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站在時代背後——管窺21世紀國際關係的一角_風聞

*/*原標題：21世紀：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

今年是2020年。至此21世紀已經過去了二十年，正好五分之一。

在這二十年裏，時代在變化。這個即將逝去的時代，是一個浪漫、樂觀的時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人類會懷念他；這也是一個瘋狂、野蠻的時代，貧富差距、金融危機、生態惡化、公共衞生災難輪番出現，人類必須馴服、超越它，追求更加平衡的新時代。[1]

在激盪的世界風雲背後，我們試圖尋找一絲契機，尋找一種邏輯。然而我們所做的首先應該是要能看見這個世界，再去試着讀懂它。

一、兩超格局稚形逐漸顯現 集團式對抗再示鋒芒——中美關係與“新冷戰”

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不斷上漲。2020年中國GDP總量已經是俄羅斯十倍左右，與美國的比值也在不斷接近於1。[2]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PPP，2010年美元不變價）來看，2017年中國GDP已經超越了美國。[3]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學者對未來中美關係走向有着多種研判，包括中美冷戰論、和平共處論、競爭博弈論等等。從中國的角度來説，按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説法，“我始終認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國始終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和平共處抱有希望，並沒有與美國直接展開衝突的主觀目的。因而，中美關係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做法。

中國的實力上漲所引發的中美相對實力格局變化與美國自身所面臨的處境的改變，共同導致了近二十年來美國全球戰略再調整。9·11過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將工作重心轉向中東，主觀上需要與中國在反恐等領域進行合作，客觀上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發展，給予了中國寶貴的十年發展時期——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以後一直到2010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0%，堪稱“中國奇蹟”。

在奧巴馬政府上台後，因而高談“重返亞太”戰略，試圖“亡羊補牢”，重新關注這個東方的崛起大國。有學者將這個階段界定為“中美戰略競爭關係（strategic competition）階段”。以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和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為分水嶺，中美戰略關係發生了新的階段性變化。隨着中國崛起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實力差距已經大大縮小。正如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外交學院的演講中所説：“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4]可惜的是，決心重建美國作為亞太支配強權地位的奧巴馬，低估了軍事撤出中東的困難，也低估了他的戰略核心——貿易協定——面臨的民粹主義敵意。[5]民族主義者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國內的右派反華、仇華分子在政治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的驅動下再次擁有了一席之地，不斷嘗試着遏制中國發展。美國對中國的行為模式按照主觀目的與客觀作用大致上可以分割為三個層次，即政治上、經濟上與意識形態層面上。當然，雖然我們人為的劃分了層次，但是這三個層次並不是孤立發展的。大部分的對外政治目的可以通過經濟手段完成；經濟活動會受到政治行為的影響；意識形態層面的操作又以明面上的政治與經濟為依託。經過簡單的梳理，美國對華大致的行為如下：

經濟層面，在直接對華貿易上，以煽動民粹主義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奉行貿易保護主義，試圖要求在華美實體經濟迴流、保護本土企業發展與限制中國技術發展。中美建交41年來，貿易上期被稱為雙邊關係的“壓艙石”，現在竟然成為動盪源，可見中美關係滄海桑田之變。[6]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國政府甚至提出“全額負擔美國企業的回遷”。因此，在美國政府逐漸構建關税壁壘與中國自身勞動力紅利逐漸消失的共同作用下，即在由政治經濟兩個層面的變化所引起的利益槓桿變化下，資本家尤其是大型跨國企業將調整上世紀所轉移至中國的製造業定位，將目光更多的投向勞動力相對更加低廉而且近年不斷發展的東南亞地區。當然，這在中國發展2025製造計劃，積極推進產業革新與供給側結構改革的今天，究竟能對中國起到多大的效果還有待觀察。同時，美國也積極聯合其老牌盟友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例如封殺制裁華為、限制中美高校人才流動等等。當然，在中國佔據技術優勢的情況下，美國單方面封閉對於自身的危害似乎更大一點。

在美國所主導的經濟區域集團化進程與相關的經濟體系協定過程中，針對中國的意圖相當明顯。在早年談判的TPP協定上，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在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採訪時説，“如果不達成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美國在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中將有處於劣勢的危險”；“如果美國不能敲定並實施一項與亞洲的自由貿易協定，就將產生經濟真空，而中國將採取行動填補這塊經濟真空”。[7]然而，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天，美國就宣佈退出了TPP，這與美國本身面對的民族主義浪潮有關。同樣，美國與歐洲簽訂的TTIP協定，關於國有企業、政府補貼、市場透明度等內容明顯具有針對中國的內容。再如，2012年美國與澳大利亞牽頭啓動了TiSA談判，並且將中國排除在外。美國試圖將中國排擠在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之外，以此達成把中國整體逐漸排除在世界經濟體系外的目的，或者讓中國不得不有條件的被動接受美國主導的體系，就像上世紀末中國的全面對接與轉軌一般。

中國自然不會坐以待斃。作為回擊，中國積極推進RCEP的談判並取得了有效進展。令人遺憾的是，美國也在積極破壞這一進程，例如2020年6月印度在美國指使下藉助煽動民粹主義、挑起中印邊界衝突的契機，明確表示不會簽署RCEP；此外，中俄等國共同倡導亞投行建設，包括英國、以色列在內的美國傳統盟友紛紛提交亞投行創始會員國申請。李巍認為，中國在是排除區域外力量建設中國主導的區域治理體系還是與美國共同治理亞太地區上面臨着艱難的選擇。[8]但是目前來看，這與中美關係大局一樣，還是要看美國自身的選擇。TPP與RCEP兩個貿易競爭體系的傾軋最終誰會勝出，無疑取決於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

在政治層面。美國試圖在亞太地區進一步強化盟友關係，連接全球親美勢力。同時繼續聯合其傳統西方盟友遏制中國，如唆使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制裁針對華為。以G7為核心的傳統工業大國以及所謂的五眼聯盟不斷在香港、台灣、涉疆涉藏等中國核心主權問題上向中國發難。在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的相關決定後，美國的軍事力量不斷逼近中國海岸線，英國也聲稱要“派出航母”，試圖以此迫使中國讓步。

出於聯手抗衡西方大國聯合打壓中國的需要，中國則不斷加強與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強化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努力促進與新興資本主義國家雙邊交流以達到維護自身良好的和平發展環境的目的。同時在一些非核心問題上，儘量避免與歐美大國正面衝突。當然，在核心問題上，中國不是1999年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時的中國，也不是2001南海撞機時的中國。2020年以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趙立堅多次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駁斥國外有關荒唐言論、多次宣佈對負責對台軍售的企業實施制裁，證明中國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上的決心。目前來看，美國在對華戰略上的中國國內政治層面的操刀空間十分有限。2020年七月實施出台香港國安法也基本將最後的一點漏洞補上。

在意識形態層面。由美政府與政府資助的NGO（非政府組織）所主導的顛覆活動愈演愈烈。即使是應該客觀理性的美國學術研究者，也有意或無意的淪為了美國政府意識形態攻勢的有力武器。通過媒體、學者等等，不斷宣傳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造成了較大影響。“威權主義”一類帶有貶義色彩與強烈偏見的詞語被廣泛使用。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為代表的美國政客，不斷在全球範圍內宣揚“中國威脅論”與“冷戰思維”，大規模的攻擊抹黑污衊中國各方各面，其頻率之頻繁，以致於有中國網友誤以為蓬佩奧等人是專門負責中國的美國官員。美政府試圖在全球範圍內以意識形態為槓桿撬動大規模的反華運動以遏制中國成長，煽動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在這個方面，單純“論戰”的話，中國學術界在意識形態領域明顯缺乏與美國意識形態工作者正面回擊的決心與力量。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中國的綜合國力仍然被美國略壓一籌；另一方面也是我們長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建設有所欠缺的體現。例如在“民主”概念上，民眾學者不能很好的區分社會主義人民民主與資產階級內部假民主的概念，非常容易被誤導。我們需要引導越來越多的政治學者集中於意識形態領域，先從基本的理念做起，構建好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體系。同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意識形態工作放在“極端重要”的位置，恰恰也是出於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意識形態領域與西方“開戰”的需要。

但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西方政客爭先恐後的抹黑中國，攻擊中國的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這從側面體現的是他們對於自身體制的極度不自信。一個正常國家的民族自信不需要依靠抹黑污衊別國來建立。如果需要，説明 這個國家的民族自信已經到了一個極度危險的地步。

從整體上來看，中美關係十分重要，但又極為複雜。我們對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必須要有充分的估量。[9]構建制度化的中美雙邊關係顯然符合多方利益。但是在美國全面遏制中國崛起、中美關係“自由落體式下降”的今天，中美難以開展進一步的對話合作。雙方分別面臨着來自國內的民粹主義壓力，雖然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美國國內，這種壓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某些行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這真的只是中國的“一廂情願”嗎？

目前中美關係雖然不斷下落，但是仍然不太可能完全重回美蘇冷戰模式。根據人大重陽金融研究所做的一份調研，62%的中國學者認為，美國真的在發動對華“新冷戰”。同時，82%的中國學者認為，像美蘇那樣狀態的“新冷戰”是不可能的。[10]相信就像上述中國學者那樣，國際社會也普遍認為我們需要且能夠拋棄冷戰思維與零和博弈，避免針鋒相對、幾乎完全對抗的冷戰在中美之間重演。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經濟聯繫變得更加緊密，全球市場的成長已經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階段，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並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阻擋。冷戰是意識形態對立與地緣政治利益衝突的產物，依據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異將世界割裂成兩個部分。在各國普遍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經濟交流早已跨越了意識形態差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意識形態大對立的全球環境已不存在了[11]。但正如上文所説，貿易既可能成為“壓艙石”，也可能是“動盪源”。既然美蘇式冷戰幾乎不可能重演，那麼如何避免以及應對更多政治經濟層面的“新冷戰”就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了。

可以肯定的是，從單極向多極的過渡時期是動盪的、混亂的。過渡時期，崛起大國和現存大國都比較憂慮、恐慌，崛起大國恐慌被遏制，現存大國恐慌被取代。疫情期間，中美博弈空前激烈，動盪跡象初現。基辛格説，疫情結束後一些國家制度將被認為是失敗的，這種觀點是否客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再也回不到從前了。[12]

二、地區分化衝突明顯 民族主義或成背後邏輯

在美蘇冷戰時期，除了被迫“站隊”以謀求自身生存，六七十年代所興起的不結盟運動是中小國家試圖在美蘇博弈的罅隙中努力尋求生存、獲取更大利益的做法。在蘇聯龐大的聯盟轟然倒塌後，不結盟運動一度陷入低谷，許多中小國家不得不依附於美霸權主義，難以保證自己的主權完整、經濟軍事獨立。在中俄關系逐漸升温、聯手抗衡北約東進的，逐漸形成新的集團式對抗的今天，不結盟運動的理念再次登上國際關係的舞台。但是同樣，由於集團式對抗再顯鋒芒，“站隊”政治與不結盟運動同時浮現，導致了地區陣營力量的分化。當然，不結盟運動從冷戰時期尼赫魯、鐵托時代發展至今，變化是巨大的。當時“不結盟運動就是一種結盟”[13]，而到了現在，不結盟運動更多是代表着一種“利基外交”的理念。

冷戰後，國際關係發生變化，全球化與跨國主義得到發展，但同時非傳統安全問題、地區熱點問題等也越來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大國並不能完全掌握地區問題、熱點問題的主導權，需要與中小國家展開合作，與此同時，大國之間就某一問題、議程存在分歧矛盾，中小國家則能借機展開外交，從中獲利。[14] 利基原為企業管理學概念，即指“有獲得利益基礎”。我們借用這一概念，將這種行為特徵稱為“利基外交”。

通過觀察亞洲、非洲、拉美、中東等多個衝突熱點地區的中小國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利基外交”的行為與傳統的“站隊政治”並存於地區。在現階段，由於中國逐漸崛起，縮小中美相對實力差距，國際政治領域的操作空間越來越大，導致更多的國家傾向於“利基外交”。在某種意義上，“利基外交”與站隊政治並不衝突，甚至乎站隊政治可以理解為某種意義上的“利基外交”。在本文的語境下，筆者所描述的“利基外交”更傾向於在不同陣營之間尋求利益空間，以此對比固定陣營獲取相對穩定利益的“站隊政治”。由於“站隊政治”與“利基外交”的操作對象主要都是中美法俄等大國，因此將多以大國角度進行敍述。

在亞洲，特別是東亞與東南亞地區，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印度等繼續奉行親美政策，在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焦頭爛額之時，印度選擇“勇敢的站出來”以“給中國找一點事情做”，可謂是“忠心耿耿”。泰國、新加坡等與中國經濟聯繫非常密切的國家則選擇偏中或中立；美國不斷拉攏巴基斯坦，但短期內聯繫到克什米爾地區的領土爭端與印巴衝突，巴基斯坦仍傾向於維持對華關係以尋求地區支持；朝核問題未來愈加撲朔迷離，不由得讓人猜測“激進的外交政策，是夜郎自大的自欺欺人，還是運籌帷幄微妙的地緣政治操控？[15]”菲律賓總統近期廢除美駐軍條約，意在向中國靠攏，並意識到南海問題美國這個後盾並不強大且短期內難以解決。當然，在南海問題上，一些與中國有南海主權爭議的國家還積極謀求將南海問題多邊化，希望通過東盟的集體力量來與中國進行南海問題的談判，也是出於增強談判籌碼的考慮[16]；日本試圖擺脱美政治影響，但由於安倍政府一貫的右翼思想與釣魚島問題，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共難以與自民黨形成政治共識，但由於發展需要中日間經濟交流火熱，例如此次疫情下日本民間對中方的大力援助。整體來看，除了日本、韓國等老牌強國堅持鞏固與美國利益同盟以外，大多數小國都傾向於選擇“利基外交”的操作模式。

在歐洲，北約目前內部貌合神離，法國總統馬克龍直言北約已經“腦死亡”。歐洲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以牽制美國，並試圖成為另一大極點，但由於政治、軍事的一體化長期未能實現，加之英國脱歐的負面影響，使得歐洲前進的腳步舉步維艱。同時部分高福利國家陷入高福利危機，內部經濟萎靡不振，急需和平穩定的環境振興經濟，對於爭取國際利益心有餘而力不足。有學者指出，歐盟大國並不是完全與美國“同心同德”。例如馬克龍“已成為高舉戴高樂主義旗幟的旗手”[17]。同時，希臘、意大利等親華勢力出現，説明我國在歐洲影響力不斷上漲。而烏克蘭自衝突爆發以來則是夾雜在俄美的政治博弈之中，目前澤連斯基偏向親美，但是烏克蘭政府與民間不乏親俄勢力的存在，因此政府只能在俄美之間試圖尋找一個平衡點以達利益的最大化，但就長期而言，烏克蘭被俄羅斯與北約同時視為前進的橋頭堡，很大概率會被迫做出選擇。烏克蘭及克里米亞問題一直是影響俄美關係的重要因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決定俄羅斯不會輕易放棄這個“寶地”。同樣，無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在利益上，被歐美視為“侵略”的行為也不會得到西方的輕易容忍。

在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與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惠及非洲各國，並有長期的經濟援助。因此，非洲的親華勢力佔絕大多數，並與中國政府與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是中國和平崛起支柱的重要力量。

在中東，長期的宗教、種族衝突與國際利益的分配不均導致了戰亂的持續存在，公共安全產品的缺失處境與難民、領土等歷史遺留問題問題解決長期未能解決的情勢，創造了巨大的利益博弈空間。綜合多種因素，中東成為了全球各大政治勢力博弈的主戰場，包括美國、俄羅斯、日本、法國在內的多國均在中東駐軍，不同程度的干涉地區進程與扶植代理人。敍利亞政府軍由俄羅斯支持，反對派真主黨等則由土耳其與美國支持，近日而言政府軍稍占上風，但土耳其出面阻礙，俄土雙方几乎親自動手；伊拉克完全是美國戰後留下的爛攤子；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矛盾在美國極度偏袒以色列，出台“新中東和平計劃”的情況下愈加尖鋭，但我國在這方面秉持中立，與巴以雙方保持了一個較好的關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猶太人在“哭牆”前為中國人祈禱，讓中國網友着實感動；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實力較強，出於產油國的特殊地位考慮，雖偏向美國，而且有一定的美國駐軍存在，但始終與各方面保持着一個正常的外交關係而非敵對。伊朗由於其什葉派的獨特存在與意識形態的特殊，加之長期與美國的敵對關係與試圖改善關係的努力失敗，只得依靠中俄支持，企圖通過蘿蔔加大棒的方式打破美國製裁併恢復伊核協議的正常履行，畢竟伊核協議可以説是現階段平衡各方利益的最佳選擇。特朗普政府企圖打破平衡重構協議體系以獲得更大利益，甚至乎不惜直接斬殺伊朗蘇萊曼尼將軍引發國際社會極大震盪。這是包括中俄在內的大多數國際社會反對的，可惜英法被美政府所拉攏，啓動“伊核協議爭端解決機制”（恢復制裁的先決流程），意在向伊朗施壓謀求進一步利益；阿富汗則是典型的歷史遺留問題，塔利班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讓美國人碰了一鼻子灰。關於恐怖組織，“美國的武力干涉加阿拉伯監獄，這才是‘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茁壯成長的原因”。[18]從民族的角度來看，阿拉伯人、波斯人與猶太人歷史上本身就存在大量的矛盾與利益分歧，與近代以來在中東興起的民族國家理念交織在一起，共同加劇了地區的緊張局勢。總體來説，中東戰亂內部原因與外部原因可以説各佔五成。昨日的歐洲，自稱帶着文明啓迪的任務來到中東；今日的美國，則堂而皇之以民主自由使者之名到中東大開殺戒。[19]

在拉美，中國採取的政策與非洲類似，但拉美受美國意識形態影響與政治施壓更多，除了古巴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長期親華，大部分選擇中立或者稍微偏袒。絕大部分國家還是奉“利基外交”理念，在中美俄之間試圖尋找利益平衡點並發展自身。由於國情所限，一些盲目採取資本主義道路、開放市場的國家如阿根廷遭受了較大的經濟危機，處在發展的危險期。委內瑞拉則是各方博弈的焦點所在，選舉產生的總統馬杜羅由中俄支持，自立為總統的瓜伊多身後則是美國的支撐，但是我國奉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並不過多參與其政治博弈。2019年1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習近平主席特使出席了馬杜羅總統就職儀式[20]”，表達了中國的微妙態度。同時，也不願意撕破臉皮，維護我國在委內瑞拉的能源與商業安全，近日來看，瓜伊多被他自己的反對派逐出議會，恐怕是已經過氣。委內瑞拉作為21世紀社會主義競爭的典型代表，長期與中國保持了較好關係。查韋斯執政期間曾多次訪問中國，時任國際主席江澤民也曾訪問委內瑞拉。

簡單分析2020年的國際關係大事——1月3號一發導彈炸醒了世界，蘇萊曼尼被斬落馬下；伊朗導彈擊落烏克蘭客機，迷迷糊糊事情至今餘波未散；悄無聲息擴散的一波病毒，讓全國封鎖舉全國之力抗擊，對世界體系造成巨大影響；一個白人警察跪殺黑人，震盪全球；美國接連退出《開放天空條約》、WTO，放棄續簽THE NEW START[21]；就連印度也跳出來，在中國邊境心懷禍水；俄羅斯公投成功，修改憲法清零普京任期……這一長串的事情，似乎毫無關聯，起因結果也不盡相似。伊朗局勢是美國霸權的結果，引發新一輪僵持；武漢爆發的新冠肺炎，基本上可以認為是自然爆發的意外事件；印度是居心不良的莫迪當局，在美國的授意下動手動腳；俄羅斯是普京當局重塑國家治理結構的重大改革方針體系，屬於徹底的俄羅斯內政。但是簡單分析，不難發現在這一系列的事情背後，都有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推波助瀾的影子。雖然我們分析的僅僅只是2020年上半年，但是事實上，民族主義，伴隨着全球化的進一步擴展，已經悄然無息的滲透進了全球各地。

當全球化的發展至一個新階段，西方國家在全球化中佔據的紅利越來越少，新興發展中國家不斷要求要求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與同等的經濟發展權力，對西方的權力體系產生衝擊。再加之近年來西方的制度與治理能力遭到了巨大的考驗，並且並沒有交出能夠令民眾滿意的答卷。因此，煽動民粹主義以騙取民眾選票就成為了政治家的幾乎唯一的選擇。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者的上台似乎是必然的：特朗普、鮑里斯、默克爾、安倍晉三、莫迪……

全球化與西方治理困境可以解釋西方發達國家內部民粹主義的興起。那麼在發展中國家呢？近日印度與中國、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國的衝突沸沸揚揚，雖然印度沒有在中國這裏討到任何的好處，反而碰了一頭的灰，但是如果站在執政集團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印度民眾的注意力迅速從政府糟糕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現上轉移開來，開始加入聲討、抵制中國的大軍。以民族主義地輕巧被執政集團利用以達成其政治目的。再如2020年初伊朗政府高喊的“為蘇萊曼尼報仇”的口號，一方面是為了鞏固其反美的民意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在掩蓋其經濟發展差勁的表現。從這個角度來説，發展中國家政府鞏固統治的需要也是發展中國家煽動民粹主義的原因之一。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民粹主義還是美國等國維持其全球霸權的工具。（美國）把民主原則推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強硬的現實政治政策，支持任何支持他們的可靠領導人，建立起一個世界性的國家領導人（通常是民族主義者）網絡，他們會將華盛頓的需求放在本國人之上。為了鞏固支配地位，華盛頓建立起了一個世界性的附屬精英體系，這一體系是美國領導全球的阿基米德槓桿。[22]美國通過大規模的資金援助、軍事支持或者別的手段控制當地精英，使其利用民粹主義維持美國的霸權。這一點在印度、韓國等國比較明顯。根據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一份文件，1946年2000年，超級大國們通過競選資金和媒體造謠干涉了117場選舉，佔世界範圍內國家選戰的11%。矚目的是美國，它進行了89次干涉（佔總數的70%）——包括意大利的8次選舉、日本的5次和智利與尼加拉瓜的數次干涉。[23]

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錢乘旦教授曾指出：“民族主義從本質上説是民族利己主義的，因為近代的民族主義與發展問題連到了一起，每一個民族都想為自己的發展創造最好的條件，爭取最有利的發展機遇。[24]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盲目的、極端的民粹主義根本上是不利己的。從國際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來説，民眾受到了其認知能力的侷限，與政治家維繫其短時間內民意的需求一起構成了民粹主義。

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在不同地區也發生了“變異”。在美國，除了通俗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成為了更大的炸藥。雖然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並不是同等概念，但是二者也包含相似的邏輯。在現在的美國，白人至上的理念正在遭受美國公民社會新理念的挑戰。雖然有學者認為這是嘗試克服美國傳統歧視種族主義的做法，但是我們不妨將其作為另一種種族主義的浪潮。這場種族主義浪潮並非來源於政治影響，但是會對美國接下來的政治格局產生巨大沖擊。例如這直接引發的侃爺宣佈競選美國總統，有沒有背後利益集團的種族主義考量，是不是像某些學者猜測的那樣是共和黨的競選伎倆，還不得而知。

在中國，民族主義體現為“人民主義”，基本上已經跳脱了早年砸東風日產那樣的不理智格局；越來越多的民眾正在理性的看待國際關係格局的演變，對於西方政客的抹黑也有了相當的免疫力。在新冠肺炎爆發之時，中國能夠全國上下一心、聽黨指揮、團結互助，最終打贏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的狙擊戰，不能不説裏面沒有人民主義的影子。人民主義包括堅持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是黨和國家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體現。可以説，人民主義是將民族主義進行有利引導、昇華出新的結果。

整體來看，世界短時間內能夠跳脱民族主義的影響嗎？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不會。民族主義的延續可能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同壽命。它最終將對世界和平發展起到有利還是有害作用，我們尚不能下結論。

三、  中國政策評析：立足現實國情 盡顯大國擔當

從上面我們對於世界格局與中國政策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的對外政策與國際方針有以下幾個特點：

準確把握我國基本國情，抓住了現實需要。無論是在亞太地區還是在中東地區，我們相較於英美法等大國，參與的國際利益分配並不多，但是我們的政治存在在逐年上漲，這是東方國家實力上升所帶來的必然變化。我國之所以不直接參與地區競爭，一是我國一向奉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例如就連21世紀以前，我們都因此不願意派遣維和部隊；二是我國當前綜合國力尚處於上升階段，內生有足夠的動力，和平發展有足夠的潛能，不需要以武裝衝突、政治脅迫等手段獲取更大利益；三是我國目前需要一個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不適宜與英法美日等大國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況下展開正面衝突。在現階段，如同俄羅斯一般開展與歐美的地緣政治直接對抗，既不符合我國外交理念，也不符合我國的當下需求，同時會極大地破壞我國的發展進程。在這方面，中國為世界貢獻了超過40年的和平發展，不應該被破壞與忘記。

我國的外交彰顯大國的擔當。我們首先是積極承擔了應盡義務，在聯合國為首的國際體系下認真的行使着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職責。我們在為亞非拉小國提供的國際援助中，有不少低息、無息貸款甚至是無償援助，而且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在這方面，不像是某些人所説的“花錢買道義”那樣，而是達成了道義與實際利益的相統一。一方面，我們幫助他們，是一種共產主義中國際主義的體現，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光輝，只是蘇聯以來，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點；同時，這也是一種共贏，他們發展起來了，是對世界市場的貢獻。我們是在幫他們創造需求，然後轉換為我們中國生產端供給側前進的槓桿。這是真正的合作共贏，真正的互利互惠。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政府投入“4萬億”救市。這4萬億雖然維持了中國市場的穩定與經濟的持續發展，但是客觀上也造成了以鋼鐵為代表國企的生產過剩。“一帶一路”建設在幫助全球建設的同時，轉移了我國國內過剩產能，避免了上世紀末國企“下崗職工潮”的出現，是實實在在的“互利共贏”。這一點，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外交思想”中“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得到了最好的詮釋。這不僅僅是對客觀事實的一種概括，更體現了共產黨人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體現了共產黨人全球的視野與擔當，體現了共產黨人對於全世界人民的一種赤誠。美國人是盡一己之力阻擋全球發展以維持霸主地位，中國人是集全球之力共同發展努力爭取領先世界。一己之力，縱使再強大，也是有限的。集眾之力，則可乘風破浪，不斷前進。

外交政策不斷調整，不斷優化，與時俱進。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這二十年，發展的速度難以想象。2000年至2020年，我們的GDP大約翻了11倍。因此，我們的外交政策同樣需要不斷的調整與轉變。在以前，我國外交很大程度上要為政治利益服務，比如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等等，這是維護國家主權與獨立的客觀需要。而在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市場的今天，在一箇中國原則得到深度認可、成為國際社會普遍共識的今天，我們的外交變為為政治、經濟雙重服務。政治方面主要與國外反華勢力作鬥爭，尤其是美國反華勢力，在國際社會上為我國贏得一個和平發展的環境。經濟上則是大大促進了跨國企業與貿易的發展，比如我們的使館，很多都為在國外的中國企業牽線，為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創造條件、穿針引線。

總體來看，一國外交可以分成兩塊。一塊是致力於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維繫國家發展利益。另一塊是與地緣掛鈎的外交行為，主要為國家權力在領土外擴展服務。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指出，“要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佈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25]可以看出我國的外交政策的外延趨勢。

四、  探訪國際制度邏輯與“四色國際體系“理論

在今天以國際制度競爭為主題的國際關係新世界中，作為新興崛起國的中國和作為霸權守成國的美國是兩個核心主要角色，國際體系中正在興起的國際制度競爭幾乎都是由這兩個國家所驅動的。[26]因此，分析中國與美國所主導或倡導的國際體系（制度）就變得至關重要。筆者根據現行的國際體系，借用簡單的顏色概念，用以描述不同國家行為模式的特徵。

“黑色國際體系”，主要用以描述非世俗國家或宗教佔據意識形態主流國家的外交行為模式。“黑色”用以聯想伊斯蘭主義的傳統用色。包括泛伊斯蘭主義、泛阿拉伯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等。具體以伊斯蘭國家為主。其中以領土完整、人民主權、國家主權等民族主義思想為基礎的現代國際關係理念與真主主權、“烏瑪”認同、“吉哈德”思想等傳統的伊斯蘭政治和國際關係理念以及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識顯得格格不入。[27]伊斯蘭主義按照（非）穆斯林統治將世界分割為兩個部分，認為所有的穆斯林應該屬於一個超民族、超國家的伊斯蘭共同體，並聲稱穆斯林的使命就是通過所謂“聖戰”統一“非穆斯林”地區。。20世紀80年代，伊朗伊斯蘭革命後衝擊佔領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並扣留52名美國外交官與平民長達444天，史稱“伊朗人質危機”。伊朗人質危機被視作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現有的國際法、國際體系的踐踏，是伊斯蘭國家試圖構建“黑色國際體系”行為的典型體現。但是20世紀以來，“黑色國際體系”逐漸受到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礎的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衝擊與同化。這一方面是9·11之後美國大舉進軍中東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多國家推進世俗化的作用。現在，“黑色國家體系”大多被視作伊斯蘭極端分子與恐怖分子的行為特徵，可以説某種意義上是伊斯蘭版的民粹主義。

“白色國際體系”，主要指戰後建立的聯合國等一系列國際組織及其確立的宗旨與原則。包括規定的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主權國家享有的的權利與義務等等原則。選擇“白色”是因為“白色國際體系”代表着國際體系的理想狀態，事實上，在實踐中，干涉內政、國家發展利益不平衡、巧取豪奪等等行為層出不窮，聯合國的宗旨沒有得真正的落實，也缺乏對於大國有足夠約束的國際公共產品，如國際法。小國為了維繫自身的獨立發展，要求“白色國際體系”的落實、發展或改革，但是遭到了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老牌強權國家的阻力。

“灰色國際體系”，主要用以描述美國、法國、英國、俄羅斯等老牌強國的行為模式。包括扶植代理人（戰爭）、干涉國外選舉、捲入地區衝突、非法支持別國反對派、實施顛覆活動等。由於其非法性與隱秘性，故稱之“灰色國際體系”。灰色國際體系是平行於聯合國機制的行為模式，例如美國繞開安理會發動伊拉克戰爭。有時候甚至會破壞現有的合理“白色國際體系”，例如特朗普政府拒絕批准世界貿易組織仲裁機構的上訴專家成員，導致世界貿易組織的上訴機構無法開展正常工作。“灰色國際體系”實質上是服務於霸權主義的國際體系，為維繫大國特殊利益與超然地位提供便利，對全球化的健康有序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不利影響。

“金色國際體系”，用以描述中國為主的，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行為模式。同時，在國際合作層面也以發展的互利共贏為前提條件，與西方國家的攫取式擴張發展形成對比。“金色國際體系”不追求國家安全的絕對性，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實質是建立在“白色國際體系”基礎上的國際行為模式，並且超出了“白色國際體系”的約束性範疇。中國在現階段奉行“金色國際體系”，一方面是符合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方面是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的理念與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性質。“金色國際關係”建立了中國與世界的友誼，但就像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所説的那樣，“文化友好政策的謬論在於一種天真的幻想，認為在國際權力政治中，國家合作源於人民的相互好感。但回顧人類五千多年的外交歷史，並沒有證據證明這種幻想。國家聯盟的建立源於地理和力量平衡，而不是感情。即使真的存在友情，也是政治合作的結果，而非其原因。[28]”因此，現階段的“金色國際關係”不是一個童話，但我們要努力防止他變成一個童話。

國際制度與國內製度不同，具有排他性。地球就好像一面牆，除非將其割裂成不同部分，否則往上塗什麼顏色的顏料必定會起衝突。而在全球化的時代，加之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必要性，國際體系的衝突幾乎是必然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時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29]我們處在一個不同國際行為模式相互傾軋的時代，最終是不同的顏料融合，還是覆蓋，尚且不得而知。

五、未來展望：和平崛起不可阻擋 中國聲音勢必更強

二十一世紀，剛剛才過去五分之一。

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和平崛起將不可阻擋，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導致歐美大國無法在經濟影響深度廣泛的情況下不顧一切代價的阻礙中國成長，而且，除了作為一超的美國，從利益制衡上來講沒有人極度拒絕中國的成長。憂慮是有的，蘇聯的所作所為就擺在他們的昨天；因此，中國的崛起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和平崛起。

只要我們共產黨人堅守初心，繼續發揚共產主義、國際主義，中國繼續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那我們的崛起，就是不可阻擋的。只要中國政府始終如一的尊重各國的主權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原則，始終抱着開放的心態與世界交融，那我們的崛起，就是無法遏制的。中華文明的強大生命力，已經在歷史中無數次的證明了這一點。

今年慕安會的主題叫“西方缺失”。問題是，西方是真的缺視，還是本就不應該存在？世界體系需要重構，而且它也實實在在的正在重構。東方需要更多的話語權，世界需要聽到更多中國的聲音，中國也要聽到更多的與世界交融的聲音。世界無法缺少中國聲音，這同樣也是國際社會的一個共識。只有不斷交流，才能破除意識形態的偏見與誤會，讓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0年“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會議上表示，“亞洲表明，國家主權原則與開放和全球化並不矛盾。”[30]我相信，中國能帶給亞洲的，也可以帶給這個世界。

六、堅持多邊主義 深化合作共贏

國際政治體系的重構取決於綜合國力的相對變化。中國最強大的武器，就是執政黨及其自我革新的理念。共產黨人懂得“穩”與“進”的辯證關係，不斷打破阻礙社會進步的舊制度，不斷的發掘僵化的體制機制，不斷發展與充實馬克思主義，這促成了中國的不斷進步。

我願意相信，有了中國深度參與的世界體系，一定是一個海納百川、多邊輝煌、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開放世界。

[1] 牛新春，《從新冠疫情管窺國際政治新舊時代轉換》，載於《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四期

[2] 世界銀行，GDP（現價美元），世界銀行國民經濟核算數據，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民經濟核算數據文件。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7月17日

[3]世界銀行，GDP（2010年不變價美元），世界銀行國民經濟核算數據，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民經濟核算數據文件，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name_desc=false，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7月17日

[4] 李巍，《制度之戰：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 【美】阿爾弗雷德·W·麥考伊，《美國全球權力的興衰》，小毛線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P186

[6] 牛新春，《從新冠疫情管窺國際政治新舊時代轉換》，載於《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四期

[7] 轉引自李巍，《制度之戰：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8] Ibid.

[9] 吳建民，《順勢：吳建民談外交》，中信出版社。

[10] 人大重陽，“【調研】62%學者：美國在發動對華‘新冷戰’；90%認為……https://mp.weixin.qq.com/s/BIw7ljHe0Xm0CrukYyuGmQ。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7月16日

[11] Ibid.

[12] 牛新春，《從新冠疫情管窺國際政治新舊時代轉換》，載於《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四期

[13] 筆者初中歷史老師，鄧鋒綱語。

[14] 王琛，《冷戰後東南亞國家的“利基外交”》，載於《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2018年第四期

[15] 追溯，《寫在朝鮮戰爭70週年：你有多相信這個國家？》，觀察者網風聞社區，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34878&v=1594887705668。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7月16日。

[16] 李巍，《制度之戰：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7] 戴高樂主義是法國外交的一面鮮明旗幟，是法國總統戴高樂在20世紀60年代所推行的一系列堅持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政策的統稱。其典型體現之一就是挑戰美國霸權。田小惠、王碩，《試析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歐洲主義思想》，載於《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4期

[18] 【美】喬比·沃裏克，《黑旗：ISIS的崛起》，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聯合出版。

[19] 張翠容，《中東現場：揭開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迷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年1月29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33558.shtml，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7月17日

[21] NEW START，全稱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美俄於2010年簽署的雙邊裁減核武器條約，旨在限制兩國保有的核武器力量。2011年2月5日生效，有效期十年，2021年2月5日將到期。

[22] 【美】阿爾弗雷德·W·麥考伊，《美國全球權力的興衰》，小毛線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P38

[23] Ibid，P30-31

[24] 轉引自謝立忱，《當代中東國家邊界與領土爭端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

[25] 新華網，2014年11月29日報道。“習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7月17日。

[26] 李巍，《制度之戰：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7] 謝立忱，《當代中東國家邊界與領土爭端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

[28]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王珊、郭鑫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P248-249

[29] 2020年，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發布題為《不要在“搖搖欲墜世界”中喪失理智》（《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的報告摘錄。澎湃新聞外交學人專欄，2020年6月1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63578_1，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6月18日。

[30] 俄羅斯衞星通訊社6月26日報道，“普京：亞洲正在恢復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1910031029735436/，最後訪問時間2020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