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後：Live Aid 實時援助|音樂改變世界？_風聞

現在是倫敦的中午12點，費城的凌晨7點，在世界各地，是時候進行實時援助了。

1985年7月13日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星期六，16萬人參加了現場演出，20億人，地球上接近一半接通電視信號的觀眾，收看了Live Aid的直播和轉播。如果説有一場演出能代表整個搖滾時代，如果説有人相信音樂能夠拯救世界，我們會想到Live Aid，不僅是因為集中68個搖滾樂隊，更重要的是Live Aid是一次沒有出場費的義演。 

 這不是搖滾樂第一次獻愛心，1971年 喬治·哈里森的《孟加拉邦》就向東巴基斯坦捐過款。為什麼Live Aid 特別重要？或許它仍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這是音樂第一次真正做了點事兒”——羅傑·泰勒

要真正理解Live Aid，我們必須深入探究歷史和真相。

Band Aid與Live Aid

 1984年12月，一首單曲在12個國家登上榜首，連續五週排名英國第一。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帶着宗教氣氛的感召與心靈的震撼，成為史上最成功的的慈善歌曲。這首歌收入達到800萬英鎊。 他們稱自己為Band Aid，這個詞很巧妙，既代表“樂隊援助” 又代表美國邦迪公司發明的那種“創可貼”，他們要“貼在人類的傷口上”。

 召集人Bob Geldolf的目標是聚集儘可能多的名人，籌集儘可能多的資金，來幫助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緩解饑荒，不同唱片公司的音樂人打破簽約限制聯動演唱，音樂史上第一個“羣星”公益模式出現。這種模式很快流行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或許是“羣星”這個詞的來源。

歌曲成功後不久，美國的邁克爾·傑克遜和萊昂內爾·裏奇，寫了“We Are The World”作為回應。羅大佑等人同年也創作了《明天會更好》。 

 1984年10月 BBC駐南非記者Michael Buerk，報道了“埃塞俄比亞數十萬人捱餓致死”的電視新聞，“20世紀的聖經饑荒”和“地球上最接近地獄的東西”，近乎宗教史詩般的景象震驚了世界，引起西方對埃塞俄比亞和蘇丹饑荒的關注，對許多發達國家的公民來説 這是第一次見到真實的非洲，潮水般的捐款淹沒了救濟機構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辦公室。其中包括Bob Geldolf。

在他最近一次出鏡（7月12日）視頻中，他説道， 

“歐洲7英里以南就是非洲，距離這麼近，但我們這麼富裕，他們這麼貧窮，難以置信。”

  Bob Geldolf是愛爾蘭人，一個過氣樂隊Boomtown Rats的主唱。

他的歌不受歡迎 唱片公司快要和他解約了。難以説明出於什麼動機，但他決定立即行動。幾周之內，他與蘇格蘭音樂人Midge Ure合寫了這首歌。並迅速找到了一大票同樣有意做點什麼的明星。他的女友在channel 4 工作，也在幫忙找媒體界人士。 

 文化俱樂部的主唱Boy George提醒Geldolf，可以策劃一次更大的行動，Geldolf決定舉辦一個龐大的公益音樂會。他找到痴迷於搖滾樂的策劃人、演員Harvey Goldsmith，負責英國部分的組織，而一個同樣強力的人物Bill Graham負責美國部分。 

“他媽的、天哪… 你懂得，那種愛爾蘭式激情。” 保羅麥卡特尼

 為了讓巨星們同意參加演出，Geldolf採取了一些技巧，他打電話給Elton John，説Queen和David Bowie會來，而當時沒有一個確定要來。然後他又打電話給Bowie 並説Elton和Queen會來。

關於組織的細節，BBC4頻道紀錄片《Live Aid：Against All Odds》有非常好的表現，用90分鐘的篇幅為我們還原了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組織到一定規模，作為王室的代表，全民偶像戴安娜王妃也宣佈出席。這大大激發了英國人的愛國熱情。作為代表英國音樂的“德高望重的老藝術家”，列儂死後5年沒有演出的保羅·麥卡特尼也決定參加。演出已經註定成功。 

 於是，一次盛大的音樂會開始了。 

關於Geldolf，有一個著名的謠言是，他在鏡頭面前説“給我們…他媽的錢（fucking money）”。實際上他説的是 

“今晚別去酒吧了，給我們捐款，人們現在就在死亡，給我錢！Fock地址 我們談談數字。”

 當時的電視上還非常少見F-word。大家感到非常震驚（怎麼有人這麼狂）。

在大衞鮑伊、齊柏林飛艇、皇后和保羅麥卡特尼出場的時候，捐款達到了高峯，達到300英鎊每秒，最大的一筆捐款來自迪拜的統治者，單人捐款100萬英鎊。把大西洋兩岸的數字加起來，總共籌集了1.5億美元，這相當於一些非洲國家的GDP總和。  

Geldolf為了爭取每一分錢用在援助上，當面與撒切爾爭論。儘管撒切爾解釋已經採取了行動，Bob迫使她免除增值税。 

 英國在救災上表現得相當積極（儘管埃塞是前意大利殖民地），撒切爾夫人在七國集團會議上把它列入議程，英國還派出6架C-130運輸機，1985年裏飛行了2152架次，來投送基本生活物資。包括東西德、波蘭、加拿大、美蘇等國家也參與了救災。 

 Live Aid是80年代西方社會的mythos（神話敍事），影響着此後的政治、社會話語，引發了多種象徵意義，從此非洲的標準畫就是飢餓的兒童，從此救援非洲在西方成為一種道德高尚的表現。想當救世主？去加入“無國界醫生”、樂施會；在欠發達地區志願工作吧。 

現在所有想看Live Aid實況的人，都能在網上找到完整錄像 回顧那些高光時刻。但我們遺憾的發現，與它的初衷不同，很少有人留言關心那些錢財的去向。

所以 Live Aid究竟對賑災起到多大作用，它是否真的帶來了人們記憶中巨大的道德滿足感，埃塞俄比亞得到“聖誕”的救贖了嗎？

 

搖滾與現實

搖滾樂太複雜、太多樣，難以有清晰的界定，但它早期的發展貫穿西方的青年運動。在50年代“垮掉的一代”“波西米亞主義”中，出現了鮑勃·迪倫、皮特·西格爾、瓊·貝茲，搖滾樂手們用歌曲表達政治觀點。披頭士、滾石等被引入60年代的新左派、嬉皮士、民權運動，最初是在美國 然後到英國和歐洲，搖滾樂被貼上“叛逆”的標籤。 

反叛者喜歡勁爆的搖滾樂 搖滾樂手也在反叛流行音樂，他們以音樂為武器，過集體流浪生活，反傳統、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的示威遊行幾乎天天發生。Make Love Not War的口號在世界傳遞。 

 當然 他們本來就大多是中產或富裕家庭的子女，體會過優渥的生活，比起深入地批判資本主義，一種新奇的、烏托邦式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吸引人的。在“愛之夏”以及若干音樂節之後，馬上走向沒落了。政府、宗教徒、資本家、軍火商的聯合遏制和內部人員的自甘墮落中，西方青年運動黯然收場。（很多人認為他們達到了目的）

 70年代末，青年反抗已遠不如他們的前輩那樣激烈熱血。越戰結束，美國兩百週年大慶加強了愛國主義，“戰後一代”來到30歲 不得不迴歸社會。反文化被主流文化吸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標準的城市生活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雅皮Yuppie概念被提出 指高收入的“城市職業青年”，他們沒有頹廢情緒，追求舒適奢華的生活，對政治毫不關心，用一個新詞就是“後浪”。

 物質的極大豐富，娛樂的繁榮，讓80年代的後浪們放下了看不到頭的反抗，音樂的多樣化也成為完全個人口味的選擇（同樣是由於經濟繁榮）。 

1979年 撒切爾成為英國首相，整個國家被私有化。她信奉貨幣主義，認為政府應該最小限度干預經濟，英國的煤礦、石油、鋼鐵、天然氣等國有企業股份被出售給私人。她主導供給側改革，削減福利並減税。國企改革導致工人下崗，在工會和工黨領導下，發起大抗議，暴力衝突在全英國蔓延。

 

 但另一些人很高興：城市的有產者。他們覺得自己在創業，在成為資本家。房屋擁有率達到史上最高，機會很多，18歲的青年也能賺大錢。

在18歲有一輛保時捷、用大哥大挺酷的 —— Geldolf

消費的繁榮成了人們的好去處，唱片、電視、酒吧，城市有大量可消費的文化產品，人們賺錢 然後享受，用消費實現“生活方式”。同鮑德里亞説的一樣，消費還不只是為了享受和滿足，而跟個人的社會地位相關，買得起具有符號意義。Freddie Mercury可以給他的幾個男友包飛機，住一晚酒店就是好幾千磅，但倫敦西區的人只能麪包果腹。 

在新自由主義的大環境下，個人主義思考方式代替了60年代的集體力量。對商業的順從使得搖滾的反抗精神被大大削弱了：人人都想着賺錢，融入主流社會。反抗就是跟錢過不去。

“人人都恨撒切爾 但因為她我們更有錢了”

在西方發生變化的同時，非洲大陸上的新興國家也在急劇改變，一個大國剛剛從君主制轉向“社會主義”。 

 埃塞俄比亞

埃塞俄比亞來自希臘文Αἰθιοπία，意思是“曬黑的臉”。現代人類最古老的祖先就在那裏被發現，埃塞由東非大裂谷分隔成東西兩部分，各地區主要依賴部族統治。1970年人均GDP是70美元，是英國的百分之一。一百個埃塞人，才能像一個英國人那樣享受現代社會的好處。 

 二戰中被法西斯意大利殖民的埃塞帝國，在英國的幫助下獨立。儘管獲得獨立 但埃塞仍在封建統治之下，全國處於極不平等的社會狀況，貴族躺着撈錢不勞而獲，85%的人口從事農業勞動，不得不靠天吃飯，農村是地主的天下，農民被迫交收穫物2/3的租税，幾乎沒有工業基礎，工廠都是外國人開辦的。

 1972-1973 年的大饑荒，導致了約有二十萬人的死亡，由於沒有媒體報道，西方並無關注，皇帝仍然出口糧食並且大舉在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辦慶典。恰逢中東石油危機，油價上漲，皇帝的統治引起了極大的不滿。

 伴隨着60年代世界各色的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主義”在非洲廣泛傳播，埃塞全國出現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游擊隊。 

門格斯圖少校 1974年 埃塞皇帝海爾·賽拉西一世被下級軍官和警察組成的德爾格（委員會）推翻，新的獨裁者門格斯圖清洗了反對派，掌握大權。他宣佈信奉“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在國內進行大改革：

 第一 推行工業和土地國有化 收繳外國工廠 

 第二 宣佈耕者有其田 實行均田 推動集體村莊  

第三 實行住房配給 每户家庭1間住房 多餘房屋作為廉租房 

 第四 採取措施減小工資差距 

 經過改革，人均GDP在1980年達到140美元 人民儲蓄上升3倍。

 一開始，蘇聯並未拋出橄欖枝，這是因為埃塞傳統上是美國勢力範圍，而與埃塞有地緣衝突的索馬里親蘇。1959年蘇聯曾在莫斯科授予皇帝“蘇沃洛夫勳章”，並承諾十萬美元的無息貸款和軍火援助。現在，皇帝倒台了，而美國人仍然給予1億美元的軍援。雙方在送錢、送糧、送槍上展開爭奪，只因為埃塞的地理位置可以扼守紅海及印度洋。 

埃塞俄比亞未來的發展方向無法預測。 《真理報》

直到索馬里反了——它的領導人要脱離蘇聯控制，並進行軍事冒險，想要奪回被意大利人劃入埃塞北部的歐加登地區。就像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一樣，蘇聯直接運來10億盧布的軍事裝備，1萬7千名古巴士兵。埃塞俄比亞贏得了與索馬里的戰爭，但國力受損，無法擺脱龐大的軍事開支。

 德爾格的問題還包括腐敗嚴重，外匯短缺。國家向國外借了超過償還能力的債務。埃塞外匯通過出口農產品交換工業品獲得，而佔外匯40%的咖啡出口業當年價格暴跌，工業品價格持續上漲。 

用軍隊強行遷移人口進行農業集體化，導致嚴重內亂，北部兩個省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亞都出現了分離主義運動。儘管沒有證據，我注意到有埃塞人在《衞報》的論壇留言，指責美國和“阿拉伯國家”提供支持。雖然卡特政府實行收縮，但這顯然是符合邏輯的——給不聽話的政權制造麻煩。

 最關鍵的是人口的增長以2.9%的速度進行，而糧食增產僅有0.3%，導致人均糧食產量每年減少2.6%。

人越多，糧食越不夠吃，貧窮越發蔓延。

1983-1985年的連續乾旱加上各國債務到期，使得德爾格再也無法維持全國局面。於是，大饑荒爆發了。

 

跨國援助？ 

在別人搖搖頭嘆息 關掉電視的時候，Geldolf 試圖改變一切。這是有些英雄主義的行為，他只是一介平民，卻敢於當面説教首相，非常有勇氣。 

蓋爾多夫説：“我們提出了一個政治議程上看不到的問題，並且通過地球上的通用語言——不是英語，而是搖滾——我們告訴富裕世界生活的人們，還有人死於飢餓和貧困。”

但就他的慈善事業而言，“成功”是一個過於沉重的詞，Geldolf成為一個專職慈善家，從那以後他又舉辦了不同行業的Fashion Aid，School-Aid，OnLine Aid（IT業），又從各國政府那裏籌集了30億美元。顯然，他成了一個名人。 

“I’ll 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on my left and on my right to get to the people we are meant to help.”

“我將與左右兩邊的魔鬼握手，來幫助那些我們註定要幫助的人民”

 

“這是一個難題”，USA for Africa董事馬蒂·羅戈爾（Marty Rogol）説，“我們試圖找到只能用於人道主義目的的東西。可我們不能保證。只有艱難的選擇。”

Band Aid Trust的工作就是審查來自6個非洲國家，需要用錢的600多個提案，一部分資金由樂施會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接收，他們開着卡車護送水和食物到一些難民營，一部分的資金和物資被提供給了當地政權，許多人發出批評。音樂雜誌SPIN1986年和2016年都發布文章，指責BandAid的資金被濫用，救災效果遠不如預期，並要求Geldolf本人回應——但他從未向SPIN提供任何資料。 

無國界醫生指責他把錢交給埃塞俄比亞的軍政府和反政府武裝，雙方都挪用了資金用來購買俄國武器，德爾格利用饑荒遷移北方60萬人到南方，繼續“村莊化”和平叛的工作。  

在單曲成功後，Geldolf護送第一船救援物資前往埃塞俄比亞，監督物資的發放，門格圖斯親自歡迎這位來自倫敦的搖滾歌星，並給他提供國賓待遇。

看着那些18歲的儀仗隊小夥子，他非常憤怒和茫然。明明有許多人在捱餓，這裏卻在搞什麼慶典，他到底是去幹什麼的？

當他來到難民營，那裏的景象令他感到更憤怒以及對巨大規模的絕望無力，數十萬人在等待救濟。

就在Live Aid 召開前夜，物資分配還無法進行，大量的救援物資卡在船上，負責運輸的卡車司機開出天價，十萬噸糧食被堆在碼頭腐爛了。而優先卸載的是蘇聯的軍火。 

 他們只能自己購買維修舊卡車，並組織運輸，不過那又是5個月過去了。 

Geldolf認為德爾格應該負主要責任，他並不願意在與官員的會面中浪費時間。當他走入總統辦公室，回想起難民營的景象，他大罵獨裁者門格斯圖：

我見到了總統，他是個暴徒，他每天謀殺60個人，折磨一些，你坐在寶座上折磨人民。坦白説 跟謀殺犯見面很有意思，我覺得這人就是一個賤貨，我向他説：我覺得你就是一王八蛋。

Geldolf不是一個政治家或慈善家，他只是一個歌星，沒有受過任何政治訓練，這個擔子對他來説過於沉重了。暴躁的性格讓他無法細緻處理文書工作，對他來説，把錢搞到，然後交給基金會的專業人士就是最好的選擇。 

但這更凸顯了類似救援行動的侷限性。決定權不在救援人員手上。他們不得不小心，避免觸怒政府造成更大的問題，而德爾格輕鬆的利用發放援助的權力維持統治。性質上來説，那裏是德爾格管轄的，他們只是門格斯圖的客人。無國界醫生組織由於批評埃塞的政治，被趕出了那裏。緊急援助，難以從根本上改變落後地區。 

 

埃塞俄比亞的歷史上饑荒從未斷過，1984年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我想，大眾傳媒特別是電視的發展，讓西方世界第一次如此生動地見證一場災難，這是主要的不同。

沉浸於繁榮世界的西方人在媒體上看到埃塞人的慘狀，感到憤怒和同情，這離日常經驗太遙遠了。他們想要做點什麼來撫慰心理的難過和愧疚感，這時BandAid出現了，他們提供拯救的方式。“人們在捱餓 所以給他們買食物！”，人們覺得在參與一個宏大行動，人人都是救世主 拯救了遙遠的埃塞俄比亞。這是負面的情緒如何得到紓解以及人們為何感到滿意的原理。    

西方政府歡迎音樂界關心非洲人權狀況，因為這及時地掩蓋了國內人權狀況。繁榮的媒體成為了政府有力的文化武器。對此，一向具有草根情結的Bob Dylan第一個發現異常： 

“為什麼不能從資金裏抽一部分…給（本國的）農民呢？他們的境遇也很慘”

但這遭受了與會者的批評，Bob説他眼光狹隘。實際上 Geldolf成了“慈善企業家”，而撒切爾夫人喜歡Enterpenuer。她非常欣賞有“創業精神”的Geldolf。 

在1985年2月的演講中 撒切爾夫人對Geldolf表示了感謝： 

…Our pop stars under Bob Geldof’s leadership, converting their musical tribute into food and shelter for the hungry.

流行歌星們在蓋爾多夫的領導下，將他們的音樂頌歌轉化為飢餓的人們的食物和避難所。

It means so much that those who our young people revere and idolise should give a lead for good. It lifts everyone. It lifts our country.

年輕人所崇拜和敬仰的人，應該起到好的帶頭作用，這提升了我們每個人和我們的國家。

皇室還授予他Sir頭銜，表彰他在人道主義方面的成就。但英國的外交官們卻建議向親蘇政權催債，停止援助，讓他們的日子更難過。這就是西方政府的慣用手段，用“援助”和“人權外交”的方法，干預落後地區。

這種干預，是他們“無法拒絕的條件”。落後國家由於無力解決國內危機，對人道主義救援也非常依賴，在Liveaid時代 埃塞有4千萬人，而現在已經超過1億，就像嗑藥上癮一樣，在收成好的年份也有至少500萬人依賴食物救濟。

 

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援助，主要來自政府、私人、國際組織，以大量傾銷和救濟物資為特徵，這不僅促使非洲經濟缺乏效率，而且鎖死了它提升效率和自足能力的可能。脆弱的基礎設施、教育、食品供給，在人口爆炸面前難以滿足需要，形成惡性循環，窮的越來越窮，隨着門格圖斯的倒台，繼任的政府更沒有能力來進行改革，至今埃塞俄比亞仍然有85%人口從事農牧業，落後的社會結構，才是造成普遍貧困飢餓的根本性原因。追根溯源的話，又不得不給帝國主義記上一筆。

 一些反資本主義的評論，批評BandAid/ LiveAid現象是一種徒有其表的作秀，希望引起人們對世界貧窮和飢餓的真正經濟政治原因的關注。 

為了具有辨識度，每一件物品都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因此，物品的實際用途不再重要，它們淪為了承載意義的符號。 鮑德里亞《物體系》

 對大多數人而言，1.5億美元的捐款，也就淪為了被消費的彌賽亞情結，被光彩奪目的明星掩蓋掉了，電視播完後，公眾也就不再追問，就像電視報道它，公眾才知道有這回事。開始於媒介的事件也終結於媒介。很好，這樣大家都滿足了；只有非洲的饑民還在餓肚子，問題是，誰關心呢？ 

 大衞鮑伊辯護説： 

搖滾的使命已經完成，它在人們心裏種下了這樣一種情感，當未來再有這樣的事，它就在那兒。沒有多少媒體娛樂能給你這樣的體驗。…我們中的很多願意每年都辦公益，直到世界的饑荒得到控制。

很難評價Live Aid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指責國際社會的援助是不公平的，它至少告訴我們，一個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為人類帶來一些改變，面對災難Geldolf進行抗爭，他被譽為“人民的冠軍”，世界上還有上百萬的志願者每年做這些工作。 

但他的力量、志願者們的力量只能緩解災情，提供有限的幫助。如果Geldolf本人願意瞭解，他應該會很高興看到中國政府派駐非洲的專家和企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指導農業技術，只有堅持這樣做，才能逐漸改變非洲命運。繼續想着割韭菜，那麼這一片富饒的大陸就永遠擺脱不了貧窮的命運。因而，也就一直淪為種族主義者仇視的對象。

 所以音樂能夠改變世界嗎？ 

 現在難以回答。

  

參考資料

 撒切爾基金會解密檔案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

841025 MT to FitzG ETHIOPIAN DROUGHT THCR 3-1-41 f71

 Remarks at Daily Star Gold Star Awards (confrontation with Bob Geldof）

http://www.bobgeldof.info/Charity/liveaid.html

http://edition.cnn.com/2005/SHOWBIZ/Music/07/01/liveaid.memories/index.html

SPIN https://www.spin.com/featured/live-aid-the-terrible-truth-ethiopia-bob-geldof-feature/

https://www.bbc.co.uk/music/thelive8event/liveaid/memories.shtml  BBC 4 《Live Aid - Against All Odds 》紀錄片 Peter Gill《Famine and foreigners in ethiopia since Live Aid》

注：這本書採訪的是兩位前政府軍的叛軍，因此可信度有商榷 

 期刊論文  20世紀世界民族社會主義研究_李馨  蘇聯對_非洲之角_的政策_1974_1978_謝晶晶  埃塞俄比亞農業現代化發展歷程及經驗研究  埃塞俄比亞革命後的經濟發展及存在問題  埃塞俄比亞的共產主義  卡特政府時期美國對_非洲之角_的政策_趙楊

 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_蘇共公信力形成與喪失的邏輯_卿孟軍 非洲的馬克思主義運動_D.格拉澤

非洲之角的衝突和超級大國

完

作者：瓦夏Vas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