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雲輝丨中國經濟反圍剿：“目標-制度-政策”的選擇_風聞

【提 要】隨着美國將中國列為戰略對手並對華展開全面圍剿，國內經濟領域的各種潛在問題開始全面凸顯。需要從歷史角度和全球視野出發，進一步明確戰略與目標、完善制度與機制、調整政策與策略。工業化的八大衡量標準是避免“偽工業化”的矯正器。由國有資本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應對國內外潛在的系統性危機、推動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的制度選擇。中國的經濟政策必須鎖定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防止“偽工業化”，同時避免經濟政策背離“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的制度約束與制度優勢，而把資本主義制度中過度市場化、過度資本化、過度國際化的毒素當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色。需要在“目標-制度-政策”的框架下，調整和制定科學與技術發展政策、人民幣資本化與金融自主政策、國內市場對等開放與適度保護政策。建立人民幣資本化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拒絕美元紙幣在中國境內的資本化和債務化。保護中國本土市場，利用本土市場發展中國的核心技術、核心產品和關鍵產業。面對美國及其盟國的技術封鎖，中國應該出台對等的強力反制措施。

歷經40年改革開放，我們積累了財富，也積累了矛盾。隨着美國將中國列為戰略對手並對華展開全面圍剿，國內經濟領域的各種潛在問題開始全面凸顯。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我們需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研究新的對策。“目標-制度-政策”是一個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目標、制度、政策三者之間存在着相互促進、互為條件的關係。我們需要從歷史角度和全球視野出發，進一步明確戰略與目標、完善制度與機制、調整政策與策略。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金融領域的諸多問題主要起因於目標定位失誤、制度表述不清、經濟政策缺乏預見性、長期性和系統性。我們曾經用經濟數量指標代替了經濟質量指標、用“偽工業化目標”代替了工業化的追求；我們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卻沒有令人信服地闡明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特色究竟是什麼。在此情況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缺乏預見性、協調性和穩定性了。

在日益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下，我們需要系統性思考來應對未來的系統性風險。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自1840年以來，推進工業化與國防現代化始終是幾代中國人的共同目標。沒有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物質基礎。因此，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建設獨立自主的現代工業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強大的現代國防體系，確保國家的獨立、自主與安全。但是，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並不等同於對外開放、招商引資、追求GDP增長，也不等同於“世界工廠化”、“經濟特區化”、“開發區化”、“房地產化”、“城市化”等等。這些都屬於“偽工業化”。

通過分析英、法、美、俄、日等國家的工業化狀況，可以將工業化的內涵與衡量標準歸納為以下八個方面： 

**1、**各個產業的龍頭企業由本國資本控制，本國資本控制着各個產業鏈的主要部分和核心技術環節，並擁有產業發展的主導權；產業發展的主導權不受外資控制。

**2、**本國裝備工業部門和核心工業軟件可以為各行各業提供所需要的核心裝備和核心技術；這些核心裝備、核心技術和核心工業軟件不受外國政府和企業的控制。

**3、**本國所有的工業部門和龍頭企業擁有強大的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創新能力，並擁有全球技術創新主導權。

**4、**本國產業部門的主要企業擁有國際和國內各類原材料採購的控制權和產品銷售的定價權，他們牢牢控制着國際和國內的各層次流通渠道；各種流通渠道和商品定價權沒有被海外資本所控制。

**5、**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創造的財富以利潤、工資、利息和税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國資本、勞動者、金融機構和政府擁有，而不是由海外資本和海外組織所擁有。

**6、**本國資本控制的工業企業具有良好的國防裝備生產能力；民用工業與國防工業之間擁有較強的轉換能力；國防工業實力強大。

**7、**金融監管部門、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可以為國家推進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金融服務效率高，金融監管能力強大。

**8、**本國政府牢牢掌控着國家經濟的“頂層權力”；本國的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不受外國政府和金融集團的操控。

對照上述標準，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水平與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之間還存在着較大的差距。可見，中國仍然在追趕發達工業化國家的道路上。

新中國成立之後，無論計劃經濟制度還是市場經濟制度，推動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始終沒有變化。但是，歷史的進程總是充滿曲折。有時，人們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迷失方向，把美國、歐洲、日本等工業化國家在中國的產業鏈延伸當作中國自己的工業化，甚至把跨國金融資本和外國產業資本佔領中國市場、擠壓本土產業、攫取國民財富當作中國的現代化。

當特斯拉佔據上海郊區三千畝農田、享受數百億低息貸款而把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推下懸崖的時候，人們看到的卻是美國新能源汽車版圖的擴大和美國人股票財富的飆升；當美國停止供應先進芯片和工業軟件的時候，人們發現中國的信息產業“缺芯”、中國的裝備製造業“缺魂”；當發達國家資本市場一夜之間捲走中行客户300多億財富的時候（中行“原油寶”事件），人們會發現決定資源配置的不僅有市場，還有市場背後的金融大鱷和產業大鱷。

頭腦簡單的特朗普總統粗暴地點燃了中美全面衝突的烈火，並燒光了中國主義所有新自由主義分子的華麗外衣。此時此刻，裸奔者也許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真正內涵。工業化的八大衡量標準是避免“偽工業化”的矯正器。

二、制度升級：必須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組織性

在“目標-制度-政策”的框架下，“目標”是“制度”與“政策”的指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中國經濟制度的選擇、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以人民為中心，以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為導向，服務於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服務於工業體系的全面現代化。

因此，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織性就成為推動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並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具體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包含“市場經濟”、“組織化”和“社會主義”三大要素。三者相互結合，構成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

市場經濟制度是基於當下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選擇。在新的歷史時期，市場經濟的契約精神、競爭特徵、法制原則不僅要全面體現於經濟的組織化過程，而且要深刻地滲透到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羣體的管理模式與授權模式之中。

市場經濟區分為“初級的、無序的、非組織化的市場經濟”和“高級的、有序的、高度組織化的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形成了國家資本、海外資本和民營資本並存的經濟結構。這構成了中國市場經濟的1.0版。當前，在嚴峻的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下，中國不僅需要產業結構的升級，而且需要經濟制度的升級。中國經濟制度亟需再次飛躍和變革，即由“市場經濟1.0版”升級為“市場經濟2.0版”；由“初級的、無序的、非組織化的市場經濟”，升級為“高級的、有序的、高度組織化和法制化的市場經濟”，並通過建設高度組織化和法制化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意味着中國的農民、農業和農村需要再組織化，意味着中國的工業需要再組織化，意味着中國科學與技術發展體系需要再組織化。

中國經濟的再組織化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但在歷史過程的終點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不同的經濟組織者會形成不同的結果。在此，必須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應該由誰來充當中國市場經濟的組織者和主導者？

究竟由本土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還是由海外資本來充當中國經濟的組織者和主導者？這決定着中國經濟是獨立自主性質的經濟體還是對外依附的殖民地性質的經濟體。如果中國“有組織的市場經濟”是由海外資本和跨國壟斷企業（比如特斯拉、德國大眾等）充當產業組織者的角色，由美國政府、美國國會和跨國金融組織掌控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即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那麼，中國必然淪落為對外附庸型的殖民地性質的經濟體，中國一切現代化的努力必將成為泡影。由海外資本和海外政治勢力主導和組織起來的“有組織的市場經濟體系”，只能使中國淪為拉美化和殖民化的國家，無法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事業。可見，中國市場經濟只能選擇本國資本來充當市場經濟的組織者和主導者。

中國的本國資本根據其權屬關係可以區分為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究竟由公有資本還是由私有資本充當中國市場的組織者和主導者？這是區分中國市場經濟制度屬於社會主義性質還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分水嶺。

在現階段，中國多數私有資本的單體規模、技術水平、管理能力都遠遠遜色於公有資本；私有資本的競爭力也遠遠落後於海外資本。如果中國民營資本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還不足以主導中國經濟，那麼，中國就不具備發展由私有資本主導的的市場經濟的客觀條件，而只能選擇由公有資本來主導和組織中國市場經濟這一制度模式。而由公有資本主導的的市場經濟，必然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

在民營資本實力還不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情況下，面對對外開放所迎來的全球跨國資本的競爭壓力，只有國有資本具備與國際跨國壟斷資本抗衡的實力。由國有資本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應對國內外潛在的系統性危機、推動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的制度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特色”就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

三、在“目標-制度-政策”的框架中制定經濟政策

在美國聯合其盟國開始全面圍剿中國的國際背景下，中國除了勝利，沒有其他出路。因此，加快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超越美國，戰勝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政治目標與經濟目標。只有明確國家的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依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織性，才能突破封鎖，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在制定經濟政策的方法論上，必須明確經濟政策是經濟目標和經濟制度的雙重載體，並接受後者的雙重約束。中國的經濟政策必須鎖定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防止“偽工業化”；同時，必須避免經濟政策背離“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的制度約束與制度優勢，而把資本主義制度中過度市場化、過度資本化、過度國際化的毒素當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色。

目標與路線一旦確定，政策與落實就是生命。為此，需要在“目標-制度-政策”的框架下，調整和制定科學與技術發展政策、人民幣資本化與金融自主政策、國內市場對等開放與適度保護政策。這三大政策需要相互協調，彼此銜接，缺一不可。

第一，進一步完善國家的科技發展政策，自上而下地建設一個強大的科學進步、技術創新、產品升級三者有機統一、相互促進的科技創新體系

（1）基礎理論的突破是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的前提。如果沒有華為研究院數學家在數學理論與算法方面的突破，就無法形成華為5G技術的全球優勢。但是，由企業來投入巨資從事基礎理論研究是不合理的。這本該是政府設立的研究機構的工作。遺憾的是，多年來，我國對基礎理論人才隊伍建設和研究資金投入重視得不夠，許多基礎理論研究人才轉向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由此導致科技發展缺乏後勁。人才培養是大學的主業，科學研究服務於人才培養。大學可以進行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但不應該代替科學院和工業研究院。

因此，政府部門應該出台支持基礎研究的專項政策，像重視扶貧一樣重視中國基礎研究的貧困。通過增加資金和擴大編制，壯大國家級科學院，有所側重地組建地方科學院，大力吸引海外科學家特別是華裔科學家到中國從事基礎研究。

在人才政策上，應該把低素質的外國人請出去，把高素質的科技精英請進來。在美國歧視和打壓華裔科學家的背景下，中國應該加快壯大各類自然科學研究機構，大力吸引美國的華裔科學家和留學生回國從事科學研究。

（2）重建和完善國家級的應用型工業研究院體系。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級應用型工業研究院曾經對中國工業化做出了重大貢獻。改革開放之後，大部分研究院成為改革的對象，或者併入國有企業，或者被化為私人公司，服務於企業的短期盈利目標。正是這失誤導致了芯片、工業軟件等諸多領域與國際差距日益加大。電子、信息、機械、化工、冶金、能源、醫藥等領域的國家級研究院，是落實國家工業化戰略與政策、引領企業科技進步與產品升級的重要橋樑，也是支撐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脊樑。為了有組織地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必須壯大現有的國家級行業研究院、恢復各類關停並轉的國家級工業研究院、新建新興產業的國家級研究院，並鼓勵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產業發展需要組建地方工業產業研究院。通過增加編制、增撥資金、加大投入，築巢引鳳，吸引大批海外科技人才迴流國內，打造一個強大的應用型科技研究與創新體系。

（3）通過政府採購和税收政策，繼續鼓勵企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產品升級換代，同時，做好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企業生產之間的銜接，搭建好理論研究與生產應用之間的橋樑。

第二，建立人民幣資本化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

作為經濟大國的央行，可以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生產環節投放基礎貨幣，通過人民幣資本化，為我國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資本。在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人民幣基礎貨幣的資本化職能，顯得尤其重要。

為了建立人民幣基礎貨幣資本化的金融機制，相關部門可以聯合組建“國家工業化產業投資基金”。該基金可以向央行發行長期債券募集資金，也可以由央行直接認購基金的份額。“國家工業化產業投資基金”可以作為風險投資機構直接向新興產業和高科技公司投入資本金，也可以藉助資本市場選擇有關產業領域的龍頭企業和上市公司，直接購買該類企業的股票和債券。這樣，央行的基礎貨幣發行不再與美元紙幣掛鈎，而是與中國的工業化和科技創新的需要掛鈎。這既是法國經濟騰飛時期的歷史經驗，也是日本央行推動經濟發展的現實做法。

在中美之間成為戰略對手的形勢下，中國必須拒絕美元紙幣在中國境內的資本化和債務化。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美元只是紙幣而不再代表黃金。隨着美國對華實施全面技術封鎖，美元資本不再代表先進技術和先進生產力。氾濫的美元紙幣在中國的資本化和債務化已經成為破壞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掠奪中國資源與財富的金融手段。在此形勢下，中國經濟金融應該及時切斷美元紙幣藉助人民幣在中國境內實現其資本化和債務化的渠道；同時，通過組建“國家工業化產業投資基金”等投資平台，把人民幣基礎貨幣轉化為企業股權和債權，實現人民幣基礎貨幣的資本化。

只要建立起人民幣資本化的金融機制，中國就不缺資金與資本。在未來新的科技與產業浪潮中，培養出類似於騰訊、阿里巴巴一類新興經濟體的風險投資資本，不應該還是美元，而應該是人民幣。

我國必須高度警惕國內某些單位和個人，他們一方面引用各種錯誤的金融理論捆着人民幣資本化的手腳，另一方面打着對外開放的旗號大開產業門户和金融門户，讓氾濫的美元紙幣充斥中國的各個領域，幫助美元紙幣實現其在中國的資本化，不斷提高中國對美元資本的依賴度，不斷提高外資股權和債權的比重，以此阻止中國自主科技體系和工業體系的發展，最終達到侵蝕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目的。

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不能依賴美元紙幣在中國的資本化。沒有人民幣的資本化，就沒有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只有經濟殖民化和政治附庸化。通過調整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機制，實現人民幣的資本化，提高公有制資本的比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是推動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制度前提與金融前提。

第三，保護中國本土市場，利用本土市場發展中國的核心技術、核心產品和關鍵產業

市場經濟的常識是：沒有市場就沒有經濟，但是中國並非處在平等的國際市場經濟秩序之中。中國履行了WTO義務，開放了本土市場，提高了西方高科技企業在華的市場佔有率，客觀上把西方發達國家推向了更高水平的工業化和信息化，但是西方國家仍然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沒有給予中國平等的投資與貿易地位。在不平等的國際市場經濟秩序中，如果我國單方面開放本國市場，那麼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在中國產業的科技水平仍然總體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下，在美國及其盟國對華實施先進技術封鎖的國際局勢下，保護本土市場，以本土市場培育本土的高科技企業，顯得尤其重要。

面對美國及其盟國的技術封鎖，中國應該出台對等的強力反制措施：（1）只要美國在任何一個高科技領域打壓中國，中國就應該把該領域的美國企業趕出中國市場，並規定10-20年不得重新進入中國；（2）任何聽從美國指令，配合美國製裁中國的其他國家企業，中國應該將趕出國內市場，並規定10-20年不得重新進入。上述反制措施甚至可以通過經濟立法的形式向全世界莊嚴宣示。中國應該迅速提高法律武器的射程，並用好法律武器。

四、結束語

中國不僅擁有人口眾多的巨大市場，而且擁有全世界人數最多的工程師隊伍。多年來，中國所有遭遇西方封鎖的領域都得到很大發展，從而縮小了與西方的技術差距，有的甚至趕超了西方，而放任西方國家進入的領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甚至擴大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在目前日益嚴峻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中國必須重新聚焦於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制定好科學與技術發展政策、人民幣資本化與金融自主政策以及國內市場對等開放與適度保護政策，扭轉經濟發展的被動局面，力爭在一切科技領域和產業領域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