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看《天下觀》（一）_風聞

1、

中國人的思維，經過兩千年的集權專制的浸潤，無論精英層，還是普通百姓，天下觀的思維觀念是深入骨髓的，至今仍是主流。

天下觀思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統治精英的觀念，沒有民族血緣之分，而是以文化和價值觀來界定“華夷之分”。認為全世界只能有一個統治者，即“天子”，也即中華之皇帝。全世界無論華夷，皆受天子統治。中華，也是天子認為中央繁華之地，天子直接管制，蠻夷未開化之地，只要稱臣納貢，委其酋首代管即可。

中國百姓也深信天下觀，沒有國家民族的概念，誰當皇帝我都當順民，鄉村基本是家族和鄉紳自治，禮教就是憲法。普通百姓，毫不關心政治，也機會沒有上升機會。所以，有英法聯軍燒圓明園，百姓跟着搶東西。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百姓願意帶路、賣飯賺點錢。這些，其實是思維的不同，導致了我們中國人喪失了國家、民族的競爭思維，所致。

2、

與天下觀理念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是儒家理論。儒家思想絕無種族主義，而在教育上也是“有教無類”的平等思想。

但儒家思想是以禮教文化分高下的，禮教相當於民間家族自治的憲法，兩千多年來，就算不識字的農民也悉知禮法，社會秩序算是井然。總的來講，中古時代的鄉村自治的效果是相當不錯的，不似魯迅所憎惡的那樣“禮教吃人”。尤其是大一統的朝代，鄉村的長期和平是世界上任何地區沒有的，儘管存在各種剝削和壓迫，總歸要偽裝於禮教之下，不至過分。而歐洲等地戰亂不止，也就無所謂法律秩序，人命唯武力是從，朝不保夕，習以為常。

相比之下，中國的農業時代的治理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增殖。一般大一統王朝後期，承平日久，人口和土地之間零和博弈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嚴重，終致戰亂爆發，大量人口毀滅後，又重新歸於大一統，又一個循環開始了。

若不是西方殖民者打亂這種進程，中國的治亂循環不知道是否能突破?何時突破?

3、

天下觀的中央集權模式，其實已經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最高層次了。

全世界人類的政治進程的發展，大概都是一個階梯程序的。但是中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發展，是極其早熟的，從早期部落時代，到黃帝時期的部落聯盟，夏商的方國時期，周代進入了封建時代，也是天下觀思維的發端。春秋時期是封建的繼續和發展，戰國時代很像現在的世界，各國進入高度競爭的時候，為了競爭的需要，各國紛紛改封建為中央集權。中央集權發端是戰國。

戰國七雄，中央集權的程度有深有淺。最淺的是齊國，齊國受益於最早實現管仲的法家思想治國，遂一直成為了春秋戰國時期最富裕的國家，人民生活也最富足。但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逸”，戰國時期，各國已經處於“你死我活”的大規模、高烈度的戰爭狀態了，而齊國君民，則上下一心求安逸，關起門來享受太平生活。最後齊國滅國，固然有秦“遠交近攻”的作用，但主要是齊國自己失去了競爭奮鬥的精神。

最後，在法家的幫助下，把中央集權發展到極致秦國贏到最後，吞六國而致六合，囊括四海。秦國不但中央集權，而且實現全國全體制的國民經濟軍事化，把全民進行高度組織化和管制化，有類二戰的歐洲日本。秦國的勝利，是法家政治的勝利，也是殘暴管制的國民經濟軍事化的勝利。這些，近現代的歐洲諸國也非常類似，只是沒能實現統一而已。

當然法家暴政的最大缺陷，就是“勢不長久”！社會不能總是緊繃着，張弛有度才是長治久安之策，雖有了漢代初期的黃老思想指導下的文景之治，但“天下觀思維”的大成者，確是在漢武帝採取董仲舒“獨尊儒術"而確立的。

4、

中國及周邊相對封閉和優越的地理生態，使得中華文明相當地早熟。兩千年前秦始皇開創的大一統，形成了全球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兩千年中央集權的帝國時代。天下觀思維雖然自周代封建已有之，但只有經過兩千年中央集權的封閉發酵，才深入到了每個中國人的骨髓。

西方文明雖然在技術和經濟方面總是領先，但政治進程則遠遠落在後面。古希臘、古羅馬，不過是夏商方國時代的翻版，中世紀歐洲為黑暗封建，大航海後，歐洲逐步戰國化，同盟對協約、對軸心，以至於一戰二戰高度激烈的戰爭，與我們兩千多年前”合縱連橫“七雄混戰，何其相似。

歐洲西方最終沒有實現秦國那樣的統一，根源在於地理大發現。空前增加的土地和資源，迅速化解了舊大陸日益激烈的土地人口矛盾。新大陸力量不但化解了舊大陸的統一進程，而且極大吸收了舊大陸的人口，連挑戰者德國也至少移民一億，遠超本土。

而中國沒有那麼幸運，不但離每個新大陸都過於遙遠，而且過早統一、政權壟斷，失去了國家競爭的動力，也就導致了兩千年像玻璃瓶內的細菌世界，不斷內在地進行治亂循環，人口消漲波動循環。沉睡着，靜等別人超過自己，打醒自己。

近代西方列強的瓜分殺掠，才終於迫使中國從睡夢中又回到了戰國時代，被迫走回頭路，拿起刀劍進行激烈的競爭。但是國民上下的思維改變，還遠遠落後，競爭主義精神有些了，但天下觀思維還是那麼頑固，經常讓我們昏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