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市擺渡人到網約配送員，717騎士節給騎手帶來了什麼？_風聞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曾温暖過我的歲月”。電影《擺渡人》中，這是一句難得出現了兩次的台詞，也正是對於“擺渡人”最直觀的理解。

雪中送炭，總是勝過錦上添花。

2020年，這世界不缺擺渡人。比如趕赴武漢的醫生、守護堤壩的戰士，還有，奔波在路上的外賣騎手——相較其他人，他們不起眼，但捍衞的卻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或者説，就是生活本身。

**為眾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外賣騎手的努力，所有人都在看在眼裏，於是，這半年，也成為外賣騎手“職業認同感”增長最快的半年。

7月16日，2020年717騎士節啓動儀式在武漢舉行，這是最特殊的一個騎士節，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促成這個節點到來的，有騎手，有政府、媒體、公眾、平台，而在這個節點之後，是行業的新機會，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新答案。

**01  職業認同感來源何處？****將心比心的善意，**上上下下的肯定

直到現在，還有人能認出帶着口罩的高治曉，“您上過雜誌吧？”面對這種情況，這位“名氣最大”的外賣騎手，總是不好意思的輕輕點下頭，然後轉身，快步離開。

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3月19日，美國《時代週刊》封面發佈抗疫羣像，高治曉作為唯一的華人面孔登上封面。

這樣的經歷，讓高治曉有點不知所措，有些難為情，又覺得有種驕傲在心裏激盪。

這是高治曉做外賣騎手的第五年，今年春節，他和妻子退了車票，留在北京，整個疫情期間，一直在崗奔波。疫情最嚴重時，訂單很少，但沒斷過，於是，高治曉也沒停下腳步，他給穿着全身防護服的醫護人員送餐，給困頓於家中的老人送餐。

距離新冠病毒最近時，高治曉覺得自己彷彿“能聽見細菌落在衝鋒衣上的聲音”。但他又覺得很值得，因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換來了從未有過的“認同感”。這位16歲時就從寧夏來到北京的外地人，做過幫廚、保安、傳菜員，最困難時，一天工作20個小時，但掙到的錢大部分寄回了老家，在北京，他始終是個透明的“外來者”。

這一切，在疫情期間被改變了，有的客户會將購買的水果分給高治曉表示感謝，有人在領取外賣後會遠遠舉起大拇指揮揮手，還有一位客户，直接定了兩份餐，然後領餐時告訴他，有一份是為他點的。當然，也有輕鬆時刻，有客户留言請外賣小哥為他畫一隻小老虎，“我就畫了一隻小貓，不知道他看出來沒有。”

3月19日，新一期的《時代週刊》出街，穿着黃色制服帶着口罩高治曉出現在封面上，《時代週刊》稱讚，騎手們有“非凡的使命感”。

高治曉只是數百萬“擺渡人”之一。數據顯示，2020年1月1日至5月25日，美團平台上新註冊且有收入騎手的總數就已超過百萬，有20.8%的騎手每天配送距離超過50公里。

這個距離，差不多就是破碎的時光，與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之間的距離。疫情期間，是騎手連接起用户、商家與平台，而他們迸發的能量，甚至比平時人們認為的更多。

騎手中，有堅持送餐並在微博上記錄武漢故事、登上國新辦發佈會的騎手老計；有日送202單打破記錄的90後“武漢單王”騎手何文文；有作為抗疫羣像代表，登上《時代》週刊的騎手高治曉；有大年初一步行50公里，從老家回武漢堅持送餐的騎手李豐傑；有疫情最嚴重的56天內平均每天配送超過50單，累計配送3019次醫院訂單的武漢騎手王作兵……

有在武漢的醫護人員説，“如果説我們是‘逆行者’，那麼外賣小哥其實也是。”這句暖心的話背後，其實是社會對於這個職業的日漸認同。

社會的認同是大趨勢，但職業的“正常化”，才是堅硬的內核，這需要政府的有力推動。欣喜的是，它如期而至。

3月2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與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聯合發佈了智能製造工程技術人員、網約配送員、健康照護師等16個新職業。這是自2015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頒佈以來發布的第二批新職業。

這意味着，外賣騎手，或者説“網約配送員”，作為現代城市生活的“新基礎設施”得到了國家認可，這個自然生長出來的職業，有了合理的發展路徑。此後，相關的職業技能培訓、定級；相應的補貼、保障、政策紅利；更科學、更完善的成長路徑都會在政策和平台的推動下出現、落地。

如今，站在“騎手節”的歷史節點上往回看，一切都已經發生，且正在加速。而這，也讓職業認同感，由外部，而內生。

**02  自我認同是更大的驅動力，**而這來自“有恆產者有恆心”

張滿堂不是沒想過放棄騎手這份工作。

2018年，張滿堂快三歲的兒子浩浩依然不會開口説話，去醫院檢查後，他被診斷為重度聽力障礙，醫生的建議是，儘快做人工耳蝸，否則有聾啞的危險。

通常情況下，國產人工耳蝸費用大約在7到8萬元左右，而進口的人工耳蝸費用不低於20萬元。這個價格，對於從農村到城市做外賣騎手的張滿堂並不友好，儘管月收入不低，但它依然不能驟然負擔如此高昂的醫療費用，為了節省開支，家人提議回老家，但張滿堂還是有些猶豫。

“回老家，兒子的聽力還能治好嗎？”

就在張滿堂猶豫不決時，美團工作人員主動聯繫到了他，介紹了“袋鼠寶貝公益計劃”。

袋鼠寶貝公益計劃是美團在2019年717騎士節上發佈的外賣騎手子女公益幫扶計劃，為全行業外賣騎手子女遇到的大病、意外傷害等困難提供公益幫扶，不管是來自美團，還是餓了麼，外賣騎手滿足相應條件便可申請。

這成了張滿堂的救命稻草——除了計劃本身的幫扶之外，一位愛心人士通過袋鼠寶貝公益計劃知道了浩浩的故事，並捐贈了17萬元。去年，浩浩成功植入人工耳蝸，然後，他進入一家康復學校，進行聽説相關訓練，如今效果還不錯。

在2020年717騎士節上，美團介紹，一年來，袋鼠寶貝公益計劃共計為美團、餓了麼、達達等平台的49名騎手子女提供了近100萬元緊急醫療公益救助金。同時，美團公益基金會也對接合作伙伴為資金缺口較大的騎手子女發起個案公益籌款，累計超過389萬。

這是對個人命運的改變，而今，美團又將之拓展到騎手的家庭、故鄉和未來。

美團宣佈，“袋鼠寶貝公益計劃”將升級，在原有保障騎手子女健康基礎上，增加了對騎手子女教育的保障。另外，美團配送還將向貧困騎手主要來源地的學校發起公益捐贈，捐贈物品包括學生課外讀物、學習用品、學校課桌椅、體育器材和設施等。

收入之外，照顧不到家人曾是外賣騎手這個職業最大的後顧之憂，也是影響行業發展的障礙之一，而今，它正在慢慢消融。

顧後，尚需瞻前。實際上，隨着職業正常化的推動，騎手的前途也日漸寬廣。

在2020年717騎士節的啓動儀式上，人社部中國勞動學會會長、人社部原副部長楊志明表示，未來騎手羣體將通過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被納入技能人才隊伍，並可按照職業技能等級標準，不斷提升技能，在“多勞多得”的基礎上實現“技高多得”，同時還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訓補貼，參加政府及行業組織的職業技能大賽，更有機會通過競賽被認定為高層次人才，享受政府購房補貼、積分落户等政策。

“平台也可據此為騎手職業發展設計更加完善的成長路徑，構建更加科學的職業培訓與激勵體系，幫助廣大騎手實現更加體面和更高質量就業。”楊志明説。

曾幾何時，外賣騎手尚且是一個“臨時職業”，而今，卻在社會認同、政府支持、平台保障的賦能下，成為外鄉人在城市裏的一份“恆產”。

“有恆產者有恆心”，可以想象的是，自我認同的騎手會在這個職業上走得更遠，而這也會推動行業奔湧向前。

但2020年717騎士節不能簡單視作外賣行業的新起點，從宏觀上看，騎手與城市之間的“良性循環”，甚至可以為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找到一些良藥。

**03  推動職業認同，****就是推動融入，**也是推動城市化進程

7月16日，美團發佈了《2020年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美團平台上的有單騎手達到295.2萬人，同比增長16.4%；來自國家建檔立卡貧困户的新增騎手近8萬人。上半年，儘管受到疫情衝擊，但仍有45.7%的騎手月收入到達4000-8000元，並且有7.7%的騎手月收入超過一萬元。

這意味着，有數百萬人，甚至數百萬個家庭因為“外賣”被改變了命運，被改變了身份，也改變了固有的生活方式，而“職業認同感”，加速了這一進程。

這無意間，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找到了一個新的突破口。

與城市化有關的無數個小問題，困擾着外來的新城市人、城市的原住民和中國的地方政府，“如何融入”、“如何接納”、“如何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推動城市化”，諸如此類的問題，正如同亂麻，纏繞在整個歷史進程中。

外賣騎手，成了一個很好的觀察樣本，揭示出某些問題的本質和解法。

你看，真正的城市化並非居住地的變化，而是生活方式的轉變，外來者來到城市不止想賺錢離開，也希望獲取更好的教育、醫療和資源，當然，他們還希望獲得政府、媒體、居民的認可。但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需要多方的付出和努力。

外賣行業的出現曾是一個開始，它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給了外來者物質基礎；而職業正常化和認同感的形成，則讓外來者獲得了同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入口。

簡單來説，正是穩定的收入、相應的保障和認同感，讓外賣騎手獲得了融入城市的希望，也增加了他們的使命感，讓服務和行業升級。

類似的場景，歷史上也曾經上演。比如在一百年前的美國。

上個世紀20年代前後，美國迎來城市化進程的關鍵時刻，流水線的普及，讓工業發展，城市迅速擴張，操持着南方口音的外地人來到底特律、洛杉磯和紐約，成為產業工人，也成為服務業從業者。最初，他們的生活並不穩定，白天以零工餬口，夜晚則靠舊報紙、硬紙板和烈酒禦寒。

這讓他們跟城市格格不入，矛盾不斷激化，嫌隙難以彌合。

美國政府嘗試了很多辦法，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最後，卻是福特公司無意間解開死扣。當年的福特推出了5美元的日薪，讓產業工人獲得了優渥的生活和穩定的願景，也催生了消費時代的到來和財富轉移的發生。越來越多心懷希望的美國人安定下來，購置寓所，參與社區活動，重視教育。

這個良性循環的後果就是美國迎來了“咆哮的20年代”，城市化的進程被大大加速，而在“美國夢”的精神內核被暢銷書作家詹姆斯·亞當斯提出，並以此為基礎，迎來了屬於自己的20世紀。

獲得了穩定收入和完全保障，並正在建立職業認同感的外賣騎手，比當年的汽車產業工人更有希望。

如今的高治曉，依然住在一間牆皮脱落的小隔間裏，這裏不到八平米，一張牀一個桌子一個衣櫃，房租水電加起來每月1500元左右，但他的心態已經變了，在經常能感受到的善意中，他開始嘗試留下來。

另一位騎手張滿堂也放棄了離開的念頭，儘管生活成本更高，但他覺得，兒子在大城市能獲得更好的醫療和教育機會，這讓他有機會改變命運。

更多的騎手成為了鄉間的榜樣，那些失去教育機會的年輕人，那些希望改變命運的中年人，可以沿襲着這條越來越寬的道路來到城市，成為一樣的擺渡人。

時代洪流裏，遠方有希望，而奮鬥則是船槳。每個擺渡人在這裏，既渡他人，也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