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克文工作室：中國扶貧實地調研報告_風聞

壹　 楊慧琳

楊慧琳生於1994年，全家原住在貴州省遵義市務川自治區石朝鄉杉坪村板埡坪組，仡佬族。

我問她仡佬族為什麼是漢姓，她説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祖上一直姓楊。

在2007年13歲之前，來自深山裏的仡佬族少女楊慧琳從來沒有見過汽車。

杉坪村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深山小村，杉坪村所在的石朝鄉，只有1.5萬人，是貴州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2014年時，30%的居民是貧困户。

那個村從遵義市區開車過去，約要五小時，你到了深山，往前走，再往前走，走到你懷疑人生的時候，差不多就到了。

現在這裏已通雙車道水泥路，現在開車走那條路，往往護欄一側是懸崖，另一側是峭壁，方向盤打錯車子就有墜落懸崖的危險，下雨時，還偶有落石從峭壁滾下。

楊慧琳全家在杉坪村務農，家裏還有一個弟弟，按照村落裏世世代代的劇本，她原本讀完初中就會下地幹活，將來跟其他村某個小夥子結婚生子，一起經營着幾畝薄地，靠烤煙、玉米、養豬過活。

其實也是貴州山區過去大多數女性的人生劇本，千百年沒怎麼變過。

村子出去一直要靠步行，原只有幾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車子進不來，楊慧琳説，13歲她去豐樂鎮讀初中時，才見到第一輛汽車。

甚至，她是第一次見到自行車。

那年已是2007年，北京奧運會將在第二年舉辦，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只是三年後的事情。

而從深山裏出來讀書的楊慧琳，才知道汽車長什麼樣子。

中國底層貧困人口與發達地區人口，像被一把快刀切成了兩個世界。

如果你沒有生活在這個村子裏，根本體會不到那種讓人絕望的感受，也不會知道中國還有人承受着這樣的痛苦。

2020年的杉坪村，民居已全部改造過了

49歲的楊光玉現在還生活在這裏，我隨楊慧琳回到杉坪村時，板埡坪組已只有二十多户在此生活，楊光玉坐在家門口前坪上，接受了我的採訪，緩緩回憶起村子裏這幾十年的故事。

楊光玉説，2012年村子裏通了一條毛路，但進不來汽車，一直到2017年才有了硬化路。他全家主要靠種烤煙討生活，他們有好幾個兄弟，分家時，他只分到一畝地，自己開荒了七八畝，現在村子裏很多人再不回來，地都荒了，誰愛種就種，他一個人便經營着20畝地種烤煙。

楊光玉坐在家門口和我聊天

在2017年前，楊光玉地裏的烤煙收穫後，要用馬和人將烤煙揹出去，每次只能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運出150斤，通常要花一個月的時間運烤煙，每次來回4小時，只要連跑兩三次，“人和馬累得站都站不穩，馬都快壓瘸了。”，因為這是家中收入最重要的來源，有時候發洪水了，還得想辦法找渡船去鎮裏，只有那裏，才有人收他們種植的烤煙。

那時烤煙差不多5元一斤，離村的人也不多，還沒有荒棄的土地，楊光玉只有幾畝地可以經營，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1萬元左右，他靠這筆錢養活一兒一女。

 杉坪村村民在收拾烤煙，烤煙是經濟作物裏最辛苦的，比種辣椒、茶葉要辛苦得多

現在烤煙價格上漲到12元一斤，20畝地平均每畝一年有3000元左右的利潤，楊光玉現在一年一個人能掙5-6萬元。

楊光玉的兒子現在温州打工，女兒則剛從貴州師範學院畢業，她女兒讀大學期間，一年要花費3萬元，楊光玉家不算貧困户，只在大學第一年收到過茅台集團一次性5000元的助學金，其它全是他靠烤煙辛苦支撐起來的。

作為貧困户的楊慧琳，全家則相對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楊慧琳與弟弟是在村裏唸的小學，中學時在豐樂鎮讀書，由於來回太遠，每次要步行兩到三個小時到鎮上，再坐車回學校，他們平時住校，一週回家一次。

作為貧困户，他們讀書、住宿每個月都有補助（初中時的數據她不記得了，高中時是每個月一兩千塊），基本免費，2015年楊慧琳考上了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費每年7000多元，同年她爸在建築工地上受了傷，她覺得自己可能上不了大學了，但通過申請貧困生補助，楊慧琳每年減免了4830元，實際上只要交2000多元一年的學費和其他生活費，楊慧琳再申請了7000元一年的免息助學貸款，四年共貸了2.8萬元，她今年已經參加工作，估計工作兩年就能將助學貸款全部還清。

楊慧琳的弟弟現在也在貴陽商學院念本科，學費是7千一年左右，同樣通過貧困生補助，每年只要交兩千多的學費，再通過助學貸款，解決了學費、生活費問題。

也就是説，出生貧困户家庭的楊慧琳姐弟兩人讀完本科，家裏不用出一分錢。

我問她，那你們村同齡人現在讀大學的人多嗎？

楊慧琳説，大概有10%的年輕人讀完了大學，大多數人唸完了高中，但肯定全唸完了初中。

當地扶貧幹部後來告訴我，一旦有一個後生沒有唸完初中，當地扶貧工作一票否決，教育工作讓他們緊張得要死，哪怕是這個後生自己不想念書，工作人員也會從省裏一直追到村裏，必須讓後生回到課堂。

2017年，楊慧琳還在唸大學時，他父親電話過來，説他們將成為貧困搬遷户，問她願意遷到務川縣城，還是遷到遵義新蒲新區，楊慧琳選擇了房間面積更小，但在市區的搬遷房。

還房小區，建得不高，內部沒有電梯

這處小區叫遵義新浦新區新中街道六號還房小區，2017年開始入住，主要安置務川縣石朝鄉、桐梓縣小水鄉、仁懷市學孔鎮這三個跨縣區域的貧困人口，95户共410人來這居住，另有一些拆遷户和永樂鎮、新舟鎮、喇叭鎮227户973人在這裏定居。

從5小時車程外的大山裏遷到這裏居住的楊慧琳一家，四口人免費分到了兩室一廳68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裏有5口人，可以分到93.4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裏超過５口人，則能免費分到一層兩套68平方的房子。

我在現場用手機錄下了楊慧琳家68平房子的內部模樣：

這套房子交給楊慧琳家時，已經裝修好，並配有電視機、抽油煙機、電磁爐、沙發、餐桌、牀**、衣櫃等等，全部免費，真正拎包入住。**

就是政府在城裏免費給貧困搬遷户一套房，還全部裝修好，連傢俱、電器都配齊。

簡直壕無人性。

不僅如此，凡是搬遷到城裏的貧困户，原房子將拆掉變成土地，每人還將領到3000元補助。

楊慧琳家舊址，已被填平還原成土地

到城裏後，為了讓村民順利過渡到市民，政府還在社區設置了社區服務中心，從找工作到幼兒園讀書，將貧困搬遷户生活全包圓了。

從楊慧琳一家的經歷來看，扶貧工程幾乎將她從讀書到住房全部解決，出於好奇，我在還房小區隨機走進了幾户人家。

吳孝舉

這位老人名叫吳孝舉，70歲，參加過對越自衞反擊戰，家裏五口人，分到了93.4平三室一廳的房子，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壓，一年250元醫療保險，區政府替他交了120元，他自己只要交130元一年，每月買藥要花費700元，實際報銷後只需200元，現在報銷採用一站式結算，如果是住院，出院前一次性報銷完，不用東跑西跑辦證明，在指定醫院，還實行先診療，後付費，不用擔心沒錢治病。

吳孝舉的醫保資料

吳孝舉的孫子現在貴州大學科技學院讀書，一年1.3萬元的學費，同樣申請了4830元一年的補助，他們全家是精準貧困户，每人每月還能領到300元的生活補助，一家五口就是1500元每月。

我又走訪了其他幾户人家，發現情況都差不多，幾乎家家户户的教育、醫療、住房全部提供了保障，這些大山深處的貧困人家，全部搬到城裏，在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情況下，逐漸適應新的生活。

貴州省迄今為止，一共完成了188萬人的扶貧搬遷，楊慧琳家只是其中一户的代表。

光是新蒲新區，就有兩處搬遷安置點，現在每個縣都有安置小區，一般一個小區有兩三千人，最多的有上萬人，社區超過一千人，就會設置社區服務點，超過一萬人，就會設辦事處，什麼婆婆媽媽的事都要管。

對楊慧琳、吳孝舉等家庭的照顧，扶貧工程的細節工作，簡直做到了令人髮指的無微不至。

貳 　李長勇

楊慧琳家屬於特別困難的搬遷户，這些家庭並不是多數，多數人還和楊光玉一樣，居住在深山裏。

那這些人的生活現在是怎樣的？

為此我去永樂鎮永樂村拜訪了近十户人家，上門諮詢他們的生活情況。

這個村主要受困於交通，2013年前，從村到鎮是爛泥路，從鎮到縣城是石子路，以前從這裏出發到播州區要兩天時間，2014年這個村開始施行精準扶貧，建檔立卡，2017年８月243國道開通，才解決了交通問題，後來又從鎮到村修了８公里的水泥路，村民們才方便出入。

我進村碰到的第一個人，叫景懷友。

他今年56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28歲，小兒子26歲，目前在深圳打工，因為家裏有兩個壯年勞力，又常年在外不歸，因此評不上貧困户。

景懷友自己一直在綏陽靠賣菜為生，現在身體不好賣不動了，只好回到故土，家裏的房子都荒廢了，剛回到家時，他家的房子是這樣的。

 

 基本就是棟廢棄房了，門窗均已損壞，沒有水電，旁邊的豬圈連個頂都沒有，根本沒辦法住人，景懷友也沒錢整修。

村裏看到人回來了，便主動花了三萬塊錢，用一個月的時間，給他的房子進行了修整，現在是這樣的。

房子裏面有了電和自來水，內部各個房間補上了門窗，旁邊的豬圈改造成了洗手間，現在基本能住人了。

景懷友現在自己種點菜，靠兒子寄錢給他生活。

這是對一個非貧困户的照顧，那貧困户的生活現在是怎樣的呢？

我拜訪過的永樂村人家裏，李長勇夫婦的生活數據最有代表性。

李長勇夫婦照

李長勇夫婦是典型的中國式農民，勤勞、樸實、熱情，他們居住在深山裏，過去的貧窮，主要是因為交通。

“以前全靠走路。”李長勇告訴我，“我們種好了辣椒、茶葉，要自己揹出去，走一天的路到市集，人累得要死要活，揹回來太累，住在鎮上慢慢賣又有食宿成本，如果賣不掉就要低價清貨。”

“我們家養的豬，也要賣得比別人便宜，因為太遠，豬販子走過來太辛苦，不便宜他們不肯收，一斤豬肉如果別人賣10塊錢一斤，我們只能賣6-8塊錢一斤。”

“最麻煩的是，如果家裏有人生病，我們也只能揹出去看醫生，非常非常辛苦。”

現在他們家門口通了一條水泥馬路，這條路不僅剪掉了他們身上揹負的痛苦，還給他們全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我問起李長勇現在的收入情況，他一點一點地將2019年家庭收入算給我聽。

他們家種有4畝金銀花，每畝能收一千斤；5畝辣椒，每畝能收八百斤；4畝玉米，每畝收一千斤；3畝水稻，每畝能收1千斤；2畝茶葉還沒開始收穫。再加上他家養了４頭豬，2019年豬肉漲價，每頭豬賣了7000塊錢；兩頭牛，每頭賣了8000多元（數據是他親口口述，好像這個數字有點低）；還有50只雞。

李長勇家的這些作物裏，玉米和水稻是自己吃的，維持家裏的基本盤，也賣不了幾個錢，金銀花、辣椒、茶葉是經濟作物，賺錢用的，豬和牛主要拿來賣，雞大部分自己家吃掉了。

我們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種地加養殖，2019年的收入流水達到了８萬元。

而且現在賣東西一點都不痛苦，只要打一個電話，就會有辣椒販子、豬肉販子、茶葉販子開車上門收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再也不用揹着竹簍爬山過河了。

因為這條路，李長勇家幾年前就已經脱貧（為了防止返貧，各地實行脱貧不脱政策）。

如果沒有這條路，李長勇家將一直陷入貧困。

 李長勇的家

李長勇家的經濟數據，使我深刻懂得了什麼叫“要想富，先修路。”

貴州省現在不僅做到了村村通路，更是做到了組組通路，户户通路，我步行走到極深山的地方時，都見到每户門前都有水泥路。

據永樂村當地扶貧幹部唐果果説，80%的村民都是這樣樸實、勤奮，只要有公路，靠一雙手日子就能過得不錯。

後來我在花茂村調查時，也遇到了一模一樣的情況。

上圖這位母先生，擁有一手家傳陶藝好手法，特別是製作盬子雞的陶具，十分受歡迎，花茂村的路沒修好前，他們只能人工將陶具挑出去賣，還不能用馬和騾子，因為牲口運輸會將陶具顛壞。

花茂村2012年沒有通水泥路前，母先生一年的收入只有2-3萬元人民幣，修好路後，母先生將自己的產品放在農村淘寶上賣，盬子雞陶具銷售最好，加上做陶藝館教人制陶，現在一年的收入達到了30萬元。

楊光玉、母先生、李長勇家的故事，昭顯出扶貧的本質：就是大基建+基本生活保障。

隨後我們走訪的永樂村幾户人家，大都確實有10幾畝地，而且家家户户幾乎都統一鋪設了琉璃瓦，統一刷過外牆、大門、窗欞。

 鄧正華老奶奶家，收拾得一塵不染

大家仔細比較一下鄧正華老奶奶家和李長勇家的門、窗、瓦，這些都是統一收拾過的，在貴州叫“人居工程”，除了將房子收拾得更好看，還拿出錢改善每一家的廚房、廁所、豬圈，廁所跟廚房要求一共9平方米以上，每家補助5000-10000元。

在原來的貧困永樂村，因為通了路，又有了基本的醫療和教育保障，其實村民們只要身體健康、不賭博、不吸毒，雙手勤快，沒有哪户人家説得上貧窮了。

那如果村民發生了意外，該怎麼辦？

32歲的楊天兵剛好在2020年3月14日發生了意外。

楊天兵在家門口

那天他在辣椒地使用旋耕機時，操縱不慎，割傷了雙腿，顯些釀成截肢，慌亂中先趕去了遵義市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這裏花光了現金，還借了一筆錢，扶貧幹部告訴他第二附屬醫院是貧困户指定醫院，可以先診療，後付費，他又遷去第二附屬醫院直到治療結束出院。

這次意外一共花費了17萬元，楊天兵自己實際支出了5.6萬元，報銷了11.4萬元，當地駐村第一書記唐果果幫他申請了民政局“救急難”兩萬元，楊天兵實際最後是花了3.6萬元躲過了一場讓家庭經濟崩潰的災難。

唐果果最近還在幫他申請另一筆扶貧基金，預計楊天兵將實際花費更少。

農村醫保工作這幾年應該是下了苦功夫，做得紮實，楊慧琳81歲的鄰居楊光華在談起醫保時，説自己“如果沒有醫保，早就已經死了。”

81歲的楊光華

當然村裏也有實在沒法自己解決貧困問題的：有的是殘疾人家庭，有的是老得走不動一身是病，基本上這部分人羣的扶貧工作，只能是保證他們不要住在危房裏，並給他們基本的生活補助。

劉永華家裏有兩人眼盲，無法工作

比如家裏有兩個盲人的劉永華家，每個月有1349元的低保，150元的殘疾人補助，148元的養老金，加上每年有農業直補914元，土地租金1968元，實際這户家庭每年什麼都不幹也能拿到22325元，在農村地區，足夠全家生存下來。

各村也有極少部分人是實在扶不起來的，給他送羊仔回頭就拿去做羊肉煲，給他送豬仔把豬餓得比狗都瘦，巴不得躺在牀上一動不動，等你每月給他幾千塊錢的補助，這些屬於神仙難救，只能各安天命。

叁 　阿妮基洛

由於在貴州地區投入了基建重金，我在當地看到的公路、橋樑、綠化，搞得比湖南、雲南、湖北還要好。

甚至，我在貴州過去二十個極貧鄉之一的石朝鄉看到的房子，感覺比我在廣東連州、雲浮這些城市看到的鄉下房子還要好。

我簡直懷疑中國負責基建的各大公司是在貴州刷經驗值，貴州這種地形都搞得定，全球應該沒有中國公司搞不定的基建。

因此我在貴州結束調查後，決定乘飛機去往900公里外的四川大涼山看看。

大涼山，是中國最著名的貧困攻堅地之一。

我在大涼山主要走訪了布拖、昭覺、金陽三縣，最後的落腳點，是金陽縣丙底鄉打古洛村。

從西昌開車前往打古洛村，是當地扶貧幹部豐國軍前來接我，我們乘坐他那輛已經十分破舊的手動檔賽歐，足足走了七個小時才到，這是我這一生到過的最偏遠的山村，有一種讓人絕望的遠離繁華的感覺。

在這裏我深深的感覺到，大涼山扶貧確實比貴州要艱難得多。

到村裏後，彝族婦女阿妮基洛坐在她家的院子裏，和我聊起了生活。

阿妮基洛和她兩個女兒

阿妮基洛生於1985年，滿面塵霜，生有三女一子四個孩子，他們原先住的是木板房，用的是旱廁，後來政府給予貧困户每家5.6萬建房補助，他們才推倒舊房子，建起了現在的水泥小院，他丈夫現在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能掙250元，是家裏主要的收入來源。

他們家另養着兩頭牛、兩口豬、七隻雞，還種着四畝苦蕎，一年能收1200斤（1.8元一斤），兩畝土豆，一年能收4000斤（0.6元一斤），如果不是丈夫在外面打工，一年平均只有1.5萬元收入。

他們家有一輛摩托車用於出行，全家一個月生活費要1-2千元，以前只能吃土豆和苦蕎活下來，現在也主要買大米吃。

他們家老三在讀幼兒園，老大老二在讀小學，讀書全部免費，不用一分錢，這麼偏僻的村子居然有幼兒園，我問豐國軍幼兒園的來歷，他説是2015年建好的，叫“一村一幼”工程，保證每個村的幼兒都有學可以上。

打古洛村幼兒園

我在世界各國調研久了，有一個習慣，就是一定要問當地的教育、住房、醫療三件大事，想不到這門本事在國內也派上用場了，便忍不住追問阿妮基洛他們家醫保的事，阿妮基洛平時説彝語，普通話也不錯，但遇到不懂的詞，還是要想一會，她在“醫保”這個詞面前逗留了好一會，轉頭用彝語詢問豐國軍，豐國軍其實是本地彝族人，原名叫吉布，是駐村第一書記，當地人都叫他吉布書記，我聽到阿妮基洛吉布吉布地叫他，豐國軍答了兩句，阿妮基洛才弄懂什麼意思，説他們貧困户一年醫保250元，全部免了，平時看病吃藥，能報銷95%。

我剛從貴州過來，那邊貧困區域醫保報銷一般是80%，以前因為貧困户報銷比例在90%，增加了財政負擔而被要求整改過，大涼山地區95%的報銷讓我有點驚詫，我又反覆問了幾遍，豐國軍確認是95%。

可能是因為大涼山更窮困的原因吧。

不管是大涼山還是貴州，貧困户都是從2014年才開始擁有到扶貧的種種福利，2016年兩個地方的貧困户福利體系基本建成，其實兩邊貧困人家都在這個系統裏才待了幾年，但貴州那邊看到的景象明顯要好一些，大涼山彝族有自己的特殊性，看起來更困苦一些。

我問阿妮基洛還打算生第五胎嗎？她説不想生了，真的不想生了。

吉布書記在一旁補充説打古洛村這邊一般會生三個，生四到五個的不多了。

我這一路過來，就是隨便看看，都能看出大涼山彝族很多問題，比如他們身上穿着的衣服都很髒，如果是為了參加勞動方便，那也不可能隨時隨地見到任何人衣服上都佈滿污漬，何況這些衣服又不破，只是髒。還有就是他們總是三三兩兩坐在馬路旁邊，汽車飛速穿過也不顧危險，甚至有很多小孩都坐在路邊，我問起吉布是什麼原因，他説是因為以前這裏太荒涼，沒有車路過，大家習慣了在路邊等生人經過，也好看到一點熱鬧。

以前彝族都是人畜混居，不僅是那種一層豬圈二層住人這種混居，還有人和豬住在同一個房間裏的混居，是吉布他們過來扶貧後一點點改過來的，以前彝族也經常不洗澡，可能一生只洗十幾次，主要還是因為很多人住在高山上缺水，又缺少燃料將水燒開，現在家家户户都有太陽能，又通了自來水，彝族老鄉們才慢慢將生活習慣改了過來。（此段信息來自對當地人的諮詢）

這些情況都比貴州的問題要困難得多，但還不是最困難的。

大涼山彝族另外兩個大問題，就是毒品和艾滋，大涼山因為地理原因，是金三角毒品經雲南入內地的必經之地，因此毒品問題非常嚴重，加上共用針頭，加劇了艾滋病的傳播。

我這一路走來，逢到飯店老闆、出租車司機，就會首先問起他們毒品的事情，這些人所説一致，2016年是大涼山地區毒品問題的分界線，經過當地政府一陣狂風暴雨地掃蕩，凡是吸毒的都進了戒毒所，販毒的都被打得臉都不敢露，現在毒品在大涼山基本絕跡，有傳説毒品曾經氾濫的布拖縣，毒販們將毒品埋在地下，調頭就跑了，到現在都不敢挖出來。

據説現在這波人主要跑到廣東、山東一帶，以深圳居多。

因為毒品問題得到控制，艾滋病傳播不再以共用針頭的方式，而是以性傳播為主，但是艾滋病不能一頓猛藥就能消絕，是一個緩慢控制的過程。

我問起吉布是不是確有此事，吉布説確實毒品已經在大涼山暫時消失，成都北站的一個天橋上面，毒品曾經像賣白菜一樣隨便交易，販毒的大部分是大涼山彝族，曾經毒品最嚴重的是昭覺、布托、金陽、普格、越西、美姑幾個縣，後來公安機關選派專職緝毒警察到各地任緝毒副書記，對各地的扶貧政績，除了像貴州一樣教育問題一票否決，毒品問題同樣一票否則，因此各地政府都是下了狠功夫打擊毒品，現在本地吸毒幾乎為零。

因為過去當地人十分貧窮，生的孩子又多，靠種地幾乎毫無出路，因此鋌而走險，有毒販被抓時曾説：“我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我沒有辦法。”緝毒警問他將來如果出來，還會不會幹這個，毒販説：

“還會，沒什麼出路，沒辦法。”

大涼山當地彝族同胞的着裝

要徹底根除毒品問題，首先還是要解決貧困問題，扶貧的意義就在這裏。

貧窮才是萬惡之源。

為了幫助打古洛村扶貧，我在村裏還見到一排排嶄新的新居，這些是廣東省佛山市花了一千萬，幫助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同胞搬下山興建的安遷房，也就是説，還有比打古洛村更偏遠很多的彝族人家，可見他們生活有多艱難。

每一户的屋頂上，還都有四川省政府捐獻的太陽能熱水器，保證了每户人家有熱水洗澡。

我臨走前，又問起阿妮基洛關於彝族在外工作的問題，她説他們大多數去工地和電子廠，或者修鐵路、採棉花，不過一般優先選擇去工地，那裏小工250元一天，有技術的300-400一天，比進電子廠掙錢，大家寧肯吃苦，也要多賺一點。

我想起在網上看到大量説大涼山彝族懶惰的信息，自己也見過不少彝族青壯年坐在路邊打牌，也問起這件事，她説確實有，但其實大多數人，還是希望多勞動多掙錢，大多數彝族人還是希望子女多受點教育。

在布拖縣城路邊打牌的彝族青年，這一路看到很多這種現象

想想她説得也對，懶惰的人在一個羣體終究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希望過一點正常的好日子的。

從2014年至今，大涼山普通彝族百姓慢慢解決了住房問題，孩子上學不要一分錢，醫療也有了保障，每個村也通了公路（比貴州做到的户户通路稍差一點），每家有了水源，也有了太陽能熱水器，由於大涼山彝族相對起點較低，要改變他們的精神世界還需要很長時間，下一步，主要是要讓大家都掙到錢。

説到掙錢，我們就必須得談一談合作社了。

肆　 合作社

貴州遵義地區的農民，主要靠種植烤煙、辣椒、茶葉、玉米、水稻、金銀花討生活，也有小部分人從事養殖，楊慧琳老家的杉坪村唯一一個30多歲還在村裏居住的年青人，就是在村裏養了近百頭豬。

順便説一句，在杉坪村這樣的村落，我見到的全是4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青人是絕不願留在這裏的，這樣的村莊一定會自然消亡，不過它們會有新的歷史使命，要麼做山居旅遊，要麼就做養殖基地，這裏非常適合養殖，有公路方便運輸，不會對人居環境造成污染，又安寧詳靜。

一般貴州遵義深山的老百姓都有十到十幾畝地，像李長勇家那樣，種點吃的，再種點經濟作物，家庭收入還不錯，從我現在的諮詢來看，大多數家庭年收入在5-8萬元左右，再配合有人外出打工，家裏的經濟基本盤就穩了。

貴州的經濟作物裏，平均畝產值是金銀花>烤煙>茶葉＝辣椒>水稻>玉米，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種玉米。

那有人説我全改成金銀花和烤煙不就行嗎？這種想法太簡單粗暴，玉米和水稻賣不起高價，但是收成穩定，保證不會餓死人，而金銀花和烤煙種植需要技術和時間，烤煙還非常辛苦，楊慧琳説他們家種過烤煙，“收穫時全家累癱”，不是一般勞動力承受得起的。

現在貴州都在很小心地收縮玉米的種植量，改成不需要重勞力的辣椒。

社會的進步往往是這樣很小心地向前挪動腳步的，從來就沒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要去田間做調查的原因，很多事情你到了現場才知道水有多深，一直坐在書房裏做學問，一定會有認知偏差。

四川大涼山地區因為海拔高，能種的東西不多，主要是土豆、苦蕎、臍橙等，另外大多數人家會養牛羊，海拔低一點的養綿羊，高一點的養黑山羊，布吉書記説種糧食和養牛羊，加上打零工三樣，一般家庭年收４萬塊左右。

在貴州永樂村、花茂村，大涼山打古洛村，我都見到了合作社。

有成功案例，也有失敗案例。

合作社就是將村民的土地租過來，600塊錢一畝，村裏再想辦法大面積種植農作物或者經濟作物，賺到的錢分給大家。

大涼山打古洛村是吉布書記牽頭，由縣農業農村局免費提供種苗、化肥、技術，在村裏籌集了150畝地，一起種西蘭花。

村民們揹着西蘭花從地裏回來

為什麼這件事要合作社牽頭，而不能讓村民們分開種植西蘭花呢？一是必須有了規模才能跟蔬菜販子談供應，要不別人東跑一家西跑一家，效率太低，收購成本太高，二是大面積種植需要各種技術，普通彝族同胞吃不消。

為了活下去，這個村原本是種土豆為主，但土豆太便宜，西蘭花的單畝產值是土豆的2.5倍。

吉布幫我算了一筆賬，這些西蘭花賣出去後，一年能給村裏每户分到2000元左右，另外收西蘭花時，需要3000人次勞動力，每人每天給80元，能帶動周邊就業，來務工的人員，兩個月能掙到4-5千元。

差不多能給部分村民一年增收6千元左右。

曬得黝黑的吉布指給我大紅袍花椒的種植區域

這筆錢還是不多，吉布現在正在村裏佈局種植大紅袍花椒，這個生花椒的收購價格是20元一斤，比破土豆那幾毛錢一斤值錢得多，單畝產值是土豆的５倍，但是種植期太長，2019年種下第一批50畝大紅袍花椒，要到2022年收穫，遠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先在村裏種西蘭花，等到大紅袍花椒2022年收穫後，村民們賺到錢見到效果了，再開始緩緩在全村推進大紅袍花椒的種植。

我在貴州花茂村也見到了搞得熱火朝天的農村合作社，負責人何萬明理事長曬得跟個非洲人一樣黑，十指指縫裏全是泥漬，忙得停不下來，他從我身邊走過去時，我們還以為是當地尋常老農。

別人後來説這是何理事長，這裏的話事人，嚇我們一跳。

何萬明今年50多歲，原是鎮農業服務中心主任，現調來負責這邊的農村合作社，他每天早上六點半過來上班，晚上八點下班，一年只休三天，帶着村民們將合作社搞了起來。

據他介紹，合作社必須是以80%農民為主體的單位，他們在這種了750畝地，地是向花茂村當地百姓租來的，800塊錢一畝（比大涼山略貴），平均一畝現在能做到1.5萬產值，一年總產值1000萬多一點，毛利只有10%-15%，人工成本佔到了總成本的65%，一年解決了70-80人的就業問題，平均每人一個月能掙到三千元左右。

這裏種好的蔬菜瓜果主要發往重慶地區，每天一車一車地往重慶送貨。

在温室大棚裏，我還嚐了下味道清甜的小西紅杮，比我在廣東吃到的味道要好許多，現在這種精心培育的小西紅杮在大棚裏能做到畝產1.5萬斤。

無論是打古洛村的西蘭花和花椒，還是花茂村的西紅杮、黃瓜，都是在摸索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如何更有效地帶動當地農民的收入？儘量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賺到更多錢。

通過租地，讓專業人士將農田當公司操作，再返聘當地農民過來幹活給工資，無形中提高了土地產出，又增加了就業，算是另一種對農民的補貼。

不過以中國農產品現在的價格，將土地的價值發揮到極致，能給予的最高價值，也就是給當地提供幾十到上百個月薪三千的農業產業工人的崗位，從事這些工作的往往還是當地中老年人，年青人還是會跑到外地打工掙錢。

有一些進步，總比沒有進步要好得多，而且這種模式，也可以適用在大量拋荒的土地上，比如我老家邵陽鄉下，我就見到過有大量農田開始被荒棄了（我家的地就二十年沒人管了），急需這種模式將土地激活。

但並不是所有合作社項目都成功了，還有一些沒經營好的類似合作社的項目，比如在永樂村，2017年種下500畝獼猴桃和500畝封糖李，這些產業都交給了農業公司承包，當時農業公司的人説獼猴桃能賣到幾十塊錢一斤到國外，結果三年後掛果一斤才5元錢批發價，現在一畝地產兩三千斤，產值並不高，加上收益分配比例是農業公司拿30%，貧困户拿40%，村政府拿20%，土地租户拿10%，農業公司見沒什麼油水，現在也愛管不管了。

沒有專業的技術人員打理，這件事也就爛尾了，獼猴桃園裏現在長滿了雜草。

 長滿雜草的獼猴桃園

伍　幹部與財政

要辦成一件事情，離不開兩樣東西，一樣是錢，一樣是人。

我們先聊聊這些深入扶貧一線的當地幹部。

可以説，這些年，各村扶貧幹部，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見到吉布時，他的女兒剛出生一個多月，他跟我回到打古洛村後，要兩個月後才能回家。

我説那下次見到你女兒時，你女兒都三個月了。

他説沒有辦法，扶貧地點離家太遠，工作又太繁忙，他也想看着女兒長大，但現實不允許。

在最忙最忙的2018年，吉布通常兩三個月才能回一次家。

永樂村的唐果果也一樣，他長期住在村委會，睜開眼就要忙到深夜，扶貧驗收的時候，幾個月沒有放過假。

這兩個人跟我在一起的時候，不停地在接電話，村民們吵架了找他們，醫療報銷找他們，找不到工作了也找他們，開個車都電話不斷。

而前文中花茂村合作社的何萬明，也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基本沒有假期。

扶貧工作從2014年在各省展開，這些人大多是從2016年紮根基層，主要負責當地的人居改造、貧困户對接、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社開展、幫扶單位對接、村民教育、醫療、住房的具體執行，以及各種檢查、反饋等等。

有時還得親自給貧困户蓋房子。

豐國軍等扶貧幹部在幫彝族貧困户蓋房子中

這些幹部差不多大都四千多一點的底薪，再加上一部分公積金、生活補助、績效等，在貧困地區，工資比一般人要好一點。

他們工作量也非常大，如果不好一點，估計基層幹部們統統都會流失。

平時吃得很是一般，我在扶貧村和一線扶貧幹部們吃了幾餐，基本都是這個樣子。

以永樂村舉例，該村十個村幹部一年的總開支是12萬元，這些錢還包含買辦公文具的費用，村委便請了一個當地的大姐來做飯，每人每餐按十塊錢支付，省出來的錢就是大姐的工資，大姐為了多賺錢，就只能在伙食成本上下功夫，這樣村幹部們也不太可能吃得太好。

如果想打打牙祭，就自己掏錢找村民買幾隻本村走地雞做辣子雞，嗯，永樂村的辣子雞確實很好吃。

有意思的是，房價居然也對扶貧幹部造成了極大衝擊，我在遵義地區看到的村第一書記唐果果，開着一輛用了八年的手動檔福克斯，還在市區買了商品房，而大涼山地區的吉布，開着一輛破破爛爛的二手賽歐，只能買市區的集資房。

 唐果果

兩人收入差不多，造成兩個人物質上差別的原因，是唐果果買房時，遵義房價才4000一平，而西昌地區的房價，已經是一萬左右了。

普通中國人現在的生活質量，和當地房價成反比。

中國扶貧工作的展開，正是這些默默無聞的基層扶貧幹部，用微弱的光亮，點亮了貧困户的人生之路。

接着，我們來算一算，扶貧工作的巨大財政投入。

我是一個很喜歡算賬的人，每次一算賬，我就要興奮得搓一搓手，到了貧困村，自然要把他們的投入開支算清楚。

我粗略地看過永樂村和打古洛村的投入對比，發現在扶貧財政上，貴州省各村的投入確實要大許多。

貴州永樂村這邊，2017-2019年人居環境改造370户，大約花費400萬元，600户廚房廁所改造，大約花費300萬元，鋪代家溝村民組的電線、變壓器，花費70萬元，修8公里的從村到鎮的水泥路，花費500萬元，其它路面硬化50公里，花費700萬元，危房改造30户，花費20萬元，1000畝獼猴桃與封糖李種植園花費450萬元，種植園相關基建150萬元，黑山羊產業投入150萬，520畝茶業產業投入260萬，僅僅以上這些數據，就高達3000萬元。（數據可能有誤差）

在大量的財政投入下，到2019年時，光是遵義市的農村公路總里程，就達到了2.8萬公里，接近赤道周長的四分之三！

這只是一個市的農村公路，不是一個省。

大涼山打古洛村這邊，花錢最多的是2018年，集中安置點建設1140萬（包含住房、基礎設施、村支部活動室、村民俗活動壩子），分散安置304萬，總共在1160萬左右，2019年就只投入了396.2萬，主要是建庭院、建入户路、建化糞池，改廚房、改豬圈、改廁所、改飲用水源，每户1.6萬元和每人代繳醫保250元。（大涼山是醫保全免，貴州是交130元）

可能也考慮到了大涼山的投入不如貴州，大涼山的扶貧難度也更大，每個村還有專門對應的幫扶部門，打古洛村的對應部門是涼山軍分區，軍分區會提供人力財力物力，幫助禁絕毒品，提供扶貧基金，村裏凡是能讀得上書的，扶貧幹部還和涼山軍分區設了個教育基金，考上本科的獎勵2000元一年，考上專科的獎勵1500元一年，考上中專的獎勵1000元一年。

我二十多歲時，也總把“軍隊不參與國內事務”奉為紅線，其實這麼多年，我們中國軍隊在抗洪、救災、打擊毒品、扶貧上一直默默出力，我不去現場調查，也不知道軍隊有這麼多付出。

那貴州和大涼山這麼大的扶貧開銷，錢從哪裏來的呢？

以下兩張圖，分別是2018年、2019年中國各省財政轉移支付表：

排第一名的一直是四川省，貴州排在5-6名，那為什麼貴州各村的投入好像還要高一點呢？

因為四川省人口遠多於貴州省，四川常住人口是8375萬，貴州常住人口是3622萬，四川要幫扶的人太多，才會顯得各村的幫扶比貴州要少。

我在貴州遇到一個來做自願者的苗族小姑娘，23歲，叫王治麗，剛從貴州工程職業學院畢業，家是雷山縣人，他們家也是貧困户，大學時一年7800元的學費，減免了3500元，每年寒暑假，她再去廣東東莞的東坑、長安兩鎮打臨時工，省吃儉用，兩個月能存6-7千元，這些錢夠她交完一年學費，剩下的夠自己生活費，順順利利唸完了書。

王治麗這種經濟狀況，跟西部各省的財政來源是一個意思，其實就是中國東部已經全面工業化的各個省，拿着錢去支援西部貧困地區，給了西部貧困人民活命的機會，反正也是中西部的人民給東部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這也是一種相互補償。

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不能自己燈紅酒綠，看着鄰居吃糠咽菜，要不還算什麼共同富裕？

其實基本盤還是工業化，是工業化拯救了中華民族。

文章的最後，我還是想講一講大涼山的彝族。

和其它地區的彝族同胞不同，大涼山極其貧困，現在還能種土豆吃飽肚子，可土豆是萬曆年間才從南美洲傳入中國的，大量普及種植估計還要更晚，大涼山海拔高，2000-3500米左右，我七月上去，感覺明顯要比珠三角冷許多，紫外線又無比強烈，曬得我都黑了兩圈，就只能種苦蕎什麼的，但苦蕎是粗糧，不好消化，產量還非常低，當地人這樣餓肚子不知道餓了幾百年，阿妮基洛他們現在有現金還是吃大米的。

加上這個地方偏僻得讓人絕望，大涼山彝族其實一直活在一種普通中國人難以理解的貧窮當中，我們種種看到的不可思議的現象，比如他們過去不洗澡、衣服髒、毒品氾濫等等，歸根結底是生產力太低下造成的。

現在他們見到了現代文明，大部分人還是很樂願過上好日子的，真的寧肯吃苦幹重體力活，也不願去電子廠做輕鬆的工作，就想着多掙錢讓後代接受好一點的教育，不要再過他們這一代的苦日子了。

人都是一樣的，生活的好壞，都只是生產力的折射。

大涼山彝族的普通百姓，還是很渴望過上好生活，他們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他們離現代文明更遠一點，所以追趕上來，要更吃力一點，也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追得上現代文明。

我在大涼山深處的打古洛村待到晚上八時，大霧瀰漫，整個村子忽然什麼都看不清，整個人好像與世隔絕，這時候我突然有一種遠離現代文明的焦慮感，想想最近的城市在七小時車程之外，一陣悲涼直上心頭，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貧窮與你如影隨行，那種絕望感是不可想像的。

那些前來扶貧的人，就是他們大霧裏的明燈，這也是躺在沙發上用WIFI看這篇文章的你，一時難以理解的。

陸　不息

中國波瀾壯闊的扶貧工作，到2020年，已經基本完成，按照最新年收入3747元的貧困標準，根據我的現場調查，很多貧困户，其實什麼都不做，光是補貼都已經超過這個數據。

其實只要大基建一落地，貧困人口就會自動減少一大半了。

中國扶貧的硬件工程基本結束，後面應當是軟件工程的系統性維護，保證後期原貧困户們不要返貧，也保證扶貧政策能一直落地。

我估計各地的扶貧幹部，也有部分人將要調離崗位，去接受新的挑戰。

扶貧其實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扶貧使窮人們的孩子們有機會讀完大學，使他們的生計有了着落，使他們生病了不至於等死，想想十年前，這些我們還做不到啊。

2020年7月17日的深夜，我從中國扶貧前線調查回來後，在書房裏寫下了這一篇文章，那一户户深山人家的面孔，任勞任怨的扶貧工作人員，以及大涼山那讓人絕望的大霧，彷彿還如在眼前。

能擺脱貧窮，就是剪掉了人生最大的痛苦，那幾千百萬曾陷入貧困的人，才看得到人生的曙光。

2000年時，我們還有貧困人口9422萬，20年後，我們確實已基本消滅貧困。

這一路的艱難，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來之不易。

願中華民族繼續奮勇向前，百折不撓，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