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是如何傷害美國軍工業的？_風聞

導讀

本文以案例形式解構華爾街是如何傷害美國軍工能力的。該文發表後在華盛頓國安圈子廣為流傳，美國金融界有人懷疑此文是國安圈子的集體創作。筆者翻譯此文的目的，是希望中國不要重蹈美國的覆轍，被短視的金融資本掏空了作為立國之本的製造業及其所依賴的科技研發。本譯文有刪節，原文章始發於《美國保守派》雜誌。

本文為翻譯，原作者：馬特·斯托勒和盧卡斯·昆斯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政府對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一家名叫華為的中國巨頭——提出了刑事指控，罪名包括銀行欺詐、妨礙司法公正和技術盜竊等。中國在電信設備上的統治地位已經給西方的間諜機構造成了危機，它們害怕中國的間諜活動，企圖阻止華為設備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尤其是在關鍵的下一代移動網絡——5G領域中。

華為針對美國阻止購買華為設備的運動進行了公關攻勢。公司CEO任正非稱西方的恐懼恰好是給華為產品做的廣告：“（華為的）產品太好了，連美國政府都怕。”中國政府當然有興趣用電信設備進行間諜活動，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任正非關於華為產品説的是對的。華為作為電信設備領域一家歷史相對較短的公司，已經佔據了全球最多的市場份額，原因就在於它們的設備（且不管其間諜漏洞）在市場上最有價值。

從歷史角度來説，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轉變。電話是美國人發明的，直到不久之前，美國都主導着這個領域的生產和研究。但在最近二十年裏，美國製造商在所有主要電信設備領域都消失無蹤了。如今只剩下兩家歐洲製造商——愛立信和諾基亞——跟華為及另一箇中國對手中興競爭。

這個關於美國失去領導地位和生產能力的故事，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美國一度充滿活力的軍事能力和工業能力在許多領域遭到摧毀，已經成了對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由於國家公共政策側重於金融而非製造領域，美國越來越無法生產和維持其經濟、軍事和結盟所依賴的各種重要系統。**華為只是其中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

國家安全專家規劃戰備時通常都會考慮撥給五角大樓的預算。特朗普總統的競選承諾中很重要的一條便是大幅度提高軍事預算，他和國會自2017年開始也確實這樣做了，反應立竿見影。時任國防部長的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表示：“國會意識到了預算的不確定性對美國軍隊和投身於我國國防的男女軍人帶來的消極影響，這讓我感到非常振奮。”此後，軍事預算逐年增加。

大量的國防預算投入似乎非常合理。根據《2018年國防戰略》，美國正在將戰略重心從中東武裝衝突轉向與中國和俄羅斯進行“大國博弈”，而中俄在許多領域和美國的技術旗鼓相當。馬蒂斯在要求更高預算的答辯中對國會表示：“我們的軍隊仍然有能力，但我們的競爭優勢在各個戰爭領域都被削弱了——包括空戰、陸戰、海洋戰、太空戰、網絡戰等。”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的競爭優勢不僅被削弱了，還有被超越——或已經被超越——的危險。一個例子就是中國激增的5G電信設備，這些設備是軍民兩用的。中國正在對人工智能進行關鍵的投資，這是另一個競爭領域[1]。他們看起來甚至能在海軍艦船上安裝電磁軌道炮[2]——這是一項重要的下一代武器技術，美國海軍還沒能用上。

但是，即便美國軍費預算不再增加，也已經比世界排名第2—10位的九個國家軍費總和加起來還要多了。這樣我們自然就有了第二個問題：我國的軍事優勢逐漸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國防預算，還是有其他更深層的原因？

華為的故事和其他許多故事都説明，回答是後者。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電信設備製造方面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按照行業分包商阿特拉斯工具公司（Atlas Tool Works）的扎克·莫特爾（Zach Mottl）的説法，美國電信行業曾經是“美國製造業皇冠上的明珠”。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一世紀初，莫特爾的公司一直是AT&T及其下屬貝爾實驗室的製造商。“雷達系統是在這裏發明的，晶體管是貝爾實驗室發明的，還有激光。我的意思是，所有兼具民用和軍事用途的高科技發明都是從研究部門獲得資金的。”莫特爾這樣告知本刊。實際上，公司不僅能做出美妙的發明，還有可以製造這些設備的本土工業部門。但現在，由於我們的對手採取的巧妙戰略，這種製造能力已經消失了。

但殺死我們的電信設備產業的不是這些對手，而是我們自己的機構——華爾街，以及它加在高管們身上的壓力，華爾街要求高管們做出能夠影響金融市場的決定，而不去考慮公司的長期健康發展。1996年，AT&T將貝爾實驗室分離出來，成為一家獨立的電信設備公司——即朗訊技術公司，這麼做的目的在於在國會放鬆對電信領域的管制後，由朗訊作為一家銷售高科技電信設備的獨立參與者吸引投資者的胃口。朗訊製造了當時史上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成了與金融市場建立關係的先驅——這最終導致了公司的崩潰。

朗訊對股價的關注是根深蒂固的。股票價格每天公佈一次，旨在鼓勵所有人關注公司與短期金融市場的關係。所有的員工都持有少量“創始人贈與期權”，高管們則得到了多得多的股票以鞏固這種聯繫。理查德·麥金恩（Richard McGinn）在1997年成為公司CEO後，更是專注於金融市場。

朗訊開始收購其他公司。根據兩位學者的説法[3]：“所謂的競爭收購的必要性成了維持高股價的‘戰略’理由。這反過來要求公司達到或超過季度收入和收益目標，在咄咄逼人的麥金恩的領導下，朗訊的高級管理人員開始沉迷於這些目標。”

朗訊開始變得更有侵略性。麥金恩的下屬、一位名叫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的高管開始通過向高風險的初創公司貸款來提高回報率，這些初創公司會回頭來購買朗訊的設備。當公司股票飆升時，菲奧莉娜得到了6500萬美元的報酬[4]。之後，當互聯網泡沫開始破滅時，朗訊飽受會計醜聞困擾（這本來是設計用來給股東和金融市場留下深刻印象的），開始大規模裁員。麥金恩也被裁了，但他得到了1250萬美元的遣散費——作為把美國戰略工業資產之一的公司徹底帶垮的官方補償。

二十一世紀初，電信設備市場開始從經濟衰退中復甦。用莫特爾的話來説，朗訊的新戰略是通過將生產轉移到中國、在美國繼續裁員、在海外僱傭工人等方式來尋求“利潤”。最初外包的是電信設備中較簡單的零件、包裝盒和組裝件的生產，但不久後，中國的合同製造商就接手了幾乎全部零件的製造。美國的電信生產能力永遠無法恢復如初了。

朗訊沒有恢復它之前的地位。來自中國的新玩家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大量補貼，用着西方技術，以低價格與西方公司進行競爭[5]。而美國的決策者卻不關心國家的工業能力，他們允許中國公司佔據市場份額，並不在乎他們的掠奪性補貼和技術盜竊。2006年，法國電信設備製造商阿爾卡特收購了朗訊，這標誌着貝爾實驗室由美國控制的日子結束了。如今則是華為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統治了市場。

許多美國工業基礎和國防基礎的削弱過程都和朗訊如出一轍。首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華爾街的金融家關注的是短期利潤、市場支配力和高管薪酬，而不是往往能讓公司發展成為壟斷生產商的核心競爭力（如研究和生產）。到了本世紀最初十年，他們開始將生產外包給成本最低的生產商。這種以金融為核心的方法為中國政府通過補貼生產商、從而戰略性地奪取工業產能打開了大門。錢給了華爾街，中國則得到了美國皇冠上的珠寶。

**失去製造能力對美國的研究能力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創新不能只是空中樓閣。”莫特爾表示，“它需要建立在穩定的增量變化和從基礎製造中學到的知識的基礎上。”**電信設備都有雙重用途，可以用於民用或軍事目的。失去電信設備工業基礎意味着美國的國家安全設備失去了其軍事能力。

這一損失遠不僅限於電信設備領域。跟在我們的工業系統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的小規模製造商和分銷商談談，就會聽到對這種金融掠奪和離岸外包的危險的擔憂。比爾·希基（Bill Hickey）是其家族金屬產業分銷、加工和製造的負責人，數十年來，他親眼目睹了這場崩潰。希基的客户包括“每個用得到鋼鐵的人”——從卡車、汽車、農業設備製造商到體育館和軍方。

希基和許多製造商一樣，幾十年來一直對中國的崛起保持警惕。“大家都對中國的2025年計劃感到不安。”他指的是當前已經引起華盛頓的國安智庫警惕的中國計劃，“其實中國以前就有2020年計劃、2016年計劃、2012年計劃。”舉個例子，美國緊固件和鑄造行業已經損失慘重，而它是幾乎所有工業產品的關鍵輸入。美國已經失去了其大部分晶粒取向平軋電工鋼的製造能力，而這一產品是生產高效電動機必需的特殊金屬。製造美國航空母艦的鋁現在通常也來自中國。

希基講到了美國是如何失去其潛艇艦隊的。他與一位負責弗吉尼亞級攻擊潛艇伊利諾伊號潛艇艦隊的海軍上將聊過，上將抱怨説美國每年要退役三艘舊船，但同期只能造一艘半新船。特朗普的軍事預算足夠每年造兩條新船，但擴大生產的話，美國就沒有能力進行高質量鑄件的製造了。支持這種生產激增的供應鏈應該到民用工業界去找，但它已經離岸外包到中國了。“你不能運營真正的能年產三艘潛艇的高端鑄造業務。”希基表示，“你就是做不到。”這種轉變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華爾街——或者希基所謂的“槓桿收購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收購了製造工廠，把它們轉移到了中國。

“從事製造業的美國中產階級和所有的能力、機牀、知識，在股價推動下都變得毫無價值了。”他這樣説道，“生產能力是國家的寶藏。如果不能生產，就無法消費，也無法保衞國家。”

失去國防工業基礎

但崩潰的不僅是軍民兩用的工業製造基礎。我們賦權華爾街和離岸外包的政策也損害了直接為軍隊生產武器裝備的專業國防制造基礎。

這種損失有多普遍呢？2018年9月，國防部發布了對其供應鏈的分析報告。結果説明了我們供應本國軍隊的力量已經變得多麼脆弱。

報告中列出了幾十項具有軍事意義的項目和給料，但它們只有一兩個國內生產廠家，或者根本沒有。許多生產設施都歸屬財務十分脆弱、極有可能被關閉的公司所有。部分風險來自有限的生產能力。如全國只有一條製造砂漿管的生產線，而某些海軍飛機零件只有一家公司可以生產——而它最近剛剛申請破產。

所有產品都面臨着風險——從箔條到曳光管再到高壓電纜，船用配件，閥門，衞星和導彈的關鍵給料，甚至帳篷材料。由於美國已經不在關鍵的工業領域進行生產，隨着傳統勞動力的退休，相關工程技術和生產技能也逐漸消失。

更令人不安的是對外國（通常是敵國）製造和供應的依賴。報告表示：“中國是彈藥和導彈製造中使用的多種特種化學品單一或唯一的供應商……突然發生災難性斷供的話，將破壞國防部的導彈、衞星、太空發射和其他國防制造計劃。在許多情況下，沒有替代品可供使用。”其他依賴外國供應的例子還包括電路板、夜視系統、電池和空間傳感器等。

歷史還在重演。九十年代，當華爾街瞄準民用工業基礎時，同樣的金融趨勢也改變了國防工業。早在近年發生的衝突之前，金融壓力就導致許多國防工業基礎做出了重點轉移——從技術工程轉向了金融工程，結果導致業內一些知名公司從未製造過任何國防產品。它們沒有創造技術來保衞我們的國家安全，卻創造出了製造壟斷的新方法，來佔國家安全的便宜。

TransDigm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公司自稱航空產品的設計者和製造商，但可以更準確地被描述為壟斷設計者。TransDigm成立於1993年，最初是一傢俬募股權公司——這是一種投資業務，根據其收益電話會議的説法[6]，公司的使命是為股東提供“相當於私募的回報”，其回報遠高於股票市場或其他標準投資工具。

**TransDigm為股東實現回報的方式是收購政府所需的名不見經傳的飛機零件的唯一或單一來源供應公司，然後將價格提高至原價的八倍[7]。**如果政府不肯支付這筆費用，TransDigm對於軍方因為沒有購買這些零件導致任務失敗或人員損失的風險一點也不會受到良心譴責。軍隊成了人質，經常不得不支付贖金。TransDigm使用這一模式來欺詐美國政府，將毛利率提高到了高達54.5%。放在大圖景下來看，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的利潤率分別為13.6%和10.91%。TransDigm在許多方面都像馬丁·史克雷利（Martin Shkreli）經營的製藥公司，它買下稀有療法，再用高價訛詐那些沒有這些療法就活不下去的人。今年早些時候，TransDigm剛剛收購了剩下的箔條供應商和曳光管的兩家供應商之一[8]——它們都是國防部供應鏈脆弱性報告中提到的產品。

TransDigm在2006年被國防部總監察長髮現操縱零件市場[9]，隨後2008年而再[10]，今年而三。它目前還面臨着美國政府問責署的另一項調查[11]。

但TransDigm的股價卻始終居高不下，這是因為**華爾街熱愛壟斷，在這個過程中佔了誰的便宜並不重要。**我們接下來要引述TheStreet網站在2019年3月進行的分析[12]，它是在最新的監察長報告之後發佈的，直接引用了報告中擔憂的許多事實，當做投資者的利好消息：

“該公司現在是它所服務的終端市場80%產品的唯一供應商。供應鏈中90%的產品都由TransDigm專有。換句話説，該公司壟斷了航空業未來三十年運營所需的零件。……經理們對為股東盈利有着獨一無二的動力，他們的業績令人羨慕，2009年以來，該公司股價上漲了2503%……。”

欺詐國防部是件大事。TransDigm的執行主席尼古拉斯·霍利（W. Nicholas Howley）在2019年五月的眾議院監督聽證會上遭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聯合質問。實際上，該公司在某些零件上獲得了4000%的超額利潤，從美國納税人手中竊取了大筆財富，霍利本人2013年的總薪酬超過了6400萬美元[13]，在全國所有CEO中排名第五，2018年也超過1300萬美元[14]，這使他成了有史以來薪酬最高的CEO之一 [15]。在五月的聽證會後不久，該公司同意自願向五角大樓退還1600萬美元的超額費用，但同時公司股價也接近了歷史最高位。

成立於1997年的L3 公司採用了一種手段不同但破壞力相同的方法來壟斷國防部的合同。據該公司前CEO弗蘭克·蘭薩（Frank Lanza）稱[16]，L3起初想靠收購狂潮成為“國防工業的家得寶”（譯註：美國家得寶公司為全球領先的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英文名為The Home Depot，其特點是建材商品種類齊全，能為建築裝修提供一站式銷售服務）。如今，**L3則利用其公司規模、政府內部聯繫、為聯邦僱員提供L3的高薪職位等手段擊敗競爭對手、贏得合同——哪怕對手擁有更加創新、價格更優惠的產品[17]。**這種做法引起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兩位共和黨議員——特德·巴德（Ted Budd）和已故的沃爾特·瓊斯（Walter Jones）的憤怒，他們在2017年發現L3的成功部分原因在於“以私人經濟利益的名義公然行賄，並明顯無視美國在海外的利益。” [18]

和TransDigm一樣，這也不是L3第一次遇到麻煩。它由於為國際商業利益使用政府系統中“極其敏感的機密信息”，被美國政府暫時中止了合同[19]。它為部分飛機顯示器提供了假冒的中國零件，卻沒有通知國防部[21]，因此遭到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嚴厲調查[20]。它還同意向美國政府支付2560萬美元的和解費用 [22]，以補償公司多年來明知故犯地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士兵提供有缺陷的武器瞄準具。

但同樣和TransDigm一樣，L3儘管麻煩重重，卻仍在蓬勃發展。2017年，當該公司得到一紙更新空軍電子干擾飛機的開放式合同時，阿諾德·邦奇（Arnold Bunch）中尉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小組會議上闡述了空軍的邏輯[23]。他説L3是唯一可以完成這項工作的公司。“他們有所有的工具，所有現有的知識，還擁有做這項工作所需的建模和所有信息。”他這樣説。

換句話説，由於L3的壟斷地位，空軍已經沒有其他公司可以選擇了。這種系統由金融業設計出來，以犧牲創新和國家安全為代價來獎勵壟斷和併購，而這一系統實際上成了他的首選。因此，儘管我們付出了大筆軍事預算，實際軍事能力卻在減弱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這筆錢並沒有用在國防上。

實際上，在某些方面，當潛在敵手用華爾街來控制我們自己的五角大樓開發的技術時，我們的國防預算就會被用來對付自己。

沒有比中國收購稀土金屬工業更好的例子了，稀土金屬工業對國防和電子行業都至關重要。在最近的貿易戰中，這個話題經常上頭版，但很少有人討論我們稀土行業依賴中國的背景，——和電信設備一樣，在金融界將整個稀土工業送到中國之前，美國曾是世界稀土工業的翹楚。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防部投資開發了一種技術，來使用現在稱為的稀土磁鐵 [24]。這項投資如此成功，以至於通用汽車的工程師們用五角大樓的撥款成功地製造出了一種稀土磁鐵[25]，它現在已經成為美國幾乎所有高科技軍事設備——從智能炸彈和戰鬥機再到激光和通訊設備——所必需的材料。而且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投資收益並不僅限於軍方，這種稀土磁鐵也使得手機和現代民用電子產品成為了可能。

中國很早就意識到了這種磁鐵的價值。鄧小平在1992年曾提出其著名言論“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26]，以強調他在中國採取的稀土戰略的重要性。這種戰略中有一部分就是通過操縱華爾街來控制稀土行業。

華爾街對國防合同和國防工業的過度控制意味着在任何一個外國對手可以介入美國金融機構的地方，它們都可以介入我們的國防產業。

在2018年的軍事服務委員會聽證會上，卡羅爾·希亞-波特（Carol Shea-Porter）代表談到自己在委員會任職的六年中，金融業關注的重點與愛國主義之間始終存在衝突。她在答覆對國防工業部門外包的擔憂時，提到一位CEO曾告訴她“必須對股東負責”。

這位CEO不得不對其負責的股東是誰呢？經常是中國。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M. Harris）[32]是全球市場專家，曾在國務院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工作過，她研究了最近中國對美國科技公司的戰略投資激增現象[33]，發現中國已經系統地瞄準了美國的綠地投資，“技術產品（特別是半導體）、網絡研發和先進製造業”。

[譯註：“綠地投資”又稱創建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等投資主體在東道國境內依照東道國的法律設置的部分或全部資產所有權歸外國投資者所有的企業。創建投資會直接導致東道國生產能力、產出和就業的增長。來源：MBA智庫百科]

這種趨勢一直在加速發展，直到最近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2009年至2015年間，中國在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增加了800% [34]。”哈里斯這樣寫道。隨後從2015年到2017年，“中國在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幾乎翻了兩番，從2014年的128億美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約456億美元[35]”。

這些投資是直接經由華爾街進行的，在爭取削弱特朗普在和中國人談判時的強硬立場方面，華爾街就是主要的遊説團體。華爾街的銀行沒有對某外國勢力在我們的工商業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加表示擔憂，而是再度跟隨阿奇·考克斯走上了輕鬆回報的道路。

簡而言之，中國正在成為美國工業的重要股東，而且他們選擇性地針對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希阿-波特議員發現國防工業的CEO無法關心國家安全，因為他們“必須對股東負責”，這已經足夠令人不安了。但事實上這可能還意味着CEO們無法關心國家安全是因為他們必須對中國人負責——這就應該被提到我們國家安全討論的首位。中國、華爾街和我國國防工業基礎之間的聯繫或許就是我們的軍事優勢正在削弱的原因。哪怕在美國的創造力依舊蓬勃發展的領域裏，成果往往也都流向了中國。

總之，看重短期利潤[40]和壟斷[41]的金融業和它們無視國家安全、一心謀取利益的意願，已經損害了我國的自衞能力。

我們是如何****落到這一步的？

信不信由你，美國以前就曾經落到過這一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們出於個人目的，用類似的方式操縱了美國國防工業基礎，不僅阻礙創新，還損害了美國的國防能力。在當時獨裁統治不斷崛起的越來越危險的世界裏，美國的軍事準備正在衰退。

今天的關鍵軍事技術是人工智能或無人機，但三十年代時是飛機。與當今許多數字技術一樣，飛機也是美國人發明的，但大部分成果卻流向了他國。原因也和如今華爾街造成的問題差不多。三十年代的美國航空工業，是被銀行家之間為從相關專利權中獲利的爭鬥破壞的。

1935年，威廉·米切爾（William Mitchell）准將告訴國會，美國沒有一架飛機可以對抗“一流力量”。他説：“這是一種可恥的狀況，原因完全在於專利之爭。”缺少航空能力反映了廣泛的工業問題。壟斷者擔心失去對價格的控制權，不肯投資工廠來生產足夠的鋼鐵、鋁和鎂來做戰備。

羅斯福新政對此進行了調查，到二戰爆發時，羅斯福政府還處在持續的反壟斷運動當中。納粹戰爭機器和今天的中國一樣，加劇了當時的關鍵技術——重工業的壟斷。1941年，反托拉斯部門的助理司法部長諾曼·利特爾（Norman Littell）向印第安納州律師協會發表了他稱之為“德國入侵美國企業”的演講。

利特爾認為，納粹運用法律手段——如專利法、股份所有權、虛擬公司和壟斷聯盟等——將權力擴張到了美國。他説：“從飛機上轟炸，把一家重要企業炸得面目瘡痍，與（通過壟斷聯盟）讓它從一開始就無法生存之間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聲音大小的區別。”

納粹利用其美國子公司監視美國工業能力並竊取技術，如對講機、坦克間及地對空無線電通信系統、美國陸軍和海軍開發的短波裝置等。他們利用專利或壟斷聯盟來限制不鏽鋼、碳化鎢和燃料噴射設備的生產。戰後，美國軍方表示，納粹的化工壟斷企業法本公司（I. G. Farben）影響了美國在“合成氣和油、染料、炸藥、合成橡膠、薄荷醇、賽璐玢及其他產品”方面的生產，並企圖讓美國在某些類型的電氣設備方面“完全依賴”於德國。

納粹利用了當時的工業系統，它和現在的工業系統一樣，是根據短期目標進行組織的。但羅斯福新政看到了其中的危險，開始通過直接向工廠融資、徵收超額利潤税、通過銀行監管和反托拉斯訴訟削弱洛克菲勒、杜邦和梅隆帝國的權力等方法削減金融家的權力。根據航空業的格拉斯—斯蒂格爾（Glass-Steagall）法案，他們將飛機製造商與航空公司分離開來。戰爭期間，反托拉斯部門負責人瑟曼·阿諾德（Thurman Arnold）和受他影響的人試圖結束國際壟斷聯盟並放寬專利規則，部分原因便是因為它們導致了納粹對美國工業的控制。

戰後，全球壟斷聯盟與國家安全漏洞之間的聯繫成了美國貿易和軍事戰略的重要驅動力。美國追求全球化，但當時的全球化與今天有兩點區別。首先，戰略家們會努力阻止全球壟斷聯盟的再次出現；其次，他們會努力在工業上與盟友而非敵國密切交織。因此儘管跨國公司遍佈西方，但它們的生產部門和技術開發部門卻不會坐落在莫斯科或其他戰略競爭對手國內，這與我們如今和中國的關係不同。

在國內，反牟利機構和規章制度防止了腐敗的發生，特別是當國防預算佔據美國研發資金的很大一部分時，這一點尤其重要。國防部的採購機構——國防後勤局——權力很大，監督着採購和供應方面的問題。五角大樓有權迫使唯一來源產品的供應商——也就是具有壟斷地位的承包商——向政府透露成本信息。國防承包商的財政健康很重要，但產品價值對納税人和國防工業全體員工也同樣重要，要有能力提供有助於國防事業的優質產品。

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基礎分散確保了冗餘和競爭，而強大的聯邦機構擁有數千名定價和談判方面的專業員工，確保了價格合理。國防部甚至擁有專門工具所有權，可以在有專門備件需求的壟斷市場（這正是TransDigm公司擅長的領域）中製造競爭。數十年間，美國精心維持着這方面的權威和專業，在二戰、朝鮮戰爭、越戰和第一次海灣戰爭中都為裝備美國士兵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上世紀八十年代，羅納德·里根開始允許華爾街自由控制經濟，但仍阻止它們控制國防基礎。但學者們開始討論，讓這樣一個龐大且昂貴的談判機構來和承包商打交道是否合理，或者是否應該採取一種更為“合作”的方式。商業顧問認為，如果五角大樓能夠“減少對抗性，更加信任大家，就能成為更好的客户”，這樣就可以節省開支[42]。

隨着冷戰的結束，這些論點得到了新的共鳴。比爾·克林頓接受了里根在民用經濟方面的概念革新，並將其推進到了國防問題上。1993年，國防部官員威廉·佩裏（William Perry）召集頂級國防承包商的CEO們開會，告訴他們由於冷戰支出減少，他們將不得不合併成更大的實體。他在這場軍事圈所謂“最後的晚餐”中表示，“要麼合併，要麼蒸發”（Consolidate or evaporate）。前海軍部長約翰·雷曼（John Lehman）表示：“工業界領導人謹記了這一警告。”1990到1998年間，他們將主要承包商的數量從十六個減少到了六個；分包商的合併則翻了兩番。它們還放寬了“唯一來源（即壟斷）合同”的規定，削減了國防後勤局，導致數千名對國防合同有深入知識的僱員離開了這一公共部門。

承包商越來越多地要求改變採購規則。克林頓政府批准了更改相關法律，根據《洛杉磯時報》所説，這一做法去除了政府確保“公平競爭和低價”的傳統目標。他們推翻了羅斯福新政將美國軍事力量與金融家分離開來的做法。

政府還敦促國會允許外國繞過《購買美國產品法》向美國出口武器[43]，並要求採購官員不再詢問成本數據。這樣，大規模的離岸外包得以實現，企業也得以徹底提高價格。

這種環境吸引了私募股權商人，大部分國防工業將重點從航空工程轉向了金融工程。從1993年到2000年，儘管冷戰軍事支出急劇下降，國防工業基礎和軍隊內的工人人數也有下降，但國防股的表現卻居於標普500之上。

現在，美國國防機構又悄悄地陷入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困境。儘管它在武器系統上花費了大量資金，得到的卻經常是不合格的設備。它依賴的主要供應來源可能與潛在的敵對力量有業務往來。這個問題是如此之大，如此之毒，如此之難，甚至極少有立法者願意正視它。但中國力量日益增加的顯而易見的危險，意味着我們不能再忽視它了。

修復

幸運的是，這個問題是可以改善的。華為靠掠奪性定價取得的成功向全世界的決策者展示了，如果不保護我們至關重要的工業能力會出現什麼情況。去年，國會加強了負責審查外國投資和併購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權力，特朗普施加的關税已經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就中國的鋼和鋁產能過剩問題引起早就該進行的討論，而丹·利平斯基（Dan Lipinski）這樣的民主黨代表則強調重建本土的製造能力。

就國防基礎本身而言，每個例子——從TransDigm公司到L3公司，再到中國對美國的商業滲透——都引起了國會議員的注意。泰德·巴德和保羅·庫克（Paul Cook）是其中的共和黨代表，傑基·斯皮爾（Jackie Sprier）和羅康納（Ro Khanna）則是民主黨代表。他們並不孤單。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和民主黨代表蒂姆·瑞安（Tim Ryan）也和羅康納一起要求對TransDigm集團進行調查。

此外，兩黨如今都關注生產狀況。目前的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是最熱心的合併反對者之一[44]，他於1996年通過了一項修正案，阻止五角大樓為國防合併，也就是他所謂的“通過裁員獲得回報”， 提供補貼。另一方面，特朗普已經要求國安部門和貿易官員再次重視本土製造業的重要性。

國防官員也已經敏鋭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15年，在五角大樓的簡報中，時任國防部長阿什·卡特（Ash Carter）在回答有關洛克希德公司收購西科斯基飛機公司（Sikorsky）的問題時，強調了在國防工業中不進行“過度整合”（包括所謂的垂直整合）的重要性[45]，因為它“對國防市場不利，因此從長遠來看，對納税人和作戰人員也沒有好處”。卡特的收購負責人弗蘭克·肯德爾（Frank Kendall）也指出了“對國防工業在主承包商級別做進一步鞏固合併”帶來的“重大政策擔憂”及其對創新的影響[46]。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美國決策者不能認識到生產能力的價值。時至今日，本文中強調的許多問題仍然被看成是由於能力削弱或下降造成的孤立情況。但這些問題——諸如創新能力下降、邊際質量、價格上漲、冗餘減少、對海外供應鏈的依賴、國防工業缺乏競爭、研發投入減少等等——不是孤立的，而是工業金融化和壟斷化的結果。是時候採取新的戰略姿態了，我們不僅要重視在軍事預算上正確投入，還要確保金融界不會掠奪我們的投入。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本土工業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資產，我們不能再允許華爾街掠奪它。我們要站在整體角度看問題，這樣能讓我們在民用和國防基礎範圍內進攻金融勢力，並重新恢復我們的國家安全能力。

我們可以使用許多槓桿來重排國家優先事項。有了更高的新預算的國防部，應該有更多權力來促進競爭，打破國防聯合集團，限制國防承包商過高的利潤，授權負責承包的官員獲得成本信息，並阻止對供應商的私募股權收購。國會可以讓國防部重獲它曾有過的專門工具所有權，這樣就有權在有專門備件需求的壟斷市場中製造競爭。

在民用領域，重建工業基礎需要積極的國家動員戰略。這意味着政府要大力投資以重建生產能力，採取選擇性關税以防止中國或其他外國的掠奪，還要重新制定法規以阻止華爾街的金融掠奪，並加強反壟斷執法以阻止對市場力量的利用。

決策者必須認識到工業能力是公共福祉，而且華爾街那些短期行為者已經成了嚴重的國家安全漏洞。私營企業對我們的國防固然必不可少，但公共部門必須重新構建我們的國防組織，保護我們的國防工業基礎免受掠奪性金融的侵害。幾十年來，華爾街安排着不只是國防承包商的財政狀況，還有我們在國防立場方面的能力。這一實驗已經失敗。現在該覺醒了，不然就將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