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朝鮮教科書事件（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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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就曾圍繞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引發了長達30餘年的爭執。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近世以來，新式教育在東亞各國逐漸推廣。作為新式教育的載體，教科書尤其是歷史、社會類的教科書，除了傳播先進的科技與知識外，還承擔着傳承民族文化，塑造現代國民國家，改造國民性，幫助青少年確立國家觀、世界觀等諸多責任。

　　在本國學校的教育中採用何種教科書本是一國的內部事務，但由於各自的國家利益不同，對於同一事件的表述，不同國家的教科書可能大相徑庭，在某些時期，甚至可能會因為教科書而引發成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事件(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內部，不同團體對教科書的內容也常有很大的爭議)。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就曾圍繞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引發了長達30餘年的爭執，政府、學界與民眾均發表意見，迄今爭議尚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筆者在查閲韓國國家記錄院（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時，發現1932年間中國與日本在朝鮮曾因教科書發生爭執，這一事件對於理解當前的日本教科書問題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中日關係惡化與朝鮮的華僑教育

　　中國與朝鮮相鄰，早年赴朝鮮的華僑以成年單身男子為主，大多都沒有長期僑居的打算，故朝鮮華僑的教育事業起步遲緩，1902年才在仁川建立了第一所華僑學校。20世紀20年代，隨着朝鮮華僑經濟的發展，華僑教育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不少城市均建立了華僑學校，但基本是規模很小的小學。

　　中國駐朝鮮總領事館曾向教育部詳細報告20世紀30年代其轄區內教育發展狀況。據此報告，總領事館下轄三個學校：漢城華僑小學校(1910年創辦，設於中國總領事館內)、仁川華僑小學校(1914年創辦)、仁川魯僑小學校(1930年創辦)。課程設置與訓育方針基本與國內是一致的，朝鮮華僑學校的教師也基本來自國內。當地的日本當局對於華僑學校並無干涉之事。有份檔案資料稱，華僑學校教職員、學生乘車船減價問題，得與日本人受同等待遇。可見，日本當局認可華僑學校及師生的同等地位。

　　朝鮮的華僑學校比國內學校更注重向學生強調本國文化，灌輸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當時的華僑教育事宜，主要是由僑務委員會負責，但須與教育部協商。朝鮮華僑學校的工作曾因“恪盡職守，指導有方”而獲得僑務委員會的表彰。

　　朝鮮總督府第一任總督寺內正毅

　　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中國內部長期動盪不安，與朝鮮的關係大致平淡。檔案顯示，1928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與朝鮮的關係有所改善。在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中國有教育代表團、實習軍艦等到朝鮮訪問，還在朝鮮辦過商品展等。

　　1929年，發生過日本警察搜查中國書籍的事件。7月8日，中國國民黨駐朝鮮支部向中國駐朝鮮的最高外交機構——駐京城總領事館報告，國民黨在平壤的閲書報社為“蒐羅黨化書報，以資宣傳”，從上海購得《三民主義》13冊、《建國方略》1冊、《黨員必攜》1冊、《三民主義考試指南》1冊。被當地警察以“書為可疑”搜去，再去查詢時，被告知書已被送到京城警務局了。不久之後，國民黨駐朝鮮支部元山分部再次報告，被當地警察搜去《三民主義淺説》11本，並扣在警署。國民黨支部向中國總領事館提出，《三民主義淺説》一書是宣傳三民主義的刊物，與日方毫無關係。總領事館着令駐元山領事館前往交涉，元山警察署長以書中有“朝鮮亡於日本”一段，以妨害治安為由，拒絕歸還。

　　這兩次搜書事件，説明日本殖民當局非常在意中國書籍中宣傳民族主義的內容，尤其是指責日本近代對中國、朝鮮侵略的內容。

　　1931年下半年，先是有“萬寶山事件”(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在吉林萬寶山村策劃的中韓衝突事件)，引發了朝鮮的“排華風潮”，接着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中日關係降到冰點。

　　萬寶山事件引發了朝鮮的“排華風潮”

　　1931年10月，中國朝鮮總領事館停辦“雙十”國慶慶祝典禮，委婉地對日本的侵華政策表達不滿。而在朝鮮的日本殖民當局對中國領事館的防範也更嚴密，先是無理扣押中國總領事館訂的國內報紙，以使外交官們無法瞭解國內情況與時局進展。1931年11月，中國駐京城總領事盧春芳致函朝鮮總督府外事課長穗積真六郎，對此提出嚴正抗議，要求主管機關將領事館所訂報紙儘快送還。更有甚者，日本殖民當局罔顧外交慣例，竟然偷拆中國總領事館的公文函件：1932年5月，總領事館發現教育部來函信封已開口。至1934年，中國方面忍無可忍，向日方提出抗議函，望其立即停止此種行徑，對於“竊拆者”嚴加查處。

　　在中日關係惡化的大環境下，朝鮮的華僑學校也成為殖民當局監視的重點之一。1932年初，日本警察當局得報，漢城的華僑小學內張貼排日宣傳海報。因漢城華僑小學處於總領事館內，日本警察不能進入校內搜查，京畿道警察遂進行密查，並以中國總領事館內張貼排日海報之事件向警務局長、各道警察部長、各警察署長詳盡地報告了總領事館內漢城華僑小學辦學現狀。雖然日本警察未在華僑學校查到“排日海報”，但也埋下了另一伏筆，即要繼續密查教科書中的“排日宣傳”。

　　殖民統治者對外僑的治理，往往採取比日本國內更嚴苛的措施。在日本侵佔東北，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朝鮮的日本殖民當局之敏感可想而知。1932年的教科書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

　　- 未完待續 -