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琴聲_風聞

外公去世30年了。翻出10年前的老文，以茲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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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網上輸入了外公的名字，意外地發現了很多搜索結果，這勾起了我的很多回憶。外公去世正好二十年，如果用虛歲的話，外公今年正好一百歲了。

曾經非常着迷於赫爾曼·沃克的小説《戰爭風雲》裏的亨利中校，他是一個無名的小人物，但在關鍵的時刻見證了關鍵的事件，而自己隱沒在歷史的陰影之中。外公正是這樣一個人，身處聚光燈之外，但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見證了往來熙攘的風物人事。我曾經極力鼓動他寫一點回憶錄，他不肯，“那是大人物的事情，我寫什麼回憶錄？”小時候對老人的陳年舊事前説後忘記，於是今天只能根據記憶的碎片來為外公多彩的人生拼湊一幅斑駁的圖畫了。

外公張沅吉是辛亥年出生的，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外公不大談起老大張沅長和老三張沅鑫，和老二張沅恆接近些，但同在上海的就只有五弟張沅昌了。張沅昌從英國學醫回來後，在上海華山醫院開創了中國的神經內科，在毛澤東晚年曾作為專家會診組成員，並長期擔任葉劍英的保健醫生。外公和姐妹們似乎更加親近一點。大姐張維禎自己是20年代密執安大學的碩士，嫁給了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大女兒羅久芳對父母的軼事多有著述。三姐張鳳楨是30年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女博士，嫁給了大法官倪徵燠，更是故事多多。小妹張蓉禎和歌唱教育家周小燕是最好的朋友，自己在歌唱上也很有造詣。外公的家境至少算小康，但外公出生時，算命先生説他和老太爺的命相沖，所以很不得太外婆的喜歡，早早就出門到嘉興中學寄讀，以後就自謀生路了。

外公的年輕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的時代，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一切都在激烈衝撞，這一切也在外公身上體現出來。外公從小就顯示出多才多藝的一面，自己琢磨寫寫畫畫的事情，後來學畫就順理成章了。外公沒有受過太多的高等教育，上海新華藝專畢業後，在中央大學藝術系旁聽了兩年繪畫，成為徐悲鴻的編外弟子，從此開始了他的油畫生涯。外公和徐悲鴻走得很近，對徐悲鴻的油畫推崇備至，尤其是他的人體，從用光到用色，尤其是那幽幽而透明的青綠色，還有就是徐悲鴻的成名作《田橫500義士》。但外公對徐悲鴻後來畫馬賣藝從政很是不滿，經常嘲笑他的“蹩腳馬”，大概是對徐悲鴻偏離學院派藝術不滿。外公對印象派的忠誠是執着的。改革開放後，國外親友寄來畫冊，其中有一大本精裝的圖魯斯·勞特萊克的畫集，外公私下跟我説，為什麼不寄一本梵高或者莫奈呢？

抗戰爆發後逃難，徐悲鴻和外公打算在桂林開辦西南藝術專科學校，但後來的戰亂使這一打算泡湯。這也是徐悲鴻和蔣碧微最後分手的時候，徐悲鴻後來和比他小28歲的廖靜文結婚。不知道是出於對先師母的忠誠，還是對學院派時代的徐悲鴻的懷念，外公説起廖靜文的時候也是一臉的不屑。説起來，徐悲鴻或許是一個無女不歡之人，在桂林的時候，經常在外笙歌豔舞。大畫家也時有囊中羞澀的時候，於是就來跟外公借幾個大洋。外公不是有錢之人，但恩師要借幾個大洋總是要從命的，不過這也是要在日記上記一筆的。可惜日記在文革中散失了，否則倒是可以在徐悲鴻的傳記裏增加不大為人提起的一節呢。徐悲鴻送過外公一幅“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字，我看到過。外公把這作為一輩子的座右銘，但也不時譏嘲徐悲鴻自己一點也不淡泊寧靜。

受到徐悲鴻的影響，外公的繪畫也走法國印象派的路子，多用亮麗的色塊，着意營造印象和氣氛，而不拘泥於細節和寫實。外公畫了很多風景、靜物、人物。記得工農兵學員時代，媽媽工作的大學裏來了幾個西藏女學員，於是外公的畫廊裏又多了一個披上哈達的西藏姑娘。

外公很勤奮，畫作很多，但除了30年代在上海和陳秋草、潘思同等組建白鵝畫室那段時間外，都是自娛性的，從來不賣畫，連想都沒有想過。自己喜歡的，就在牆上掛起來。從前留下來的金粉石膏雕花畫框家裏有很多，一個一個都利用起來，不大的家裏，前廳後廳牆上高高低低掛滿了自己的畫作，就像歐洲古堡裏的畫廊一樣。早上太陽昇起，把窗打開，看着陽光撫弄自己的畫作，這是外公一天中最高興的時候。

改革開放後，國外的親戚來上海，外公給過他們幾幅畫，他們徵得外公同意後，在國外拍賣過，據説反響很不錯。按照網上《老良友的主編們》一文中的評價，“他勤於創作，不事張揚。作品風格平實，不造作，題材貼近生活，”這是中肯的。

外公不是沒有想過把畫藝傳給子孫輩，我還跟着外公學過幾天素描，至今還留有當年畫石膏像的素描。不知道是出於鼓勵還是真有其事，外公還對我的素描誇獎有加。不過我沒有堅持下去，5分鐘熱度後就不了了之了。外公經常帶我到那個年代上海僅有的幾個公園，看大自然的春華秋實。外公常説，看這些樹葉，綠得多麼有層次。那時的我對紅花紅葉（日本紅楓？）比較感興趣，好歹有點色彩，綠葉就是綠葉，有什麼層次不層次的？

油畫作為自娛，畢竟是很花錢的愛好。我幫外公到福州路的美術用品商店買過顏料和畫筆，但畫布買不起，外公大多在老的油畫上直接覆蓋，畢竟除了家裏牆上掛出來的，樓梯下角落裏還堆着很多沒有掛出來的老畫呢。外公説徐悲鴻也不用新畫布，這樣底下原畫的色彩隱隱地泛出來，增加些許不可捉摸，反而有味道。但繪畫沒有成為外公的職業。

在20-30年代的上海灘上，有一份《良友畫報》，這是中國畫報界的始祖，在中國新聞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二哥張沅恆曾是《良友畫報》的攝影記者，1939年2月接任總編。外公跟着二哥學攝影，這時也加入了《良友畫報》。二哥雖然身為總編，但在文化事業和商業誘惑之間遊移，外公實際負起了編輯責任。在孤島時期，《良友畫報》的形式新穎，嗅覺敏鋭，情趣時尚，成為在抗戰中煎熬的上海人的重要精神食糧，外公則是這份大餐的大廚。小時候經常纏着外公講打仗的故事，外公不喜歡刀光劍影的事情，但還是經常講“斯貝伯爵”號被追剿和西線閃電戰的故事，這正好是外公主持《良友畫報》的時代。也是在《良友畫報》，外公結識了後來成為第二個外婆的翁香光。

第一個外婆叫經松明，她和外公生了兩個孩子，就是我舅舅和我媽媽。外公説起她時，總是充滿温情和懷念。記得她的名字出自於王維的詩句：“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第一個外婆的父親經亨頤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點名氣，他推動現代教育，曾主持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在任上任用、提攜、資助了包括李叔同、周樹人（魯迅）、朱自清、豐子愷、潘天壽等一大批優秀人才。經亨頤的另一個女兒經普椿更加出名，這就是廖承志夫人。同為國民黨元老的廖仲愷和經亨頤締結兒女親家，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抗戰中一家逃難到西南，但經亨頤病重，外婆帶着舅舅回到上海，不久經亨頤病逝，但到西南的交通受阻，外婆和舅舅只好留在上海。後來外婆在抗戰的孤島時期去世了，留在西南的外公和媽媽趕回上海奔喪。舅舅那年只有4歲，媽媽3歲。

第二個外婆的家世也不平常，父親翁瑞午現在也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了，但他的名氣來自和陸小曼的40年情緣。小時候常聽大人説起“六小妹”，也不知道是何許人也，直到已過而立之年了才聽説徐志摩和《再別康橋》，然後才有萬人空巷的“人間四月天”，才知道徐志摩、林徽因和陸小曼的悲歡情仇。在劍橋國王學院劍河橋跟見到刻有《再別康橋》詩句的徐志摩紀念碑更是很久以後的事了。説起來，知道林徽因要早得多。在高中的時候，特別迷建築，大學差點報考建築，梁思成、林徽因的名字自然爛熟於胸。但知道這些名人之間的瓜葛還是在後來，在這時才把“六小妹”和陸小曼聯繫起來。外公當然和陸小曼熟識，舅舅和媽媽小時候還跟着外婆到陸小曼那裏拜年，但大人不對我們這些小孩子説這些事，大人之間説起“六小妹”我也聽不懂。外婆現在還在世，不久前還出席良友迴歸主題展。老人家還是舊貌依稀。

按照《天下良友》作者臧傑的説法，“比及哥哥張沅恆在文化崗位與商業誘惑之間的徘徊，懷揣文化理想的張沅吉本可以成為《良友》畫報最有潛質的主編，但“造化”弄人，他還是被定格在了“末代主編”的位置上。”不過良友也使外公以後有機會進入新聞界，在40年代成為中央社攝影部主任。外公説，解放前夜，國民黨對於退守台灣很沒有信心，已經在準備進一步外逃，下一步就是往菲律賓撤退。外公已經被派往馬尼拉建立中央社的辦事處，但外公沒有離開上海。解放後，外公依然靠攝影謀生，但早已不碰新聞或者文藝，而是改行醫學攝影，專門為醫學院拍病例。有時候放射科缺人手，外公也去幫忙拍X光片，沖洗，也算半個放射科的人。由於外公低調的為人，也因為這不惹眼的職業，外公躲過了反右、文革，儘管抄家歸還物資裏有一張蔣介石的新聞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在漫畫之外見到蔣介石的樣子。

繪畫是外公的愛好，攝影是外公的職業，但外公最鍾愛的是音樂。如果不是歐洲戰亂，他已經拿到去波蘭的獎學金，準備到華沙去學音樂了。

外公從小喜歡自己撫琴摸弦，成年後拜師一個白俄小提琴家，學會了小提琴和一般樂理，以後又自己學會了中提琴和鋼琴，還會吹長笛，大概這些樂器對於聰明的外公來説是一通百通的吧。外公曾經有過兩台鋼琴，都在戰亂中丟失了。外公一直想再有一台自己的鋼琴，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心願一直沒有實現，我也從來沒有見到過外公彈鋼琴的樣子。那年我到波士頓，在中心花園（Boston Common）旁看到一家斯坦威鋼琴專賣店，走了進去。我不會彈琴，但撫弄着一台台斯坦威，想象着外公彈琴的樣子，徘徊了許久。

但外公拉小提琴和中提琴我是見過的。文革中，小提琴是徹底的封資修的東西，外公只有門窗緊閉的時候才能逃遁到音樂的世界裏。記得有時還要加弱音器，免得引起革命警惕過高的鄰里的注意。由於江青搞樣板戲，在京劇配樂里加西洋樂器，小提琴後來紅了，曾經在滬上很是流行過一段時間，擅長小提琴可以作為躲避上山下鄉，這對於知識青年是莫大的吸引力。不過外公不肯接教小提琴的事情，也特別看不慣前仰後合的所謂激情演奏風格。外公拉小提琴時穩若泰山，激情只在音樂中流露出來，最多隻是微微擺動頭髮花白的腦袋，再在最後一個音符時，一點頭，然後一揚弓。

外公有幾個拉琴的老朋友，外公是他們中最年長的，他們都叫他張兄。實際上，他們中還有一個“張兄”，名叫張擷誠，他是上海歌劇院的首席小提琴。但他比外公還是年輕，所以外公稱他擷弟，他稱外公張兄。至於其他人，尤其是年紀更輕的，那就此張兄彼張兄一筆糊塗賬了。老朋友中還有一個醫生，還有一箇中學老師，也在工人文化宮樂隊里拉琴，還有其他幾個朋友。後來又加入了一個年輕人，絕技是修小提琴，後來還自己做小提琴。

在那萬馬齊喑的年代，他們幾個人時不時聚在一起，有幾個人就拉幾重奏，拉四重奏的時候多一點。有時多一個人，就拉五重奏。四重奏也不好辦，沒有拉大提琴的。那麼大一個大提琴，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好帶，在那個年代也容易招引不必要的注意，所以外公和朋友們的四重奏常常是兩個小提琴、兩個中提琴，一箇中提琴就要拉大提琴的部分；或者三個小提琴、一箇中提琴，那中提琴拉大提琴的部分，一個小提琴拉中提琴的部分。四重奏裏小提琴是最漂亮的部分，記得外公總是拉中提琴，自嘲只有拉“苦惱嘀嗒”的部分的份。

絃樂五重奏的譜子不多，多的是鋼琴絃樂五重奏，要是五個人來，沒有鋼琴，那五重奏就不大好辦了。手頭上有的三重奏、四重奏譜子也不夠他們拉的。外公退休後，一大樂趣就是改編樂曲。莫扎特、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什麼樂曲都改編，要改編成他們幾個老朋友自己能拉的。外公對於古典音樂是徹底的自娛派，既沒有什麼學院派的禁忌，也是出於自力更生的不得已。他就用自己早年學的樂理知識，把本來的三重奏改成四重奏，四重奏改成五重奏。張擷誠在文革中曾把歌曲《薩里哈最聽毛主席的話》改編成中提琴曲，記得最早的草稿就是拿到外公這裏來的，第一份正式的樂譜也是外公幫着謄寫的，後來還改編成四重奏，老朋友之間自己拉着玩。外公會繪畫，抄寫五線譜自然是小菜一碟，漂亮、工整，再加上改編樂譜的本事，這差事非他莫屬。外公把鋼筆尖斜剪一小刀，筆尖就像莫扎特時代的鵝毛筆一樣了，抄寫樂譜正合適。沒有五線譜紙是一個麻煩。開始的時候自己畫線，後來請人用油印機印，到文革末期總算有五線譜紙賣了，這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到福州路文藝用品商店買五線譜紙自然就是我的事。

老朋友都或多或少沾一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邊，只有在鬥私批修之餘，偷偷到外公這裏來過一把小癮。不管有幾個人來，外公總有合適的譜子拿上來，幾個老朋友就苦海餘生沒事偷着樂。要不是配合世博新建的地下劇場，現在記得文化廣場的人恐怕不多了。在萬馬齊喑的文革年代，這裏是激盪着“時代最強音”的地方。在離這裏不遠的永嘉路一個弄堂的深處，從緊閉的窗裏透出幽幽的巴赫或者莫扎特，那就是外公和老朋友他們了。記得他們每一段時期有一定的“作業”，這一段集中拉巴赫，下一段集中拉勃拉姆斯。老朋友之間自己對音樂的結構、意境做分析，然後自得其樂用弓和絃詮釋一番，然後大家相對輕聲一笑，沒有名利，只有享受。我一定是聽他們演奏最多的聽眾了，記得他們最喜歡巴赫，但我更喜歡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好歹有一個調，哪像巴赫，吱咕嘎咕的，多煩人。多年後，粉碎四人幫了，春暖花開了，田頭的高音喇叭裏傳出海頓的《第一弦樂四重奏》，咦，這不是外公和老朋友們拉過的嗎？那一刻，好像頭腦裏的開關突然撥動了一下，從此我也愛上了古典音樂，儘管依然是堅定的動耳不動手的愛樂派。不過外公喜歡小巧玲瓏的樂曲，尤其是獨奏和室內樂。這一方面是他可以自己或者和朋友一起賞玩，另一方面也是他個性不喜歡恢弘張揚的緣故。受到外公影響，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主要聽小提琴，後來才喜歡上鋼琴和歌劇。受外公的影響，我對奏鳴曲和交響曲的熱情相對提不起來，但對協奏曲一直情有獨鍾，外公對此不以為然。

其實外公搞樂隊的事情早就幹過。40年代的時候，外公自己拉起一個五重奏小樂隊，在上海的飯店、酒吧、俱樂部裏演奏，其中兩個成員是李德倫和黃貽君，李德倫拉大提琴，黃貽君吹黑管，外公自己彈鋼琴。後來樂隊越拉越大，組織起中華青年交響樂團，裏面就有醫生老朋友，張擷誠則是首席小提琴，外公自己則擔任指揮。樂團曾經給馬思聰伴奏，不知道是不是《思鄉曲》。外公特別推崇馬思聰和他的《思鄉曲》。

在外公的音樂生涯裏，指揮一定是最短的一段時間了。但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年輕的遠親小輩專業學習指揮，還出國深造，多次到外公這裏來討教指揮藝術，我也跟着好玩，比劃過幾下一二三四。其實這時外公放下指揮棒已經50年了。外公對卡拉揚的指揮風格推崇備至，但對小澤征爾不大敢冒，説到底，外公還是認定激情應該在音樂中體現，而不是肢體動作。外公在50年代看到過哈恰圖良的指揮，這是《馬刀舞》的作曲家。外公説哈恰圖良的指揮像炮兵開炮一樣，雄壯乾脆，但看着有點斯文掃地。

在不拉琴或者改編樂譜的時候，外公就開始編寫《世界小提琴家畫傳》。不知道是從良友時代還是中央社時代開始，外公就注意收集世界小提琴演奏家的資料，還利用照相室的便利條件，翻拍和沖印了一些珍貴的照片，作為插圖。老照片過於模糊的話，外公就操起畫筆，勾描一幅插圖。有一個做外科醫生的琴友給了他一把報廢的手術刀，依然異常鋒利，外公就用它裁剪照片，精心貼圖。我一定是這本書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讀者，帕格尼尼、克萊斯勒、約希姆、奧厄、海菲茲、梅紐因、斯特恩、柯岡、奧伊斯特拉赫，這些名字都是從這裏看到的。在外公的筆下，他們的演奏似乎活了起來，我能夠聽到海菲茲的疾風暴雨，梅紐因的精雕細琢，斯特恩的甘醇雨露，奧伊斯特拉赫的雄渾厚遠。改革開放之後，鄭京和、安妮·索菲-穆特的演奏也能聽到了，但外公沒有再增補，現在手稿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了。

《世界小提琴家畫傳》的另一部分是小提琴，從這裏，我知道了阿瑪蒂創造性地採用了高弧度的面板，使小提琴音質甜美；知道斯特拉蒂瓦利確立小提琴形制，把小提琴製作藝術推到頂峯，至今無人企及；知道戈乃利的小提琴比斯特拉蒂瓦利還要珍稀。那年去意大利的 時候，特地繞道到了克萊蒙納，在斯特拉蒂瓦利博物館裏淌徉時，在一把一把古琴上，看到的是外公的身影。外公其實想過教我小提琴，但我對看琴比拉琴的興趣更大，大概我這工科男的秉性在還不知道工科文科的時候已經發芽了。外公從不強迫小輩學什麼，於是就給我講解小提琴的製作，面板的弧度、琴孔的大小和位置、琴橋的質地和位置、膠水和琴漆的調配。在陽光下，教我欣賞琴背的虎皮斑紋，還有木質結構在清漆下像晶粒一樣的閃爍。外公説，高明的小提琴製作師會把小提琴做好膠好，自己拉一拉，然後拆開，根據音質在這裏淺淺地削一刀，那裏輕輕地刮一刀，就這樣化腐朽為神奇，聽的我也把自己想象成提琴大師，想妙手造音了。當然，任何大師都是要從動手開始的，於是世界上又多了一個只動口不動手的潛在大師。

外公的資料大多數是英文的。説起來，外公沒有正經學過英文，都是自己學的。文革後期政治氣候有所鬆動，海外關係可以恢復通信，正好朋友的親友從美國寄來一批過期的《國家地理雜誌》，借給外公，外公就給我講解雜誌上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圖書館裏的英文書籍也“解禁”了，外公借來不知道哪一年的大英百科全書，挑一些段落給我講解。我對有圖的部分感興趣，最感興趣的是飛機汽車火車，對藝術的這個派那個派不大感冒，外國只好耐着性子給我一張張圖講解那些其實對他也陌生的鋼鐵玩意。驚奇的是，外公還自學了法語。這大概是要研究法國繪畫的緣故，也或許是準備去波蘭學音樂的時候學的，戰前歐洲學院派的藝術教育大多是用法文的。在抗戰逃難路途中，路經越南河內，外公就志願充當法語翻譯，最後帶一船人順利地穿過越南，到達昆明。

改革開放後，老朋友的空閒時間少了，外公的肩膀也開始生長骨刺，拉琴的時候很是痛苦，於是慢慢放棄這一畢生最愛，轉而重新拾起放下多年的舊愛好：金石。外公買來一堆便宜的圖章石，刻起圖章來了。外公最推崇吳昌碩，喜歡古樸寫意。小圖章刻得不過癮，就刻大的；圖章刻得不過癮，再刻邊款。自己刻不算，還給朋友刻。後來索性刻硯台了。五毛錢的學生硯台被外公左一刀、右一刀，花鳥蟲魚就躍然浮現，然後在背面鈎上篆字銘文，一個藝術品就誕生了。外公給我刻過好幾個，我不懂得珍惜，上學寫毛筆字的時候照用不誤，搬過幾次家後，現在都找不到了。自從學了油畫，外公就對國畫就有點成見，對徐悲鴻畫馬、吳冠中、林風眠的中西結合痛心疾首，但這時似乎不再那麼偏激了，重拾舊藝，偶爾也勾幾筆國畫，荷葉蝌蚪放牛娃，翠竹飛鳥水仙花，淡墨淡彩，很有情趣。

外公是多才多藝的，但我從外公那裏只學了一點攝影。外公教我，拍照不能就這麼看，要把風景或者人物想象成一幅畫來看，用手指圍成一個畫框，前後左右像取景一樣比劃着看。不是先拍了再説，而是心裏已經有了一個畫面，然後用手指畫框和實際比較一下，再拍照。這在膠捲時代很重要，一張照片恨不得當成兩張拍，不像現在用數碼，可以廣種薄收。但另一方面，出於新聞攝影的老習慣，外公教我拍照的手腳要快，抓住關鍵時刻就按快門，不要瞻前顧後，老想着是不是換一個角度更好。要相信感覺。

我對建築的愛好也是外公那裏來的。外公給我解釋多立克、科林斯和愛奧尼克柱式，拜占庭、哥特式和巴洛克、洛可可，帶我到豫園裏，給我講飛檐斗拱照壁花窗，太湖石、假山、池塘、水榭，曲徑通幽、步移景易，給我講自由式的英國花園和規整美的法國花園。

在生活中，外公要求很低，崇尚儉樸，對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他平日最喜歡逛的地方是舊貨攤，華亭路和淮海路舊貨商店（在淮海路成都路那裏，曾經是上海最大的舊貨商店）是常客了。淘到一點廉價而又精美的藝術品，那就像挖到一桶金一樣高興。外公收藏了很多“不值錢”的東西，有幾幅不知名畫家的油畫，估計是舊上海外國人留下來的；有一些唐三彩的陶女俑和馬；還有一對黑木雕的馬頭，被我帶到加拿大來了。外公還收集過銀質餐具，但即使在舊貨攤上也要價太高，所以收集得不多，湊不成全套餐具。

外公對小孩那是寵愛有加，平生最恨之事就是看到人家打小孩。表弟（舅舅的兒子）小時候有點淘，有時外公實在氣不過了，就按住腳撓腳底板，這就是最嚴厲的體罰了。文革時代人們的戾氣重，街上大吵大鬧甚至大打出手那是常事，有時大人就打小孩出氣。平日温文儒雅的外公這時候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像憤怒的獅子一樣衝過去拉住打小孩的人，甚至不惜和人家拉扯衝撞，旁人拉也拉不住。我們一起上街的時候，最擔心的就是今天不要撞上有人打小孩，外公畢竟一介文人，和莽漢衝撞起來後果難料。外公喜歡小孩子，可惜我女兒在加拿大出生，一歲的那年，外公去世了。媽媽説，外公在醫院裏，還懷揣着重外孫女的照片。

文革後，我忙着考大學、讀研究生、談戀愛、出國，和外公在一起的時間少了，但一有機會，還是經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外公很早開始就每年給自己拍一張“年度照”，這時候這就是我的事情了。外公似乎永遠是那個樣子，不顯老，很短的短髮灰白，但不是滿頭銀髮，額角上有一個胎記。不知道哪年上海曾經有過加拿大風景畫展，我把外公的展覽資料剪貼成冊，我自己都忘記這事了，外公還記得。我先出國到了加拿大，妻子在外公那裏看到這本剪貼的畫冊，外公説，這就是緣分，難怪我到了加拿大。

外公走的時候，我在加拿大讀書。那天在系裏拷貝資料，順便從信箱裏把信拿出來。一邊拷貝一邊拆信，但怎麼看不懂？那是在美國的外公小妹妹張蓉楨的女兒的來信，要我先不要對她母親説起外公的事。外公什麼事？看了好幾遍，才意識到不願意承認的現實：外公去世了。那時刻，我的眼前一片空虛，時間好像停止，呼吸也不會了。記得外公説過，莫扎特最了不起的音樂是《安魂曲》，我馬上衝了出去，走了很多路，買了一張《安魂曲》的CD。淒厲的音樂在黑暗中激越，悲痛的心靈在空虛中掙扎，我只有用莫扎特的樂聲為外公送行了。這以後，這張CD成為禁忌，只有家中有親人故去的時候，才拿出來放。

女兒小的時候，我們就送她學鋼琴。現在女兒已經大學三年級了，鋼琴就靜靜地留在家中。我有時想，哪天退休了，有時間了，我也學學鋼琴。音樂是天堂的語言，我們從音樂中感受到天堂，或許天堂也能從音樂中感受到我們？我要彈巴赫、肖邦，要彈貝多芬、莫扎特，或許能借音樂的力量，讓外公在天堂聽到我的聲音：外公，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