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永居長安”到“安史之亂”_風聞

​  ——拜祖宗、寫漢字、用筷子，缺一不可

　　人類社會是複雜的耗散系統，只有保持開放才能維持系統的穩定以及系統可能的躍遷。中華民族的高光時刻非漢唐兩朝莫屬，在這兩個朝代的鼎盛時期，社會都展現出明顯的開放特徵。漢朝包容了南匈奴，匈奴王子金日磾甚至成為漢武帝的顧命大臣；而唐太宗在征服突厥之後，接納了大量“留居不歸”的突厥、回鶻等各個民族的人，後來又陸續接收了許多的胡人，也包括波斯人、日本人、朝鮮人，總之盛唐是中華民族大熔爐高效運轉的時期，為後來多民族融合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在漢唐兩朝之後，也都出現了五胡亂華以及五代十國的民族混亂時期，説明漢唐兩朝的民族開放政策也給後世留下了嚴重的隱患，當國力衰弱、社會資源無法支撐大一統的局面時，民族分裂勢力就乘亂而出，製造出嚴重的社會災難。既然有漢唐盛世的“前車”之覆，我們作為“後車”當然也必須鑑之。

　　唐朝是中華歷史上最為開放的一個朝代，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就很好的展現了盛唐時期長安的民族問題。懾於唐朝強大的國力，少數民族政權為唐太宗送上“天可汗”的稱號，也許本身就有胡人血統，李世民也對胡人採取了懷柔政策。各國外族人士基本上都可以取得“大唐帝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初唐時期朝堂之上就有上百人擔任將軍、中郎將等高級官員，後來發展到開元年間，很多地方大員都是少數民族的人在擔當。終於，到唐玄宗時代，爆發了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而安祿山、史思明就是當年“永居長安”突厥後代。所以，任何政策都會有兩面性，封閉保守固然不對，但無節制的開放也遺禍無窮。如何在開放性和穩定性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除了縱向的歷史對比外，我們其實也有橫向的參照物。歐美的移民問題就可以作為我們開放政策的一面鏡子。前幾周還鬧得不可開交的“黑命貴”運動本質上就是一個民族融合的問題（這裏不採用階級論述方法），在美洲大地上，白人與黑人已經相處了幾百年，但他們仍然“黑白分明”，並沒有從政治、經濟、文化上真正融合。另外，目前世界秩序大亂，追根溯源的話其實是從奧巴馬時代的中東亂局開始的，轟炸利比亞、分裂敍利亞，製造出大量難民，難民越過邊界進入歐洲，激起了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導致了英國脱歐，而後美國產生了一位民粹主義大統領，大統領採取激化矛盾的方式獲得白人右翼集團的支持，於是進一步分裂美國的黑白分界線。於是就有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歷史運動。這從反面提醒中國，在對外開放的道路上，一定要有“民族融合”甚至是種族融合的措施。當然，中國也有正面的歷史經驗，那就是曾經用經濟地位分析方法來重構社會層次，讓老百姓從種族認同中脱離出來，以推翻壓迫者為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從而贏得了民族大團結。這是題外話，今後有時間再細談。

　　毫無疑問，中國必將迎來一個更加開放的時代，這即是中國國力發展的必然，也是中華復興之後的結果。在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有什麼東西是必須堅持的？又有什麼是中華文明的後來者們所必須接受的呢？實際上“中華”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民族概念，加入中華大家庭，前提條件就是要接受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那麼具體措施有哪些呢？

　　對於中華文化的歸化者，或者更具體的説想要取得中國“永久居留證”的人，必須完全接受並遵守中華文明的基本規則，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三項：

　　第一是“拜祖宗”；第二是“寫漢字”；第三是“用筷子”。我們華夏子孫沒有特定的宗教崇拜，但“祖宗”是每一箇中國人最為重視的圖騰，孝道是我們大眾認可的核心價值，想要永居中國，那麼必行孝道；文字是文化的外殼，要掌握一種文化，必須突破文字的柵欄，中國能夠維持大一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使用相同的文字，記錄我們共同的歷史，這是中國人能彼此認可的一個關鍵因素；而“用筷子”則涉及飲食習慣，表面上看似乎沒有那麼重要，但“飲食”習慣是文化的重要內容，現在都講究“儀式感”，每天拿着筷子吃飯，都是潛移默化的“儀式”，會在潛意識之中形成認同感。

　　外國人的永居政策如果不配合相應的“歸化教育”，那麼我們現在就是在為後世子孫製造“五胡亂華”的隱患，這是對歷史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