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驚心動魄的情報戰38：勇者無敵，雖逝永生！_風聞
民生文旅-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0-07-19 20:41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創建的特科是世界諜戰史上的一段奇蹟。其實觸角並不僅針對其對手國民黨，是活躍在遠東地區最為著名的諜報機構。
傳奇中的傳奇便是“紅隊”，歸屬於中央特科三科（行動科），稱為“紅色保衞隊”，內部俗稱“打狗隊”。它是年輕的中共中央自1927年到1935年期間在上海所領導的一支精悍的城市行動力量。任務包括打擊懲處敵特與黨內叛徒，保衞中共機關與領導的安全，並且開展針對國民黨黨政軍特機關的滲透活動。
其在三十年代早中期，因為種種的歷史原因，消失在歷史舞台，一樁連環刺殺案則是重要原因之一（個案的成功和全面大暴露代價是不匹配）。這件案子便是當時發生在上海租界鬧市區的 “晝錦裏懲治叛徒案” 以及 “仁濟醫院連擊成功案”。
一切的起因源於一個叫熊國華的人，“熊國華”只是一個臨時化名，早年參加中共，“九一八”事變後曾被組織上派赴東北參加抗日義勇軍，後潛回上海，進入中央特科，擔任當時隱蔽戰線中至關重要的“報警員”工作。但因為此人的陋習，造成了當時中共在上海的最高領導層一次雪崩式的災難。
1933年初，博古（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為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領導的中共臨時中央局撤離上海到江西蘇區後，新成立了一箇中共上海中央局，由李竹聲擔任書記，代表黨中央在上海進行領導工作，並負責江西紅軍根據地黨中央機關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絡。
國民黨中統上海特務機關在英租界巡捕房的秘密配合下，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調查，逐步掌握了中共上海中央局與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的多個秘密聯絡點。
1934年6月26日，中統上海特務機關決定，當晚在英、法租界與華界同時行動，破獲中共上海局與江蘇省委機關，抓捕所有他們掌握的中共地下黨員。中統上海特務機關採取逮捕行動前，由中統上海“肅反專員”季源溥親自將抓捕人名單送到租界特區法院，請法院簽署逮捕令。季源溥擔心泄密，直到6月26日下午3點過（離特務們晚上採取行動約6小時）才來到特區法院辦理手續。
當時在租界特區法院潛伏着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情報人員，他在6月26日下午獲得這份極其重要的情報和捕人名單後，立即將情報送到一個報警員家裏，讓他迅速轉報中共上海局與江蘇省委，緊急採取轉移與防範措施。
這名報警員就是熊國華。“報警員”屬中共中央特科領導，其任務是傳遞敵人危害中共機關與領導人的緊急情報。他們一方面與隱藏在敵人內部的情報人員接頭，一方面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局領導彙報。為預防情報人員送來情報但報警員外出不在家，致使情報傳遞耽擱，中共中央特科規定，遇此情況由情報人員將情報放入報警員卧室寫字枱右邊一個有暗鎖的抽屜裏。報警員外出回家後，不管有事沒事，都要先打開抽屜看一下。
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過去多次以這種方式逃過了敵人的追捕，然而這一次卻因熊國華的疏忽出了大事。6月26日下午4點左右，那位潛伏在租界特區法院的情報人員把中統將在當晚破壞中共上海局與江蘇省委的情報急如星火地送到熊國華家中，熊恰恰外出不在家。情報員便將情報放到事先約定的熊國華卧室寫字枱右邊那個有暗鎖的抽屜裏。
下午5點過，熊國華回家了，但他這天沒有按規定先去打開抽屜，而是提起酒瓶，上街打酒買肉回來獨斟獨飲起來，喝得酩酊大醉後倒頭睡到第二天早晨。當他起牀拉開抽屜看到昨天下午情報員送來的那份特急情報，卻為時已晚。就在6月26 日晚9點，中共上海中央局與江蘇省委的多處機關被中統特務破壞，中共上海局書記李竹聲與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等20多名重要幹部被捕。不久，李竹聲、趙立人等人相繼叛變。他們供出了蘇區紅軍的兵力、番號與作戰意圖，以及上海地下黨的許多秘密，還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藏金窖。
後來特科經過追查，發現這次組織遭受大破壞的關鍵原因是報警員熊國華失職，中共黨組織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嚴格的審查。
熊國華犯了如此嚴重的錯誤，卻毫無自責悔改之心，反而對抗組織，並威脅説要向敵人告密。不久，他果然悄悄向中統上海特務機關自首。由於以前跟他聯繫的中共地下組織人員多用化名，並且是單線聯繫，中共方面事先已作了一些防範與轉移工作，所以他的叛變並未造成重大損失。中統上海區的頭目季源溥、韓達等人指示熊國華不要暴露叛變一事，繼續留在中共黨組織內部做內奸，協助中統破壞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局與中共江蘇省委。
但是，中共中央特科很快就察覺並查證了熊國華的叛變與內奸活動，又查明此人曾在東北出賣過抗日誌士。“紅隊”得到命令迅速鎮壓這個叛徒與內奸。
“紅隊”的鄺惠安、孟華亭、趙軒等人接到任務後，針對熊國華近來詭秘謹慎的特點，制訂了一個周密的刺殺計劃。他們讓一名經常與熊國華聯繫、化名叫“巴本”的秘密黨員託人用暗語通知熊國華，上海局的新領導人要親自與他談話，請熊於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馬路晝錦裏謙告旅館開一個單間等候，就在那幾天的某一時刻，上海局新領導人將秘密前來與他會面。
熊國華受中統特務機關指示，正急着尋找中共上海局新領導人。他得到通知後，十分高興，但他知道中共中央特科的厲害，對隻身去謙告旅館有些害怕，就給“巴本”回了一信，説：“我的處境不好，不能在9月15日去謙告旅館，我派一個可靠的同志代我去，同中央接上頭後我再去。”“紅隊”見到這封回信後，立即讓“巴本”再致一封急信給熊國華，説：“中央局領導是不允許一般人認識的，你不去，他就不去了。還是望你準時到晝錦裏謙告旅館。”
熊國華邀功心切，就這樣鑽進了“紅隊”設的圈套。
1934年9月15日早晨5時許，熊國華匆匆來到來到位於上海市中心英租界四馬路晝錦裏的謙告旅館。來人身穿深灰色嗶嘰布長衫，頭戴呢帽，足登革履，攜帶一隻大號手提皮箱。他向旅館賬房要了一間單人房間，在旅館登記簿上寫下自己的簡歷：姓名熊國華，年齡34歲，浙江台州人，職業是做電器生意的老闆。
熊國華在旅館裏待了一整天，只在晚上出去過一次。第二天9月16日，他又一整天未外出，直到深夜11點才讓旅館茶房給他買來一碗肉絲湯麪，吃完後翻閲了一會兒報紙，待茶房泡了一杯清茶送進去後便閉門就寢了。
這天深夜11點30分左右，謙告旅館突然來了兩人，聲稱要找熊國華。他們從旅館賬房那裏得知熊入住的房間號後，徑直上樓叩響房門。熊國華聽到有人叫他，一骨碌兒從牀上跳下，開門一看是兩個陌生人，正要開口詢問，那兩人已亮出手槍，朝熊連開3槍，熊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兩名刺客隨即迅速下樓，與在門外望風警戒的同伴會合，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旅館老闆和夥計們聽到槍響，嚇得目瞪口呆，見刺客逃走後，才一齊上樓來到熊國華的房間。熊國華嘴裏發出微弱的求救聲，話還未講完就昏死過去。旅館賬房急忙打電話報告英租界的老閘捕房。捕房的中、西警探乘警車迅速趕到旅館。細察熊國華所中的3槍，一槍在嘴部，一槍在左頸根，還有一槍在右腳，熊國華當時血流滿身，呼吸微弱，救護車立即將他送到附近的仁濟醫院。可惜這次刺殺行動沒有將熊國華打死。
“紅隊”很快又偵查到熊國華被送到仁濟醫院治療，在特委委員，紅隊隊長鄺惠安的帶領指揮下，9月26日再次出擊，終於結果了叛徒熊國華的性命。包括一名保護熊國華的密探和一名華籍巡捕，均被擊斃。
而此案招致了中統瘋狂的反撲，在中統特務蘇成德（原中央工運早期著名人士，蚌埠中共組織創始人）的率領下，終於用“細胞戰術”，將特務打入紅隊中，一點告破，全盤崩壞。鄺惠安等紅隊骨幹均遭逮捕，並獻出了生命。
紅隊，一曲悲歌，迴盪在上海乃至中共黨史之中。但其精神永存，召喚着後來許多中共情報保衞人員前赴後繼，在黑暗中繼續前行。
“熊國華”被刺殺事件轟動了大上海，對黨內的叛徒們起了一定的震懾作用，打擊了國民黨特務們囂張氣焰，也堅定了進步羣眾的革命信心。國民黨政府特務機關——中統南京特工總部剛剛派到上海市警察局任偵緝總隊長兼“肅反專員”的季源溥，與中統上海特區區長韓達聽到熊國華被暗殺的報告，又是驚慌又是惱火。因為熊國華是一個秘密叛變共產黨，又被中統秘密派回共產黨內部的內奸。這樣的人怎麼就在重重戒備中被共產黨懲處暗殺了呢？季源溥與韓達既感到震驚，又感到可怕。他們聯想到近幾年來上海灘上連連發生的中統特務與共產黨叛徒被暗殺的事件，一致認為：這次案件又是可怕的中共中央特科“紅色恐怖隊”所為！季、韓兩人將上述情況向南京的特工總部作了報告，除遭到一陣臭罵外，就是限令他們迅速破案，將“紅色恐怖隊”人員一網打盡。他們搜捕的第一號重點對象就是紅隊負責人鄺惠安。
1926年10月，編入緝私衞商團，任連訓育員。
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任紅四師連長，在海陸豐一帶堅持革命鬥爭。中統上海特區對紅隊的偵查已有很長時間，作了多種佈置與偵查工作。其中，上海特區下屬的滬西分區主任蘇成德工作最有成效。他派了一個名叫張阿四、外號叫張麻子的小特務，以工廠工人的面目出現，偽裝革命，鑽入到中共地下組織內部，被調進紅隊工作。
1934年6月9日，他被紅隊組織派遣，跟着參與了刺殺中統特務頭子陳靜的行動。
1934年9月16日，他又被臨時叫去，跟着鄺惠安等人，來到晝錦裏謙告旅館，被分配在旅館外馬路上望風，參與了對熊國華的暗殺活動。但在當時，他不知暗殺的是誰，更不知熊國華是什麼人。晝錦裏謀殺案發生後，蘇成德秘密召見了張阿四，要他迅速查明紅隊人員情況，以便讓中統立即破案。但張阿四在紅隊中只是一名普通成員。紅隊的紀律極嚴，自吸收張阿四加入紅隊組織後，就給他在上海北槎城租了一個灶披間，讓他住宿與隱蔽，平時不許他上街，只有有任務時，才臨時派人來通知他跟着一道行動。張阿四不僅不瞭解紅隊領導的工作部署與行動計劃，而且連紅隊領導鄺惠安等人的住址也不知道。這叫他怎樣查明紅隊的情況呢？
張阿四將上述情況向蘇成德作了彙報。蘇成德與中統上海“肅反專員”季源溥、中統上海行動區區長韓達等特務頭目協商，決定派兩個特務化裝到北埔城一帶活動，協助張阿四偵查。張阿四得意地説：“區上派人來守候，準可以釣到大魚”不久，在不十分熱鬧的北犢城，新增了一家水果攤，攤販自稱名叫張光任，販賣各色水果。在水果攤對面，又來了一個補鞋匠。
這兩人就是化裝的中統特務。小攤販真名叫李典；補鞋匠真名仇一丸，化名張一之。兩人都是中統上海區行動股的老牌特務，是專門來偵查紅隊與鄺惠安的行蹤的。隱蔽在北鄴城的張阿四每天都要到水果攤來買一點水果，藉機與李典交換情報。
有一天，張阿四剛好來到水果攤，突然望見遠遠來了一個身穿短褲褂的青年人。張阿四向水果攤的小攤販用嘴一指，輕聲説了句：“他就是鄺哥子。”説完買了蘋果，就迎着鄺哥子走去，與鄺惠安打了招呼。兩人一邊低聲談話，一邊沿街慢走。原來這天鄺惠安是來向張阿四傳達一件事情的。傳達完畢，鄺就讓張阿四回駐地，然後他迅速地離開了這裏。
接着，中統特務組織又連續跟蹤偵察，順藤摸瓜，守候盯梢，又弄清了紅隊的其他幾處活動地點與人員駐地：鄺惠安與其妻林二妹住在法租界巨賴路（今鉅鹿路）112號新文祥銀樓三樓上一個房間內，這是紅隊秘藏武器的地方；紅隊的另一個負責人孟華亭住在英租界西藏路大世界對面的××裏；愛文藝路的鴻祥旅館是紅隊的聯繫點……仁濟醫院追殺案的發生促使瘋狂的逮捕與屠殺開始了。
1934年9月27日，中統特務首先集中力量抓捕紅隊負責人鄺惠安。他們在鄺的駐地法租界巨賴達路，新文祥銀樓附近守候。因為他們知道鄺有槍，又武藝高強，槍法準，不敢冒死進去抓人。他們直等到晚上9點多鐘，才發現鄺手拿一把雨傘從樓裏走出來，就尾隨其後，緊追不捨。他們怕這位頭號抓捕對象跑掉。決定馬上下手。等走到一僻靜處，一個特務就從後面猛撲過去，企圖綁架鄺惠安。沒想到鄺警覺性極高，覺得後面有人撲來，就往旁一閃，使那特務撲了個空，摔了個四腳着地。另一個特務又撲上來，鄺用雨傘一晃，拔腿就跑。
鄺跑至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時，適逢電影院散場，人羣擁擠無法迅速通過，被特務趕上扭住。鄺就與他們撕打起來。這時巡捕吹起警笛，大批警探聞聲趕來，鄺遂被捕。特務與巡捕們押着鄺惠安，猛撲其駐地新文祥銀樓三樓。這裏是紅隊儲藏武器的地方，因而鄺一被押上三樓，就大叫起來，以讓其妻林二妹警覺。特務們找到他住的房間。鄺的妻子林二妹一步跳到牀前，拆開牀墊拉出一支駁殼槍，準備拒捕。一個西捕縱身一跳，把林二妹壓倒在地，奪下她手中的武器，給她上了手銬。接着動手搜查，搜出大量武器彈藥。
可是，除陳俊明熬刑不過叛變招供外，其他人都英勇不屈。特務們首先審問鄺惠安的妻子林二妹，問：“你家為什麼藏那麼多武器？”林二妹回答：“是一個親戚放的。”
問：“你親戚是幹什麼的？將武器放到你家中做什麼？”
答：“我親戚是蘇北農村的一個大地主，家鄉鬧土匪，是拿來守家的！”
問：“那麼，捕房到你家，你為什麼要持槍拒捕？”
答：“上海灘的情形你們又不是不知道，他們打門那麼急，我還以為是強盜來綁票呢 ！”特務們一無所得。特務們對鄺惠安與其他紅隊成員動用竹針、皮鞭、老虎凳、“保險傘”、辣椒水等酷刑。但鄺惠安等人雖皮開肉綻，渾身是傷，就是不屈服。特務們讓張阿四與陳俊明來對質與誘降，鄺惠安怒目圓睜，大吼：“滾開！你倆給我滾開！”
孟華庭坦然説：“我們是共產黨的打狗隊！你們要殺就殺，何必多問 ？”一個特務頭子説：“你們只要講出你們的中央機關，講出給你們報信的那位情報員，我們就保證給你們光明前途，全家團圓。”
鄺惠安等回答：“你們的前途都不光明，還有什麼給別人的。”
最後，所有被捕的紅隊成員及其家屬都被送交在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理。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劃下，由英租界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出面，於1934年10月29日正式開庭審判，11月15日、11月29日又開庭續審兩次，還將以前已被捕關押的紅隊成員袁友芳、董紀金、歐之光三人提來法庭對質。
鄺惠安、孟華亭等紅隊成員毫無懼色，大義凜然，面對廣大聽眾説：“我們暗殺熊國華，絕不是私人謀害復仇，而是因為熊國華是個萬惡的叛徒，前幾年，他在東北就出賣了抗日反滿的中國同胞，到上海後，又陷害革命同志……”。
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最後於 1934年12月6日正式宣判：鄺惠安、趙軒、孟華亭、祝金明四人處死刑，林二妹處三年徒刑，其餘人員釋放。但不久，南京 國民政府司法當局向上海租界提出引渡鄺惠安等人的要求。在英租界當局同意後，鄺等五人被從上海押赴南京。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科的總頭目徐恩曾親自對鄺惠安等人進行誘降。但徐恩曾等的努力都歸徒勞。在一次誘降談話時，鄺惠安趁看守不備，奪槍就打，可惜槍內無子彈。鄺對那位與他談話的當局代表説：“算你好彩！”這是廣東話，意即“算你好運氣！”此後，鄺惠安等人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但他們始終堅貞不屈。在獄中，鄺惠安得知，其妻林二妹在女監房生下一子，他很想在自己就義前去看看他們，但怕連累他們，終於沒有提出來。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時，鄺惠安、趙軒、孟華亭、祝金明四人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軍法處被絞殺。這是國民政府司法當局第一次使用絞刑。一位被獄方請來為他們做禱告的牧師事後説：“基督在受難之前就昏迷了，別人替他戴荊棘冠他也不知道。今天我看到這四人與我們告別，卻都是清清楚楚的，好像明天還要見面一樣。他們相信的一定是比基督教義更有力的真理。”
在四烈士走向絞刑架時，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期。
長夜漫漫，黑夜沉沉。
然而，就在他們犧牲前不久，在紅軍的萬里長征路上，終於升起了遵義會議的冉冉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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