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戈：掌舵的主心骨太重要了！——談皖南事變前後項英的表現_風聞

血的教訓證明：掌舵的主心骨，太重要了！

皖南事變前後項英的表現，

着實令人費解！

黃橋戰役後，兩黨的摩擦反摩擦達到白熱化。這時的格局是，皖南新四軍近萬人處在國民黨軍的重兵監視之下，蘇北韓德勤部數萬人又處在我八路軍新四軍的環伺之中，這就好比我的兒子在你的手裏，你的兒子也在我的手裏，雙方誰都有顧忌，形成了僵持。

對於新四軍軍部孤懸皖南，中央早就有指示。早在1940年上半年的1月、3月和4月，延安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就反覆電催項英，要其儘快將新四軍軍部北移蘇南、江北。到了5月，已在蘇南的陳毅、粟裕也致電項英，提出，既然“國民黨亦希望我們讓出皖南”，“我們應將計就計”，將軍部和皖南主力東移蘇南，“以應付事變。”

對於中央和江北陳粟等的提示，項英的反應是消極的，甚至是對抗的。他堅持認為：“在戰略上，北方必須有南方之配合”，“皖南在任何情況下，非獨立行動堅持南方不可。”

4月3日，毛澤東等擔心“頑方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而徵詢項英“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衝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是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項英表示：“渡江，絕對不可能，敵在長江封鎖更嚴，江北桂軍已密佈江邊。”“向東，某方已有佈置，須衝過兩道封鎖，經過幾次戰鬥，才能與陳支會合。到蘇南，地區不利……”他的意思很明白，反覆強調各種理由，就是不想離開皖南。

10月9日，也就是黃橋戰役接近尾聲的時候，劉少奇又致電項英，指出：“軍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議從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有遲緩，恐有被頑固派阻斷封鎖可能。”

10月24日，黨中央又以強硬的口吻命令：“（一）你們必須準備於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二）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三）一切問題須於20天內處理完畢。”

【項英  新四軍政委、副軍長】

對於黨中央的嚴令，項英於10月28日回電向中央提出：“為了將來我更大發展，堅持皖南陣地極有作用，如現放棄，將來不易取得這一強固的支點。”“要堅持皖南陣地必須有相當強的兵力才能保證，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減弱北移。”這是什麼？，這已經不是意見和建議了，這是對中央指示的公然對抗。

發生於11月底，歷時19天的曹甸戰役，打破了兩黨的僵局，形勢陡然間變得對我十分不利。本來，在這之前，國民黨軍還沒有對皖南新四軍形成合圍之勢，日軍對江面的封鎖也還不嚴，新四軍軍部完全可以在曹甸開打之前安全撤到江北，可到了這個時候，皖南的處境，怕是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也能估摸得到了。可不知為什麼，項英估摸不到。不管延安的毛澤東、重慶的周恩來、中原的劉少奇、蘇北的陳毅等等如何十萬火急的電催，他仍然是百般找各種藉口，就是一個字：拖。

為報復我在蘇北進攻韓德勤，皖南的國民黨軍加緊收縮了對新四軍軍部的包圍圈。不過説實話，國民黨軍這合圍的動作真的不快，很慢，但項英就好像要存心跟國民黨軍比誰更慢似的，對於北移，他是磨磨蹭蹭，依舊是找各種藉口一拖再拖。

12月26日，毛澤東忍無可忍，措辭超常嚴厲地給項、周、袁發電：“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藉故不執行。”“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究竟你們主張的是什麼，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可就是在如此嚴厲的催促之下，項英還是非要拖到兩黨確定的最後期限12月底以後，到了1941年的1月4日，這才開始移動。你可別小看這四天，1月4日走和12月31日走大不一樣。從軍事上説，這時的國民黨軍已經基本完成了合圍，沿途已經沒有太平之路可走了；從政治上説，已經超出了規定的時間底線，國民黨軍師出有名了。不論從軍事上説還是從政治上説，從哪兒説都被動了。就像李一氓哀嘆的那樣，“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結果也不會如此之難堪。”

轉移時機錯過了，轉移路線也錯的讓人莫名其妙。對於北撤，參謀處早在幾個月前就擬定了兩條路線：一條是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至竹簀橋、水西地區，然後經蘇南北渡；另一條是經銅陵、繁昌之間北渡。

第一條路線是皖南軍部到蘇南我軍的交通線，沿途設有兵站，每個兵站都有民運工作組，有地方黨的工作，有較好的羣眾基礎。同時這也是延安毛澤東、朱德和重慶周恩來建議的路線。這還是與三戰區反覆商定的路線。與三戰區商定的路線意味着什麼呢？這就意味着，一旦頑軍阻擊，政治上將對他不利，而我的勝算就多了幾分。

第二條路線的優點是路程近，部隊從雲嶺出發，一天就可以到銅、繁地區，第二天就可以過江，如果急行軍，當天晚上就可以過江。而且軍總兵站站長張元壽帶工作組早在一個多月前就已前出，做好了偵察和動員工作，控制了12個渡口，徵集了200餘艘渡船，一次航渡即可渡過7500人。還有就是這條路線沿途都是由我游擊隊掌控，日、偽、頑駐軍那時都還很少。這也是蔣介石最後指定的路線。

基於以上考慮，因而葉挺力主走東線，其次走北線，並責成參謀處將此兩案都擬出了具體行動計劃，標繪了行軍路線圖，只等項英拍板，就可以執行了。

【葉挺  新四軍軍長】

但是，就在終於等到部隊要北移了，項英卻斷然否定了葉挺等人走東線或北線的意見，而是選擇走章家渡、茂林、三溪、旌德、寧國、郎溪、天目山、溧陽這條南線。

這就意味着，在葉挺親自指導下，由參謀處牽頭花了幾個月功夫所做的一切準備工作，全白做了。

項英這決心一下，令所有人都傻了。大家大惑不解，走這條路線，太遠太繞路，用時太長，很難保密和隱蔽，我孤軍深入，極易受敵包圍，而如若發生敵情，遠在深遠敵後，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則勢必進退兩難。因為事先壓根就沒考慮過首長會選這條路線，所以地形沒有經過縝密偵察，沿途沒有做任何的準備，兵站設施全無、地方黨也沒有開展這方面的工作，羣眾基礎薄弱，參謀處甚至沒有準備這條路線的地圖。

走南線，除了軍事上不利於我，還將在政治上利於敵而不利於我。往南是國民黨的後方，往國民黨的佔領區運動，對公眾很難説得清楚。早在幾個月前，那些由國民黨控制的報紙就連續製造輿論，造謠散佈新四軍準備向南逃竄、襲擊國軍、劫奪徽州軍火庫、搞三山計劃（即所謂在國民黨統治區黃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赤色根據地）等等，走南線，往天目山方向，就正好送給了國民黨一個現成的把柄，為其對我實施“制裁”提供了口實。

在皖南新四軍中，項英向來説一不二，在他的堅持下，新四軍軍部一萬餘人走上了這條死路。

走這條路線之大錯，從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關於“圍剿”皖南新四軍戰鬥詳報》的字裏行間，亦可得證。該詳報作戰檢討中，在説到“甲、我軍成功之主因”時，第一條就是：“一、部署得當，該匪軍自投羅網；”而在説到“乙、匪軍失敗之主因”時，第一條則是：“一、狀況判斷錯誤，經離老巢南過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強之包圍圈內；”力排眾議，堅持走這條最不該走的路，然後準確無誤地把部隊帶進人家的包圍圈，説的危言聳聽點，我都有點懷疑這項副軍長到底是在為誰工作了。

北移路線已經錯了，在戰術問題上，項英也是一直打壓正確的意見，繼續一錯再錯。最關鍵的是在要不要打下星潭並從此處突圍的問題上，就又處置錯了。

星潭是沿南線轉移的必經之路，打下星潭就可以突出去，打不下就突不出去，所以，星潭是我勢在必取的一個點。

當然，既然星潭的戰術價值如此重要，敵人也是勢在必守，打起來也就不那麼容易，原定的7日午前三路會攻星潭的計劃沒能實現，左右兩路都因受敵阻擊沒能按時趕到，三路會攻變成了一路進攻，而且進攻遭遇到較頑強的抵抗。怎麼辦？於是由項英主持召開擴大的軍分會，討論下一步的打算。

正開會討論間，負責指揮進攻星潭的二支隊副司令員馮達飛打來電話，請求再支援兩個營，保證拿下星潭。葉挺根據親自到前線視察掌握的情況，認為部隊士氣正高，傷亡還不大，再增援兩個營上去，拿下星潭不成問題。而星潭已經接近頑軍包圍圈的最外層，儘管從此處突圍還要打幾場硬仗，還要有一定的犧牲，但犧牲一部，保證大部突圍是有把握的，因而力主增援，繼續攻擊，拿下星潭。軍部作戰科長、偵察科長等也贊同軍長的意見，要求快快下命令增援兵力加大對星潭的攻擊力度，但葉挺等人的意見被項英否決，項英認為打星潭會招致較大傷亡，禁止對星潭繼續增兵。就這樣，也不增兵，也不撤兵，二支隊仍然孤軍進攻中，軍部的會議也仍然繼續進行中。

遇到大事集體開會討論是沒錯的，可在戰機稍縱即逝分秒必爭的這個節骨眼上，這個會一開竟然開了七個多小時，慢慢騰騰，無休無止。葉挺實在忍不下去了，怒氣衝衝對項英説：“時間就是勝利，不能猶豫不決，不能沒有決心。我的態度是，錯誤的決心我也服從，現在就請項副軍長決定吧，你決定怎麼辦就怎麼辦。”

天也黑了，開會開的也累了，最後項英做出決定，不打星潭了，也不走這條路線了，部隊往回撤，退回到丕嶺以西，經高嶺、太平轉入黃山，再伺機北渡。

可就在項英決定停止進攻星潭，併發令撤出攻擊部隊的時候，他們不知道的，新三團的第一營恰好在這一刻突破守敵前沿，攻入星潭，打開了突破口。但是，就在繼續向縱深發展進攻的時候，他們聽到了要他們撤出戰鬥的軍號聲，開始他們怎麼都不敢相信，要司號長再認真聽一遍軍號。又聽了一遍後，司號長説沒錯，是要我們撤出戰鬥。他們無奈地往回看去，看到的是後續二梯隊已經奉命往回撤。後援無繼，也只好又撤了出來。

可惜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突破口，就這樣又被敵恢復。眼看全軍就可以從這突圍了，部隊卻又撤了回去。

命令已下，全軍沿着出發時的原路調頭往回走。

翻山涉水走了幾天的路白走了，眼看已經撕開了的突破口又白白的送給敵人重新合圍了，這樣反常的行動，給整個突圍部隊從思想上、行動上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而當項英率軍準備出高嶺突圍時，臨時找來的嚮導卻帶錯了路，誤把廉嶺當成了高嶺，消耗了體力，影響了士氣不説，再奔高嶺時，原先沒有敵情的高嶺此時已經被敵重兵扼守，過不去了，於是又再一次退了回來。

於是又開會，又經過了一番討論研究，又決定走參謀處曾擬定的北移第二條路線，北線，即在行動前葉挺堅持而遭項英否定了的經銅陵、繁昌間渡江到無為的轉移路線。

虧了項英也是打了三年遊擊的，不知他當時是怎麼想的，到這個時候才選擇走這條路，人家還會不會老老實實地給你留着？戰場情形瞬息萬變，經過了幾天的戰鬥，此時的這條路，不僅江面上已經密佈了日軍的艦艇，沿途也已經堵上了一層又一層的頑軍，戰機已失，時不再來了。

這條路線突圍又行不通了，於是又一次退了回來。就這麼轉來轉去，終於在疲勞而無功的轉圈中把部隊轉進了死衚衕，陷入頑軍重重包圍之中。

就在整個部隊陷入重圍，最需要有個主心骨來掌舵的緊要關頭，項英，這樣一個有着多年黨齡又長期擔任黨的高級領導的新四軍實際上的掌門人，這樣一個把皖南部隊看作私產一樣的家長式領導，卻讓人難以置信地犯了一個超低級的錯誤——丟下部隊帶了幾個人開小差了。

延安得知項英開小差，十分憤怒，緊急指令部隊由葉挺全權負責，下定決心突出重圍。悲情的葉挺，終於在當了三年軍長後，在這個時候，才第一次獲得了作為軍長早該有的在軍事指揮問題上説了算的權力。

可惜的是，晚了！彈盡糧絕，兵困馬乏，敵人的包圍圈裏三層外三層已經像鐵桶一樣，誰又能有回天之力呢？最終，九千多人的皖南部隊只有一千多人零零散散突圍出去，大部損失，突圍以失敗告終。

皖南事變前後項英的一系列操作，讓人匪夷所思。不知他那時的精神健康狀態是不是出了問題，如果他的腦袋沒毛病，那麼説他是個罪人，我看一點都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