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都説長城內外打得你死我活，但其實他們一直有着秘密的往來_風聞

來源：一席

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生活世界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以前我們從來不會意識到的，嶄新的歷史研究課題。而且在生活世界當中，我們也可以產生出很多新的歷史解釋。

在生活世界中發現歷史

2020.6.6 北京

大家好。我們一般會有一個印象，認為研究歷史的人總是和古籍文獻打交道，因為在大量的古籍文獻當中保存着非常豐富多樣的歷史信息。但是慢慢地人們也認識到，這些故紙堆中保留的歷史並不都是真實發生的過程。

這些作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觀性和個人情感，都有時代的侷限，所以他們不可能完全真實地，或者客觀地記錄歷史。特別是，不管史料是多麼浩如煙海，多麼豐富，它和實際發生過的歷史過程相比，也只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

那麼歷史是不是隻能從這些古籍文獻當中找到呢？

20世紀我們中國有一位非常偉大的歷史學家叫顧頡剛，他小的時候曾經發現一個問題。在他家裏吃飯用的餐具當中，有的畫着《百子圖》的圖案，其實這在中國的過去是非常典型、非常普遍的，不光是在餐具上，還有很多書畫中也都會出現這一主題。

▲ 歷史學家顧頡剛

這幅圖説的是西周第一位天子周文王，傳説他有100個兒子。顧頡剛先生小的時候就懷疑，一個人哪怕是皇帝，他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的小孩呢？

於是他就開始去查書，結果就發現，在古籍文獻當中能夠找到的真是周文王兒子的其實沒有幾個，包括周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等等，不超過十個。

▲ 百子圖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後來他就再去找，最後發現在《詩經》當中有這麼一句話，叫做“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他一看恍然大悟：喔，原來這是個誤會。

這個傳説是説周文王的夫人的品德非常好，她繼承了文王的母親的優良美德。這樣的女性可以生很多孩子、有很多兒子。所以這完全是一種吉祥用語，是一句祝福性的話，並不是歷史上的周文王真的有這麼多的兒子。

歷史研究發展到了近代以後，考古學誕生了，考古學工作者的努力使得我們對於歷史的瞭解，遠遠地超過了文獻描述的內容。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甲骨文，即殷商卜辭，還有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面的銘文。到了更晚，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秦漢時大量刻有文字的竹簡，我們稱之為簡牘。

除此之外，考古發掘的城市遺址和墓葬也讓我們知道了在很久遠以前，在數千年以前人們究竟是怎麼生活的。所以有一位學者就提出，考古發現為歷史研究提供了第二重證據。

雖然從古書和古物出發去尋找和發現歷史，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研究和了解歷史的方式，但是這有可能會帶給我們一種誤會，有可能讓我們把現在生活的世界與我們所關注、研究的歷史區別、隔絕開來。這會導致我們不能非常好地理解歷史。

江南的“山歌”

我給大家舉兩個小例子，一個是江南地區在歷史上有一種民歌被人們稱為“山歌”。明代著名的文學家馮夢龍曾經編寫過一部叫做《山歌》的書，在書裏他收集了很多民間老百姓傳唱的歌謠。我們在閲讀其它文獻時大概能知道什麼是山歌。

比如在宋代的蘇州地區的一種地方誌《吳興志》裏，提到了唐代著名的詩人劉禹錫的《竹枝歌》，“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這樣的詩句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這裏記載説，在南宋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寫了一本講詩歌的書叫做《苕溪漁隱叢話》，苕溪在浙江的北部，今天的湖州地區，最後匯入到太湖當中。

《苕溪漁隱叢話》的作者在書裏講，我當時在苕溪上坐着船，夜間在水上航行時聽到有人唱吳歌，就是江南地區的民歌，在這個歌裏聽到了劉禹錫《竹枝歌》的後兩句。這説明劉禹錫的這首詩的最後兩句來源於民間歌謠，但是其他句就不是了，其他句就是當地人根據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寫的其它的歌詞。

這部南宋的文獻説當時的舟人，就是划船的人或打漁的人，以及砍柴的樵夫唱的歌謠就是山歌。但是我們還是會有疑問，山歌不應該是山區的人唱的歌嗎，為什麼江南水鄉的民歌會叫山歌呢？

我們只有到了文獻所説的地方的情境裏才會知道其中的原因。江南水鄉的很多地區都把湖裏的島叫做山，比如太湖七十二峯指的其實是太湖裏的島嶼。所以江南水上人唱的歌才會叫“山歌”。

什麼是“峒”？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什麼是“峒”？

“峒”也是對一種地形的描述。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樣的古典小説裏，經常會提到某某洞主。在南方和西南地區，很多少數民族首領被稱為洞主。比如《三國演義》在描寫七擒孟獲的故事的時候説“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佔，今投何地安身？”《水滸傳》裏面也有一回的回目，就是標題，叫做“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因為那邊都是崇山峻嶺，那這個洞是不是就是山洞呢？他們是不是躲在山洞裏面？實際上當我們到了這一帶地區一看，或者再跟老百姓一聊，我們才知道這個洞並不是山洞。

這張圖片展示的是在南嶺地區，湖南的南部郴州地區的一個“峒”。它四周環山，但是從一條很小的路進去就會豁然開朗。裏面往往是一個山間的平原或盆地。小一點的峒裏面可能有一兩個、兩三個自然村，大一點的可以到七八個、十幾個自然村，這樣的地形就叫做“峒”。

不到那個地方去，根本沒辦法理解古人在書裏面寫的那樣的情況。他們在書裏還説這樣的地方其實物產很豐富，可以種稻子。這個地方原來在某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直到後來漢人進來，王朝國家把軍隊派進來以後，這些少數民族才慢慢地都退縮到了海拔更高的山區去。

所以這樣兩個例子告訴我們，儘管只是兩種地形或者地名，如果我們不到當地去，光靠讀古書、讀典籍理解就可能會出現偏差。所以我們就經常地帶着學生，還有一些年輕的教師在全國各地深入到一線，看看這些地方究竟生態環境怎麼樣，人是怎麼樣的，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和周圍地區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就像從圖片裏可以看到的，這些地方可能保留下來很多古代的碑刻，甚至在一些村民家裏還保留着大量的世代祖輩傳下來的自己鄉村裏的文獻。

但是看了這些東西，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怎麼去理解它們？這些人又是怎麼去利用它們的？原來很多人不認字，但是他們為什麼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我們經常要去跟他們聊天，去問他們，有時候在田間地頭碰到農民去幹農活，會耽誤他一點時間，向他了解在他腦子裏有印象的時候，這個地方種的糧食怎麼樣、產量如何等等。

這樣就讓我們眼前突然有了一片開闊的新天地，我們可以不僅僅通過文獻，特別是官方文獻、官修正史才能夠認識歷史。那些歷史往往是朝廷，是知識分子精英、士大夫希望我們知道的歷史，還有更多的歷史是那些書裏沒有記載的。

長城腳下的碰撞與交流

我舉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蔚縣。蔚縣在今天屬於河北張家口地區，它的歷史很悠久，在唐宋時期是當時中原王朝的邊陲地區，中間有一段時間曾經作為所謂“幽雲十六州”的一部分，被割讓給了契丹。

到了明代的時候蔚縣正好處在長城的沿線，在長城以內的腳下，當時叫做蔚州。在明代，關外即長城以外是蒙古人，長城以內是明朝，雙方長期處在交戰的狀態，關係非常緊張。

所以我們看到蔚縣縣城的城牆只有三面有門，北面沒有門。北面對着長城以外，要防範蒙古人的進攻。在北門上面，當時明朝軍隊的負責人在這裏建造了一個很大的，像寺廟一樣的建築，叫玉皇閣。希望玉皇大帝來保佑他們應對長城以外的蒙古人的挑戰。

不光是縣城，當我們到蔚縣的鄉村裏去看時，發現很多的鄉村到今天還是這樣子的。村子外面也都有牆，叫做堡，裏面的街道像城裏一樣是個十字街。這張圖片是從南向北看到的，在我們面前橫着的這條是東西方向的，在這條十字街的中心也有兩個小廟，一左一右。

同樣地北邊也沒有堡門，而是一座高高的廟，有的是關帝廟，有的是真武廟。真武是鎮壓北方的神，關帝是武神，代表了軍隊，這非常符合國家的禮制。

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在明朝這個地方有大量的駐軍，今天普通老百姓居住的村落，在明朝的時候很多是由軍隊和他們的家屬駐紮着的。看這些我們就知道，當時長城沿線兩邊的關係確實比較緊張。

但是如果我們到村落裏面，去看村落裏保留下來的大量的材料，我們就會發現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緊張關係之下，關外的蒙古人和關內的明朝士兵之間還經常有貿易往來，只不過名義上是被官方嚴禁的，因為雙方是敵人。但是由於老百姓存在商業的需求，他們私下裏還是經常悄悄地秘密地進行貿易，這基本上成了一個勢不可擋的潮流。

過去大家講到長城內外都是説雙方打仗拼得你死我活，但是**民間的需求、生存的需要造成了一種當時看起來好像是不合法，但是實際上一直存在的民間的交流。**到了晚明的時候，雙方終於達成了協議，我們通常叫做“隆慶和議”，在這之後一直到清朝，民間的和官方的商業往來都打通了。因為到清朝，蒙古地區也被納入了版圖。

所以我們在蔚縣這樣一些漢人生活的地區的寺廟裏可以看到很多蒙古穿着打扮或者是藏傳佛教的形象，這説明雙方非常熟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非常頻繁，蒙古從明代中後期也都開始逐漸地信奉了藏傳佛教。

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們在一個普通的院落門口發現一塊石頭，那塊石頭上寫着“一百七”。我經常拿它來考學生，考他們這塊石頭是幹什麼用的，大家都隨便猜，其實這塊石頭是一個練力氣用的石鎖。後來一問果然這個院子在清朝的時候是個鏢局，正是因為有了商業的發展才會有保鏢這種職業的應運而生。

從一個側面，從這樣一個實物、一個不起眼的東西能看到什麼呢？首先可以看到雙方的緊張關係，經商做買賣都要私下進行，如果被抓到還會有禍端。從這樣的狀態一步一步地逐漸地順應老百姓的生存的需求，同時也順應國家的需要，逐漸地開放，形成了商業互通往來的狀況。

所以到了清代以後，從張家口到庫倫（現在的烏蘭巴托）有一條張庫大道，南方的福建武夷山的茶葉也會通過這裏向蒙古地區運送，甚至通過蒙古出口到俄羅斯。

如果不到這個地方去，很多具體的過程就不知道，甚至可能會有錯誤的印象，認為這樣的一些地方都是戰爭區和交戰區，兩族人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甚至非常敵對，事實不是這樣的。

清代“改土歸流”的背後

剛才我們是在北方的長城腳下，現在我們把視線拉到南方去，下面一個例子講的是貴州的東南部，也就是黔東南，這個地方也非常有意思，很多事情是我個人在去之前很不瞭解的。

在清代的雍正年間，國家實行了一個政策叫“改土歸流”，原來在西南的少數民族地區用土司來進行管理的間接的管理方式，到這個時候開始普遍改成由中央派遣流動的替換性的官員來替代世襲的土司。

但是究竟在一個具體的地方，這個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中間有沒有障礙、是不是很順利，老百姓個人是怎麼應對這樣一些政策的變化的，我們是不太清楚的。

我們到了黔東南的錦屏縣，到了老百姓的苗寨和侗寨裏，我們當時去的時候交通非常不便利，要坐很長時間的船，還要爬山。到了大山裏面，我們看到老百姓幾乎每家都保存着大量的圖片當中展示的攤在桌子上的買賣木材的契約文書，這真的是非常震撼。到今天為止，經過很多學者的共同努力，我們在黔東南的清水江流域大概收集到數以十萬計的，從明代到清代的契約文書。

從這些契約文書裏可以看到他們怎麼種樹、怎麼伐木，然後怎麼進行交易。這説明在清朝甚至明朝的時候，那樣一個當時非常偏僻、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實際上已經跟全國的商業市場連在一起了。

我們在去那些村寨的過程中，在清水江上坐着船走，當地有人告訴我們説這個在崖壁上有一塊碑叫“奕世永遵碑”。這個奕世永遵碑是清代中葉，大概嘉慶年間寫的文字。今天已經看不到了，因為修水電站，水位上漲已經把這塊碑淹沒了。

這塊碑講到在清代中葉這個時候，從內地相對北邊一點過來的商人，比如從安徽來的非常有名的徽州的商人，還有江西的商人、陝西的商人，這些當時最重要的幾個大的商幫會到這裏來購買木材。這裏已經形成了一套規矩，有所謂的主家，就是這些村寨裏的苗人和侗人管着這條江，因為他們是種木材賣木材的源頭，有很大的權力。

由於買賣的規模越來越大，時常會有一些糾紛，所以這時候還出現了一些中間人，就是所謂的山客。這些中間人其實是另外的一些苗人，他們會講當地的語言，很容易溝通，他們同時又會和漢人打交道。大家經過商議共同地達成了協議，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把協議刻在了崖壁之上。

在這個地方，從內地過來的商人，不管是從徽州來的，還是從陝西來的，都不可以在此停放木排，那是山裏面的人放木頭的地方。只有到那裏去才知道山裏的人是怎麼從山上順着坡，把木材滑落到江邊，然後再由江邊的人把它們打捆成排。

這塊碑確定了一個位置，不可以隨便紊亂，也不可以隨便搶佔。達成這麼一個協議的背後，實際上標誌着這樣一個很偏僻的山區和中國的非常廣闊的地區已經聯繫在了一起。

這些木材最後順着長江先進入湖南，從湖南匯入到長江的幹流，然後慢慢漂到比如南京這一帶，然後在南京就可以順着京杭大運河的北段進入山東，更多的可能是流入到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非常富庶的江南地區。至於木材在這些地方扮演了什麼角色、起什麼作用，這個當然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在這裏我們就不展開了。

通過這樣的一些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在生活世界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以前我們從來不會意識到的嶄新的歷史研究課題。而且在生活世界當中，我們也可以產生出很多新的歷史解釋。

比如以前關於長城內外、關於清代的改土歸流，已經有很多學者研究過，但是到了生活世界當中去看，跟老百姓去了解、看他們家裏面藏的東西、聽他們講他們祖先的故事，可以產生出很多新的歷史解釋。

我們在全國各地跑，在每一個地方做很長時間的田野工作、田野調查，大概已經有了三四十年。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就是通過這樣的努力，通過田野調查，讓我們知道歷史和我們生活着的現實的世界是緊密相連的，它是一條割不斷的河。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