，現在則相反。五角大樓已經主動表示，只要中國在南海諸島對菲律賓動武，就可以自動啓動美菲軍事同盟，美國要承擔保護菲律賓安全的義務。第三，美國的南海政策要保護南海現狀，不僅維護同盟的安全利益，還要維護安全夥伴的安全利益。這一變化是針對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尼的。2016年奧巴馬總統離任之前最後一次亞洲之行就是訪問越南，強調美國和越南要建立全面合作的安全夥伴關係。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後，在白宮會見的第一位亞洲國家領導人，也是越南總理阮春福。

美國依仗世界唯一超級大國長期擁有的國際話語權優勢，不斷在南海問題上抹黑和攻擊中國，謀求將維護霸權國利益、排擠中國海上力量發展、妖魔化中國的南海維權主張和拉攏更多南海周邊國家加入美國打壓中國陣營的各種行動和圖謀“合理化”和“正常化”。美國的南海話語權塑造和推銷近年來呈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特點：

第一，美國試圖利用其話語權優勢把中國塑造成不負責任國家和在南海地區的“欺凌者”形象，指責中國憑藉自己的優勢力量“欺凌”周邊的中小國家，東南亞國家則被説成是弱小力量抵抗強權的代表。

第二，美國政府官員和學術界都試圖把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為解釋為破壞規則和現有秩序，宣稱是中國“製造了”南海問題，指責中國在南海的維權和維穩行動是想要“改變現狀”，威脅周邊國家領土和地區安全，以此挑撥中國和東盟國家關係。

第三，堅持要求中國接受不合理和不合法的2016年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裁決，試圖讓中國在南海島礁主權與海洋權益問題上放棄自己的主張，吞下南海仲裁案裁決的“苦果”。南海仲裁案裁決出台後，美國以維護國際法治和海洋秩序穩定、和平為由，將中國不接受的態度解讀為與國際法、國際體系的對抗，進一步塑造中國“規則破壞者”的形象。 

第四，把美國不斷擴大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和軍事威懾説成是美國為了保障印太地區基於規則的秩序，也是為了弱化中國對南海周邊中小國家的“欺凌”。

第五，美國為強化中國的負面形象，把中國界定為“麻煩製造者”，打造的另一南海話語是“航行自由”問題。“航行自由”是國際法基本準則之一。海洋權力如何分配，軍艦在專屬經濟區的航行自由，軍艦進入南海是否需向中國報告等問題是美國關注的重點。特朗普政府重新包裝這一概念，在增加美軍艦在南海航行的頻次的同時，將“航行自由”作為美國對抗中國在南海的崛起、維護自身海上利益的話語工具，宣稱中國的島礁建設等維權行動危害其航行與飛越自由。 

7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組織記者會

中國從未妨礙民事和商業船隻在南海的自由航行，維護南海的航行自由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政府在多種場合堅定地表明瞭這一立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 年在澳大利亞演講時表示 ：“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對中方至關重要。” 2015年習近平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時再次強調航行自由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意義，他説 ：“航行和飛越自由從來沒有問題，將來也不會有問題，因為首先中國最需要南海航行通暢。”  然而特朗普上台後，為了進一步打壓中國，在南海執行的旨在挑釁中國主權與安全的“航行自由行動”，從頻率到規模到航程選擇都更加具有咄咄逼人的海上軍事威脅意味。2017年，美國在南海執行了7次海上航行自由行動，2018 年是6次，2019 年是9次，2020 年1—4 月執行了3次。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歐洲和美國相繼成為疫情中心。把疫情與中國正常的、例行的南海維權和維穩行動掛鈎，是疫情暴發後美國政要、媒體的南海話語“更新”的重要內容。疫情期間，中國在南海例行的海軍訓練行動也被美國等西方媒體炒作成中國想要利用疫情改變“南海現狀”。4月13日，中國派出了“海洋地質八號”勘探船前往萬安灘執行科研考察任務，招致了越南政府抗議。美國馬上幫越南“撐腰”，指責中國試圖通過強制執法在南海製造排斥他國海洋權益的“新常態”。  4月18日海南省三沙市設立西沙區、南沙區。這些原本正常的南海維權和維穩舉動，引發了西方和東南亞媒體的攻擊和指責。疫情期間，美國軍艦在南海的活動有增無減，越南的小動作不斷，我國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海上摩擦也時有發生。

但西方媒體認定疫情是中國南海行動的“戰略窗口期”的話語設置，使中國許多正常行動受到過度解讀和應對，南海局勢變得更加嚴峻和複雜。東南亞和西方媒體關於南海問題的報道完全呈現了“一邊倒”的態勢。這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涉華國際輿情空前複雜的根源之一。我們需要對此高度重視。

中國南海話語權建設的進展與短板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的南海話語權建設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概括起來，可以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的南海主張，包括主權主張、海洋權益主張變得更加清晰，可操作性更強。中國關於南海的主權和海洋權益主張包括：1.南海諸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有歷史的傳承。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相關權利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為歷屆中國政府長期堅持、中國國內法多次確認，受到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保護。2. 中國海洋權益的根據是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主權，並對相關海域及其海牀和底土享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中國政府的這一一貫立場為國際社會所周知。3.中國在南海享有歷史性權利。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與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不可分割，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在南海從事生產生活活動，以及中國政府對南海相關海域長期管轄的結果。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有充足的依據，近年來已通過政策文件、相關白皮書等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清晰、明確的論述。

第二，應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話語權競爭，中國一直堅持“不參與、不接受、不承認、不執行”的立場，同時在外交、法律和輿論界積極發聲，對南海仲裁案及仲裁裁決給予了堅定、明確、毫不妥協的反擊。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裁決即將出台之際，中國智庫同美方合作在華盛頓召開“中美智庫南海問題對話會”。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發表主旨演説，指出“南海仲裁結果只不過是一張廢紙”。中國學者也積極在海外學界發表學術論文，反駁仲裁裁決。  2018年5月，中國國際法學會發表題為《南海仲裁案裁決之批判》的研究報告，揭示了南海仲裁案裁決在事實和法律方面的重大謬誤。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中國國際法論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以專刊形式出版該研究報告英文本，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近期美國和杜特爾特政府重提南海仲裁案問題，中方立場非常明確——絕不談判，絕不妥協，絕不回頭，仲裁案問題對中國來説一張廢紙論絕不可能修復。

第三，儘管南海各方存在較大海洋權益爭議，但是實實在在的外交解決方案在不斷推進。中國與東盟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了以規則求和平穩定、以合作促發展的探索之路。2002年簽訂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確立了“南海規則”。為落實宣言，近年來“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不斷取得積極進展。中國與東盟已經召開了18次高官會和30次聯合工作組會議，2019年4月的東盟外長會對 COC 積極進展從東盟的角度做了報告。2019年11月李克強總理在泰國曼谷出席第22 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時表示，在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下，各方提前完成COC單一文本第一輪審讀，確立在2021年完成願景，啓動第二輪審讀。 

第四，中國應對南海問題的國內法律、歷史和外交的準備越來越充分，南海主權和海洋權益訴求的證據鏈工程也在不斷取得新進展。當前中國南海問題研究包括主權、海洋權益維護、維穩、強化海上安全建設等方面，南海研究和維權工程已經成為中國維護主權、安全與發展等核心利益的關鍵性舉措。

然而，中國的南海話語權依然存在着短板，仍然具有較大的提升和成長空間。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以美中戰略競爭的名義對中國實施貿易戰、科技戰、媒體戰、留學戰，甚至未來還有金融戰的新形勢下，中國南海話語權建設的戰略意義越發突顯。加強中國外交的話語權説服力和影響力，提升中國南海主權與海洋權益主張的國際感召力和動員力，已經成為中美長期戰略博弈的必然要求。為此，我們需要正視中國南海話語權建設存在的問題，並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尋找彌補中國南海話語權短板的有效途徑，其意義已經遠遠超過南海問題上的維穩與維權，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美戰略競爭的未來態勢和走向。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第一，在涉及南海話語權的鬥爭中，歷史、法律、外交、安全等領域的研究存在着非常明顯的割裂態勢。國內在南海話語權鬥爭問題上存在兩大誤區，一是認為歷史證據的時間追溯段越長越好，歷史研究過分強調“自古以來”，有些被認為是證明南海島礁主權的重要依據，並不充分準確。現代的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司法裁決所採用的歷史依據不會超過一百年。現代的民族國家體系、法律體系，跟中國歷史研究表述有時是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二是法學家過分強調主權證據的數量。法律具有嚴肅性，不能用個人意志隨意解釋。目前法律證據看似很多，但是很多南海法律主張在國際上反應並不強烈。究其原因，核心問題就是法律解釋一定要有迴音，要符合法律話語主流的國際規則，否則就成為自説自話。當前南海話語權建設，不同學科之間各説各話，各有一套非常明確的主張、意見，但是彼此之間很難形成真正的交集，未能構成有力的話語力量。

第二，南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宣介方案不夠清晰、具體。例如，南海斷續線作為中國的海洋權益線，具體內容如何界定，中國所享有的斷續線內的海洋權益究竟是共享的、還是排他的？這些海洋權益在他國的專屬經濟區海域如何實施管轄？這種“模糊性”使得周邊國家無法準確把握中國在南海行為的真實意圖。中國如果無法使周邊國家瞭解自身意圖，周邊國家就會錯誤解讀中國島礁建設等維權行為，不僅對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不利，也不利於南海地區的穩定。這種情況下，中國海洋經濟和海上軍事力量的強大會引起周邊國家的不安和警惕，美國營造的“中國威脅論”也會找到傳播土壤。另一方面，相關政府部門採用以時間換空間的態度和手段，認為時間在中國一邊。但南海問題上使用時間換空間的方法會被他國理解成拖延戰術。中國解決南海問題應該用空間換時間。其他南海爭議國對於南海爭端有明確的戰略，而中國缺乏清晰的戰略表達，目前提出的概念過於宏觀。儘管中國政府、媒體和學界反覆強調自身和平崛起的意願、共同開發的方案，但是周邊國家仍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海上力量的現代化感到不安。

第三，今天中美戰略博弈呈現嶄新態勢，中美地緣戰略競爭的重點已經從亞洲的大陸轉向了亞洲的海洋。亞洲的海洋日益成為中美衝突較勁最主要的戰場。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南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模糊性和爭議性對建設南海話語權十分不利。南海問題在中國整個對外和安全戰略中處在什麼地位，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共存的情況下，審視南海問題和中國的長遠戰略利益之間的內在關聯，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如何加強中國南海話語權建設

從理論上來説，話語權需要具備四個方面的要素。第一，話語的定位、塑造和採用，必須和國際主流的價值體系、規範體系一致。在國際事務中進行權威地寫作和表達的關鍵，就是基本概念和問題邏輯的使用要符合主流邏輯的價值和規範。第二，話語權需要具有非常清晰的實證和理論來源，其數據要權威、可靠、清晰。第三，話語權構建需要具有內在完整的邏輯體系，需要平衡話語權體系中的主體和客體，並在主體和客體之間建立可溝通的方式。第四，權威的論述一定要有共鳴，或者説國際的迴音，並且把這種共鳴和迴音作為一種話語體系的觀點。換言之，不是自説自話，孤立地表達，而是有盟友、迴音和支持。

話語權構建不是簡單地説對方是錯的，自己是正確的。而是要明確雙方衝突要點與爭論的客觀依據，以及邏輯推論的完整性究竟在哪裏。具有説服力和影響力的話語體系，必須要做出清晰的、邏輯一貫的、具有實證和理論依據的判斷，從而真正從與國際主流話語體系相一致的邏輯和概念系統，來論證和説明“對方錯在哪裏、己方對在哪裏”。與國際主流話語體系相一致和相互兼容的權威論述，才能具有對競爭方的説服力，才能引起國際共鳴，才能增強自身話語體系的國際影響力和説服力。説到底，話語體系的構建不是自説自話、自我表達，而是符合國際主流話語體系的內在概念和邏輯體系，並能在國際社會中獲得響應和支持。這樣才能最終確立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把話語權建設應用到南海問題上，其要達到的目標是：一是讓中國的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主張能夠得到廣泛的國際理解與支持 ；二是中國在南海合理、合法的維權與維穩行動能夠獲得更多的尊重與擁護 ；三是中國保持南海穩定與合作的政策主張——例如“域外國家”要減少和停止插手和干預，中國和東盟攜手建立和制定南海穩定與合作的規則和制度——能夠在東盟國家獲得更多的擁戴和響應 ；四是美國等國在南海的挑釁和軍事威脅應該遭到更多國家的警惕和反對。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爭論和競爭將是長期的。作為二戰後西太平洋唯一的“老大”，美國對今天中國崛起、軍事力量現代化進程和中國南海維權與維穩行動的戰略關注，已經使得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重心從歐洲、中東徹底回到了亞太地區。中美的南海博弈和南海問題上的進退態勢，將是決定中美戰略競爭關係和未來大國博弈最為重要的地緣戰略節點。面對美國將持續妖魔化中國南海主權主張和不斷升級南海軍事威懾的嚴峻態勢，中國南海話語權建設需要拓展新思路、引進新力量和開闢新方向。核心還是圍繞中美戰略競爭的新背景，推進和發展中國外交的國際影響力和行動力。南海的話語權建設更需要充分吸收國內各種研究力量，形成對當前南海主權爭議困局更有建設性、創造性的“問題意識”和解決現實挑戰的能力。

第一，國內學界研究領土主權問題，不管從法律、歷史、新聞傳媒、國際關係還是從公共政策管理角度出發，都需要清楚南海問題的研究和應對過程中，中國最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戰略性壓力和挑戰究竟是什麼。南海研究需要有跨學科、多學科的方法論，但同時又能符合各個學科在南海問題上爭取和保障中國長遠戰略利益的清晰的科學界限。國內的學術話語體系要在國際上以權威、符合國際規範和標準的方式論證和表述，就要克服不同學科之間前後不一致、各説各話、自以為是的問題。同時政府、媒體、學者需要在議題設置、信息傳播、話語表達、觀點論證等方面形成更為緊密的協同合作。

第二，話語權建設的關鍵是要爭取到更多的國際盟友、話語盟友。中國過去強調外交和安全問題上要有盟友，話語權同樣要有盟友。否則不管中方表達多精彩，論述多充分，仍然停留在自説自話的狀態，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話語權。話語權盟友建設的核心，是需要在南海主權、海洋權益主張問題上有新的清晰戰略，而不是戰略模糊。

第三，堅持和推進南海爭議解決的多種外交方案，用中國和東盟國家包括COC談判在內的多種外交解決方案來取代不合理的南海仲裁案裁決這一荒謬的“法律方案”，是中國南海話語權建設的中心環節。像南海爭議這樣複雜而又利益多元化的主權爭議問題，未來的解決方向一定是首先重在外交和政治解決，而不是簡單的歷史證據和爭議性的法律規則。外交解決的核心就是利益的平衡，而不是爭議各方各自表述“自古以來”的歷史證據。主權爭議在現代國際體系中解決的核心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規約，南海爭議很難在這方面形成突破。外交解決方案可以重在凝聚共識、擱置爭議、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要重建利益平衡、規則共建基礎上的爭議管控機制。

第四，加強話語權建設還要注意提升中國態度和中國方案在表述過程中的感召力，借鑑西方傳播技巧，改善敍事風格，用詳盡、真實、有力的數據作為支撐。語言風格對話語影響力有着直接影響。中國的話語風格和外宣方式多以官方信息為準，風格統一，政治色彩過濃，不夠生動形象，對自身問題避而不談。這種方式對於中國民眾更為有效，在外宣工作中則收效一般，無法吸引國外受眾。中國的南海話語權建設已經提出了將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 “友誼之海” “合作之海”以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話語，這是南海話語權建設的初步努力。話語權除提供概念和理念、願景之外，更需要對話語進行系統的理論論證，並有嚴謹的數據支持和科學依據。以島礁建設為例，前不久有外國學者在《自然》雜誌的出版商旗下的《科學報道》上發表論文，提供了大量的數據用以論證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對南海珊瑚礁的退化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應對其他國家有針對性的輿論設置，中國科學家應該提出翔實的數據論證中方觀點，相關部門和媒體也要更加主動地正面回應相應負面信息。

美海軍“尼米茲”和“里根”組成的雙航母戰鬥羣在南海

第五，話語的傳播方式需要與時俱進。當前話語權正在從以國家為單位向網絡、個人分散，過去的信息發佈和傳播方式正在或已經改變。特朗普的推特外交，社交媒體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都值得深思。比如在緬甸、柬埔寨、老撾，目前最流行的傳媒方式是臉書和推特。如何利用新的傳播方式，設計適合新媒體傳播的話語，將對中國南海話語在周邊國家的影響力產生重要影響。南海話語權建設既要注重利用和引導新媒體和社交媒體，同時又要把中國社會力量充分組織和調動起來，利用各種新媒體、社交媒體渠道在國際社會廣泛“發聲”，依靠人民羣眾的愛國力量和聰明才智來擴大和深化中國話語權鬥爭的社會基礎，擺脱政府“辦媒體”的侷限，是未來南海話語權建設應該注意的發展方向。

南海問題由來已久，進入21世紀後由於域外國家的介入加深，使原來只涉及”六國七方”的南海島礁主權歸屬、海洋權益與劃界、漁業與油氣資源的分配或開採利用等方面的爭端，變得更加錯綜複雜。自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通過後，雖然對話和談判在曲折中推進，幾次劍拔弩張的態勢並沒有導致戰爭爆發，但話語的博弈從未消停，特別是菲律賓所提的”南海仲裁案”更使南海問題成為國際話語權激烈競爭的場域。美國作為域外國家的介入，其”航行自由”的話語包含着制衡中國的戰略意圖，實際上把南海這一盤棋擺上了大國競爭的版圖。如今，南海局勢總體穩定，各方進行了許多務實合作，《南海行為準則》談判也已經過18輪，並有望於2021年底前完成磋商。由於這是一個長期性的”熱點”，對南海問題的研究已然不少，但大多在一種傳統的權力-利益關係研究思路之中，而從國際話語權視角研究南海問題，仍然非常不足。

不難理解，南海問題上的每一個爭議與每一步談判，其外在表現都是話語博弈，而話語博弈的實質則是話語權競爭，最終的結果也必將是話語權格局的反映。對於中國而言，強大的國際話語權是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反映利益訴求和應對現實挑戰中構建起系統的”中國南海話語”，贏得南海問題國際話語權，對於全面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具有一種示範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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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話語權角度定位南海問題

過去在外交與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的研究中，並沒有國際話語權的概念，在綜合國力的評估中也缺乏國際話語權一項。但這並不意味着話語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新的現實。實際上，話語權（discourse power）概念的提出並不是發明了一種新的權力樣式，而是揭示了一直存在的話語與權力關係的本質。從基礎理論來説，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在1970年12月就任法蘭西公學院院士時的演説《話語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就在社會學意義上對話語與權力這一關係進行了論述，首次闡明瞭”話語即權力”的邏輯。福柯關於話語與權力關係思想的深遠影響毋庸多言，尤其在”後現代”的哲學和文學批評等領域的一系列理論中，幾乎被符號化為一個不受質疑的”起點”。

米歇爾·福柯

“國際話語權”概念是“話語權”概念的延伸，但迄今為止，“國際話語權”研究幾乎是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專利”，一向以社會科學學術發達著稱的美國與西方的國際關係學界，卻沒有發達的“國際話語權”理論，有的也是受中國學者研究啓發而剛剛起步。為什麼中國學界能在“國際話語權”研究方面“領先”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當今世界主導國際話語權的是西方，特別是擁有話語霸權的美國，它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相反，中國在快速崛起的進程中，不斷遭遇“西強我弱”的話語權格局，對國際話語權不足有切膚之痛，追求國際話語權屬於“缺什麼補什麼”的反應。當國際話語權不足也成為國家政府部門的感知時，就上升為一種國家政策理念：掌握話語權，贏得主動權。當然，一個國家對外政策是否具有國際話語權競爭的意義，未必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話語權概念，這是因為，國際話語權競爭的通常形式就是話語博弈，而話語博弈在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在國際爭端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凡爭端涉及權力、利益、規則、合法性等方面，都會引起話語博弈。所以，在未有明確的話語權概念時，仍然可以有話語權競爭行為，只不過，有了國際話語權概念會使相關的政策行為具有更強的”話語權自覺”。

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既表現在國家整體層面上，也反映在具體的問題領域，我們通常説的“西強我弱”的話語權格局，其實是一個籠統的説法。一般情況下，國家在具體問題領域的國際話語權與國家整體層面上擁有的國際話語權在結構地位上是相一致的。但是，也有許多情況下兩者並不一致。一個總體實力弱小的國家，在某些專門的問題領域可以擁有強大的國際話語權，如幾個北歐“小國”在推動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與設置氣候暖化和二氧化碳減排議題上所構建起來的國際話語權，甚至比美國、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都要大。同理，一個話語霸權國家，在它力量使用不到位和不擁有政策合法性的領域，也難以獲得強大的國際話語權。就中國而言，雖然整體層面上面對着“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格局，但在總體格局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許多具體問題領域的話語權可以先取得突破。事實上，只有各具體問題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突破“西強我弱”框架，中國在整體層面的國際話語權才會提升。南海問題正是這樣一個具體的問題領域，也因此，贏得南海問題國際話語權對於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的努力具有示範性意義。

中國在傳統上是個陸權國家，這與古代農耕文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雖然從地緣上説，中國自古處於西太平洋沿岸，擁有東海、南海等廣闊的海域，但海洋的影響和經濟比重仍遠遠比不上陸地。傳統的中華文明可以説就是一個陸地文明，而與海洋文明存在明顯區別。如今，相比於古代，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身份、地位、利益所在與政策目標，也具有越來越多的”海洋性”。南海是中國經略了數千年的海域，在古代是中國走向東南亞和印度洋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通道，在今天是中國海洋運輸的大動脈，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是中國海洋強國建設的重要依託。試想如果中國失去南海問題上的話語權，將是怎樣不堪承受的後果。擁有強大的南海話語權，是中國海洋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

南海問題上的話語博弈與國際話語權競爭

話語博弈是國際話語權競爭的外在表現形式。如果説話語權作為話語背後的權力本質，不是自我呈現的，而是理性思維下的一個抽象概念，那麼話語博弈作為話語權的表現形式，則是“可見的”。國際問題領域的話語博弈形式及相關要素可謂多種多樣。從主體來説，各相關方都是話語博弈的主體，就如人們在氣候問題談判、反恐、G20議題、中美貿易戰等國際事務中所看到的，各參與方都是話語博弈的主體。有些國際問題的參與主體可能只有利益攸關的“雙方”，而有些國際問題的相關方很多，主體越多則博弈的情形越複雜。從內容看，雖然具體問題不同，但凡是相關各方就利益、事實、規則、制度、道義、價值觀、合法性、解決方案等表達了看法、意見、訴求、願望，且構成相互之間反覆性衝突的，就都可歸於話語博弈的內容。從話語博弈的具體形式看，通過媒體發聲、政府文件的發佈、外交機構的記者會、國家立法機構的決議和立法、學術界的研究報告與學術成果發表、擺明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理依據、與他國的聯合聲明、在國際場合的立場宣示、相關方的磋商和談判、藉助第三方的意見表達、建立合作聯盟、通過聯合國系統或訴諸國際法院尋求合法性支持，以及政策行動的加持，等等，可謂難以盡數。容易被忽視而需要説明的是，政策行動雖然不會“説話”，但在已有話語表達的基礎上博弈一方的政策行動，特別是經濟制裁、關税戰、軍事行動等帶有強制性色彩的政策行動，其爭奪國際話語權的意圖是明顯的，而且是能夠“被讀懂”的。一些象徵性的政策行動，往往也助力話語博弈和顯示話語權競爭的目的。

由此對照南海問題上的話語博弈和國際話語權競爭，我們就會看到它的一些基本狀況和特點。一是主體多且結構關係複雜。即從話語主體上説，不僅有提出聲索的“六國七方”，還有域外國家介入，這些域外國家包括近周邊的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太平洋彼岸的霸權國家美國，過去似乎“遠在天邊”的法國、英國、德國等，甚至還有與其中某些國家相關的地區性組織東盟、歐盟，以及因菲律賓訴訟而參與的國際機構，即國際仲裁法庭。這些主體利益相關性各異，介入程度不同，關係前後變化，或聲索海域重疊，但總體上可以看出一大特點，即中國為博弈的一方，以美國為核心形成博弈的另一方，即“一對多”的局面。二是從內容來説，主要涉及“六國七方”關於南海島礁的主權歸屬、中國的歷史性權利、中國所劃“九段線”即”南海斷續線”的範圍與合法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適用性、《南海行為宣言》的遵行與《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制定、南海石油與漁業資源等權益的開發與分配、菲律賓南海訴訟案的法理與國際仲裁法庭管轄權、中美“南海航行自由”爭議等問題。三是從形式上説，和平磋商與談判，雙邊談判與對東盟等多邊平台的藉助，尋求從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獲得合法性，國家立法、發表政府文件和外交聲明，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與政府政策的配合，藉助域外大國介入並藉助國際機構，以及美國的”拉幫結夥”等形式，在南海話語博弈和話語權競爭中都有表現。武力性質手段的介入也不缺乏，典型如美國航母在南海的經常性“巡航”，以及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對於部分島礁的武力侵佔。當然，中國對於外來挑戰的回應方式中包括”種島”和海警力量的加強。這些都具有以”行動語言”助力話語博弈和話語權競爭的意願和效果。

那麼，如何以話語博弈和話語權競爭為核心看待南海博弈的總體態勢，以及中國面臨的困難與化解之策？這裏有幾點可以説明：

其一，南海周邊爭端當事國對於中國所提”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主權在我”這樣温和的倡議和主張，並沒有足夠的認同，反而對於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多有質疑，並利用各種明裏暗裏的手段蠶食中國的南海權益，是促使爭端走向尖鋭化、複雜化和外來介入的重要誘因。不過隨着中國加強在南海地區的力量投入，周邊各國蠶食中國南海權益，特別是侵佔中國島礁的態勢已經被止住。

其二，南海問題的世界關注度不斷上升，域外介入者越來越多，介入程度也越來越深。如澳大利亞由原先的“輕度介入”轉向“深度介入”，印度在其“東向政策”中也將在南海謀取一定的利益作為外交目標，俄羅斯因與越南聯合開採南海爭議區域石油成了實際的介入者，原無直接利害關係的歐盟之英法德諸國，也加入了對華博弈之一方。美國更不用説，站在與中國博弈的對立一方而且發揮一定的“領導”作用，只要中美的亞太地緣戰略競爭還在，這種態勢就還將持續。由此，中國在南海博弈中所面臨的困難局面，就是被“包圍”甚至被“羣毆”，處境往往顯得有點“孤立無援”。

其三，以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為中心事件來觀察，被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對中國持批評、質疑態度者眾，而同情中國政策和主張的國際輿論者寡。甚至“國強必霸”的話語邏輯被不正確地套用於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企圖在道義上貶損中國崛起及中國在南海的正當維權行為。中國對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的回應在史實與理據上是充分的，但都是“事後回應”，顯得有點被動。未雨綢繆，改變在南海權益維護中的被動狀態，是今後中國在南海問題博弈和話語權競爭中的努力方向。

其四，近年來南海問題上矛盾的深化，以及越來越多的“外來介入”，有一個最基本的背景，就是中國的崛起。以美國為首的“外來介入”和“選邊站”，都有一個基本的意圖，即“制衡中國”。但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人民的長期追求和根本利益所在，是21世紀打破“西強我弱”的一個基本趨勢，“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也不可能放棄。由此可見，南海博弈和國際話語權競爭最主要的矛盾，其實不是在聲索國之間，而是在中美之間。美國作為世界力量第一大國，它的深度介入給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帶來的挑戰可想而知。中美博弈狀況如何將決定南海多方複雜博弈的基本局勢。不過，在“有核時代大國之間不打仗”的規律之下，中美南海博弈仍有望維持在話語博弈與話語權競爭的可控範圍內。

其五，中國在南海問題的博弈上，雖然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很大，但是也有自己的多方面優勢。如中國在關於南海權益的歷史依據、法理依據、地理區位、既有島礁建設以及與周邊國家的權力結構落差等方面都有明顯優勢，經濟貿易關係深化與相互依賴，中國周邊外交採取“親、誠、惠、容”政策，推行“一帶一路”將東南亞作為重點區域，都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中國的這些優勢將是長期存在的。特別是，中國在與其他聲索國相比具有明顯實力優勢的情況下，即使在某些矛盾很尖鋭的情況下，也堅持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成為地區穩定的主要力量，並堅持通過談判以達成《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在制度建設和規則制定上達成各方利益的平衡點。中國的南海和平政策將是南海地區穩定與和平的最大保障，《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達成已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的優勢、和平政策與堅持準則談判的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美國等“外來介入”帶來的挑戰。可以斷定，只要中國的優勢得以保持，且能發揮話語權主導作用，那麼很多人擔心的南海爭端引發戰爭的事件就不會發生。

在南海問題上的話語博弈和話語權競爭，最主要的發生在中國與菲律賓和中國與美國之間。中菲之間的話語博弈和話語權競爭，有三大焦點：其一是黃巖島、仁愛礁、中業島等島嶼的主權歸屬問題；二是2013年菲律賓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所涉及的“南海斷續線”和中國“歷史性權利”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問題；三是仲裁庭對於南海問題的管轄權問題。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不顧其曾與中方達成的通過雙邊直接談判解決問題的共同承諾和政府間文件，單方面將中菲南海爭端提交給國際法庭仲裁，從而製造了“南海仲裁案”，將中菲之間的南海話語博弈和話語權競爭推向一個高點。中國對於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基本政策立場是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將其所提仲裁事項主要歸納為三類：一是中國在南海主張的“歷史性權利”與《公約》不符；二是中國依據南海若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200海里甚至更多權利主張與《公約》不符；三是中國非法干涉菲律賓基於《公約》所享有和行使的權利。中國則對此作出了有力的反駁。2014年12月7日，中國外交部受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從法理上“闡明仲裁庭對於菲律賓提起的仲裁沒有管轄權”。該文件指出，菲律賓主張的核心是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主張超出《公約》允許的範圍，然而，國家的領土主權是其海洋權利的基礎，這是國際法的一般原則，只有首先確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才能判斷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範圍，南海部分島礁的性質和海洋權利問題與主權問題不可分割。事實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身是不排斥在它之前已經形成並被持續主張的歷史性權利，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則。不過，國際仲裁庭“不接受這樣的觀點，即主權爭端的存在意味着菲律賓所提訴求的性質就是主權問題”，因此認定菲律賓的所有訴求都不涉及主權問題。無疑，“這一判斷是完全錯誤的”。而由此形成了一種不應該出現的“話語博弈”情形：本來應該作為高度專業、公允裁決的中立機構的仲裁庭，卻很大程度上站在了菲律賓一邊，而與中國成為話語博弈中的對抗性力量。

海牙國際仲裁庭

中國政府對於海牙國際仲裁庭裁決的態度是：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認定它是無效的，沒有拘束力。而且在2016年7月13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了《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白皮書，全面地歷史地闡述了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屬島嶼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菲兩國南海爭議的由來與實質，以及中菲解決南海爭議應有的方式等相關問題。其中第120條闡明：“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在任何情況下不受仲裁裁決的影響。中國不接受、不承認該裁決，反對且不接受任何以仲裁裁決為基礎的主張和行動。”尤其是，白皮書第41條、第70條、第127條等條款，以充分的法律和史實對於中國在南海擁有的”歷史性權利”加以了特別説明。事實上，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與中國對抗性的南海政策是一條死衚衕，隨着菲律賓領導人換屆，杜特爾特總統對此政策做了適時調整。這本身説明了菲律賓在南海問題話語博弈和話語權競爭中的轉向。

輿論普遍認為，美國是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提起仲裁的背後推手。美國的南海政策不僅對於菲律賓，而且對於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對中國的話語博弈或爭取更大話語權都是一種激勵。美國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話語博弈，可以概括為“兩個層面、一次轉變”。兩個層面，即在中美雙邊關係層面和在南海地區層面，美國作為南海地區的域外國家，卻又是亞太地區的主角和印太地區設想的主導者。一次轉變，即指美國的南海政策從“過去的不持立場”“不選邊”轉向以所謂維護“航行自由”為核心的積極干預。這兩個層面與一次轉變，有一個連接性政策，就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開始的“重返亞洲”。

有研究顯示，冷戰後的1990—1994年，美國對南海爭端中各方領土要求的合法性不持立場，只強調用和平手段解決領土糾紛，同時關注南海的航行自由。從1995年中菲美濟礁爭端開始，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程度逐步加深，但不認為其航行自由受到阻礙，因此還沒有改變其不選邊的立場。然而，以2010年7月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的河內講話為轉折點，美國的南海政策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從“觀察”轉變為“干預”。從根本上説，海上航行自由被美國這個兩洋霸權國家視為其生命線，因此認為南海航行自由事關美國核心利益，是其自然的邏輯推理。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有自己的獨特性，但也有對奧巴馬政府南海政策的繼承，其在實質上是以航行自由原則維護美國海上霸權。航行自由問題，就成為中美在南海問題上話語博弈的核心命題。針對美國的航行自由説辭，中國表明“各國在南海依據國際法享有的航行和飛越自由不存在任何問題”。但同時主張，有關各方在南海行使航行和飛越自由時，應充分尊重沿岸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並遵守沿岸國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和其他國際法規則制定的法律和規章。問題是，一方面，美國依據其海洋理念，認為在任何沿岸國擁有主權的12海里之外的海域，所有國家都享有公海自由，包括航行自由；另一方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航行自由是有許多限制的，商業和軍事船隻只享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6和87條中包含的公海自由權利。因此，美國並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署國。

美國的意圖是”不受阻礙地進入南海”。具體而言，從美國角度來説，有三個原因：第一，這是對地區經濟運行的保障，其基礎是廣泛的地區和國際貿易。每年有價值超過5萬億美元的貨物經過這一區域，其中與美國的貿易超過1萬億美元。第二，不僅在東亞，還有世界任何地方，不受阻礙地進出都是美國投射軍事力量的保障，因為很多美國軍艦會從本土西海岸和日本通過南海進入印度洋和波斯灣。第三，在南海堅持航行自由原則是在全球堅持這一原則的一部分。但是，一個兩難的情況在於：美國希望”不受阻礙地進入南海”，卻會侵犯地區國家應有的海洋安全權利；如果南海航行自由無法充分實現，那麼美國維護其海洋霸權體系的基礎，即航行自由體系會被打開缺口，甚至可能導致整個航行自由體系瓦解。在這一點上，中美南海話語博弈妥協的餘地很小，南海國際話語權競爭將是中美間一個長期而複雜的問題。

基於話語權理論對南海問題的進一步闡釋

話語博弈和國際話語權競爭是21世紀國際政治的主要形態之一，尤其在“西強我弱”的總體格局之下，實現中國崛起的進程中必然伴隨着激烈的話語博弈和國際話語權競爭。不管從中國歷史、海洋權益、海疆安全還是國際戰略來説，南海都可以説是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墊腳石。在國際政治越來成為”話語權政治”的情況下，國際話語權的作用往往勝於刀槍，在刀槍不宜使用的地方，話語博弈可以發揮作用，國際話語權可以贏得政策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話語權作為一種以話語為主要載體的權力樣式，雖不同於經濟、軍事等物質性權力，但它並沒有改變國際政治中權力的本質。如果説話語博弈是國際話語權競爭的外在表現，那麼國家利益、價值觀念與合法性則是國際話語權的本質所在。

國際話語權的一大核心性內容是國際規則話語權。在南海問題上的磋商和談判，特別是持續多年的“南海行為準則”（COC）談判，就是典型的國際規則話語權之爭。比如2002年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作為後來談判的依據。雖然各方簽署的只是“宣言”，還不具有強制性法律效力，但是經過各方簽署後的“宣言”就具有了某種“準規則”意義。在南海問題的磋商和談判中，規則是普遍存在的，相對於最終達成的《南海行為準則》文本目標，“宣言”是弱規則，但相對於磋商的方式本身，經過磋商得以簽署的“宣言”又是“強規則”，只不過這種強弱具有相對性而已。1999年東盟外長會議和東盟地區論壇公佈了由菲律賓起草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中國堅持通過一對一雙邊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排除第三勢力介入，堅持以“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指導原則，都是話語博弈和國際規則話語權的競爭。關於《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適用性，關於中國“歷史性權利”的認定，關於島礁和專屬經濟區地理範圍的劃定、軍事行動和聯合軍演、對爭議區海域漁民的處置、對“航行自由”的界定，等等，都是具體的國際規則話語權之爭。2013年菲律賓提起“南海仲裁案”，核心訴求也是試圖通過歪曲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仲裁條款，以掌握規則話語權。而中國的對策目標，同樣是要贏得南海規則話語權。

這裏有兩點需要説明：國際規則話語權，一是可以通過對國際制度的掌握獲得，二是可以通過話語博弈贏得合法性進而獲得，這兩者也可以是同一個過程。國際制度有多種，根據組織的嚴密性和作用機制，可以分為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制度，前者通常體現為實體性國際組織規定和明示的國際協議，後者主要表現為具有制約性的習慣性做法或共識。不論是有形的國際制度，還是無形的國際制度，不論是全球性的制度，還是區域性的制度，不論是聯合國這樣的綜合性國際組織，還是世界衞生組織這樣專門領域的國際組織，其核心都是國際規則，沒有規則就沒有國際制度。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就是要達成一種明確的規則，甚至可能形成某種組織性管理機制。這一談判過程中的話語博弈，包含着贏得政策合法性和權利合法性的核心訴求。國際規則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國際性法律文件，包括《聯合國憲章》這樣的二戰後國際法淵源，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樣的專門法律。缺乏正當權利依據和法律依據的話語博弈，則有可能變成“強詞奪理”，或因其合法性不足而難以贏得國際話語權。菲律賓提起南海仲裁案卻最終變成一場“白忙活”，後來的菲律賓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話語權的來源並不簡單地取決於國家實力，許多人認為只要實力強了自然就有強大的國際話語權，是一種片面的認識，也是一種有害的認識。習慣於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來看待國際話語權，易使話語權的實質問題簡單化。而且在國家整體層面上的話語權獲得，與在具體問題領域的話語權獲得，往往具有各種不一致的理由，而非基於“實力”變化這一根源。看冷戰後的西方各種“中國威脅論”，許多恰是針對中國實力崛起的，而非實力崛起就擁有了更多國際話語權，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再拿北歐一些國家來説，雖然其總體實力弱小，但在反核與和平領域、氣候問題領域、評選諾貝爾獎的國際規則上所擁有的國際話語權，強於大多數國家。概言之，話語之所以能夠贏得權力，有許多理由，國際話語權並不是簡單地按照實力大小來分配的，議題設置、規則引領、話語技巧、科學含義、論證邏輯、道義高度、價值觀念、合法性、國際思潮以及傳播對象的既有認知等方面，都是影響話語博弈和話語權力的因素。

不過，也無須走向否認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極端。迄今為止國際政治的底色仍然是“以權力界定利益”的現實主義，換言之，實力仍然是國際政治最後的語言。就如在南海問題上，話語權的競爭本來可以止步於本區域之內，但美國卻在感覺到中國崛起及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上升後“重返亞洲”，在南海問題上的介入成為其“制衡中國”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由其原來的“不選邊”政策到強調南海的“航行自由”事關美國核心利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作出的。

美國之所以高調介入南海問題，並引導着英法日澳等其他主要西方國家不同程度的話語介入，關鍵在於其霸權國家的身份和海洋超級大國的力量基礎。雖然其介入的合法性不足，對“航行自由”國際規則的解釋也失之偏頗，但其各種軍事艦船經常出沒南海的“巡航”，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中“彰顯權力”的行為。此外，美軍在南海的力量顯示，既為了“制衡中國”，也希望表明美國依然是“亞洲自由秩序的保證者”。簡言之，實力是美國自我角色塑造、保證“航行自由”“彰顯權力”“制衡中國”以攫取南海國際話語權的立足之本。對於中國來説，在努力通過掌握國際規則、合法性行為與話語博弈增強南海問題國際話語權的同時，更需要提升以經濟、科技、軍事為主要內容的國家實力以”反制衡美國”。只有實力上足以制衡美國甚至超越美國，制約住美國在南海的政策行動，中國才能真正贏得南海問題的國際話語權。

在當前的“海洋世紀”中，各國加大了海洋領域的競爭與博弈。南海被稱為是東亞各國的“海上生命線”，也是中國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區域。南海問題涉及中國與東盟“六國七方”的重大國家利益之爭。菲律賓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扮演“前鋒”角色，而越南2019年以來在萬安灘與中國處於對峙狀態。特朗普提出“印太戰略”，其上台後至2019年底，美國共執行19次南海自由航行，且有常態化發展趨勢。有國外學者甚至認為，南海是決定美國亞太領導地位的關鍵。

在慎用武力的前提下，南海問題各方努力爭取自己的話語合法性，從而獲得更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菲律賓在美國支持下提交“南海仲裁案”，本質上是一場話語權之爭。菲律賓、越南習慣於打“悲情牌”，鼓吹“中國威脅論”“中國不守國際法論”以及“大國原罪論”等話語，給中國造成很大的南海話語壓力。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中國維護南海主權利益，反對美日等國干涉，迫切需要加強對菲越南海話語的解構，加強南海話語溝通與談判能力，全面提升南海話語權，塑造和平發展的外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